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头条竞赛
河南南阳四百家庭农场主领取执照
农业法人呼之而出
本报河南南阳4月25日电 南阳宛城区雷庄村搞养殖的农民张景聚凭着刚刚领到的《农业法人营业执照》，从区农发行贷款30万元，马上招聘了8名员工，还签到了几份供销合同。他高兴地说：“我从‘自然人’变‘法人’了。”像他这样取得了独立法人资格的“农场主”在宛城已有400多家，他们共获得银行贷款3000多万元，人称“南阳新事”。
市场经济发展了，在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崭露头角的“农场主”们，越来越感到由于没有法人“名分”而遇到的种种不便。比如，他们贷款难，也无法签定规范的经济合同，还容易形成经济纠纷，难以取得客户的信任。他们渴望能像工商企业那样有一个“法人身份”。
去年6月，宛城区委和政府调研后认为，给具备一定条件的家庭农场主颁发农业法人执照，是支持他们由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跨越的大胆探索，也是农业产业化对工商管理体制和商业银行提出的改革要求。他们以工商企业登记的有关条件为框架，制定了农业法人登记条件，区政府牵头协调工商、税务、银行、审计、司法等单位，为“农业法人”在资产评估、办证、招工、贷款、公证、项目选定等方面提供服务。
从已领取《农业法人执照》的400来家农业企业看，面对市场竞争，这些“农业法人”比普通农户具有明显的优势。
宛城区农发行的同志就此表示：支持农村经济是银行的天职，但我们不能把钱贷给不是投资主体，又没有抵押和还贷能力的自然人，尤其不愿贷给没有独立经济法人资格的农民。现在有了农业法人，我们收回贷款有了把握，当然愿意向他们贷款。
他们还指出，发“农业法人”执照必须做好资质审查，切不可一哄而上。
（戴鹏 郭启朝）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视点（七）
更准、更快、更全：调正统计“晴雨表”
本报记者 王金海
编者按：本期“视点”报道了我国统计工作的成就、问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值得一读。
统计工作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为国家重大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又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既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又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围绕这个“晴雨表”所反映的问题，对读者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
统计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我们期待着统计工作在深化改革中迈出新步伐，实现统计工作更准、更快、更全的奋斗目标，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
作用增强影响扩大
近几年的“两会”，人民大会堂都在一楼大厅设置统计咨询服务台，许多代表、委员通过这个特殊的服务台，查询有关的统计数据，作为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提出议案和提案的依据。人们不难发现，代表、委员的讨论和发言，越来越少使用“绝大多数”、“一小部分”、“几乎”等含糊概念，而习惯使用精确的统计数据，有的甚至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好几位。其实，寻常百姓也开始重视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统计数字。国家统计局通过媒体每月发布各城市、各地区物价指数、经济增幅等，都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篮子，备受瞩目。
统计，是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实行科学决策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制订计划是否科学，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准确掌握统计数据极其关键。
为了发挥统计信息、咨询、监督作用，提高统计工作的服务水平，统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巨大。国家统计局的同志说，去年，统计工作可以说又有了新的开拓。
———围绕党的十五大召开和香港回归祖国等大事，国家统计局提供了一系列统计资料和分析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加大统计制度改革研究力度。如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实际、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组织实施了首次农业的基本单位普查，基本查清了我国农业的基本单位的情况。
———开展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历时5个月，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国家统计信息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快，技术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国家统计局的领导同志说：“正是由于取得了如此明显的成绩，统计工作在宏观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增大了，统计部门的影响扩大了，在国家决策支持系统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弄虚作假不容轻视
统计的生命在于真实。因此，国家统计局及各地统计部门始终把严治虚假现象作为重要任务。在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两位副司长李纲和程子林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联合进行的1997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件。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占18．4％，擅自制发统计调查表、阻挠统计执法检查等其他统计违法行为占24．9％。
记者翻阅了6万多件统计违法材料，发现目前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仍然是影响统计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而且多数是一些地方领导人干预统计造成的，篡改农村出生人口和乡镇企业数据尤为突出。
这让记者不由得想起，也是由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的1994年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那时，全国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7万多件，其中2万余件属于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
