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征文
抗老哲学
——给自己做点思想工作
萧乾
三年前，我八十五岁时，还没或者还不大想这个“老”字，更不用说“死”啦。这两三年来，老的意识不断向我袭来。有时躺在床上甚至模拟举行遗体告别时自己的挺直姿势。我充分意识到心理上这很不健康。深知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其实，除了一系列我自己看到的化验数字（如内生肌肝清除率只剩正常人的十分之一了），我意识不到自己的健康在退化。我耳不聋，还能听得出交响乐的细微处。我最怕人对我大声说话。走路人家总嫌我走得太快。饭量虽小多了，不再是大肚汉，但吃什么都挺香。睡眠是差一些，反正也不用坐班，可以随时补觉。尤其可以自慰的，就是还常想写上一星半点儿的，只是往往起了个头儿就坚持不下去。反正至少直到如今，我还没脑软化吧！
同年轻时候相比，最突出的一点是以前经常想的是未来，而现在小差常往后开。一苦闷了，就用早年如意的事来宽慰自己。可往往又认识到过去的反正都已经过去了，用那来支撑现在，不灵，也没出息。
于是，我坐下来，手捻素珠就做起自己的思想工作来。
生，是偶然的。死，可是必然的。
我早就写过《我这两辈子》。“两”是以1966年我往自己喉咙里倒的那瓶安眠药，并被隆福医院洗肠救活为界。吞服之前，我头脑完全清醒，所以遗书里还歌颂了一通新社会，只怪自己不能适应。那当然是为妻小托付。那次倘若没救活（已经隔了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不也就成为一抔土了。是捡了条命！幸亏没走。接着，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天就又亮了。我也没辜负我这第二辈子。我一生从没像这段日子那么奋发过。我一连写了《八十自省》、《未带地图的旅人》、《医药哲学》、《海外行踪》等书，重印了旧作十几种，还同洁若合译了奇书《尤利西斯》。隆福医院当年总算没白救我这条命。更要谢谢我的老伴洁若和她那位五年前归天了的姐姐常韦。
其实，八十年代我那股勤奋劲儿不难理解。当一个人发现他那条小命几乎丢掉可又捡了回来时，他就会更加希罕起来。以前晃晃荡荡地混日子，这时倒起劲了，好像是向自己证明没白活下来。
中学时期，学校春秋两季必举行运动会，我每次都必报名参加，而且是长跑。可我连个铜牌也没捞到过。由于落后不只一圈，往往连全程都没跑完就拉倒了。可我很满意，因为我跑是为了锻炼。
我这辈子也就是这么跑过来的。如今，九十在望了，这个“老”字再也躲不开了。与“老”字相伴的，自然就是“死”。生不容易，尤其生在贫苦之家，生在动乱的年月。那时，凭那股血气方刚的劲头，横冲直闯，也还是闯过来了。可面临老迈与死亡，就一筹莫展了。
当然，我一有病就打针吃药，住院治疗，立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最主要的措施是对自己做思想工作。
世上最可靠的哲学是唯物论，因为它不虚不玄，脚踏实地。首先就得承认自己老是老了———而且跟着还要死。自古以来，谁也跑不掉。秦始皇派了童男童女渡海去寻找长生之术，也白搭。
我腿脚还利索，耳不聋，戴上眼镜还能看五六号字，虽不能背诵什么了，可脑子还经使，不怎么糊涂。记得京剧里有个叫张别古的角色给老做了个精彩的总结，开头仿佛是：“人老了，人老先从哪儿老。先从牙上老。嚼不动的多，嚼得动的少……”
可咱们国家还常提倡老有所为。也就是老了也不能白吃闲饭。老了，精力差了，可老人还有比少年人经验多的一面。因而有时就能发挥点特有的作用。尤其耍笔杆这个行当。大件写不出来了，小件完全可以干到最后一息。
人老，不怕，因为是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怕的是心也老。心老最突出的征象就是成天关上门总想自己的老。越想越消沉，以至人还没死，心先死了。早年，肺病是不治之症。如今，不是了。癌症也有攻克的一天。唯独要是心死了，那可是最可怕之症。而且，此症并不限于老年！
前几年，我曾用韩德尔或莫扎特来医治我的老年症，时常身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心却徘徊在十八九世纪欧洲的宫廷。后来发现，作为艺术欣赏，那是上品。我常沉醉在那徐缓的旋律中。然而用那来驱散老迈和死亡的阴影，则是徒劳。大风琴只能片刻间把我带到遥远的年代去。那却无助于驱散我眼前的暮气。
我是个老记者。幸而我每天都有十来份日报和几种刊物可看。我看国内新闻，也关心国外动态。我发现多知道点国内外大事倒不失为抗老的一种办法。非洲的动乱，拉美的饥荒，美英威胁伊拉克，中国支援第三世界。多了解一下咱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就会少些迟暮之感。国内新闻之外，一定也要关心国际，因为那里既有咱们的今天，也有咱们的明天。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少来“几下子”
