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动态
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研究述评
□杨欢进 焦世玲
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在经济关系作较大调整、人们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的时期，分配关系自然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单一的分配模式被打破。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对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分配规律及其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依据作出分析。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研究日趋活跃起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原则，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研究的深入。
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
一种观点认为，按生产条件分配规律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是生产条件分属不同所有者。也就是说，在生产要素属于同一个所有者的条件下，是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只有在生产条件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条件下，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按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在资源由市场配置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下，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成为商品，这些作为商品的生产要素，通过要素市场得以配置，得以结合，而生产过程的结果，则必然要按照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投入的状况，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所以，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即市场经济，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相互对应的。换句话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一致的分配方式，必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则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既不是生产条件分属不同的所有者，也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而是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生产要素，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和手段。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端重要而又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当着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就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个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者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来相应地分配生产成果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自奴隶社会以来迄今为止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分配规律。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涵义
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生产要素”，如十五大报告中所讲到的，只是指资本、技术等物质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只有这样，才会有“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坚持，生产要素的概念，从来都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要素，又包括人身的生产要素。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客观地讲，生产要素中，应该包括劳动力在内，然而，既然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分配，已经包括在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之中，它又如何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
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涵义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生产要素的什么进行分配。有人说，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也有人说，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有的学者则提出，对“按生产要素分配”涵义的规定，要从“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这两方面着手。从“质的规定性”来说，“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质上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进入分配的，都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作为分配的权利依据的，不是生产要素这些物质本身，而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构成了分配中对生产成果的索取权。从“量的规定性”来看，人们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或者雇佣生产要素，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对生产过程有所贡献。就此而言，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符合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涵义的。但这里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一般情况下，生产要素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其贡献自然就越大。所以二者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第二，在实践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往往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借出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就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协议参与分配；而劳动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参与分配。像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企业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存在。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意义与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提出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资金、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二是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三是有利于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一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原则上的确认和巩固，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领域的必要延伸，使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与分配上得到了统一；二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分配领域有了一个平等的地位，一切生产要素，无论处在哪种所有制经济当中，都能公平地参与分配，会有力地促进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三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能够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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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研究扫描
微观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张荣刚
微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微观经济学在理论研究上的新成果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博弈论方法的革命”、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厂商行为研究等领域。其中，“博弈论革命”被称为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上的最前沿课题。博弈论方法在解释制度形成、厂商行为和市场结构方面，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中的静态决定论模式，为分析和描述制度安排的多元性和动态性以及厂商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理论分析工具。
学科发展的趋向性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使经济学从整个体系上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他们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做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当作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他们认为，在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体制：在一种体制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使用时，发生作用的是微观经济学原理，也就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而在另一种体制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未能充分使用时，宏观经济学原理就可以发挥作用。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微观经济学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而宏观经济学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自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学理论界对这种分割始终持有种种不同意见。而经济社会的活动过程已经使整个经济学界深信：宏观经济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为基础。因此，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学科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难点问题
由于产权交易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以及博弈论等的介入，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在近年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围绕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人们对诸多问题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主要表现在：（1）厂商是否像以往微观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总是力图使自己（或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2）决定厂商和市场的边界的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威廉姆森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斯蒂格勒从规模经济的角度、鲍谟尔等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3）市场（或行业）的定义是什么？（4）市场结构有哪些决定因素？抑或哪些派生因素决定市场结构？在这方面，鲍谟尔等人提出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对传统的贝恩四要素观点提出了质疑。（5）哪些因素决定寡头竞争的程度？（6）原有厂商的行为能否阻止新竞争者的进入？（7）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将制定什么样的定价结构？价格歧视的福利含义是什么？（8）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是如何确定的？（9）市场绩效未达到理想的竞争性水平事关重大吗？而对此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分歧却较大。（10）是结构影响行为，从而行为影响了绩效（哈佛学派的观点），还是绩效或行为决定了结构（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11）微观个量的经济行为如何对总量经济产生影响，程度如何？总量经济因素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如何度量？
目前的研究热点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变过程中，国内关于微观经济学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具有代表性的热点问题主要是：
1.关于产权理论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关于产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权的理论范畴和界定、企业产权交易、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等几个方面。
关于产权的理论范畴和界定问题。目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使用“产权”概念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有的同志认为产权等同于财产权，而不同于所有权，是可以不受干涉地行使的权利；有的同志认为产权与财产权相关但不相等，它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所有权范畴，是具体的行为权；也有的同志认为仅从内容上对产权的外延作出界定是比较困难的，只能从研究方法上对产权界定一个外延，而经济利益是产权的核心。产权的界定与产权的实施紧密相关，明晰产权是产权实施的前提。而研究产权的界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产权的生成机制问题。
关于产权交易问题。随着要素市场的逐步形成，产权交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改造和国有小型企业产权转让等过程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目前，有关产权交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产权交易的主体（国有产权）、产权交易中的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的价格与交易的范围、产权交易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果等。
关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究竟如何理顺和改革（委托一代理制能否有效地解决国有资产的运作效率）；明晰国有产权存在的模糊状态的成本——效益比较；从国有产权的生成机制上看，国有产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政企如何分开）；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中谁是卖方主体等。此外，人们对产权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对占有或所有的简单认识，而是更深入地研究产权的激励机制及其承担者问题上。