事隔三年，虽然查出的统计违法行为减少1万多件，可是在6万多件统计违法行为中，影响着统计数据质量大局的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仍然占相当大比重。
“这次，在查出的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件中，立案查处了1．5万多件。”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刘洪介绍说，“通过严肃查处，震慑了统计违法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行为。”
在1．5万多件统计违法案件中，已给予行政处分的占0．4％，予以警告的占10．7％，予以通报批评的占26．3％，责令改正的占7．5％，处以罚款的占44．6％，予以其他处罚的占10．5％。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有：四川省西充县原县长刘荣志利用职权篡改统计数据，并对县统计局长实施打击报复，将统计局长撤职并调离统计局，经查处，刘荣志已被免去县长职务；江苏省淮阴市钵池乡党委书记李锡成对该乡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负有领导责任，反而被提拔为副县级，经调查处理，其副县级待遇已被撤销。
“数字出官”亟须改变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我党一向倡导的优良作风。可是，一些领导干部完全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虚报浮夸，甚至以身试法，篡改或者授意迫使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一些地方“官出数字”严重，往往由于严重存在着“数字出官”的考核任用机制，致使干部的荣辱升降，系于一数。
我们在一些地方，见到这样的情景：有的领导干部上任伊始，不是把心思用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上，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一年“要办多少件实事”、“要干几件跨世纪的工程”，等等。其实，这些突出自己政绩的所谓“实事”或“工程”，因为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根本办不成。怎么办？有些干部就玩起数字游戏，搞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这些人往往在一些关键数字如发展速度、人均收入、乡镇企业产值、人口出生率等上面，轻轻松松添几个零，或改变一下百分比，就实现了显赫“政绩”，有些地方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百强”。
1994年中纪委、监察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查处的河南安阳县，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河南安阳县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们原来预计1993年乡镇企业产值只有40亿元左右，当打听到相邻的林县达到50亿元之后，紧急召开各乡会议，要求统计人员“找”产值，并在会议上公开“按需”修改统计数据，定下“不超过林县也不能差得太多”的目标，一次会议就把全县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到48．85亿元。
类似河南安阳这样的事例，全国还有不少。有些地方不是把统计数字自下而上地进行汇总，而是事先确定了总体数字，然后再层层“落实”下去。在有些地方还有明文规定，凡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者，书记乡长可提拔为副县级。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手中甚至有两套数据，评功论赏、争名谋位，拿出的是一套数据；要救济、要资金、要扶持，则又拿出另一套数据。
我们倘若依这样的统计数据订计划、搞决策，岂不到了“盲人骑瞎马”的危险境地？为此，群众对这类浮夸干部深恶痛绝，说是“匡匡估估，报给政府；估估匡匡，报到中央；干部升官，人民遭殃。”还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早已发现这种现象，多次指出，虚报浮夸是一种“消极的腐败行为”，“因此而提拔进领导班子的，要坚决调整下来，后果严重的还要处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那些背离党的路线的人，那些贪图私利、弄虚作假、跑官要官的人，决不能进入领导班子。”
看来，我们考察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政绩，绝不能简单地以“数”为准，而是既要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效，又要看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成效；既要看发展速度，更要看质量、效益和发展后劲；既要看近期的、局部的成果，更要看长远的、整体的效益；既要看到原有的发展条件，又要看干部主观努力和艰苦创业精神。只有这样考核干部，才能全面公正，才能堵住“数字出干部”的歪风。
一靠法制二靠科学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统计工作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治“数”。《统计法》早在1983年12月颁布实施，199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修改后的《统计法》。《统计法》是进行统计活动的行为准则，是抑制虚报浮夸、数字腐败的根本大法。统计有法可依之后，关键还必须加强统计普法、统计执法，建立起统计专职执法队伍，使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统计离开了法律，数字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产生浮夸风。对于亲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至今想来或许仍不寒而栗。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加强统计执法，我们必须放到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安危、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保证统计数据的可靠真实，我们还必须大力提高科技水平。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原始统计数据质量问题较多，倘若要做到宏观统计数据基本可靠、能客观地反映经济运行的趋势和变化，还必须依靠科技的手段。现在国家统计局和地方、部门统计机构，加强了统计数据质量检查和质量控制，综合运用科学的统计技术和方法，加强了对宏观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估，保证为全国提供的宏观统计数据基本真实。
