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账很简单就怕算
立元
市里召开年度表彰会，饭后，几位来自农村的模范人物边走边谈。一人说，开个这样的会也需要这么大吃大喝？您看，一桌饭菜，加上酒水，少说也得五六百元；再加工作人员、记者，连吃带喝不下一万多。我经营那几百亩荒山，两年的纯收入还不够这么一顿饭钱哩，真是花公家钱不憷头。另一人说，咱不就吃这一顿吗？你看有些干部，整天送往迎来吃在宾馆，把家庭和宾馆的位置都颠倒了，而且是饭越吃越高档，酒越喝越名贵，据说这一个小宾馆的年毛收入就三千多万，往这里送钱的有几个是掏自己的腰包？第三人说，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已是见怪不怪了，有人算账，说全国一年要吃掉几十个亿。庄稼人过日子还懂得“算计不周会受穷”的道理，不知道各级领导们是不是认真算过这方面的账。
在一旁听了他们的议论，使我想起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算的那笔“螃蟹账”。她看到那顿只有“有名儿的吃两个子”的那些螃蟹，说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这大观园里的人们在吃的方面也真得算是会享受的。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尝了一口茄鲞（茄干）后，问是什么方法弄的，凤姐解释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赫赫百余年的贾府，到头来落了个坐吃山空。“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吃”，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我和一个同事谈起这事时，他又给我算了一笔令人吃惊的账。他说，眼下的问题不是光煞煞公款吃喝风就能解决的。过去许多年来，也搞过多次的机构改革，可哪一次不是越改机构越庞大，越改人员越多，越改突击提拔的干部越多？你算算，养一个干部，需要用人民多少钱？就说咱当地的正处级干部吧，都说咱是低工资，可每年每人的工资加各项补助有一万元左右；每人都有一辆不是专车的专车，再加上司机的工资和车的燃、修费，还有电话（办公室、宿舍、移动电话），连同其他办公用费，也不下一万元；现在都喊地方财政是“吃饭财政”，实际上有些地方连“吃饭”也不够用，这难道单纯是经济增长慢财政收入少的缘故吗？我以为，吃财政饭的人太多也是重要的原因。
我听了默然。一想，也是呀，我们是不能只算一面账，既要算经济发展账，也应该算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账，还不应忽视了吃喝浪费的账。今后机构改革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老路，要扎扎实实来真格的。只有那样，这账才经得住算。俗语说：天算地算不如人算。这话还真在理儿。
徐鹏飞画（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刘绍棠魂归故里
李培禹
1998年4月，著名作家刘绍棠的骨灰，悄然安葬在他生前挚爱着的故乡——京郊通州区北运河畔。这天，是他溘然辞世一年零一个月的日子。
绍棠先生的骨灰安葬地，选在紧临大运河端头的通州齐天乐园东侧的一处土坡上。这里，远可望见作家生身之地儒林村的袅袅炊烟，近能听到北运河流淌不息的汩汩水声。在大运河边长大，顶着高粱花子走向文坛的刘绍棠，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他把一个作家对家乡、对父老乡亲的深深的爱，融入了十卷本、几百万字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为此，通县人民政府曾于1992年为他设立了刘绍棠文库，并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牌匾。今天，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的刘绍棠，长眠于此，当是魂归故里了。
中午12时45分，几辆小车驶进静静的齐天乐园。身着黑色套装的绍棠夫人曾彩美走下车来，为了最后送别她的绍棠，彩美夫人今天着了淡妆。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仪式，甚至没有告知与刘绍棠交往甚深的众多朋友。然而，仍有许多人早已等候在这里，他们都是以绍棠的好友或学生的身份来为他送行的。
曾彩美缓步登上北运河畔的土坡，河东岸的农舍依稀可见。脚下这熟悉的土地，她曾随丈夫无数次走过；绍棠患病瘫痪后，她还用轮椅推着他来探望大运河，探望乡亲……今天，绍棠将留下不走了。
黄土坡上，亲属们已挖好了一个一米见方、约两米深的坑穴。这时，曾彩美已泪流满面，她把绍棠的骨灰盒紧紧地抱在胸前，哽咽得难以成言：相濡以沫四十余年，你真的要走了啊……绍棠的儿媳玲玲拿出了随葬的物品：三本新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气息的《刘绍棠文集》、父亲生前喜爱的两小瓶茅台酒、一支粗杆蘸水钢笔和几个备用的笔尖。
