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报春花开“紫禁城”
本报记者 向兵
毕竟已是信息时代，这些年里无论你是否关心国产电影，是否了解中国电影市场的变化，一家叫作“紫禁城”的影业公司的名字却总会在耳边响起。尽管中国电影彻底走出低谷尚需时日，然而这几年，在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电影工作者富于创造性的努力下，中国电影业在滑坡中“止跌企稳”，正一步步走入“上升通道”。一如初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令，乍暖还寒中，春的脚步正在不远处实实在在地响起，而“紫禁城”就是这可喜势头的一个象征。
希望和象征的“紫禁城”
回首1997年的中国电影，也许没有人不知道去年3月初上映的《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年底推向市场的首部国产“贺岁片”《甲方乙方》。前者公映于全国上下纪念雷锋的时刻，社会效应自不待言，其经济效益同样十分可观——投资三百五十万，票房收入三千万。后者仍然是一部投资不过四百万的“小制作”，却仅在北京一地就创下了超过一千万的票房收入，胜过了几乎同时上映的耗资近亿美元拍成的“进口大片”。前些日子“紫禁城”又传来捷报，该公司的新片《背起爸爸上学》，再次被全国的电影发行者看好，在北京仅上映十天，票房收入已超百万，引得一些私营音像制品商也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购买音像版权。
毋庸置疑，“紫禁城”短短两年的实践和成就，让一切不抱有偏见的人看到了中国电影业的生机和希望。而这希望正源于一种适应市场新形势的新机制。
成立于1996年的“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是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企业。由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市电影公司、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和北京市广电局下属的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参股组成的“紫禁城”，正是一种现代企业形式下的“强强结合”。作为股东，它们中有制作过《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爱你没商量》、《宰相刘罗锅》等作品，创作经验丰富的影视制作机构；更有熟悉市场，与“大华”、“首都”等一批著名影院联系紧密，在影片宣传、发行上颇具实力的影片发行机构。这种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以资产为纽带的跨系统重组的形式，从体制到内容真正实现了电影业呼唤多年的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
创作加运作的“紫禁城”
多少年了，我们的电影制片厂与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从来都是只管生产而不问市场。这种生产方式在那长期的“短缺经济”的年代里曾为新生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然而，在物质、文化产品和消费形式日益丰富的今天，多年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人们可以任意选择的买方市场时，这种不问市场意愿的生产方式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中国电影之所以走入低谷与此不无关系。制片与发行长期的脱节，从体制上进而也在观念上影响着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前些年，南国广州出现了个“三剑客电影学社”。几位善于从市场出发对影片进行宣传策划的电影工作者，在尚无能力打破制片和发行脱节的体制、难以介入影片投拍前的前期创作的情况下，从发行的末端着手，对一些重点影片在宣传上巧运心思，重新包装。从而使得《军嫂》、《警魂》、《一个独生子女的故事》等影片，在广州都获得了较好的票房收入。去年，为了扩大《大转折》在广州市场的号召力，在八一厂领导和创作人员的支持下，他们将三个多小时的革命历史巨片《大转折》缩剪成两个小时的内容，投放市场后反映很好。这一不乏典型意义的事例，在表明制片业领导人市场意识加强的同时，也生动反映出了制片和发行结合的重要。“紫禁城”的新意和活力也正在这里。
如今在京城，乃至全国影视界，都知道现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和“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张和平。这位曾策划出《冰糖葫芦》、《过把瘾》、《宰相刘罗锅》，并为它们作词的人物，对把握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具有独到的眼光。当初正是他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剧本被多家电视台“毙”掉后，一眼看中其价值而作为“紫禁城”的开场锣，立即组织投拍。长期从事策划、组织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实践，使“紫禁城”的这位决策人在如何使艺术生产贴近观众与市场接轨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紫禁城”的新体制更有利于他发挥出面对市场，对艺术产品进行“创作加运作”的优势。他认为，影视业实行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内涵正在于此。
事实上，作为“紫禁城”副董事长的北京电影发行公司总经理王珠、宣传策划部经理高军，和卓顺国等一批熟知市场情况的发行人员介入影片的创作和生产，正是《离开雷锋的日子》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影片投拍前，他们和编剧一道讨论剧本；他们以电影市场之规律说明上映时机关系影片的成败，说服导演一定要在3月5日前制作完成影片按时上映，为此制定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份“倒计时摄制工作时间表”。影片拍摄中，张和平和王珠等发行机构领导又多次到拍摄现场和后期制作车间，与创作人员边看样片边修改。发行部门的提前介入使影片在创作之初就考虑到了市场；出于共同的利益，发行部门对影片宣传、发行的热情，自然也积极主动多了。当《离开雷锋的日子》刚投拍，发行部门就已做好了整套宣传策划，同时开始紧锣密鼓地安排不同的看片发行活动……
同样，取材于真人真事的《背起爸爸上学》也是在这种充分重视市场的“创作加运作”下获得成功的。就题材而言，该片并不比已有过的《一个独生子女的故事》新鲜。影片开拍前“紫禁城”专门请来影院经理们讨论剧本，经理们却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在教育部门正大抓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期，社会正需要教导孩子们战胜困境的生动教材。果然，这部作品一问世，便受到了教育部门和学生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它再一次证实了新体制下，发行、放映部门由电影生产的客体变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主体，在市场规律指导下参与制片机构的创作和生产，主动进行策划运作的作用。
生逢其时的“紫禁城”
“长沙会议”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上提出的实施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吹响了迈向新中国电影第三次高潮的进军号。同时，会上决定进行影视合流的体制改革，将分属宣传、文化、广电部门的影视制作机构，一律划归广电系统。然而也就在这次会上，“紫禁城”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建立的跨属文化、广电两个部门的影视制作新机构，却作为唯一的例外，得到“特批”而成立。
