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走进美联储金库
李春信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不仅独立于国会和政府行使货币政策，而且还垄断着美元新钞的发行和旧钞回存、整理及重新投放等工作。美联储存放美元的中心金库就设在其总部所在地纽约市近郊。作为纽约共和国民银行邀请的考察团，我们参观了这个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银行金库。
金库，对于我们这些银行职员来说应该是习以为常的。但参观国外银行的金库，特别是存放号称世界货币———美钞的金库，我们都还是第一次。
那天，在纽约共和国民银行总部门前，我们搭上了该行专为我们安排的出租车。本以为接待人员会与我们一同前往，谁知他们把进入中央银行金库的“通行证”（一张类似发票的单子）交给了出租车司机后，就与我们“回头见”了。我们心里直犯嘀咕：我们几个“老外”，能独闯美国中央银行的金库吗？
大约40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位于纽约近郊的目的地。一下车，就看到了金库的大门。出租车司机把“通行证”递到金库保安手里，几乎没说一句话，保安就示意我们进第一道门了。
起初，大家还按照我国银行设置金库的规矩来揣测这样一座重要的金库：应该在地下多深；金库的门起码不会轻于日本人设计的……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座装有几千亿美钞的金库，根本不在地下。而且，金库的第一道门与一般办公楼的旋转门没什么两样。第二道、第三道门也是如此，只是多了不关前门、后门就不能开的一个机关。原来，这座金库的安全工作主要依赖于设在金库内的480个监控器和埋伏在周围的保安人员。
进入第一道门之后，两个保安人员礼貌而迅速地为我们办理了进入金库核心部位的一切准备工作：安检、存放手提物品、联系讲解员、通报参观须知等。还没等保安的工作结束，从第二道门中走出来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热情地迎上前来，并不无幽默地告诉我们，他们是负责接待的，女的负责解说，男的负责安全。
安全？参观金库还不安全？待我们进入第二、第三道门时，才化解了心中的这一疑惑。原来，所谓安全是怕金库里面做搬运工作的机器人碰撞我们。
走进金库后，映入眼帘的全是绿色的美钞。这些美钞，有的在玻璃集装箱里，有的散堆在地上。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特别的金库。它完全没有我们印象中金库的影子，而活像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车间。宽大的走廊两侧，并排设置着各类工作室。工作室与工作室之间，工作室与走廊之间，全部用透明的玻璃作为隔墙。工作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商业银行送来的现钞，待整理出一定数量后，机器人就会沿着走廊上为其设置的专用红色路线，马上来到工作间里面取走，运到牵引机上准备再一次投放。机器人你来我往，点钞机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忙碌不停，这一情景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负责接待的小姐为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解，生怕我们有一点看不懂的地方。据她介绍，这座金库的容积共有100万立方米，分上下两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金库，可容纳4000亿美元的现钞。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4000多亿美元现钞，这里可全部接收。在金库设计时，原来并未考虑允许人们进来参观。但金库建成后，国内外银行界的同行纷纷要求参观，遂决定开设这一“旅游”项目，让世界各国银行界的同行进一步了解美国和美元。
负责安全的先生忠于职守，不许每个人越过属于机器人路线的红线。讲解员告诉我们，控制室的主管是个华人。果然在总控室里，这位同胞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为我们讲述了总控室的各种功能及运行原理。她还告诉我们，这座金库的现代化程度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
离开总控室后，我们径直来到二楼参观。二楼的部门是负责钞票的清点工作。目前使用的分检机有14台，全部从德国进口。这种机器可以一次完成所有的工序。只要把退出市场流通的钞票送入机器中，机器就会按照一定的数量，分面额整理好。对于残币或有污痕的币也能分辨清楚，并直接粉碎，同时还将假币“吐出”，再由人工鉴别。一台机器每小时可处理75000张钞票。机器“加工”后的钞票，很快被机器人运送到二楼中部的升降控制区，准备重新投放。一切的处理过程，看上去就像工厂里的流水线。
在参观完所有流程之后，接待人员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品：一包用透明塑料包起来的碎美钞，据说粉碎之前正好是10万美元。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于平安
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的28C／3·18号决议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为图书和版权专设纪念日的想法起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种传统活动。自1923年起，这种传统活动便成为一种供奉图书的风俗。同时，4月23日又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守护神圣乔治的复活日。每年这一天，人们都要献上一本书和一枝玫瑰花。
