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信息节食”
朱铁志
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应该说，信息发达是社会文明、人类进步的标志。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但财富的巨大诱惑常常会让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过分膨胀的资源有时也会变成过重的负担。思想的屋宇如果被功名利禄的算计充斥，当然失却了思考的余地；思想的空间如果为各种杂多的信息霸占，使头脑和世事之间没有丝毫的距离，结果大概也只能走到思想的反面。
如今，即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到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遍，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以斑驳耀眼的色彩、五花八门的板块，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球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它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
信息时代造就了大量的“前卫”人才，同时也产生了批量的信息痴迷者。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儿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向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最终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大差别呢？
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一千三百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百分之七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三千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三十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三十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五千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三十一个州的州长和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精神病医师协会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适当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刊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有些不良信息，如低俗甚至黄色的书刊、音像制品等还应坚决制止其生产和传播。吾生也有涯，学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说，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
徐鹏飞 画（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两代母亲
黄蓓佳
我的母亲一辈子教书。她教语文，兼班主任，先是初中，再是高中。母亲的学生对她总是服服帖帖。其实她长相文文静静，通身上下不带丝毫阳刚之气，说不出这种对学生的威慑力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同样的威慑力在她的孩子们身上一样生效。我们姐弟四个，无一不对母亲满怀敬畏。作为长女的我，从来没有与母亲有过肌肤之亲，非但没有亲吻、拥抱、抚摸这类举动，就连同床共枕的时候也很少，偶尔有一次，我便会浑身紧张，局促到睡不着觉。奇怪的是，与母亲之间身体的交流越是疏远，精神的认同便越是急切。坦白地说，我的全部少年时代是为母亲活着的，我努力学会的每一样家务、拿到手里的每一个漂亮分数，都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让母亲高兴。
据说国外提倡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有人已经把这个经验介绍到国内来了，也想在中国孩子身上实践实践。无非就是时时注意对孩子加以表扬，不断提醒他：“你是最好的”、“你能比别人做得好”。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激发孩子身上潜在的能力，我只知道我从小很少得到赏识，小学时候是成绩不好抬不起头，中学以后成绩突飞猛进，却又时逢“文革”劫难，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不得不夹了尾巴做人。我母亲当班主任，又有四个孩子，工作家务一向繁重，还得不断接受学生的“批判”，心情的恶劣可想而知。在那样的心情下母亲对我的夸奖可说是寥若晨星。唯其如此，偶尔的一次便使我铭心刻骨。记得最清楚的两次，都是我自己偷听到的。一次是我小学快毕业时，父母亲翻看我的作文本，母亲对父亲说：“比我初三毕业班的学生写得好。”再一次是“文革”后期，母亲从前的学生从北京清华大学回家探亲，来看母亲。那晚母亲睡下之后对父亲叹息道：“要不是文革，我们这几个孩子也会有一两个考上北大清华的。”