“紫禁城”的诞生不是一种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的“紫禁城”从她呱呱坠地的那天起就得到了众多的关怀和扶持。在成立大会上，新上任的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和广电部部长孙家正一同为她剪彩；为保证“紫禁城”第一部影片的质量，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龙新民冒雪前往长春审看正在后期制作的样片；为了保证影片按“紫禁城”的“倒计时”时间表准时上映，广电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不惜在除夕夜守候在空荡荡的放映间等着刚下剪辑台的影片送审；为了加强“紫禁城”第一部影片的声势，广电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赵实欣然参加首映活动……
两年前的3月，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和平参加了促成“紫禁城”建立的“长沙会议”；一年后的3月，“紫禁城”总经理张和平被“特邀”出席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领导和广电部负责同志在肯定“紫禁城”的同时，一再告诫他：“紫禁城”千万不要铺摊子，不要搞重复建设，搞大而全、小而全；又一年后的今年3月，当张和平带着“紫禁城”创造出来的成绩，再次走入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会场，“紫禁城”又一次成为会上让人兴奋的话题时，张和平更深切感受到肩头的分量——
东风花放第一枝。新机制下的“紫禁城”不仅要出好影片，出好效益，更要出经验，出路子。“为了明年的3月，为了永远拥有灿烂的阳春，‘紫禁城’加把劲！”张和平心里暗自说道。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怀念曹禺
巴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998年3月
上图为1956年6月巴金（右）与曹禺在北京交谈。（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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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语
友情是一种快乐
李辉
一个月前，在上海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一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的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一直住在医院里的巴金，这几年总是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焦虑。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次我看到，他给萧乾写封信，两页纸写了几天，还没有写完。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去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今年，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并终于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
一个人能够被他人怀念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愿意怀念他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对于巴金来说，友情从来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些年来，在《随想录》中他不断地怀念着故去的友人，在回忆中解剖着自己，反思着历史，他说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友情的过程，对于他又未必不是一种慰藉。一个老人，能够动情地怀念故人，写出温馨动人的文字，这该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仍将继续写下去。他说今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今年继续完成。
重温友情，用作品来与读者保持联系，这会是巴金生存着的最大生命动力。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保护徽州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文艺部：
贵报四月十七日“大地周刊”刊登的《可惜从此无徽州》一文，写得太好了。它不仅写出了保护徽州，尊重历史，维护徽州文化名牌的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徽州易名黄山后，皖南出现处处皆黄山，黄山地名十分混乱的弊病，还认真提出了好的建议。这篇文章不仅反映了我们徽州人的心声与呼声，也道出了千千万万游客因黄山地名混乱而带来的苦恼。
徽州易名黄山后，不仅丢掉了徽州，给地名带来了混乱，更重要的是制约了徽州与黄山两地经济的发展。黄山建市十年，工农业总产值与财政收入虽比过去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在全省地市排名中一直处于倒数位置。闻名于天下的黄山，一年旅游收入比不上一个孔庙，更比不上泰山与长城，来黄山的游客也不像希望的那么多。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反思吗？
安徽黄山 谭永春
四月二十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日前将著名三幕舞剧《海盗》搬上首都舞台。这是三十五年来的第一次，而且从复排到公演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图为第二幕被救回的姑娘们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徐烨摄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青艺小剧场观众席噪音太多
建议采取惩罚措施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租了一家礼堂，改为自己的小剧场。最近为了纪念布莱希特诞生一百周年，在这里上演了他的名作《三毛钱歌剧》。坐席不足四百人的剧场，观众凝神欣赏，深为杰作的魅力、导演的高水平、演员的出色表现所吸引。不料，BP机声、手机声此伏彼起，不时惊扰演出和观赏，有人居然还在场内拿着手机通电话，令周围观众侧目。一些观众反映，这种现象目前在北京在其它城市的剧场也屡见不鲜，他们建议有关部门能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为演出和观赏创造良好环境。（文同）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法国南锡芭蕾舞团在京沪受赞誉
法国南锡国家芭蕾舞团近日来华，先在上海参加国际艺术节，表演了《天鹅湖》和精彩芭蕾片段，后又到北京，演出三场《天鹅湖》。京沪两地的观众对法国艺术家评价很高，掌声不断，散场后仍久久不肯离去。舆论界和行家也纷纷称赞，认为主要演员技艺不凡，群舞演员阵容很强，剧团的古典浪漫主义表现风格浓郁，而且多有创造和发展。（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