刘锦智
在辽宁省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几个人发言，开头都是“在方针、路线指引下，在上级精神鼓舞下，在省、市领导的关怀下，在县、区领导的重视帮助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在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下，在大好形势鼓励下……”一口气讲了七八“下”也未入正题。对此，一位领导同志严厉批评说，“如果每个人发言都来几下子，那么，不仅浪费了时间，也助长了一股“讲套话”的不正之风。所以，必须狠刹此风。”
此风确实该刹。现在讲套话乃至空话、大话的现象已充斥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大会小会到了没有“几下子”不成“话”的地步，似乎没有“几下子”，话不能成句，文不能成篇，哪管你耳朵都已起了厚厚的老茧，管你什么时间是金钱、效率、生命，管你还有什么忙不完的工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如此流弊所及，又何止于这“几下子”，恐怕还有更多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那“几下子”。
康熙在位时，一个官员奉旨去祭陵，这官员能写点文章，于是想趁机表现自己的才华。他祭陵后，写了篇长达十六页的奏折汇报，原以为肯定会得到赏识，不料康熙却这般评价说，这点小事竟用了这么长的奏折，看来是个无用之材。于是不但未提拔这位官员，还将其革职。康熙不愧是治国能手，深知好讲浮华空话的人不可用，更不可重用。而我们有些人好像与此相反，视能写裹脚布般臭长文章者为“大笔杆子”，赞赏有“几下子”的人“政策水平高”、“虑事周全”，于是有机会就委以重任。有此导向，“几下子”怎不盛行，讲空话之风何以禁止？上有所厌，下必敛之；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所以，能否有效制止“几下子”之类套话、空话的泛滥，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者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倘若都像辽宁的那位领导那样，反套话，憎空话，倡实话，“几下子”的不良现象，当然也就比较容易克服了，干实事的人就多了。
（作者单位：武汉市纪委调研室）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缸房
邓云乡
春节刚过，山西省假酒案成了报纸、电视各种新闻媒体的头条，沸沸扬扬传遍千家万户，而这个大新闻中，居然有一个小地方，即我的故乡灵丘。听了不免惊讶而感慨——过去出酒的地方，怎么会喝起甲醇兑的假酒，送掉性命呢？
说出酒，并不是夸大，雁北各县，不要说大同、朔州，即使小县灵丘、应县、广灵、浑源等地，县城及各大镇都有“缸房”，北京叫“烧缸”，都是制造高粱酒的小工厂。其中浑源最出名，鼎盛时期，西门外沙河、南头，大大小小烧缸近百家，有几千匹骡马，每天轮流用大酒篓往关南运酒。驮骡走十来天，酒也摇不坏。我们县也出酒，但只能在本地销售，不能走远。我们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了几家买卖，有钱庄万福泉、铁铺万福永、当铺洪福当、缸房万福成。还有几家叫“万福……”的，年代久远，早忘了。不过大多在世纪初关张了，只剩下缸房万福成，开在本镇东街上，销售本镇及三六九来镇赶集的南北山客户，大家都叫“万福成的酒”。小时我走在街上，人家指指点点说：“这是万福成的儿子……”似乎我就姓“万福成”了。当年我们家也有堂名，叫“振业堂”。家中好多用具上都盖着“邓振业堂”的大黑印，但更多的斗呀、升呀、钱板呀……都烫着“万福成”的火印。因为在我记事的时候，即由太原回到故乡山镇时，“万福成缸房”已倒给别人经营，我家已不是它的东家了。但虽然别人经营，店名还没有改，店里的酒大师傅、伙计都还是旧人，都认识我，我常跑去玩。
我常到大仓中玩，好大的房子，空空荡荡，地上埋着许许多多大缸，缸口同地一样平，上面用圆石板盖上，石板上再堆上谷糠，可以使缸盖密不通风。把高粱和酒曲拌了，放入缸中，盖上盖，堆上糠，这样就可以慢慢发酵。缸一排排地埋在地下，据说共四十九口，发酵四十九天，就可以从缸中用大木勺舀出，红兮兮，湿渌渌，一股酒香，用木桶挑到蒸锅去蒸。据说每天蒸一缸，四十九天一轮回。每个缸中，要放一石二斗高粱。一般人家没有这么大的缸。每缸放多少曲，即以多少曲拌一石二斗高粱，就不知道。至于曲是从哪里来的，是买的，还是缸房里自己做的，我就更不知道了。