母亲对于名牌大学的向往，中学时代一直是我拼命学习的动力。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鼓作气考上了北大。两年之后小弟在我的鼓动之下考上了清华。一个北大一个清华，母亲的梦想终于成真，我想我们总算对得起母亲了。
在如何培养子女方面，毫无疑问我母亲是成功的。她用她的不苟言笑和严厉苛刻在父母和子女之间造出了一段距离，我们若想跨越这段距离，就必须拼命地奔跑，拼命地努力向前。母亲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延续至今，孙儿孙女们个个对她怀着敬畏，我女儿就常常嘀咕说：“外婆的规矩太多了。”
我自己也当了母亲之后，总认为我们那代人少年时代生活得过于拘谨，没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让个性充分舒展，所以心里留了太多的遗憾。我想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应该受到束缚。岂不料不加束缚的结果是我的孩子长成了一个极端自由散漫的人，在生活上粗粗拉拉丢三忘四，在学习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刚上小学时她嫌规规矩矩穿着鞋子不舒服，上课时竟然脱了鞋子解放双脚，却不料老师突然叫她回答问题，她在起立的瞬间想起自己没穿鞋不对，弯了腰慌慌忙忙在课桌下寻找不知踢到了哪儿的鞋，弄出一课堂的笑声。又因为没有束缚，她在兴趣爱好上也变得朝三暮四，今天热衷于这个，明天又迷恋上了那个，向四面八方伸着她的触角，却永远不知道自己最应该干的是什么，从来没有恒心把一件事情坚持到一个星期以上。她小的时候我鼓励她朝三暮四，我觉得人生应该多多尝试，否则没办法确定你将来从事的就是你最喜欢也最有天分去做的工作。她现在上了初中，仍然摇摆不定地找不准自己的目标，我就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前对她过于放纵，没有制作一个合适的框子把她框上。
人就是这样，关于如何当好一个母亲，谁都可以侃侃谈出一大套“母亲须知”，真正落到了自己头上，免不了左右不是，严了怕委屈孩子，松了怕惯坏孩子，不知如何去做才算适中。从前我当女儿时，心里时时感觉到对母亲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出类拔萃就对不起她。现在反了，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心沉重到了无以复加，亦步亦趋跟在孩子后面，步步如履薄冰。孩子却是一身轻松，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叫做“责任”。即便被逼迫着坐到了书桌前，他们的心也是在空中飘浮着的，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着的。
一个是“我要学”，一个是“要我学”，这就是当年的我和今天的我女儿之间全然不同的状态。这也是今天的孩子们每日十五六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却未必学到多少东西的原因之一吧。
跟理想跟时代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间的空间状态改变得过多。从前的那种距离感消失之后，子女对父母便不再有敬畏，也不再有承诺。可是我们又没法找回这种距离，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生怕失去了什么……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留住文化的温馨
——郑州越秀学术讲座散记
李辉
画了一辈子漫画的丁聪，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建议，促成了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产生。
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是偶然萌发的奇想，但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和无的放矢。当丁聪1993年的12月以贵宾的身份走进郑州越秀酒家，出席越秀艺苑和越秀书店开业典礼时，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一切，使他由衷感到一种温馨。
这是一座风格典雅的酒家。从外观和室内装修，都呈现出中国传统的古色古香的特点。色彩以红黑灰为主，古朴而凝重；雕梁画栋，取材于吉祥图案，做工精致。令丁聪这位到过不少地方的老艺术家大有触动的是，上下两层楼的一个酒家，居然没有风靡全国的卡拉OK，而是在每个雅间设置玻璃橱窗，按照风格或者年代，陈列出一组组不同主题的文物、工艺品。最令人叹服的是二楼大堂。这里，大约二百平方米的地方，主人将之设计成演出厅和展示场所，每天中午和晚上，都由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来此演奏经典作品，供客人流连和欣赏。紧挨大堂，又辟出一个空间，这便是在北京三联书店帮助下创办的越秀书店。