2.关于股份制问题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问题的研究
自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予以充分肯定以来，人们对股份制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一次高潮。问题主要集中在股份制企业的属性、股份制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如何股份化、国有产权在股份制企业中的运作体系、现阶段推行股份制的条件与问题等等。结合1994年开始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理论界还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进行了讨论和研究。1994年末国家经贸委确定的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已有77家选择了国有独资公司模式，并据此成为享有政府授予的“代行出资者权利”的企业。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目前尚不具备硬性要求多数企业选择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的必然结果。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模式难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同时又丧失了利用社会资金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机会。另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还出现了“企业授权经济”模式，实际中的做法是政府将企业的资产经营和处置授权给企业本身，由企业在规定权利范围内全权对企业资产运营负责，由此还衍生出了资本运营等相关的理论研究问题。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讨论主要围绕着谁应该是授权的主体？授权后的企业是否拥有企业的产权？企业资产非正常贬损由谁负责？谁来监督？对监督者的激励是什么？等等。
3.关于将博弈论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国内较早接触博弈论的学者已经开始将其运用于理论研究，认为：地方财政包干和企业的下放在市场化日益推进的条件下，导致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而这一博弈的均衡解促使地方政府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从政府向企业转移。
4.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研究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对股份合作制作了明确肯定以后，学术界对股份合作制探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小型国有企业如何向股份合作制转换、股权如何设置、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实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资产处置、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股权分散与集中所引起的企业效率问题、股权集中到一定程度时企业的性质如何确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否能够使小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并扭亏转盈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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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当代中国凝聚力的可喜成果
□刘玉成
由刘学谦主编的《当代中国凝聚力大典》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是对我国已有凝聚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又为更深入地研究凝聚力问题奠定了基础。通观全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该书在以往对社会群体凝聚力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视角转向现实，试图在将抽象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凝聚力的实际情况的结合中把握凝聚力研究的根本方向。譬如，作者针对影响当代中国凝聚力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东西、南北、中央与地方几大关系，分析了当代中国凝聚力强化与弱化的诸多问题。作者提出：凝聚当代中国的基础是综合国力，是繁荣的经济；凝聚当代中国的旗帜是邓小平理论。作者在做了大量历史分析后认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有一面能够凝聚党心、民心、军心的旗帜，有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信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第二，该书在研究当代中国凝聚力的同时，还注意从纵向与横向的总结和比较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各民族的智慧。在对历史的分析中，作者不单局限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还回顾了国家凝聚力的发生、发展、强弱离合的历程。这其中关涉到政权、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诸多因素。揭示出了凝聚力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什么时候凝聚力强，什么时候国家就强大，反之，就会走向分裂，任人宰割。书中还从凝聚力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韩国、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这一切，对我们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凝聚力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在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凝聚当代中国的巨大意义的基础上，还从凝聚力的角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凝聚当代中国的精神价值，提出必须用邓小平理论来凝聚中国、凝聚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是增强当代中国凝聚力的根本。因为这一理论是科学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浓缩了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寄托着无数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强国富民这一夙愿的理论。对这个问题，全书许多章节都从各个角度做了充分论述，可以说，这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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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西方农业经济思想》评介
□唐任伍
西方农业经济思想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的农业经济思想都各有其特点，其思想发展脉络很难把握。由李宗正、姚开建和于同申主编的《西方农业经济思想》（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是我国有关西方农业经济思想研究的第一本系统著作，它在把西方农业经济思想划分为前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农业经济思想三个阶段的基础上，主要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产品价格、地租、农业经营、农业与人口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为我们理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该书对从古代希腊、罗马，直到战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济思想和农业政策作了系统介绍，熔西方古今农业经济思想于一炉，以西方近现代农业经济思想为主，内容十分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但其社会和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来自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除了为其他农业经济学科提供一般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农业经济学之外，战后还出现了农业经营经济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业资源经济学和农业生态经济学等新兴农业经济分支学科。该书真实反映并细致总结了战后农业经济学科发生的这些变化，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和眼界。该书还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发展经济学中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对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等。对西方农业合作化运动及理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政策等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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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王处辉
刘佛丁与王玉茹、于建玮合著的《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最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消费和积累等为基本研究内容，通过对国民总生产以及近代传统生产消长的定量分析，重点说明近代中国100余年间生产力量和质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其一，依据大量经济变动的数据资料，首次判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约周期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这种经济周期的划分，为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其二，重新估算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一些代表性年份（主要为中长期波动的下转折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从而计算出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回答了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研究者希望了解、而各种经济史著作中未能充分说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于为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决策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也是有帮助的。
其三，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各种所有制的比例关系、市场组织和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储蓄和投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宏观的统计分析，填补了一些研究领域的空白或得出了一些新结论。
由于现存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的不完备，作者虽已在新资料的发掘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其一系列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通过多种途径加以检验。此外，该书所采用的方法颇有新意，但也有需商榷之处，如用物价指数等间接指标来度量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的方法是否可行，就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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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复旦大学伍柏麟教授在《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回顾
中国经济学走过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反映单一的国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作为近期目标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占统治地位。1955年我国翻译出版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以后，全国高等学校一律规定以它为教材。虽然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1958年却提出并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违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去鼓干劲、大跃进，超越了阶段，破坏了生产力。这期间，各省市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织编写了十几本以论证“三面红旗”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或教科书。
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通过的“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主要任务。1966年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人民公社搞“穷过渡”，限制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等。“四人帮”在上海搞的写作组出了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把这套“左”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为教科书。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也曾有过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尝试，孙冶方、顾准等更有直接反对超越阶段、批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经过5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理论的大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等，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拨乱反正”，大体上又回到苏联教科书的水平。这是理论改革的起点。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开始了对人民公社的重新认识，探索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随着体制改革从乡村扩展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提上日程，国有制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商品经济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几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引起重新探索和反思。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传入，对东欧国家改革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传统的、不合国情的、曾被当做“金科玉律”的苏联教科书不断受到怀疑和挑战，影响逐渐减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本能充分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完整地、全面系统地、理论结合实际地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教材和教科书；传统的苏联教科书所反映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有一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认识上还有各种分歧，等等。
（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