但更重要的是，4月23日这一天对于世界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三位享有盛誉的作家都于1616年4月23日与世长辞。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诞生或逝世于4月23日。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冰岛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哈尔多·基里扬·拉克斯内斯。该作家曾于1953年获国际和平运动奖和斯大林文学奖，195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哥伦比亚作家马努埃尔·梅希亚·巴耶霍。这是一位仅次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部分作品以反对独裁为主题。主要作品为：《指定的日子》和《探戈曲》。
西班牙作家、新闻记者和法学家约瑟夫·普拉。他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其文学成就在该地区占有突出地位。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二战之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事件和社会生活，用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现已出版了全集46卷。西班牙为鼓励文学创作，还专设了约瑟夫·普拉文学奖。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莫里斯·德吕翁。他的长篇小说《大家族》使这位少有的自然主义作家荣获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其他作品如：《生存的情欲》、《宙斯回忆录》、《权力》和《该死的国王》等都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1996年4月23日是庆祝世界图书和版权日的第一年。当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图书作为传播知识、信息和思想的手段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总干事阐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支援图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认为这项工作是与促进版权，鼓励作家、音乐家、美术家和其他作品的创作者的劳动，保护艺术和知识产权联系在一起的。他说，重要的是鼓励创作者积极参加这种庆祝活动，使每个人发现或再发现读书的意义和版权的重要性，使这一天成为真正的图书日。总干事在庆祝第一个图书和版权日时的讲话，引起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以及非政府间组织的重视。
1996年当年，欧洲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和伊斯兰教科文组织就作出决定，将这一庆祝活动列入其活动项目中。此外，万国邮政联盟曾建议在其联盟成员国的各邮局发行一种纪念邮票。
1997年的4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再次为此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无论新技术对图书的传统形式或精美形式所带来的影响，图书在贫穷国家或发达国家中仍然是扫盲和教育所不可替代的思考工具，仍然是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的关键。
我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对开展庆祝图书和版权日予以高度的重视。近两年来，新闻媒体对此项活动作出了大量的报道，各有关单位也以不同的形式开展了庆祝活动。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语言与民族融合
丁刚
千万不要以为会讲英语，你就可以在欧盟国家畅通无阻。在西班牙，几乎没有出租车司机能听懂英语；在意大利，你若用英语问路，绝大多数人会带着茫然的神态对你摇头；在被称为欧洲之都的布鲁塞尔，旅游景观———原子球宫上的餐厅服务员也只懂几个英语单词；甚至在欧盟总部，你也总会碰到不会讲英语的工作人员。据欧盟人士讲，欧盟机构用于翻译的费用为总开支的1／3。
谈起语言问题，欧盟官员大都承认此事已陷入两难境地。语言不一致，给统一大市场造成很多障碍，比如跨国投资和人员流动。但是，语言的趋同，特别是大语种的流行又使中小民族的语言逐渐丧失活力。如今不懂英语，你就玩不了电脑，上不了网。在未来的数字化世界，不懂英语更将寸步难行，更不用说一面要鼓励年轻人学习大语种，一面又要尽力保护民族语言所付出的沉重的经济代价了。