走在这样一个充溢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地方，丁聪不能不感到兴奋与满足。得知丁聪来到郑州，这里的美术界、文化界人士希望能够与他座谈，他欣然同意。就在这个环绕着书店、画廊、钢琴的大堂，丁聪提出了他的建议：酒家不妨定期邀请知名学者、专家前来讲学。这不仅可以促进学术交流，同时也可以提高酒家的文化品位，进而也就提高了知名度。
一个聪明而富有想象力的建议。一直在追求独特企业风格的越秀酒家，也显得极为聪明，当即响应丁聪的建议，“越秀学术讲座”就伴随着丁聪的第一次演讲而在郑州酒楼林立的金水大道上诞生。
从那之后，每当举办讲座时，闻讯而来的郑州文化界人士、读者便把酒家二楼这座大堂挤得满满的。几年来，越秀学术讲座已经开办了八十六期。费孝通、胡绳、钱伟长、王世襄、吴祖光、陈原、于光远、徐邦达、庞朴、冯其庸、王蒙、吴祖强、闵惠芬、刘国光、何祚庥、黄苗子、郁风、余秋雨、张承志、周国平……这些由越秀酒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专家、学者，几乎涵盖了科学、经济、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哲学等所有领域，且演讲者大都是各界知名人士。郑州越秀学术讲座已经以它特有的方式、规模、风格，构成了郑州不可缺少的文化景观，也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展示风采的一个舞台。
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特色在于公共性与开放性，听众可以自发前来，讲座则在坚持学术品位的同时，以演讲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系列讲座给人涉猎广泛的印象，却又不是那种肤浅零乱、拼盘式的“文化快餐”。它以广纳博取的姿态，举凡天文地理、文史经哲无不涉猎，同时又以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介入一系列社会文化现实领域。《儒学与现代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问题与对策》、《知识产权法与知识产权的国际主义保护》等，在这个并不十分宽敞的地方，这样一些讲座专题，把学术的严肃、精深与文化的温馨结合起来，共同的文化兴趣与对知识的珍爱，把专家学者与读者联系起来。“越秀孕出一份书香，吃好菜，读好书，看好画，是人生一大乐事。”显然，丁聪这个漫画家不只是仅仅为越秀酒家留下这段有趣的题词，他还为越秀酒家，为郑州学术、文化界带来了一阵清风。
1994年夏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到河南考察工作，得知有个开在酒家里的学术讲座和书店，一直不忘学术使命的他，不由得兴致勃勃地执意前往。那一天，他的身份是社会学家。他参观过书店，然后就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等问题发表演讲。他对酒家开办学术讲座的创举十分欣赏，当即挥笔题词相赠：“书香越秀，学惠中州”。一年之后，他又重访越秀，再做演讲。到目前为止，费孝通已经四次光临越秀，难怪有人借用他的一本书名来形容“行行重行行”。
胡绳也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与赞赏。他坐着轮椅到河南考察工作，每出入一个地方，总是由工作人员抬上抬下。但是，当他来到越秀讲座发表演讲时，出于对学术讲座的尊重，他居然手拄拐杖，从轮椅上走下来，一步一步登上了讲坛。他开玩笑地对身边的人说：“这好像古人到了国子监，‘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前辈们的幽默也好，尊重也好，无疑增加了越秀学术讲座的分量。
真正直接受益的当然是郑州的读者与文化界人士。一位郑州学人说，越秀学术讲座对郑州学界而言堪称功德之举。由于地处内地等原因，郑州的中青年学者难得有机会结识其他地区的学术同仁，更少有机会聆听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到越秀讲学的专家学者，大都是国内该学科领域的“塔尖人物”，对学人与读者很有吸引力。从这个讲座上，人们可以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与成果。他颇为感慨地说，在越秀酒家刻意营造的氛围里，演讲者与听众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知识的、精神的满足。在当前文化市场尤其应该加以推崇高尚、高贵、高雅的时候，越秀学术讲座以其不世故、不媚俗、持之以恒地引导人们对高品位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无疑走出了一条新路。
大学生们成为了越秀学术讲座的一批特殊客人。考虑到大学一般地处郊外，前来听演讲颇为不便。酒家破例为他们提供优惠服务。凡是前来听讲的大学生，都可以领取五元钱的交通补贴，另外还可以七五折购买越秀书店的图书。这对于那些喜欢读书却又囊中羞涩的学生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胡绳曾有题词：“酒逢知己，书会良朋”。对于那些风尘仆仆前来听课的大学生来说，越秀称得上他们的知己良朋。当他们的学业有所提高时，想必这个讲座在他们的记忆里会占据一席之地。