刘绍棠的长子刘松萝，按照通县农村的“老理儿”，第一个捧起泥土撒下去……刘绍棠的骨灰盒被亲友们一捧一捧和着泪水的泥土覆盖了。
因为安葬刘绍棠骨灰的地点不是公墓区，不能立碑，曾彩美率儿孙们种下了一棵常青的松树。松萝叫妻子和儿子刘雨丝过来。还在上小学的雨丝，是绍棠生前格外疼爱的孙子。因人们都说他长得与幼年时的爷爷酷像且一样聪颖顽皮，绍棠曾对友人说过：“天不灭刘！”已经很懂事的小雨丝抹了抹眼泪，向爷爷的“墓地”深深地三鞠躬。
最后，人们纷纷把带来的鲜花一束束、一瓣瓣地撒落在安葬着刘绍棠骨灰的土地上……
绍棠走了，一位留下了六百多万字作品的著名作家走了，一个总是操心受累帮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办了不知多少好事的人走了，一个连续四届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人走了……没有墓碑，没有铭文，然而，他魂归故里。在他深深眷恋着的大运河边，在魂牵梦绕的家乡的土地上，他得以安息，他是幸福的。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九十九分的苦恼
孙绍振
我历尽坎坷，中年才得一女。体验到亲子之爱那份无言美妙之后，才觉得自己心灵中那一块一直未曾发现的感情的空白、蛮荒之地，早已成为水草丰美的绿洲，那份欢欣恰如刚刚即位的天子，发现自己童年时曾经流落民间，一无所有。
这爱在开初是一种心灵的欢畅，望着她那越来越像我的小尖鼻子，比我还玲珑的小嘴，心头洋溢着得意和开怀。我的太太自然也是我忠实的同盟者，她认为孩子比我长得漂亮，比我聪明，比我有更好的气质，将来比我更有出息，至于和院子里那些同龄孩子相比，我太太更是自豪，没有一个能和她并驾齐驱。
在这种情感气候之中，主观地希望花越开越艳丽，这种希望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
等女儿入小学，一年年往上升，这种顽强的宗教信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打击。最关键的是考试成绩，虽然都在九十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她的妈妈满意。在她看来我们的孩子应该门门都一百分才顺理成章，人家的孩子都能考到九十六、九十七分，她感到不可理解。孩子每次拿了九十四、九十五分回来，她脸上都没有笑容。有时孩子失误，只拿到八十几分，于是就有引发暴风骤雨的可能。孩子的每一次失误都是对我们希望之花信仰之花的摧折。只是我和太太不同，我默默忍受这种摧折，而我太太却要把这种摧折之痛发泄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孩子，平时各式各样的小毛小病，甚至于非毛非病都被拿出来数落一顿，论据软弱，而论断却是夸张的。这时孩子默默垂泪，一副可怜相。那眼神显然是希望我马上相救。可是我太太也在看我，那眼神显然也是希望我为她找出更为雄辩的论据。
夹在两种目光中的我只好装傻。
孩子自然拿我没办法，但太太对孩子的数落却有了发展。原来用的是第二人称单数，“你总是”如何如何不听话，不久就变成“你们总是”如何如何，最后干脆成了“你们两个人”如何如何。这时，我如果和她在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上进行逻辑的、语法的分辩，其结果“你们”立即变成了“你”，孩子解放了，批判的矛头立即转移到我头上。平时我的懒散、不爱整洁，待人大大咧咧，买东西又贵又次，多年前的学生来访叫错人家名字，来香港二十年还听不懂广州话，等等。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尤其是斗嘴，就是斗赢了又有什么光荣！不如遵循沉默是金的格言，“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乃我家乡人传统智慧的结晶。
我逐渐感到，随着孩子功课难度的上升，对孩子的爱，不再单纯是种甜蜜的温馨，其中也掺杂着忧虑和委屈。大凡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复合的，光是白糖，甜得也叫人发腻，加上点酸的、辣的，甚至是苦的（如咖啡），就美妙了。对孩子的爱也一样，如果没有那些苛求、专制，对孩子的成绩下降不痛苦、不忧虑也就说明对孩子的爱不强烈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减少一点甜蜜中的苦味。最关键的是切实有效地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放下教授的架子，亲自辅导孩子做作业。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孩子放学回家老远就喊着冲进门来了：“爸——爸！”知道这肯定是好消息了。
果然带回来一个九十九分。
我大喜，待她妈妈下班归来，我努努嘴暗示孩子把考卷奉上。
