第10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 贯彻十五大
加强软科学研究 促进决策科学化
成思危
内容提要：●软科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软科学研究是促进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软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进一步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要努力探讨建立软科学的理论及方法体系，大力培养软科学研究人才，提高软科学研究水平。
●创造条件，让软科学逐步走向市场，为不同类型及不同层次的决策服务。
软科学研究是促进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决策科学化是指要采用科学的观点、程序、方法及手段来进行决策，而决策民主化则是指在作出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要具备论证、协商、审议及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掌握全面情况，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充分权衡利弊（即把握好“度”），更好地将一般原则与具体情况相结合，选出最优方案，从而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好的效果。
一项决策的有效性，通常应以该项决策实施后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与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经济代价、社会代价与政治代价等）之比来衡量。由于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难以精确估计其效益及代价，因此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软科学研究是促进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所谓软科学，它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系统，包括其组织、计划、控制、指挥、协调、交流等各方面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软科学的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通常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的复杂系统），研究方法的综合性（通常需要各有关领域的专家及软科学专家的参与），以及研究成果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尽量减少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努力争取最佳的决策效果）。
借助组织内部或外部的专家群体（智囊团）进行软科学研究来提供决策支持，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传统。不仅许多大公司纷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决策研究班子，一批专门从事软科学研究的机构也应运而生，例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特别是在政策研究方面，由于系统分析方法与传统的制定政策的过程相结合，已经形成了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策科学。
软科学研究需要领导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软科学研究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1986年7月，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万里同志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1994年12月，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江泽民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96年12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有软科学研究机构1000多个，研究人员约3万人，研究课题约6000项，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国家12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的研究》、《人口系统定量研究及其应用》和《2000年的中国》等。
但是，软科学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不足。有些人习惯于“想当然”、“拍脑袋”进行决策，或者抓住个别事例，不作基本的数量分析，就作出普遍性的结论，有时还会轻信一些失真的情况反映而作出错误的决策。个别人甚至认为软科学研究是“多此一举”、“没事找事”，当软科学研究的结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斥之为“书生之见”、“干扰决策”。因此，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应当认识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影响深远、无章可循、瞬息万变的，决策时决不能单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经验判断，而只有在进行软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软科学研究就没有决策权。因此，领导者应自觉将软科学研究纳入决策程序，并在认真考虑软科学研究的结论以后再作出决策。只有领导者具备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对软科学研究给以真心实意的支持。
领导者对软科学研究的支持，首先是要有从善如流的民主作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权衡利弊后作出抉择的能力，以及对决策失误承担责任的勇气。这样，才能将一批软科学研究人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参谋和咨询作用。其次是组织上的支持，要建立适当的领导机构、管理机构以及基本的研究队伍和有关领域专家的网络。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在研究起步的阶段。
一个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应当自觉地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经常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为此，就需要不断地提出软科学研究的课题，以便为今后的决策做好准备。领导者本人最好争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例如通过与软科学研究人员的反复对话以明确课题的目标体系，定期听取软科学研究人员的汇报并交换意见，参与课题的评审及验收等。对于某些特别重要的课题，也可以由领导者亲自担任课题总负责人，进行总体设计、目标分解、分析建模、综合集成等工作。
努力提高软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
软科学研究的成果应当有充分而可靠的数据，合理而明晰的模型（或思路），既有真知灼见，又切实可行。坦率地说，我国迄今为止的软科学研究在质量上尚有不令人满意的方面。任务切块、分头研究、机械汇总的还原论方法在许多研究工作中还占主导地位，而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却往往被忽略。满纸新词汇、“新思维”而缺乏科学论据的空头文章，堆积了大量数据和“事实”而缺乏分析综合的繁琐报告，往往都披着“软科学”的外衣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或学术会议中。因此，应当努力探讨建立软科学的理论及方法体系，以便指导软科学研究的实践，进一步提高软科学研究的水平。
软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关键部分，通常是改变所研究的系统的现状的建议，因此软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就主要取决于这些建议的可行性，包括技术可行性（达到系统的技术目标的可能性）、经济可行性（可用资源的可能性及效益——成本比）、法律可行性（所提建议的合法性）、操作可行性（所提建议实施的可能性，亦称可操作性）、进度可行性（所提建议在规定时间内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所提建议是政策性的，还要考虑其政治可行性（该建议为决策者及有关当事人接受的可能性）。
综合集成是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即在课题设计时，自上而下的总体框架与自下而上的分目标设计相结合，分目标服从总目标；在研究过程中，要从微观到宏观，但微观必须服从宏观；在作出研究结论时，要从矛盾到协同，在综合集成各子系统的研究结论时，必须着重处理好总体研究结论与各子系统研究结论以及各子系统研究结论之间的矛盾，力争达到协同的效果。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要真正实现综合集成，必须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软科学专家与有关专业领域专家的结合。二者不仅要在一起工作，还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软科学专家要注意发挥领域专家群体的作用，包括请他们分析统计数据及典型调查结果、预测未来、收集并整理他们的知识以建立专家系统等。领域专家一定要树立总体观念，不能只顾追求自己领域内的局部最优。二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定性分析建立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的概念模型，并尽可能地将它们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然后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的综合，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三是经验决策与计算机辅助决策相结合。要请领域专家集体反复评论计算机运算的结果，找出其与专家判断偏离的原因，并对模型进行调整，使模型尽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大力培养软科学研究人才
软科学人才是一种复合型人才。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系统工程的基本方法、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和阅读国外文献，又要思维敏锐、勤奋好学、知识面较广、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及组织能力。而最重要的是，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能够全面地、历史地、系统地观察和分析问题；在评价现状及提出建议时能把握好“度”（事物发生质变时的数量界限）；既注意研究系统一般的、集中的性质，又要注意系统特殊的、离散的性质（通常要进行案例研究或实证研究才能发现）。