蒸酒是在另一个院子的房里，两个特大的锅，都埋在与地面差不多高的灶口上，两个灶，中间用一个大风箱，灶膛挖在下面大坑中，拉那个特大风箱的汉子，也经常是赤膊带着大围裙，坐在地下坑中的小凳上，用力地拉着，还不时向两面炉口中用铁铲添着煤，火焰呼呼地燃着。两个大锅口上，是高得快要到房顶的大木桶。里面蒸的就是拌了曲经过发酵的高粱。桶中还有一个喇叭口的圆盖，蒸气从喇叭口中冒出，又在第二重盖中冷却聚拢为液体，高大的木桶下面，却有一个小小的斜竹管，蒸锅上木桶中的气聚为清水，就从这个小管中哗哗流出，流得很细，边上有个坛子接着，酒大师傅在边上听着蒸锅中的声音，看见有水从小竹管中流出来，就接一点尝尝，然后命拉风箱的人或再拉几下，或停火，或再在锅中加水……许多人全听他指挥，这样接着流出来的“清水”，就是高粱酒了。据说从大桶中刚流出来的酒，是不能吃的，吃了要醉死的。一定要酒大师傅在坛中加了水，才能喝，才能卖。至于加多少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会喝酒。所以虽然很小时候作过万福成缸房的少东家，可是从来不知酒味。但是有时用鼻子闻，一股醇香，忽入鼻端，也知道是佳酿。
我在书房念书的时候，老师王守先（名成邦）先生爱喝酒。先生是外村人，另外两个同学也是外村人，都是亲戚家的小孩，都住在书房里。先生自己做饭，吃的也很简单，冬天熬菜、夏天拌凉菜，萝卜土豆、豆腐豆芽，但总要喝一盅。我抢着给先生去打酒，说是他们认识我，我打的酒又好又多，不会掺水。我目的是趁机到街上跑一趟，逛一逛……老师知道我的用意，笑着总把酒嗉子（一种大底细脖喇叭口的小酒壶）和几个铜钱交给我，一边说道：“快去快回，在道上别玩啊……”我就笑嘻嘻地去了。出书房院大门小巷，转入上街口拐弯到东街缸房，来回不够一里路，我并不快跑，东张西望在街上寻找有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边走、一边玩。到了那熟悉的一排灰砖墙，墙上窗户还装着铁栅栏的缸房砖门前，进门到柜台边，站柜的小伙计都认识我，接过酒嗉子，用提子向酒坛中提一提酒，很麻利地倒在嗉子中，少不得我要说两句相同的话：多打点、多打点……当时这缸房早已不是我家的买卖，改由姓王的作东家了。可是伙计们都认得我，自然不会少给，而且也绝不会有假酒，那会儿顶多不过往酒坛中多加两瓢水罢了……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神州情思
风筝畅想曲
李恒瑞
假日到河滩上转转，看见许多孩子在放风筝。一根根长长的引线，一头系在天上，一头系在地上，孩子同风筝都在天与地之间悠荡，连心也被悠荡得恍恍惚惚了，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儿时的放风筝，大多是自己的长辈或家人编扎的，几根削得很薄的竹篾，用细纱线扎成各种鸟兽的造型，糊上雪白的纸片，再用彩笔勾勒出面孔与翅膀的图案。通常扎得最多的是“老雕”、“美人儿”、“八拐”、“花蝴蝶”等。
我们家前院就有位叔公，擅扎风筝，远近闻名。他扎的风筝不只体形好看，色彩艳丽，放飞得高远，还在风筝上绷一叶用蒲苇削成的膜片，经风一吹，发出“嗡嗡”的声响，仿佛是风筝的歌唱，在蓝天下播扬，给开阔的天地增添了无尽的韵味，给驰荡的童心带来几分疯狂。
我们那条巷道的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放的风筝几乎都是叔公编扎的。他的风筝不送人，也不卖钱，谁上门去讨，就给谁，自家贴钱买材料，他乐意。有一年他给自己扎了一只好大的“八拐”，足有磨盘大，上面绷了三根蒲苇片，头天晚上放上天去，用了十几丈长的细麻线，线的末端拴在家院中的老槐树上，风筝稳稳地升上夜空，向四周播出宏大的音响，半个古城人家都听到了。风也作美，这只“八拐”整整放了三天三夜。
后来，这位叔公去了海外，放风筝也渐与孩子们远离了。不过年年叔公给家乡写信，总不忘提起儿时的放风筝，每每情意绵绵，不能释怀。去年，香港回归之后，他在家信中说到，他这只被故乡放飞到海外的风筝，尽管飘荡游弋，经沐风雨，可那线头一直在故乡和亲人手中牵着，如今飘飞得太累了，也该要回归到家乡和亲人身边来了。
是的。我想，不光是叔公，我们每个人都是风筝，在妈妈手中牵着，从小放到大，再从家乡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啊！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人是地球的客人
周国平
生态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绿色正在成为新闻出版界看好的时髦色之一。在这热闹之中，我读了一本相对默默无闻的专著，发现它是一本可以在此领域为我做向导的基本读物。在《文明的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3月）一书中，生态学家周鸿清晰地阐述了生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脉络，使我获得了有关知识。当然，这本著作的主旨不是介绍这些知识，而是以生态学观点研究人类文明。这一研究涉及到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复杂问题，我想结合此书的阅读谈一谈我的思考。