随着明年年初欧元的启动，欧盟将会有统一的货币、共同的中央银行，接着是农业、税收、社会福利等各项政策的逐步趋同，最终实现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那么，语言能统一吗？恐怕不能。道理很简单，哪个民族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语言。一个民族倘若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失去归属感，那感觉就像无家可归而不得不寄人篱下一样。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又是思维的工具，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民族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交流，却很难用同一种语言思维。
眼下，欧洲有识之士对英语流行的担心实际上就反映了对文化失传的恐惧。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讲起英语来已全无昔日大不列颠绅士的风度，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读音声调都多多少少带着点美国味儿。有专家将此称为美国文化入侵的结果，并惊呼，美国人正在用最现代化的“武器”———电脑和网络蚕食欧洲文化。什么法语、德语、瑞典语，全会在电脑和网络的狂轰滥炸下不断萎缩，民族文化会因此而成为“博物馆的展品”。
语言的趋同会对保存民族文化带来困难，但语言的不同也并非只有益而无弊。回顾欧洲历史，人们看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多彩原本就离不开语言的丰富多彩。假如让莎翁、雨果、塞万提斯这些大文豪都用同一种语言写作，欧洲文化恐怕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但语言不同惹出的是非也不在少数。比利时就是突出的例子，讲法语的瓦隆人与讲佛拉芒语的佛拉芒人的民族矛盾集中地表现在语言争端上。如今，比利时所有的官方文件和出版物都必须印有两种语言，甚至连地铁票也不能例外。政府的一些部门还设有两名主管，分别由佛拉芒人和瓦隆人担任，大学也要各分一半。前不久，佛兰德大区一位部长下令布鲁塞尔周围6个行政区的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禁止使用法语，又挑起了一场“语言大战”。比利时的《晚报》发表社论警告说：国家已因语言问题而面临分裂危险。
布拉格民族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格尔耐几年前曾对这类现象做过剖析，他的著作《民族主义》一直被欧洲的学者们奉为此专题的经典。书中谈到，欧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总也不能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最终应有一个自己管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又应是和谐一致的。历史上欧洲出现的冲突大多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引发的。格氏在书中预言，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民族意识问题会愈加突出。
其实，格氏只是看到了欧洲的问题，由语言不同引发的民族意识问题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有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民族融合的时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速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语言正在成为不可或缺的纽带。人类面临的挑战也就不仅仅是必须憋足劲儿学会一两门外语，而是如何在融合的过程中保存民族文化，又如何在保存民族文化的同时不破坏民族的融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圣城凯鲁旺
吕志星
突尼斯东部沿海地带的浴场和南部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以其阳光、海水、荒漠、椰枣等大自然景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但到过突尼斯的人没有不去凯鲁旺的，因为那是一座被誉为突尼斯精神首都的城市。
乘车出突尼斯市，沿着南行的高速公路行驶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进入了凯鲁旺省界。一眼望不到边的橄榄树林，一年四季把路旁广阔的原野装扮得绿绿葱葱。从离城几公里外远远望去，一座高高的瞭望塔耸立在一片古朴典雅的阿拉伯建筑群中。朝高塔的方向行进几分钟，就到了凯鲁旺城。
地处突尼斯内陆的凯鲁旺城，由于水源缺乏，世世代代遭受干旱的困扰。城内修筑了许多蓄水池，由几十公里外引来的泉水通过管道注入大大小小的蓄水池，池水清澈见底，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景象。
奥克巴清真寺西北角那座高达35米的瞭望塔是全城最高的建筑，每天5遍的唱经声由这里传遍到城市的每个角落。1000多年来，瞭望塔日夜守护着凯鲁旺城，它像灯塔一样给人们指明方向，朝着瞭望塔走去，就会到达这座伊斯兰的圣城。
这座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是突尼斯第四大城，同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齐名，被列为伊斯兰教四大圣地之一。每年突尼斯国内和马格里布国家的许多穆斯林来这里朝觐。据说，凡到凯鲁旺朝觐7次的就等于去麦加圣地朝觐1次。这里流传着许许多多伊斯兰教先知的故事和传说，使这座伊斯兰古城颇具神奇色彩。
