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半个多世纪的深情
  钟桂松
  五年了,那次陪著名摄影家徐肖冰、侯波夫妇延安之行至今难忘。
  秋阳把陕西大地照得轮廓分明,浩浩荡荡的渭河平原上,一大片一大片待收割的玉米,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八百里秦川,演绎过多少扣人心弦的人生故事,从兵马俑到华清池给后人留下了多少历史遐想!火车轰轰隆隆地在秦川大地上驶向陕北,驶向中国现代史上曾辉煌过的地方。同时,火车的轰鸣声,也唤起每一个人的不同回忆。徐肖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摄影家,为中共领袖留下过无数个光辉瞬间,至今仍精神矍铄,健谈,往事今事,党风民风,都装在这位三十年代就到延安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心中。此时,望着车窗外连绵的庄稼,望着那山那水,那愈来愈近的圣地,撩起他无限的情思。徐老出生在浙江桐乡县,年轻时代在上海电影界工作,抗战起投奔延安,开始了为开创新中国摄影事业的艰苦探索。新中国电影史上有他一份功劳。在延安和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相处的峥嵘而艰苦的岁月,使他对延安有一种故乡情结,有一份难忘的情,难却的意。侯波静静地坐在徐肖冰对面,这位曾跟随新中国第一代领袖们走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女摄影家,七十岁的人了,思维依然那么敏捷缜密,办事还十分干练。面对着窗外的景物,侯波向我们回忆当年投奔延安的情景:
  “我老家在山西夏县。十四岁那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到西安咸阳附近集训,然后我们三五个人一组的,分散步行到延安。一路上,我们几个姑娘,风餐露宿,干粮吃光了,就摘野果,向当地老百姓讨饭,整整走了七天七夜;鞋子破了,光着脚丫,脚上都是泡,磨出血,还是咬着牙走,身上、头发上都长满虱子,后来干脆把头发都剪去,剃了个光头。那年,我还小呐,吃那么大苦,精神却饱满着哪,一心想着的,就是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火车过了一站又一站,穿过一个山洞又一个山洞,黄土高坡上衬着湛蓝湛蓝的天,还没有刮西北风,依然是一个漂漂亮亮的艳阳天!
  “肖冰!大红枣!”侯波在一个小站上,见到久违的正宗的陕北大红枣,情不自禁地唤着老伴。红枣,这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和陕北人民世世代代有不解缘分的果品,在这两位摄影家心里,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当年,两位青年在革命圣地延安结为伉俪时,婚礼上,最为“奢侈”的,就是红枣了。在窑洞里那一颗颗椭圆形的大红枣象征着喜庆,首长来了,红枣一捧,战友来了,红枣一捧,笑声伴随着红枣,整个窑洞洋溢着无限的激情和欢乐,为这对伉俪祝福!
  延安的山还是那些山,延安的河还是那条河,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依然沐浴着阳光、风霜和雨雪,依然陪伴着延河流水。在延安的那几天里,徐老静静地走进中共七大会址,会场里,桌子、主席台、讲席、标语、会标,一件件,依然保持着往昔模样:“当初我是站在这个地方拍照的。在这里,(徐老指着会场的一角)躺着王明,当时他身体不好,只好用一只躺椅。”主席台,徐肖冰回忆着那天的座位,这是朱总司令的,这里是主席,这里是周总理,刘少奇……是啊,当初这位风华正茂的摄影家,为了能留住中国革命史上变革的每一个镜头,不惜挑水洗胶卷,一担一担的浊水挑进窑洞,哗哗哗地倒进大水缸,澄清后的延河水,洗出一个个历史镜头,留下了一代伟人辉煌的风采。
  从七大会场旧址出来,陕北的蓝天更蓝,几朵白云似絮地浮在蓝天上。在去杨家岭的路上,路过延安女子大学旧址,徐肖冰和侯波都不约而同地盯着车窗外的一切,望着自己曾经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侯波当初在女子大学学习,住在延河的这一边,徐肖冰住在延河的彼岸,在凤凰山麓,相识相爱后,两人时常从不同方向奔到延河边,徜徉踯躅,喃喃私语,憧憬未来美妙生活,互诉志趣和抱负。
  杨家岭岭坡上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住过的窑洞,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住所。下面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杨家岭沟连沟,树连树,每一块土地,每一方石凳,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幽默风趣的讲解员戏称:“这里是当年的中南海。”又指着那一排窑洞:“这是当年的钓鱼台国宾馆!国家元首来都住在这些窑洞里的。”金色的阳光从树叶里洒下来,落在人们身上,更显得斑驳和多彩。两位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当年延安人唱的歌曲,这土里土气的歌声从延安杨家岭飞出来,格外动人。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以虚带实”之误
  商正
  “以虚带实”,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曾被广泛提倡,时下,有的地方仍在流行。
  六十年代末期,我大学毕业后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有一次部队农场系统搞文艺汇演,要求演出本单位的好人好事。当时,有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在我们大学生连队当军医,此人平日老实肯干,不言不语。指导员要求我们,以他作为好人好事典型,编成文艺节目上台演出。我当时是连队负责排练节目的编导之一,我们到各排各班和附近老乡家,收集他的先进事迹,结果却大失所望。其人事迹平平,如何能编成文艺节目上台演出?正当一筹莫展时,营教导员下到我们连队指导工作,指示我们要大胆“创作”,大胆“拔高”;并告诉我们,今后要善于学习运用这种工作方法,推动工作的开展。他说,树典型的时候,虽然有些“虚”,但,“带”动起来的群众学习典型的活动,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后,教导员告诉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叫“以虚带实”。
  那时,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把教导员教给我们的工作方法,看作接受再教育的收获之一。为了争取节目获奖,我们想方设法,“编”出“花儿”,导出“彩儿”,演出“特色”;我们利用一切文学艺术手段,添油加醋,精心制作,反复“升华”,不断“拔高”,终于“创作”出一个完美的“好人好事”典型。参加汇演后,节目受到师里的表扬。营教导员因为培养出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好典型,被评为优秀领导干部。那位被“创作”成先进典型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一夜成名,众人仰慕,成了耀眼的“明星”。紧接着,“明星”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立功受奖,到处讲用,入党提干……
  分配到地方工作后,我从事宣传工作。有一次,又发现了身边有靠“创作”出来的“先进典型”。有了部队农场的经验或说是教训,我把对此类典型的质疑,向有关领导提了出来,结果受到了批评。领导说我不懂得宣传工作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还是———“以虚带实”。
  只是,这次我见到了“以虚带实”的另一种结局,因为尚未等到“带”出“实”来,这个“先进典型”,因违法违纪,受到了查处,“轰然倒塌”,“烟消云散”,推出典型的单位和宣传典型的部门,受到了上级批评和群众指责,陷入尴尬境地……
  “虚”的典型,果真能“带”出“实”的结果吗?
  “假作真时”,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但,一旦露出破绽,哪怕只有一例,推出典型的有关部门,就会威信扫地;往后,即使再推出十个完全真实的先进典型,在群众心目中,都可能变成“真亦假”。
  实事求是,历来是我们提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
  “以虚带实”,结果会以“虚”乱“实”,以假乱真,危害极大。一个假酒,害得真的好酒也遭殃。精神文明更不能搞半点虚假。
  (作者单位:北京颐安房地产公司)


