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市场建设与流通革命
宋则 张群群
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商贸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及部分企业界人士就市场建设与流通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商业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必然要求在流通领域实现一场革命。而流通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流通的现代化，即在流通观念、技术装备、经营组织形式和营销方式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在二战前后即已进入流通革命阶段。出现流通革命要有一系列条件：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消费模式由单纯数量型向追求质量型的转变等等。与会者指出，目前我国引进的营销方式，大部分是国外在流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今后面临的研究课题是，目前中国是否与日本在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阶段相当？我们是否应当推动中国的流通革命。如果说目前在中国已经拉开了流通革命的序幕，那么就须研究其具体特点是什么，在不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推动这场革命，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流通产业政策。
有代表提出，目前中国在流通业和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类流通组织方式：一是一大批农贸批发市场，二是代理、连锁、超市等经营方式或经营组织形式。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有时在一个城市中有此消彼长的问题。例如，批发市场搞得多了，则其他方式就会受到影响。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批发市场是否适合国情，它们是将长期存在的组织形式，还是一种过渡性的流通方式？是否应当针对不同地区区别对待？比如，许多农贸批发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适合农村和中小城市（镇）的购买力水平，因此不可人为地阻碍其发展；另一方面，大城市则应以发展现代营销方式为主。在国外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两类组织形式，是否存在某种替代关系或替代过程？国外批发市场是如何改造和发展的？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在流通现代化过程中就可以少走弯路。否则，搞了许多初级的有形市场，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又不能创造适当条件，今后就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对此应当很好地研究，以便进行分类指导。
有代表进一步分析指出，改革以来流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可概括为：一是基本实现了价格机制的市场化；二是卖方市场初步转变为买方市场；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在此形势下，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如何调整？哪些领域政府应该退出，哪些领域政府应加强其职能和服务，这个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如政府应给农民和生产厂家提供信息服务，但目前的有关信息覆盖面还不够，信息质量有待提高。此外，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多在调控、规范和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在培育和管理市场过程中存在的各主管部门之间相互争权、“你管”“我管”的扯皮问题，以及片面强调搞审批，争审批，人为划定“定点市场”，都是不妥当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在这次机构改革过程中加以解决。
代表们还对我国流通领域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谈到我国市场的组织发育程度严重滞后问题时，有的代表指出，发达国家的流通状况不像我国这样产销严重脱节，通常都有专门的组织来协调和收购，产销关系是相当稳定的。我国的情况则是，几亿农户严重缺乏合作组织和市场信息，生产出产品却不知卖给谁，难以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许多农民沿公路设摊销售，即使到了批发市场，与消费者的联系也没有相应的流通组织，交易方式还很原始。国外流通领域有大型的集团，我们也应当有相应的流通组织。否则，在流通领域取消对外商的诸多限制以后，我们将陷于很大的被动。
在谈到流通革命进程中的分销问题时，有代表提出，研究分销问题需把握两点：一是要研究零售业或分销业发展的规律性。目前这类行业的发展变化很快，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成。我们对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等各类商品分销形态演进的过程并不是十分清楚，对西方发展历程的规律研究得也不够充分。我国目前正处于综合性的零售革命阶段。西方国家在150年间经历六次革命形成的二十几种业态，三五年间在我国就都同时综合地呈现出来了。但各类业态的发展条件是不同的，它们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但这一点并未得到充分注意。二是必须研究中国特殊的国情。事实证明，包括一些外商投资的零售企业，完全照搬国外模式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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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中国的资产制度和资本结构》
□汪玉奇
蔡玉峰同志的新作《中国的资产制度和资本结构》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就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调整和完善中国的资产制度和资本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部书的出版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用联系的方法，把资产制度与资本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学地揭示出了中国现行资本结构的制度根源和变革现行资产制度的基本思路。作者指出：“在我国，国家和微观经济单位这两个基本的资产主体各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和作用，他们在相互补充和相互博弈中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向高级化的方向发展。这二者中国家主体起着主导性作用，国家能否科学合理地运用政策法规、国有资产以及各种经济杠杆进行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结构优化的关键。”这里，关于两个资产主体、关于相互补充与相互博弈、关于国家主体的主导性作用、关于多种杠杆进行调控等等观点，都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这部书分9章。其中，前6章在研究资产制度过程中，偏重于规范研究，后3章则主要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本结构的优化问题。全书读下来，后3章出现了高潮。在第7章“中国的资本结构模式”中，作者在细致地比较了包括单一公有资产结构在内的5种资本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设置了“资本结构模式的选择”一节，详尽叙述了资本结构模式选择的依据与原则，从而使作者选择的结果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第八章“区域的资本结构”和第九章“产业部门的资本结构”读来更是新风扑面。作者分别研究了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和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各自资本结构优化的方向与对策。这两章，使党的十五大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有的产业、有的地区可以有所差别的重要论述得以具体化，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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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国际金融》评介
□谢陶
何璋同志撰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国际金融》一书，是一部适合于人们学习和掌握国际金融知识的读物。