软科学研究人员应当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尊重事实，坚持真理。做到尊重领导而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应当认识到，软科学研究只能提供决策支持，并不能进行决策。一方面，这是因为软科学研究人员往往受到知识、经验、时间、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很难保证其研究结论完全正确；另一方面，则由于领导者在视野、价值观、风险性判断等方面与软科学研究人员有所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领导者完全按照软科学研究人员的意见进行决策。
培养软科学研究人才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选择一些思路较宽、知识面较广、有兴趣从事软科学研究的领域专家，进行软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培训；另一方面，挑选一批思想及业务素质好、有志献身于软科学事业、文化程度在大学毕业以上的青年加以培养。应当鼓励软科学研究人员在业务上深入钻研，在实践中刻苦锻炼，不断积累经验。同时还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安心于软科学研究。此外，还应该与国外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加速人才培养。
让软科学逐步走向市场
软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努力创造条件，让软科学逐步走向市场，为不同类型及不同层次的决策服务。
咨询产业是软科学走向市场的桥梁。咨询作为一种向客户提供信息及建议、帮助客户降低决策风险的智力服务，在本世纪初虽已形成产业，但只是在50年代系统工程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才发展成为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用软科学，可以使咨询产业向战略高度及社会、经济的广度发展，而软科学也只有通过咨询活动才能真正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为此，应当努力发展我国的咨询产业，在不同层次上加强战略、规划、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咨询活动。在咨询队伍中也应增加懂得经济、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系统工程等诸多方面的人员。
在发展咨询业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其有效性及公正性。咨询的有效性应当表现为它确实能帮助客户降低决策风险，也就是决策科学中所说的能够提高期望收益值，而客户所支付的咨询费用则应低于完全情报的最高价值。咨询的公正性应当表现为咨询的意见不受客户、政府部门或其他方面的影响。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编制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由于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都不希望得出否定的结论，因此往往会过分强调项目的有利条件，淡化不利条件，个别的不惜弄虚作假，以得出“可行”的结论。为了克服这类不良倾向，必须采用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咨询的公正性。
为了推动软科学走向市场，建议国家、地方、行业、企业都应根据自身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出一批软科学研究课题，并与软科学研究单位共同研究。同时还应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我国的软科学走向世界市场。
我国的软科学事业任重道远，前途无量。只要注意加强领导、提高质量、培养人才、走向市场，就一定能将我国的软科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
金锵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付诸于复兴中华的伟业，是中国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搏击世界进步潮流的壮举。
科教兴国，本身就有先兴科教的含义和要求。那么，谁来兴科教呢？当然是国兴科教。这个“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之国，它维系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兴科教，毫无疑问，要靠党的坚强领导，靠政府的有效组织实施，靠广大科教工作者的呕心沥血。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干部，直至每个公民，皆不可漠然视之。推行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全民族都来“兴”科教，实现以科教“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科教兴国，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雄心壮志。历史昭示我们，没有先进科技和教育的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参与世界竞争的资格。一个获得解放和独立的国家，要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繁荣昌盛，不能不奋起振兴科教。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成为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现代科技尤其是高科技在提高综合国力中占据主导力量，成为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下个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国际的激烈竞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对抗，智慧的拼搏，知识的较量。谁上升，谁下降，谁能立足，谁被淘汰，首先取决于在这个崭新的领域有没有作为，有多大作为。应当看到，我们的科技事业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发展起来的。经过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追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华民族要崛起于东方，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怎么能不确立科教兴国的雄心壮志，怎么能不弘扬振兴科教的精神呢？有了这种民族之志，才能有用先进理论和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民族，才能有推动民族振兴的强大持久的动力。
科教兴国，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风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很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科学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这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无形巨大力量，也是造就宏大的优秀科教队伍的基础。人才，是开发智力的先锋，是发展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源头。人才，只有在大兴科教之风的环境里才能涌流不息地产生和成长起来。否则，如果迷信盛行、科学受辱，不以无知为耻、只以捞钱为荣，儿童流失校外、义务教育发展迟缓，就根本谈不上兴科教、出人才。据有关资料，9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千分比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当前，拥有人才优势的发达国家尚且把人才问题作为自身面临的危机提出来，全力谋求应对之策，我们就更不可等闲视之了。为此，应该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而全民大兴科教之风，从求知的动力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培养、激励人才的基础工程抓起，是不可或缺的。
科教兴国，应该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行动。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来说，就与广大干部群众密切相关。现在，党和政府下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而要使这个决心变成现实，则离不开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大局下自觉行动。环顾发达国家研究开发的投入，企业所占比重很大。而当前我国很多企业效益不好，科技投入受限。提高企业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它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干部职工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要使国家财政拿出更多的经费投入科教事业，还要坚持勤俭办事，艰苦奋斗，严禁铺张浪费，制止偷税漏税。这就更需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了。可以相信，有了全国人民大兴科教的创造性实践，科教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的兴旺和发达必定能够实现。
第10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
赵国章
最近红旗出版社出版由戴舟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16开精装五卷本，近700万字）一书。
该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书中辟有“江泽民论述”、“学习纲要”、“邓小平专论摘编”、“文献辑录”、“统计显示”、“备忘录”、“历史纪实”和“大事记”等专栏，并插配数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编者将邓小平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结合起来，并辅之以丰富的背景材料。全书共分18个部分，以“科学的理论、行动的指南”为开篇，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以“高举伟大旗帜、推进伟大事业”作结尾，充分展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信心和决心。该书紧紧围绕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及其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展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全书浑然一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第10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邓小平理论与政府机构改革研讨会述要