第12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神圣的嘱托
  ——读《中国:与贫困决战》
  洪安南
  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彻底消除贫困、使所有人都获得完整的生存权给予了最大关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努力,并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那就是中国。这是我读了《中国:与贫困决战》一书(庞泽云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得出的结论。
  贫困是缠绕了中国人民千百年的梦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人口早已告别贫困,不少地区已进入了“小康”。但仍有一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这是历史留下的痼疾。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川鄂的三峡地区,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坡,在太行山巅,竟还有人群生活在基本的温饱线以下,竟还有一些人家盖的是包谷壳、住的是岩洞……直到1994年,全国仍有八千万贫困人口。
  这就是《中国:与贫困决战》中所展现的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图景,这也就是作者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在其中演出一幕幕传奇般壮伟故事的舞台。在这些人物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那些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们。就是这些平凡质朴的“小人物”,在与大自然和命运的搏斗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胆识和毅力,创下了真正的人间奇迹。有谁能相信,一个复员兵带着几百村民,在太行山顶尖上的乱石丛中开山筑路、竖杆拉线、凿井引水、植树养禽,苦干十几年,硬是把年人均收入从二十四元提高到近千元,把一个昔日令人生畏的穷山村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富裕村?有谁能想到,为了冲出大山的围困,湖北长阳紫台山上一个小村落的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用三年时间在顽石中凿出了一条连通村落与大路的五公里长的“土公路”,而完成这一工程的是这个小村落中仅有的六户人?有谁曾听说,一个穷汉子领着妻子儿女,在十年之间种树十多万株,把方圆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山秃岭变成了农、林、牧、副四业并举的富山?……这些“小人物”在生存奋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堪与古今中外的一切英雄豪杰相比美。正是他们,构成了共和国与贫困决战的前沿阵地的群英图。
  而在他们身后,则是整个的共和国。从建国初期组织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的浩大工程,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制定并实施“奔小康”战略目标,再到九十年代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无不说明,消除贫困是几代人的共同宏愿。
  在五十年代末的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曾经心情沉重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将来要写个文章,告别贫困,或者叫作祭贫困。
  这是一个神圣的嘱托。《中国:与贫困决战》告诉人们,实现这个嘱托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