就这样，渐渐地，越秀学术讲座在郑州文化人和学生们中间成为了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同时，报纸杂志也把目光注视着这里。几乎每次讲座请来的客人，都成为报纸上报道的新闻人物，一家《东方艺术》杂志，甚至专门开设一个“越秀学术讲座”专栏，将每次演讲整理出来发表。于是，“越秀学术讲座”不再仅仅是一个酒家的高明之举，而是赫然已成郑州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企业现象。河南省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对越秀酒家所主办的讲座和其他一系列文化活动十分赞赏，认为“越秀文化现象是河南值得骄傲的景致”。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从经济与文化相互影响的角度对此发表意见。他认为，越秀酒家注重营造一种公共关系的交往空间，努力构筑富有越秀选择个性的环境氛围，实际上最终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多重功能和消费审美化的倾向，必然带有潜在的商业效益。一位读书人则找到他自己的感觉。他这样说：不问事功，只谈学问，学友济济，兼得雅室净几，是难得的雅遇。在他看来，讲座的实际意义，大概正是在寂静的象牙塔与喧嚣的尘世之间，拓开一片既贴近时代又充满情致的文化天地。
有了这样一个渐显风采的学术讲座，越秀酒家也因此有了自己的骄傲。不过，他们也显得十分淡然：“说实话，我们想得不多，正像有人喜欢打牌、钓鱼，我们乐于做这样的事情。”
把文化的温馨留住，这是一种兴趣，更是一种境界。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神州情思
八只蝴蝶
李耕
蝴蝶，是南国早春最精美、也最精粹与精致的标志与象征，它被诗人喻为会飞的花朵或一封折叠着寻找爱的投递处的信笺。“蝴蝶梦中万里家”，见蝴蝶而让人想到故乡飘飞的云、逍遥的炊烟与梦一样的温馨的篱园。
一日，随几缕春雨停歇，青草上的阳光便异常柔软且散发出一种绿的芬芳。草叶树叶之间，忽见四对蝴蝶翩翩飞舞，忽浮忽沉，或旋或冲，弧线中似有风追随在它们的翼下，顿时让火焰般燃烧的花朵，也更加熠熠闪亮了起来，让这阳光下院墙内的小天地，陡增无尽春意。
两对白的蝴蝶，其白的翅翼边缘，见有黑的痣点缀染，似白绸上名笔点染的墨迹；两对黑的蝴蝶，黑的翅翼上却洒了些白色的小点，似黑玉上萌出的小珍珠。我当时想，这八只黑的白的、在翅上又点缀着白的黑的点点的蝴蝶，若能拼凑相对，黑白组合，就极似有黑有白，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的阴阳和谐的太极图了。在风中、或在树的影中，在草叶的露上、或在花的芳香的氤氲里，蝴蝶们轻盈且又自由地飞动，让寂静的空间，因其翅翼的勾勒而出现的一种线条形小弧圈的变异，将瞬间的院落或院落中的瞬间，装潢得美丽而富有光彩，蝶翅上黑与白的融洽与黑白两种蝴蝶的搭配，让人领悟蝶之处于宇宙一种最朴质的两原色中，已趋一种自然的极致，是一种天造的极完善的胶合的一种表达。这八只蝴蝶，一对一对相伴，沉浮升降须臾不离，又使人想起“化蝶”的一种梦幻境界，让人感到这是蝴蝶向人世间呼唤的一种甜蜜的声音，给院落增添一道恬静的风景。
一个早晨，我发现院落中的小草坪上，有孩子在捕捉这蝴蝶，若果说这是出于一种美的挑逗或诱惑而导致的一种爱的掠取，在我看来，这无异是一种残忍行为的开端。我制止并向孩子劝说：别去伤害蝴蝶，让它们飞，这蝴蝶属于自然，自然所赋予世界的美，不允许遭到毁坏，知道吗？
孩子们当然是听我的。
过了几日，蝴蝶不见了；又过了数日，依旧不见这八只蝴蝶，所见的，只是一只又一只嗡嗡嘤嘤于花丛之中的蜜蜂。这于我，失落的似乎不仅仅是美丽，而是一种在我感情中蠢动过或者陶冶过纯化过我感情的精魂。飞走了，自有它寻觅的芳草地。但我，惆怅地立在草坪边，似乎感到这片小的天地，已由于失去了这四对蝴蝶而失去了一种生机一种活力一种动感一种风韵而增添了某种单调与枯寂。
我问几个在草坪上观蚁战的孩子：蝴蝶呢？
一小女孩回答：给一位爸爸捉去了，八只全捉去了！
我又问：蝴蝶呢？
一机灵男孩，从我的语气中知道我需知的，是蝴蝶的最终下落，于是手指垃圾桶：全死了！
我走近垃圾桶一看，这八只美丽的蝴蝶的尸体，堆叠在一起，翅已破碎，沾满了污尘，形似遭遇了一阵无法匹敌又无法回避的雷雨暴风的毙命的袭击。
垃圾不是风景，却埋葬着这原已结构起蝴蝶风景的蝴蝶。我久久立在蝴蝶的这堆尸体边，梦幻般在脑际闪过“梁祝”的化蝶后的又一次死亡，闪过庄子的“蝴蝶梦”的破碎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又闪过太极图的图像，闪过宋人的一句词：“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人扑”。宋代这位诗人写的当然是人去蝶犹在，蝶在人已去的一种惆怅心绪，而今日，最苦是，蝶之亡于人也。天之造物，何其仁也，天之待人，何其厚也，如此美丽的蝴蝶有心来装点人的生存环境，而人，一一将其掳去并使之僵亡……
此刻，有一种悲哀从我的内心萌出，这不知是出于对蝴蝶的不幸遭遇引起的忧伤，还是对人的一种冷酷行为的愧疚。这时，我忽然想起胡适在二十年代写的一首蝴蝶诗的前四句：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回还。
诗中“个”的量词的运用，我认为是诗人给蝴蝶的一种人格的对待，它，毕竟也是大自然之子啊！“一个忽飞还”，可我院落中的这八个蝴蝶，已是不会再飞还了。
夜雨潇潇，难以入眠。八只死去的蝴蝶，又恍恍惚惚飞舞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想：若果我也是蝴蝶，我真愿隐入边僻的深山，与溪涧峰峦野花芳草为伴，过自己自由的日子。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守卫（摄影）
朱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