与国内外众多的同类书籍相比，该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它打破了传统的国际金融书籍的格局，在内容上更加全面。此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导论涉及到了国际金融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本内容，第二篇国际金融理论和第三篇国际金融实务反映了作者在内容结构上所作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容充实和信息量大的特色。其次，此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家在国际金融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成果，如对于传统的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理论的最新发展、粘性和柔性价格下的货币主义分析、将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联系起来的多恩布施模型，以及资产结构平衡模型和货币替代模型等。严格说来，这些模型具有诸多局限性，不一定能适用于中国的经济环境。但是，这些模型所采用的一些分析方法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汇率预测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理论模型。最后，此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我国的对外开放要求培养出大量懂得国际金融操作的实用型人才。此书从外汇交易、国际银行贷款、证券投资、期货与期权、外汇风险、汇率预测等多种角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金融实务各个领域的内容，从而表现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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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动态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研究概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术动态课题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我国学者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和生产国际化的性质、作用、发展阶段及发展趋势等，都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关于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问题。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1）认为国际分工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发展相适应。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至今国际分工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地理大发现开拓了国际分工的第一阶段（15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开拓了国际分工的第二阶段（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开拓了国际分工的第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二次大战后，随着新的产业分工，国际分工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第四阶段。（2）认为国际分工的发展与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至今国际分工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8世纪开始为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19世纪末开始为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阶段；战后开始为国际分工的扩大和发展阶段。（3）认为战后的国际分工与战前的国际分工有质的不同。它作为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有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多类型和多层次，即不仅深入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而且深入到了部门内部的不同产品之间。（4）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之后，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国际分工就形成为庞大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落后国家处于“外围”地位；形成“中心”支配“外围”，“外围”依附“中心”的格局。
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1）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均有着两面性：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本身看，有自然和社会两重性；从经济发展看，有互补和依附两重性；从经济利益看，有互利和剥削两重性。（2）国际分工的类型主要有垂直型国际分工、水平型国际分工、混合型国际分工等三种。
关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分工是否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不少学者都认为，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主要有：（1）国际分工与社会分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国际分工与对外贸易没有必然联系；（2）国际贸易产生于国际分工之前；（3）国际贸易的基础是资源优势、国际条件差异、预期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特定的社会目的。
关于国际价格和国际价值规律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1）认为国际价值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出现，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价值也发展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客观的重要范畴。只有当国民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真正具有国际意义。从而一国的生产的国内关系才得以发展为生产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发展为国际生产关系体系。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最终要通过具体商品的国际价值体现出来。国际价值，即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它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即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国际货币，是国际价值的发展形态。（2）认为国际价值是发展中的范畴，其所反映的内容和计量方法，都是随国际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国际价值取决于参与贸易各国所有同类商品加权平均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把国际价值所反映的内容和计量方法视为一成不变，是不科学的。（3）认为国际价值规律是一般价值规律在国际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延伸，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但在世界市场上没有调节整个社会劳动力和资本配置的有效机制，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自由转移，经常存在不等量劳动交换，所以国际价值规律是变了形的价值规律。（5）认为不存在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规律。理由是，由于劳动力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在世界市场上，任何商品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同一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不可能形成国际价值，自然也不存在国际价值规律。