  见贤思齐
  周广华
  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五彩缤纷,丰富复杂,多样性的统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更是千姿百态,人人各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学习。正是这种学习的能力,使得人类生气勃勃,不断前进。人的性格不同,爱好不一,职责有别,才能各异,因而其角色、成果、处境、地位就有所不同。这是必然的。人们应当坦然地对待这一切,让差别成为促使自己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因素,“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要爱护并珍惜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要宽以待人,容纳他人。而不是嫉贤妒能。韩非与李斯曾一同师事荀子,秦王政攻读韩非著作后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一来却触犯了大臣李斯和姚贾的私利,便设计挑拨秦王政与韩非的关系,韩非便被囚入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就曾因一帮小人构陷的“乌台诗案”而险些丧命。他的弟弟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现代社会应该少一点儿上述嫉贤妒能的悲剧。我们提倡像田径场上千米跑、万米跑那样的公平竞争,提倡学习新知识,汲取新观念,而决不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时总觉得心里不舒服,仅仅这样是十分没出息的。现代社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应当见贤思齐,掌握真才实学并通过正当途径赶上强者。你追我赶,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形成不断前进的激励机制,减少一点儿“一个人是条龙,两个人变成虫”式的内耗,使事业成就,人格完善,此乃正道。


第12版(副刊)
专栏:

  白菜碑记事
  马平 奎子
  人世间有这样一种极普通的植物,其叶青梗白,可以说是百姓餐桌上一道最为寻常的菜肴,人们都叫它“白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它为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大,花淡黄色。品种很多,是普通蔬菜,也叫大白菜。有的地区叫菘菜。
  也许正是因为它太寻常、太普通了,便很难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注目。然而,在几百年前,即明代万历后期,有一个人却把他若有所思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种植物的身上。这个人名叫笪继良,江苏句容县人氏,时任江西铅山县令。1619年春季的一天,笪县令忙完了公务,乘闲暇之时,思索了一番,便让人取来了一方长四尺、宽约二尺的青灰石板,不大工夫就把一株叶肥梗厚须茂的大白菜描绘在上面。尽管笪县令着实把心目中的大白菜美化了一番,但衙役们见了却很是不解,自古文人画手最爱莫过于梅兰竹菊,此县令则独钟情于白菜,莫非神志上出了问题?还有人私下议论嘀咕:一定是笪县令为取功名,终日苦读,又因家庭贫穷,咽过太多的淡饭,吃过太多的白菜,以至于对这种植物印象太深的缘故吧。
  此时此刻,笪县令又在墨池中润了润手中的笔尖,随后一气呵成地把一句深思熟虑过的句子题在了大片的空白处: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接下来,便是请名匠镌石刻碑,于是一尊很有些灵气与内涵的白菜碑就竖立在县衙的最显眼处。
  从此,笪县令每临县衙必要在白菜碑前沉思默想,似在以这样方式警示自己的为官为人。白菜的滋味既清且淡,很有些平民的气息,做官者不知白菜之味,怎了解百姓的心态?百姓“面有菜色”,这是任何一个稍稍有些责任感的人所不愿见到的情景。
  正是因为笪县令有了这种为民服务、对民负责的意识,因此,从保存的古志上可以看到,这位七品县令为官铅山时,确实是做过不少好事的。其中一例,便是笪县令初到任时,见铅山地界平民百姓一旦染病,总是延巫祈祷,深受其害仍笃信不疑,于是便从外地请来名医,劝百姓弃巫信药,同时广设药铺,以方便乡民购药治病,在所辖地面大大普及了一番医药学知识。所以时至今日,在铅山一些乡镇古旧的街道上,游人依然可以闻到一些残存的药香。
  应当说,笪县令在铅山的六年,是他一生最为精彩的片断。笪后任虔州州牧时,乡民们为怀其仁德,集资修了一间笪公祠,并把白菜碑迎入其间。几百年过去,直至祠毁,乡民们还是舍不得笪县令留下的白菜碑,又有人将残碑移入报本坊。报本坊乃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手笔,大意是报答父母之恩的祭祀场所。尽管历史悠远,现仍可在报本坊内见到这石碑,只不过石碑已断为两截,看得出怀旧的乡民将它精心地拼接过一番。
  普通的乡民如此,一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也对此碑心怀敬仰。在这里,又想起一份在资料中看见的往事。1940年左右,当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马寅初教授(就是那位后来提出著名人口论的北京大学校长),目击国家经济由豪门所垄断,于是发感慨公开讲演,直斥蒋宋王朝狼狈为奸,在抗日后方大发国难财,并预料蒋家政权的覆灭,乃自经济崩溃开始。马老大声疾呼,要杀孔祥熙以谢国人,触动蒋介石的中枢神经,蒋把马老囚禁起来,先是放逐在贵州修文,后经马的学生四处活动,当局被迫同意将马寅初东移江西铅山,并指定住在南宋历史上曾有过著名的“朱(熹)陆(九渊)哲学争论”的鹅湖书院内。当时书院已残破不堪,门可罗雀。在这一段时间里,马寅初有机会数度前往当时是铅山县城的永平镇,并在那里仔细观看了白菜碑,大大感叹了一番:如果国家的官员都有笪县令这种境界,何愁国家无望?!
  现在距离笪县令竖立白菜碑的岁月,已有三百七十九年了,经过多少风风雨雨,人们仍然记得它,仍旧在保护它,我相信也一直会延续下去。


第12版(副刊)
专栏:

  西班牙风情
  顾子欣
  堂·吉诃德铜像①
  当游客四散
  月光下你好孤单
  谁伴你出征?
  仍只有瘦马、桑丘②
  随你向风车挑战
  ①此铜像在马德里大广场。
  ②桑丘为堂·吉诃德的随从。
  塞维利亚小巷
  如花的小巷
  处处阳台飘花香
  给我一把琴吧
  让我在巷中弹唱
  献给阳台的女郎
  塞万提斯监狱①
  你心有余悸
  却又想重返此地
  喝茶谈生意
  侃古往今来,包括
  欧元和海湾危机
  ①此监狱在塞维利亚市内,作家塞万提斯曾因债务囚禁于此,现已改为当地商会。