我看到太太脸上一丝微笑还没有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
她往椅子上一瘫：“我就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分！”
我大为震惊，本想顶回去：“你上小学考过几个一百分？我看连九十分都难得。”但是我知道，这样意气用事的话是绝对愚蠢的，只能破坏孩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所带来的良好气氛。美国人的幽默理论说，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把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甚至享受。
我灵机一动，叹了一口气说：“都是我不好。”
太太奇怪了：“平时都是骄傲自满得不得了，这回怎么谦虚起来了？”
我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老师没有教好。但是这种可能不大，因为人家的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并没有听说成绩不理想的呀。这就有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她的头脑不好，天生的笨。”
太太有点不同意的神色，我按住她的肩膀，请她让我说完。
“天生的笨，是遗传的原因。这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你笨。”
“这不可能。”
“我同意。那就第二种可能：那就是我笨。”
“我看这样说，还比较恰当。”
“但是，这也并不能怪我，更不能怪她呀。想当年，你找对象：背后跟着一个连队，你满园里拣瓜，拣得眼花；拣了半天，拣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
女儿捂着嘴巴笑。
太太也忍不住笑了。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葛仙米·地皮菜
邓云乡
六十多年前，很小的时候，正月里到镇上亲朋家坐席，有一味菜叫“葛仙米”，做成甜羹，小孩子们很爱吃。可是为什么叫葛仙米，却从来没有听大人们说起过。后来到了北京，却再没有吃过葛仙米，日久也忘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遥远的上海延吉新村，孩子们都外出到亲戚家吃饭去了，只我一人在家纳福，歪在沙发上看闲书，大本木版乾隆间汪启淑《水曹清暇录》（是中国书店影印的傅增湘藏飞鸿堂藏版钱竹汀序本，有“藏园”、“沅叔校定”、“傅沅叔藏书印”等章，古韵依稀可见。但非套色，印是黑的，书是假古董，不是真乾隆版，附此声明，以免被印藏者误会），忽见一条云：
“广西北流县有葛洪岩，相传晋葛洪为勾漏令修炼于此。床灶犹存，岩下产米类小木耳，可治肺热，味亦清香，堪作羹材，名葛仙米，充上方岁贡，户部主政……述。”这一条短短的笔记，一下子勾起我童年的回忆，真是有趣极了。但亦有许多难理解要思考者，其趣味更在此处。一是遥远的广西北流，查地图在广西东南角，现在也是市，在北流江边上，大概是县级市。离广东高州不远，我去年到过广东高州。而我的故乡却在山西东北角灵邱县东河南镇，距离真可以夸大说十万八千里，即使现在交通极为发达，这两个偏僻的山乡，也很难沟通。我客居北京、上海，还只到过高州，也未能去北流。我北国山镇的老乡，想来就更没有人去过了。而葛仙米却一样的出产，一样的叫法，汪文说“类小木耳”，一样的形状，而且又都是野生的。既不是北传南，也很难说南传北。北流有道家葛洪的修炼故事，所产叫“葛仙米”。而葛洪生长的东晋时代，只是半壁河山，葛能由建邺到遥远的广西，却不能北上到我老家，因为我老家当时是北魏拓跋氏统治的地方，是北朝交通要道，葛洪不能来，这里出产的“类小木耳”的野菜，怎么也叫“葛仙米”呢？当时又没有“大哥大”全球通，也没有“FAX”等现代化传媒工具及电脑联网，为何这样相同，实在叫人纳闷。而北京皇上也奇怪：让遥远的广西北流年年进贡葛仙米，却不要离得不太远的灵邱老乡来进，即使当年交通不便的条件，我们乡下到北京，骑牲口走旱路，有六七天也到了。皇上老儿舍近求远，为什么？想来不是皇上的本意，他不会知道万里之遥的广西山乡有“葛仙米”，这一定是大小官儿一层层地孝敬上来的。而自古当官的有一种遗传病，就是千方百计以自己权力所及讨好上级，讨好上峰……不然，北流的葛仙米又如何万里迢迢地贡到北京呢？这个带有神仙味的名称，又如何传到我们乡下，或者是由北京辗转贩运过来的吧？说来也很有意思了。
山镇还有一种叫“地皮菜”，也是类木耳的菌类野菜，同葛仙米差不多，但是上不了酒席，只是一般人家偶尔吃，而且大多是包馅用，包子、饺子都可以，大多好像是素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和炸豆腐、粉条剁碎了同包，没有同肉拌过，吃口自然远不如白菜、菠菜等。故乡山镇是苦寒地区，冬天可到零下十五六摄氏度，但城里种菜园的高手，不但能种出极为软、糯的长山药，也能种出大棵赤根菠菜，也是很特殊的。刚解放时，我在燃料工业部给老干部陶伯泉作秘书，他抗战时去延安，抗大毕业，后在太行山打游击，到过灵邱，和我很谈得来，一聊起来，就夸我们县冬天还能吃到菠菜，赤根绿叶。他是南京北面滁县人，却在乱世中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北国山乡打游击，说起吃菠菜总是眉飞色舞……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在上海电力设计院院长任上，吃了一百五六十片安眠药，自杀死了——多么不可思议？