下面微观数据问题较多，而上面的真实宏观数据怎样依靠科学得来呢？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宏观统计数据不是微观数据的简单相加，许多统计指标是依靠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搜集的。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物价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自然增长率等重要统计指标，都是国家统计局用抽样调查方法统计得来的。这些统计数据，是根据样本单位的数据推算出来的，而与非样本单位的数据无关。科学抽样调查的数据，不与地方党政领导的升迁挂钩，这就做到了基本可靠。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为统计工作提供了日益先进的技术手段。
统计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设置的，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形成的。经过近几年的一系列改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现行统计制度还明显存在三个“体系”滞后：一、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笨重，过分依赖层层汇总，实行全面报表为主，抗干扰性差，而且难以及时反映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二、统计指标体系结构性矛盾突出，反映两个根本性转变进程的指标很不健全，与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配套的统计指标存在较大缺口，而一些过时的统计指标依然存在。三、统计标准体系不配套，滞后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便于同国际标准接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和利益主体的日趋多元化，统计制度存在的三个“体系”滞后，增加了统计方法的中间环节的失误，这为一些地方、部门和个人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导致不同部门对同一问题的统计结果矛盾很大。作为国家统计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统计局，常常为此增加大量劳动，这些“劳动”被称之为“挤水分”。
统计改革必须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国家管理对统计信息需求的共性，以及统计自身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比较性特点，决定了我国的统计制度改革应该而且能够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要充分利用好国际上成熟的统计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统计标准体系。
统计改革也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统计调查方法体系要符合我国实际，科学适用。我国统计调查方法今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大力推广抽样调查，凡是适宜运用抽样方法调查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就要积极地逐步地采用抽样调查。同时还要注重运用重点调查和科学推算，完善国家普查制度。
统计，这一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其重要职能后，其信息、咨询和监督三大功能越来越具有强大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统计尚存诸多问题，若建成一套精简、科学、高效的统计体制，的确还要走相当长的路，可谓任重道远。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尽可能走得快一些、好一些。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因特网上寻救 万里来华求医
米勒母子杭州受助
本报杭州4月24日电 通过因特网为儿子万里求医的加拿大女士曼弗尔·米勒，今天上午又踏进杭州古运河畔的浙江省眼病研究所，副所长夏贤闽教授为她3岁的儿子作了认真的治疗。
今年3月，米勒在因特网上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她的儿子多斯汀患了罕见的“视网膜大块渗出性病变”，右眼近乎失明，加拿大医生认为只能摘除眼球，安装玻璃眼珠。一位曾在杭州治愈该病的美国大学生从网上发回信息，介绍中国杭州有神医良药。但失业的米勒独自抚养一对儿女，无法支付来华费用。旅加华侨闻讯后，筹集5000加元，并由一名华侨陪同米勒一家，于4月10日下午到达杭州。
夏教授当即给男孩作了针灸治疗、配了中药，他认为经过3个月的治疗，多斯汀的右眼球完全可以保住，视力也会逐步恢复。眼病研究所表示，免去所有医疗费用和中药费。
热情的杭州人纷纷援助这个异国家庭。之江饭店为他们提供客房和早餐，大顺酒店提供中晚餐和车辆接送，十几位有英语特长的青年志愿者愿意提供日常帮助，不少杭州市民带着礼品来看望米勒一家……
杭州学军小学学生谢超捐出自己的零花钱50元，写信给米勒女士说：“请用这点钱给多斯汀买糖果吃，中国糖吃在多斯汀嘴里，甜在我们心里，祝多斯汀小朋友早日治好眼病。”
米勒来到陌生的杭州，没想到杭州人民如此热忱和友善。她把大家捐助的一部分钱转捐给杭州市慈善总会。她说：“我要让儿子永远记住杭州，记住中国。”
（袁亚平 何培新）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新闻观察
音乐人要关注著作权
本报记者 孙海涛
“3年多了，上个月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我会提出的音乐版税案了。”4月24日，在中国新闻出版署院内的一座小楼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常城带着感叹接受采访。
1994年12月，香港歌手张学友在上海的5场演唱会，总收入1400万元。演出前一个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即向主办单位提出音乐版税问题，主办单位拒绝缴纳。该协会于1996年5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今年3月12日法院开始审理。常城指出，这是我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首例诉讼案，如果胜诉，将使我们为境外作者征收到第一笔音乐著作权版税。
我国于1994年5月加入世界词、曲作者协会联合会（CISAC），170多个国家（地区）的协会是它的成员。CISAC的宗旨是保护全世界词曲作者的权益。一个词曲作者不可能随时知道他的作品何时何地被人演出，一旦他的作品在他国作商业性使用，该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有权代表他收取版税，然后通过他所在国的协会转交作者。这是会员国（地区）组织共同作出的国际承诺。
1995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首次收到香港转来的音乐版税，至今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来版税，去年达100多万元。我国受益的词曲作者超过3000人次。