第12版(副刊)
专栏:笔墨山水

  圆明园失梦
  边芹
  儿子忽然提出要去圆明园。很多年没去了,最后一次去是十年前。
  当时废墟已被围了起来,建起了门脸儿,正式收费了。不知为什么,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北京很多机构都修起了大而无当、毫无美感、千篇一律的门脸儿,好像大就是美。圆明园也修了个门脸儿,自然是为了收费。但一下子把个与众不同的园子,完全改变了。记得那次去,不愿意去走那个修得堂而皇之的“公园大门”,为了不破坏大学时留下的印象,决定走园后穿林子的小路。林子依旧,小路依旧,正是夏季,荷塘青草,蜻蜓蜉蝣;薄暮后,只闻鸟声,不见人迹,凄美依旧。然而再往前走,走进被圈起来的圆明园,情景就不同了。静谧的福海,已变成了游湖,各种游船在上面穿梭往来。如果单单只是双桨小舟倒也不失其美,但为了赚钱,连小摩托艇也是马达声声。我们离开城市的喧嚣,是来寻找这新的热闹吗?
  圆明园的美在于它的野、荒、残;圆明园的意义在于它记载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耻辱。你可以修一百个游乐城,但圆明园只有一个!
  这次带儿子去,我还是选择了那条林间小路。但一路走过去,已是满目疮痍。最触目惊心的是垃圾,到处是垃圾!荷塘已是荒草凄凄,水面漂浮着塑料袋、包装纸。有的地方垃圾堆成了小山,阵阵腐臭。“美”已无踪可寻。门票八元一张,但进入“园”内,一切均另要收费。高音喇叭在招揽游客去玩儿童赛车。到处建起了临时房子以售货。几处小废墟,大概是没有收益,倒真是荒废着,衰草丛生,雨水淤积。在如此庄严的废墟旁,出租古装照相,实在是很滑稽。我想,要不了多久,还会有更多的饭馆、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沉默的废墟将在一片叫卖声中失去它的美,它的意义。
  为什么要修复圆明园?修复了,历史那沉痛的一页就能翻过吗?我们民族的耻辱就可以忘记吗?把历史留给历史吧。庞贝城能去修复吗?希腊人是否也应该把雅典的巴特农神殿修复?新可能是美,大可能是美,热闹可能是美,但旧、残、凄清不也是一种美吗?
  把圆明园“开发”成这样具有“商业价值”,这跟出卖文物去赚钱有什么两样?
  几日后,我回南京省亲。每日在家陪父母。母亲问我要不要出去玩。我想到城市里整天是喧嚣,到处是灰尘,便说只想到一处有树有水的清静所在走走。我母亲说现在这种地方很难寻。我问雨花台怎么样?小时候每年清明节都去的。母亲说,现在也围起来要六元一张门票了。
  我不想再来一次“圆明园失梦”了。我问母亲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走走。她说有一个很小的郑和公园。于是在一个欲雨不雨、闷热的下午,我们去了。
  这原是个以郑和纪念馆为主,有小桥、流水、假山的旧式花园。但不幸的是,它也被改造得向商业娱乐园发展。原来的一片松林被砍掉,铺了一大片白煞煞的水泥平台,说是辟成了舞场。再往里走,郑和的故居(现为展览馆)却是一片残败。大概是从无人来参观,里面灯都懒得打开,冷清异常。大概此屋已成为看管人的半个家。可一转进后花园,嘈杂喧闹扑面而来。原来,回廊上支起了十几张麻将桌。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梦。


第12版(副刊)
专栏:

  延安“鲁艺”校景(木刻) 力群 一九四一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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