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在文明早期就已提出的古老话题。中国的老庄，西方的犬儒派、斯多葛派，都认为文明是对自然的有害干扰，因此皆对文明持拒斥立场。按照现代的看法，地球上迄今为止的生态破坏也的确是人类社会对生物圈影响的结果。然而，文明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方式，人类绝不可能停留在或者回到纯粹的自然状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问题就只能归结为选择一种尽可能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
常常听到有人为古代文明、尤其是东方古代文明唱赞歌，仿佛那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天堂，而生态危机仅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事实却大不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它们之所以灭亡，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人类早期农业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和灌溉所导致的沙漠化与贫瘠化，使得支撑这些文明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彻底破坏。
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包括能源短缺、耕地减少、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以及温室效应、臭氧损耗等全球问题。就对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古代文明的长处在于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均有体现，短处在于不具备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和自觉性。现代文明则正好反过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业已淡薄，而干预自然过程的能力却空前地加强了，这正是危险所在；但是与此同时，由科学知识导引的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也正在空前地提高，其突出表现是自六十年代开始的绿色生态运动，这一运动声势日趋浩大，并因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而达于成熟。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倘若既失去了古代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又未达到现代文明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情形会怎么样呢？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怕情形。我想举书中大量涉及的森林状态为例。本世纪以来，全球的森林覆盖率在下降，越是落后的地区下降幅度越大，但在覆盖率本来就很高的欧洲和前苏联却已开始呈上升趋势。现在，全球森林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在发达国家，仅百分之二十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森林密集地区包括东北、四川、海南等地毁林速度惊人，例如海南的热带雨林在不到四十年间被毁五分之四，近十九年间全国森林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一，现有覆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森林是地球的“绿色的肺”，地球上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中枢，它通过储存碳而调节空气和气候，能够蓄积水和控制水土流失，并且还是物种的主要居所。