付音乐版税，在世界上已有150多年历史。不少国家对音乐作品使用情况的监测、作品识别、许可与分配等都有一套完善的体系，其工作人员往往有数千人之多。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的常城，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本案的输赢：“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版权业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正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一个先兆。如果我们还不赶快适应国际惯例，会有损于我国的知识产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工作人员目前有10人，加上近年来在一些省市建立了办事处，总共有30来人了。1996年在巴黎召开的CISAC年会评价道“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同事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工作，我们对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应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
常城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他们的最大告慰。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苗族娃娃学电脑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湖南湘西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的教学设施不断得到改进，最近该校的苗族娃娃们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使用电脑了。 陆穗斌摄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回音壁
山西原平撞人事件已处理
肇事者拘留十天赔偿损失
本报太原4月25日电 记者刘伟报道：本报一周前报道的山西省原平市发生的张旻酒后开车撞伤6人事件，日前已得到处理。肇事者张旻按法规被行政拘留10天，吊销驾驶证，并承担了伤者共6万余元医药费。
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亲自过问此事的处理结果。省公安厅和省交通管理局迅速派出人员赴原平处理此事。山西省石油公司获知情况后，即责令身为本公司职工的肇事者停职检查，并责成肇事者所属分公司负责人做出领导失察的书面检查。
原平交警部门重新勘查了事故现场，走访了目击证人和受伤者，确认肇事者系酒后驾车伤人，严重违反交通法规，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合肥开辟五条政府倾听通道
本报合肥4月25日电 记者刘杰报道：日前合肥市政府决定，将“110”报警电话与市长监督电话、“122”交通事故电话、“119”火警电话、“120”卫生急救电话以及供水、供电、煤气值班电话等社会服务项目联合起来，让群众不但能得到高效便捷的服务，还有更多的渠道向政府反映问题和建议。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台胞捐助内蒙古失学儿童
本报呼和浩特4月25日电 记者刘亮明报道：台胞刘存厚日前来到内蒙古察右前旗南号村，捐款资助20名失学儿童重返课堂。
他与当地政府协议，从1998年开始的9年中，他将每年拿出2万元资助20名儿童上学。如果这些孩子考上大学，他将继续资助。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河北新闻媒体敢于曝光
省委书记支持舆论监督
本报石家庄4月25日电 “我坚决支持这个专题。对这个专题遇到的阻力，我愿意、也有责任帮助排除。”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近日就河北电视台开办的舆论监督节目《新闻广角》，致信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厅。程维高在信中再次表示了对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坚决支持”的一贯态度，并要求新闻工作者出于公心，廉洁工作，敢于为人民群众讲话。
今年以来，程维高同志多次强调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监督，创办名牌栏目。3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的意见》。
从3月底开始，河北省新闻媒介陆续推出了以加强舆论监督、评说社会热点为宗旨的重点专栏或专题节目，如河北日报的《特别报道》、河北电视台的《新闻经纬》和《新闻广角》、河北经济日报的《监督信箱》等。在这些栏目和节目中，先后对一些地方客运汽车“倒客”、个别医院雇佣“医托”坑害患者、个别县市中小学“乱收费”、滹沱河水污染等问题进行了曝光，引起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河北电视台的《新闻广角》开播后，程维高同志先后3次对有关报道作出批示。（陈国琦
夏凤祥 边建国）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严把源头收费 实施规范管理
福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
本报福州4月25日电 记者赵鹏报道：福建努力实现“三确保”目标，使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初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三个确保”即没有出现村提留乡统筹费突破5％的村；没有出现违反中央规定出台加重农民负担项目的现象；没有发生因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案件。
近年来，由于不合理农民负担而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福建各地屡屡出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福建省委、省政府把切实合理减轻农民负担列为反腐纠风的“重中之重”，先后向全省下发《防止和纠正平均摊派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专项治理方案》等6份规定文件。省政府还与全省9地市逐级签订责任状，将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核和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两级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受到处分的干部，在规定期限内不得提拔。
在管住源头的同时，福建省还在完善制度建设上不断加大力度。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全省农民承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改为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计提，并以1995年为基数，一定3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