公元671年，一位名叫奥克巴·本·纳菲尔的阿拉伯将领率领大军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上同拜占庭军队展开了一场浴血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奥克巴为建造一个伊斯兰屯兵的永久性营垒，选择了这块既远离柏柏尔部落的聚集地，又同拜占庭经常骚扰的海岸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建立起马格里布和非洲大陆第一座完全阿拉伯化的城市。公元9世纪，阿格拉比王朝在此定都，凯鲁旺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不再同当时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为中心的中央王国有实际的联系。此后，各代王公贵族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阿拉伯式建筑和伊斯兰清真寺。奥克巴清真寺是全城最大的清真寺，周围大大小小清真寺多达100多座，使这座伊斯兰教传入最早的城市成为穆斯林膜拜的圣地，被称为突尼斯的精神首都。
奥克巴清真寺是马格里布最大的清真寺，寺院的四周修筑了4米高的院墙，四角设有岗楼，表面看去犹如一座巨大的城堡。走进大门是一个130米长、80米宽的大广场，大理石铺砌的地面至今光滑平整。三面拱形长廊由300根雕塑精美的石柱撑起，同清真寺祷告大厅内300根石柱相互对应。大厅正面有17扇用黎巴嫩杉木制成的木门，当时的能工巧匠们在门上雕刻了简单、明快的几何图案，体现出马格里布独特的艺术风格。厅内的诵经台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木制的讲台上篆刻着古兰经经文，镶嵌着巴格达的石头和古罗马以及拜占庭时代缴获的各种大理石雕制品。可容纳3000多人的祷告大厅宏伟壮观，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凯鲁旺城生产的名贵地毯。大厅顶部悬挂着华丽的巨大吊灯，灯光增添了祷告仪式的庄重气氛。每到重大宗教节日，宽大的祷告厅内总是拥挤不堪，甚至连广场和走廊也站满祷告的人群。记者随阿拉伯宗教人士访问凯鲁旺时看到，连来自麦加、耶路撒冷等清真寺的著名伊斯兰学者们都对奥克巴清真寺的古老历史肃然起敬，对它的华丽和壮观赞叹不绝。
清真寺周围弯弯曲曲的古老街巷里，店铺和货摊鳞次栉比，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构成典型的阿拉伯市场风貌。许多商店里挂满色彩鲜艳、形状各异的地毯，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有“地毯之乡”美称的凯鲁旺生产的地毯，以其精美的图案和细腻的做工闻名于世。当地的大工厂、小作坊生产出的毛织、丝织和麻织地毯充斥了整个突尼斯地毯市场，并向欧洲国家出口。许多旅游者都在这里买上一块有特色的小地毯带回国，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此外，凯鲁旺盛产的铜制工艺品和皮革制品，也深受旅游者的青睐。（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联合国秘书长
与《鹿娃图》
闽仁
正值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踏上前往巴格达的艰难之旅的前夕，我国著名画家李延声接到了他的一封情真意切的来信。信中写道：“收到您送给我的佳作，我极为高兴并深受感动。请接受我对您慷慨相赠致以由衷的谢意。我一定会将这幅画挂在最能体现其美妙意境的地方。”
安南与李延声的这番友好往来始于去年金秋。当时李延声先生赴美办画展。在我国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向安南介绍了李延声的艺术成就。安南夫妇、秦大使夫妇和李延声兴致勃勃地谈论了中国画艺术。秦大使夫人向李延声介绍安南夫人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极富博爱之心。安南夫人谈及她也很喜欢绘画，特别欣赏富有生活气息、表现美好事物的画作。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安南夫妇的睿智通达、热诚友好给李延声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没多久，他就为安南夫妇创作了一幅《鹿娃图》。
正如安南在信中所称赞的，这幅《鹿娃图》具有“美妙的意境”。鹿是人类的好朋友，既灵巧敏捷，又温顺敦厚，而且浑身是宝。我国人民更是视之为瑞兽，它象征着吉祥如（与“鹿”谐音）意、和平安康。李延声喜爱鹿，画鹿堪称其画技之一绝。他笔墨娴熟，造型功底深厚，能寥寥数笔即将鹿画得惟妙惟肖。在赠给安南的这幅《鹿娃图》中，李延声以浓淡相宜的朱膘色与干湿交替的墨色互相渲染渗化，以洗炼多变、富有神韵的线条，生动酣畅地画出了三只充满灵性的鹿。雄鹿体态魁梧，神态轩昂怡然。雌鹿姿态优美，显得温和柔绵，满怀对小鹿眷顾呵护之情。小鹿憨态可掬，正依偎着母鹿，逗人怜爱。尤以人物画见长的李延声先生，在此《鹿娃图》中信手描绘了一个鹿娃。他身穿红肚兜，肩挎小篮篓，篮中鲜草嫩叶青翠欲滴。“灵草青青逗鹿还”。李延声在一旁题写的这诗句，体现了鹿娃与灵鹿间亲近无比的情感，道出了鹿娃纯朴美好的生活情趣。整幅画呈暖色基调，逸秀淡雅，清新和谐，生机盎然。两年前有位外交官曾撰文称赞李延声所作的《呦鹿图》，说李延声的鹿“画得轻松，极富情趣，其画情、画意、画趣和画法皆耐人玩味”。似是出于职业习惯的思考，这位外交官在赏画时油然而生感慨：“大自然的物类之间可以和睦相处，推而广之，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难道不更需要一种友爱与和谐吗？”不论是《呦鹿图》，还是《鹿娃图》，画家李延声这些同一题材的佳作，都表现了人们热爱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得到了海内外许多人士的赞赏与喜爱。这些画曾作为国礼赠与外国首脑，并被收藏陈列在中南海西花厅、我驻法大使官邸和国务院侨办大楼等重要场所。