因此，森林的毁坏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水灾不断，便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环境为发展的代价，这是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走过的弯路，也许我国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在有了西方国家的正反面经验之后，我们没有理由不缩短这一段弯路。我相信，一种健全的文明对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结合了古今文明之优点的，既怀着宗教性的敬畏之心，又有着科学性的保护意识。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现代生态运动的主导精神并非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具有泛神论意味的生态伦理学，其基本思想是把人看作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主张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权利。这种伦理学在现代的兴起无疑得力于对生态平衡之重要性的科学认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复活了那种敬畏自然的古老宗教精神。据说古代曾经流行树崇拜的习俗，先民们把树看作神在人间的驻地。一位现代生态学家则说人类是作为绿色植物的客人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个比较温和的说法减弱了古时的神话色彩，也许更适合于现代人。若把这个说法加以扩展，我们便可以说，人是地球的客人。作为客人，我们在享受主人的款待时倒也不必羞愧，但同时我们应当懂得尊重和感谢主人。那么，做一个有教养的客人，这可能就是现代人对待自然的最恰当的态度吧。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诗三首
阿平
小溪流韵
有二胡的曲子流过来
拉二胡的人在哪里
瞎子阿炳远了
现在的曲子很近
曲子很静
曲子流淌的样子很美
曲子上空有一道彩虹
眼睛可以看见
五彩池写意
季节的调色板打翻以后
画家匆匆逃走
没来得及交代构思
没有看一眼画稿
把画布遗落在水底
忘了捡起
秋只在池边站了片刻
便五颜六色了
无题
生命的意义其实很简单
仅仅一个亮点
从夜幕里跳跃而出
或者一滴露珠
在叶尖上闪烁凌晨
这就足够了
就可以让你发挥想象
让你难以忘怀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中国边疆探察丛书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册《亚洲腹地旅行记》曾倾倒了几代中外读者。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的边疆探察实践远远超越了前辈，众多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边疆探察实录，由此描述一个历史和未来沟通的文化景观，进行一番具有文化色彩的哲学思辨，传递一种文化考察的信息———总之，让中国学者几十年埋头边疆探察所经历的发现的快乐、田野作业的艰苦、奇观、险情、趣事以及他们的感慨和思考，通过主观的视角，以旅行记、日记、随笔加照片的形式讲述给读者，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得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诸方面的知识，让鲜为人知的专业研究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是“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编者多年的夙愿。今天呈现给读者的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天山问穹庐》、《寻找被遗忘的王朝》、《西南访古卅五年》、《无声的塔克拉玛干》、《鲜卑石室寻访记》、《叩开辽墓地宫之门》，就是这样一套专家学者的著作。（马大正）
专家学者的考察散记
边陲僻地的探险亲历（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谐趣园 招手停 冯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