关于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理的评价问题。主要有如下观点：（1）认为李氏比较利益论的科学内核是劳动价值论，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2）认为李氏比较利益论的科学内核是在贸易中双方都能得利。其缺陷正是在于它不能用劳动价值论来科学地解释双方得利多少的问题。而且这种合理内核对落后国家来说是有限的。（3）认为西方鼓吹李氏学说，主要是基于其阶级利益，掩盖其剥削实质，所以它不能被奉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4）认为李氏的贸易理论与西方贸易政策相分离，李氏的理论是西方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强大思想武器，直到70年代，这种自由贸易政策使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和德国经济异军突起，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到了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虽然仍鼓吹自由贸易理论，声称要彻底实现“公平与自由贸易”，但却都出台了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导致了理论和政策的严重分离，使世界贸易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政策的关系问题。有如下三种观点：（1）认为不能把保护关税视为一种罪恶，不能盲目地反对关税保护，没有关税保护，一些新兴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样的保护政策。主张关税保护政策所应当保护的是那些有很大学习效应的新兴产业，而不是那些衰落的夕阳产业或没有学习效应的新兴产业。前一种保护政策是必要的，这种保护政策同自由贸易并不矛盾，而后一种保护政策是有害的。（2）认为适宜的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但对民族工业的概念应当重新认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工业的内涵不再单纯是以本国人的资本发展工业对抗外来成分的工业，而是指整个民族的整体工业能力和整体工业水平。合资企业也体现民族工业水平，所以它也属于民族工业的范畴。（3）认为不能同意那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保护民族工业已经过时的观点。主张既不能闭关自守，也不能不保护民族工业，不能犯两个极端的错误。不保护民族工业，就不能保护民族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实体。认为，跨国公司是公司的属性，是带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
关于国际竞争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1）认为过去国际竞争中所制订的一切国际规则，都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对于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脱胎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争得一个人人平等的地位已属不易。而且规则的平等是公平竞争所必要的，舍此没有更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替代办法。然而，规则的平等必定引起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竞争过程中努力程度的不同，或竞争起点不同，或资源禀赋不同，都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平等。所以只承认规则的平等而否认由上述原因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当今一切国际规则中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因为这种规则只考虑效率，而忽视结果的公平，从而导致国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一种打击弱者而不是适当保护弱者的规则，最后也无益于效率。（2）认为既然在各国内部都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那么在全球范围内也应当走向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国际范围内公平与效率的协调，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只存在于国内范围的看法，不能不说已经变得陈旧了。国际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这种规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显示着人类超自然的力量。公平与效率之间如果有矛盾，也主要是短期的；从长远观点看，公平与效率可以是而且应当是相互促进的。（3）认为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落后归咎于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把过去所制订的国际规则，看成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过去的国际经济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始终实行差别和单方优惠的原则，而且存在着不断强化的趋势。这种差别和优惠原则已成为目前国际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指责国际规则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和优惠待遇是不客观的。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根源，不在于国际规则的不公平，而在于自身贸易和经济政策失当。（4）认为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使作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些经济规律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如原来一国内部的有产者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已映射到了国际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富国和穷国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更大范围地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确确实实有很强的脆弱性。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发达国家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还远远不够，如果在国际秩序中原有的不利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要实现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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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的趋向和问题
□陈争平
学科发展的趋向性问题
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日益注重为现实服务。近些年来，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研究应当古为今用，把学科建设与为现实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密切关系的课题，诸如传统经济与近代化的关系、对外经济联系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旧中国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代市场发育与价格体系、城乡经济关系、近代中国工商组织的演变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诸如近代证券市场、房地产业、交通设施的建设等一些较为具体的课题研究也大大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产业间经济关系、地区间经济联系等与现实相关的近代经济史课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有的学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多作比较，要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指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要重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相互关系，注意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对定量分析越来越重视，并就有关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进行了讨论。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既缺少又散乱，给计量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种困难，在经济史计量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侧重于“大胆创新”，提出必须改变“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认为“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于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谨慎”，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之中，有不少人在经济史计量研究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出现上述不同意见，正反映了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讨论的深入。