画尽而意存，人心相沟通。在海湾战火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和平使者安南在赶赴巴格达处理危机之前，曾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充分协商。一次，他在官邸宴请安理会成员国大使夫妇时，我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夫妇将已装裱好的这幅《鹿娃图》送交安南夫妇。安南夫妇深为其新颖独特的绘画艺术所吸引，更为其祥和安宁的美妙意境所感染，夫妇俩十分喜爱这幅《鹿娃图》。安南告诉秦大使，他当晚即要给李延声写信致谢。这就有了此文开头讲述的这一和平友好的佳话。（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游踪
巴黎大学参观记
陈家生
一到艺术之都巴黎，热心的东道主便特地安排我们一行参观访问著名的巴黎大学。
巴黎大学与我们想象中的占地广阔、建筑宏伟的大规模的学府完全不同。它是由几所规模不大、相对独立的大学联合组成的。我们访问的是其中一所以人文科学专业为主的索邦大学。这所大学历史悠久，创办于公元17世纪，现有文学、语言、经济、法律四个专业，是巴黎大学中规模较大较重要的。
索邦大学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拉丁区。驱车辗转了几条街道，好不容易在一条古老的大胡同口停车。往前步行几十米，便到了一幢法国古典式的石砌的楼房门前。只见这座建筑物不很高大，大门仅二米来宽，四五米高。拱形大门的上头，有一行很不起眼的横额，上头刻写着法文的“巴黎大学”几个字，这就算是校牌了。门上则是拱形的屋顶。屋顶四周，雕刻着许多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历史人物雕像，充满着古典艺术的气息。远远看去，这里根本不像是一所现代化大学的大门，倒像是一座古老的博物馆或艺术馆的外观。
我们走进了一座古建筑的一楼，到一间大教室参观。这个教室为半圆形的，分上、下两层。讲台在下层半圆形边的中心，二楼则像剧院的包厢。学生可坐在上下两层听课。这个教室可容纳三四百人上课，教室四周墙壁上挂着许多精美的古画。整个环境气氛显得十分典雅庄重。教室的桌椅虽然古朴，但很大方实用。据说大学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报告会，都在这里举行。
出了大教室，就是一个大天井式的小广场。广场是石铺的，约有几百平方米，四周矗立着建筑物。广场两侧摆放着一些石凳石椅，供师生课余休息之用。这时，正是下课时间，只见男女学生，三三两两地，有的在聊天，有的喝着牛奶就着面包，也有男女学生在大庭广众面前搂抱接吻，可够浪漫开放的了！
小广场的北头，就是大学的大教堂。教堂防卫严密，只能从旁边小门进入。穿过一条小道后，眼前豁然开朗，只见教堂里布置得十分富丽堂皇：墙壁上挂着许多宗教名画，教堂四周的玻璃橱里，还摆放着许多法国古代精制的工艺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教堂讲坛的正对面，有一座长方形的棺材式的石制坟墓。坟墓四周，雕刻着许多精美的图案，有的还用黄金镂嵌着。坟墓一头有一座人物雕像。据向导介绍，这就是坟墓中的主人———这个学院的创办者黎塞留红衣大主教。
黎塞留曾担任过路易十三时代的宰相，又是个红衣大主教，大仲马的名作《三剑客》曾描写过这个赫赫有名的历史大人物。17世纪时，他几经艰辛，花费巨财，创办了这个学校，从而使他成为巴黎大学的首任校长。如今人们为了纪念他创办学校的功绩，在这所学校的大教堂中安放着他的坟墓与雕像，并在坟墓上方，吊挂着一顶据说是他戴过的红帽子，算是对这位红衣大主教出身的大学校长的纪念。
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地参观这些珍贵的文物时，教堂内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警铃声，把我们一行惊吓得不知所措。向导很快找到了隐蔽的开关，并关上了警铃。原来，这座教堂中的文物十分贵重。为了安全防范，参观时间有所限制，超过时限，警铃就会大作。于是，向导催着我们赶快离开教堂。我们只好怀着怏怏不快的心情，告别了这座教堂，走进了另一幢办公大楼继续参观。
这幢办公楼也是古式的建筑物。走廊里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异常。据介绍，今天是大学报名的日子，很多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青年男女学生，都赶来这里报名。从报名的踊跃情况来看，不难知道这个大学知名度之高、影响之大了。
从办公楼走出不久，便听见从一间大教室里传出一阵阵话筒扩音声。走近一看，嗬，只见整个大教室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听课的学生，甚至在门外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这些学生正聆听着讲台上一位教师对着话筒讲课。听课的学生边听边做着笔记，个个聚精会神，十分严肃认真。我们走近窗台往里窥视时，坐在窗台的学生也不转头看一眼。由此可见，法国的大学生，平时虽然有些浪漫不羁，但他们在学习时却非常专心致志，充满着求知欲望与好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