由葛仙米说起，忽然说到老干部陶伯泉的自杀，这文章算是怎么写的呢？真是乱七八糟的思路，乱七八糟的经历，乱七八糟的……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工间小憩（摄影） 王英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俞平伯老人的全集
王建辉
作为职业编辑，我曾经参与编辑过好几种全集，俞平伯全集也曾在我的工作视线之内，只是限于条件还来不及做。不成想，有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同行先行做了出来。编辑行业有一种美德，就是向守“成事不必在我”（高梦旦语）。即有同行将它编辑出版了，自是一桩好事，更是读书人的幸事。
晚生如我，对于平伯老人向来充满崇敬。崇敬他的学问，更崇敬他的人格。他的学问和人格当然都由间接得知，学问虽然不好懂，但人格毕竟可以从许多文字中感受得到的。曾经见到一则资料，说“文革”中曾有造反派批斗平伯老人，骂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老人竟说，虽然反动，学术权威却不敢当。多么诚实和正直的人。
俞平伯老人的学问精深，用不着我们来评说，我也不敢泰岳跟前说东道西。老人的学问，红楼梦研究和古典诗文词曲论，世有定评，是老人名家的自家园地，我懂得的却很有限。于是绕过去翻易懂的读。这就是诗、散文、书信和日记，也就是全集两头两尾的第一、二、八、九、十共五卷，篇幅上刚好是全集的一半。
诗文是第一、二两卷。诗指新诗和旧体诗词，是第一卷。文是散文，在第二卷。诗与文收入全集，采行的是初版本原则，这其实也是全集收文的标准。说起来，平伯老人的写作是从诗文开始的，然后才是做学问。他的处女作便是作于1918年春的诗《奈何》，虽然到晚年才发表，而这位老人年轻时还是新诗初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1922春至1925年间，共出版了《冬夜》、《雪朝》、《西还》、《忆》等四种新诗集。平伯老人兼善新旧两种诗体。编辑者说，他的新旧体诗，崇尚自然真实之美，注重意境创造和语言锤炼，利用旧诗情境表达新意，熔铸旧诗音节进入白话，作品孤寂闲远，清新婉曲，诗味醇厚，自成一格。翻阅全集，此语自不失为简练的评语。老人的文更有名，名篇也多，如《陶然亭的雪》之类，最有名的恐怕是和朱自清先生同题的经典之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说他的散文，追求意境高渺、蕴藉曼然之氛围，抒情写景，古趣盎然，信然。且依我的愚见，文比诗更好，说其成就逼近乃师周作人当无愧色。
书信集有两卷，收集一千二百多件，占多数的七百三十一件是过去未曾发表的。由于易于收集的缘故，集中多晚年书札，当然也有早年的通信，如致周作人的若干件。在全部收信人中，叶圣陶所得最多，达四百七十三件。虽然平伯老人一生陌于世事，疏于酬对，书信接收者约六十人也不是太广，这些书信却自有它的价值，因为它或论学，或叙旧，或嘱事，都平实无华，坦诚如故，如茵茵草地，给人芳菲，对于了解老人一生的精神世界是不可不读的佳篇什，也是了解近世人心和学术的不可多得的好文字。早年《致江绍原》直指老师胡适学术“纰缪往往而有”，晚年《致牟小东》述及保护“先墓”（俞曲园墓）之心等等，都是特别值得一读的。
日记为最后的一卷，准确点说，占最后一卷的一多半，前半部分是家书。日记入全集也是向来编辑全集的成法。因为日记属于纯粹的个人文本，展示地道的私人空间，最能反映集主的行状和心灵。由于作者“不常作日记，外出或有事则书之”，故而篇幅上不是太大，就显得更为珍贵。许是编辑者虑及日记字数不是太多，才将家书从书信中抽出并入此卷，不然家书只是书信的一种，是没有理由独立另标一辑的。此集收入作者1918年至1982年六十多年间断续所写日记二十种，其中首次刊出的有《国外日记》和《秋荔亭日记》两种。
全集要全，是一个标准，而全集难全，是一个常识。用这样的标准和常识来衡量这部全集，它就是很全的了，因为编辑者用心良苦，尽可能地做到了全，能收集到初次发表的作品，就体现了求全的意图和追求，而且第一次入集的还有不少，就更不容易，何况还对新收集的作品都做了说明。
至交叶圣陶老说俞平伯“天分高，实践勤”。天分高不算奇，实践勤不稀罕，奇在能把两个方面完美结合起来，注于一生。而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人，注定是大家。平伯老人一生笔墨耕耘而汇成的这部全集，是一个明证。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人人尽说江南好（中国画） 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