有的学者还提出，从中国历史特点考虑，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我们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更多地将人口、家庭、宗族制度、社会群体、阶级结构、宗教、文化等因素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视野，也是近代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旧有的断代研究的专业分工限制逐步被打破。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打破原有专业分工的限制，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直接参与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同时，一些从事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人也正在把目光放得更远，对一些现实问题追源溯流，开始关注经济史的研究。
学科研究的前沿问题
关于传统经济与近代化。有些学者提出传统经济与近代化并非绝对对立，在一定条件下传统经济可能发展并转化为近代化的因素。如有学者在多种场合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内部的积极因素，不同意流行甚广的一元经济理论模式，即把传统农业看成完全消极的模式。有学者认为，传统经济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主要来自传统生产关系，近代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管理方式中都带有旧的东西，如工头制、包身工制等，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经济对近代化的制约不仅仅限于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力方面的制约也应重视，外来的东西之所以变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生产力的抵制。有的学者认为，“传统”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等等，家庭、文化对近代企业发展影响也很大，不容忽视。
在这几年的讨论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中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一剧烈而艰难的转变，其间新旧杂陈，呈现出丰富生动的经济现象和复杂多元的经济形式，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不但为经济史研究，而且为经济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素材。
近代农业中人口压力、生态破坏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过去，国内外学术界多强调中国近代农业的不发展，并特别指出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经济已面临危机。近几年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仍有不少，其中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过密型增长”理论，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压力使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另有美国学者虽然对上述理论的细节提出了批评，但也认为中国农业是“过密型”的，认为人口压力和生态破坏使中国农业难以持续发展。我国一些学者在批评“过密型增长”理论时，较为强调农业发展的一面，指出这一时期的粮、油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在下降，但粮食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到高峰；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仍然有所发展，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虽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有的学者还通过对近代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包括总产和亩产）趋于下降；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初期，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政府采取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亩产逐渐回升，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的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到1935年时才有所恢复。
近代中国市场机制问题。近几年来，有不少文章论述了近代各地各类市场的发育情况，主要分歧在于对近代生产要素市场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近代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等已逐步形成并有所发展。另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买卖而无市场。关于要素市场的意见分歧，除了因对资料掌握的差异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市场”的不同理解所致。
关于中国历史上较发达的商品流通是不是市场经济问题，史学界也有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早已有了市场经济，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有个转变过程，市场机制也有个演变过程，迄今中国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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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龚育之撰文指出：
初级阶段理论并非暂时退却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现在是在向后退。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五六十年代搞的“一大二公三纯”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一时还达不到，就先后退一步。这样，就把初级阶段理论理解为一个权宜之策，一种暂时不得已的退却。一旦情况稍好一点，就要恢复五六十年代的那套具体做法。现实生活中许多思想困惑的一个根源就在于此。
初级阶段理论是开拓前进的理论，因为它使我们从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头脑中的框框出发来开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各种新方法和新路子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到这些就是前进，反之即为后退。因此，初级阶段理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是面向实际、开拓前进的理论。至于将来较高阶段的社会主义该怎么搞，这不是我们今天能搞清楚的。那至少要总结100年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同时，还要根据那时世界的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吸收世界文明新的发展成果，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向更高目标前进的具体道路。我们无需为后人操心，更没有必要为未来做出具体规定。因为这种规定只能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摘自《实与虚》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