张志和
“邓小平理论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研讨会于4月中旬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来自机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者对邓小平行政理论和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指导，也是提高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行政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目标、地位与作用；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关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关于下放权力，扩大民主，充分调动地方、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关于提高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严格实行责任制，提高行政效能；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于加强行政监督和廉政建设，坚决反对和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关于适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等等。
与会者指出，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重大举措，也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措施。代表们指出，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不论有多大困难和阻力，都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否则，就难以克服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但机构改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顺利进行，真正做到“谋定而后动”，必须进一步加紧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关于政府机构设置的统一性与政府间规模结构的关系问题，关于政府规模与行政资源供给能力的关系问题，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特殊利益行为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责权划分问题等。
与会者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机构设置，其突出弊端是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既阻碍了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实体，也使政府陷入了对企业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造成企业的低效率，使企业难以进入市场，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政企职能错位，产权管理责任不清，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由于政企不分，也阻碍了政府行使社会经济管理的职能，难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此，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应当是改变政企不分，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首位，切实把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企业。但是，还必须看到，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应该配套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确立政企分开后，国家如何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形成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监督机制；确立政企分开后企业走向市场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政企分开的投、融资体制；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等。
与会者认为，精简机构并不等于就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必须把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做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在干部的培训、录用、考核、晋升、调动以及退休等环节作系统的改革。有的学者指出，现在的干部考核往往只重视“政绩”。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良好愿望，但怎样出“政绩”，怎样“造福一方”，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地方在经济建设中，乱铺摊子，造成低层次重复和浪费，不少是领导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项目的结果，这实际上涉及到干部考核任用制度的改革问题。可见，人事干部制度的改革是关系到政府机构改革成败的一件大事，必须与政府机构改革协调配套，否则，就难以建立精简、统一、效能的行政管理体系。
代表们认为，应加深对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观点的理解，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树立编制就是法律的观念。目前，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如行政立法严重滞后，行政执法缺乏力度，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情况缺乏有效监督等。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不仅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也使改革的成果难以巩固。为此，应尽快研究制定行政编制法，完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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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黄士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组成统一的整体，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理论。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员和党组织应当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作出了详细的、明确的规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和党的文献不仅指出了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把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心放在扩大民主上。他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有碍于党员和人民群众勇于思考、勇于创新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还说，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的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领导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与此同时，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党内还存在着纪律废弛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因此，他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四个服从”，并强调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他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处理和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继承和丰富民主集中制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新形势下的党的建设。概括地说，江泽民同志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团结一致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我们党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要用这条路线来指导我们健全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保证党的路线能更好地贯彻执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鉴于我们党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提高决策水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决策制度。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允许个人专断。个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定。
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的“一把手”负有重要的责任。“一把手”必须坚持原则，把握全局，团结同志，加强修养。要善于带班子，既要充分发扬民主，不搞“一言堂”，又要进行正确的集中，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班子内部要讲党性、讲原则、讲友谊、讲谅解，求大同存小异，树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良好风气，自觉维护团结。
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监督才能确有保障。事实证明，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出了问题一般也能得到及时解决。反之，监督工作薄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党内监督要有效，监督水平要提高，这有赖于党内制度建设的加强，有赖于完善监督法规，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