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谁来保护这样的瑰宝
叶廷芳
遍布全国城乡的民间古建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有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文物极为丰富，其中遍布全国城乡的有保存价值的古城、古村镇和古建筑就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有北京这样的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历史古都和数以百计的历史文化名城，还有数以千计的风格独特的古村镇。近年来，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和城市中的古建筑的保护问题已引起国人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是对于为数众多的有文物价值的古村镇，则基本上还处于视野之外。
乡村中的古村镇建筑除了少数有代表性的民宅外，多数表现为公共建筑，如祠堂、庙宇、私塾、厅堂、作坊、店铺、书院、水碓、戏台、牌坊、砖石塔、古桥、陵墓等。许多古村镇不仅有不少精美的单体建筑，而且这些村镇整体上就值得保护。如浙江永嘉县沿楠溪江中段的一系列村庄就非常别致，既精巧又古朴；村子不大，但都有石砌的围墙，村村风貌不相同。这个省的另一古镇奇观是兰溪市（县）的诸葛村，是我国仅存的诸葛亮后裔的聚集地，现存的明清建筑多达一百多幢，其中工艺讲究的祠堂有十几座，还有十八口池塘。房屋多有木砖雕刻，不乏飞檐翘角。该村存有传统的制药厂，因此又有养鹿场，是全县主要的中成药供应地之一。从建筑的变化可以看出钱塘江上游的这个小埠头从宗法社会向商业社会变化的历史，不久前这里已被国家批准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安徽省黟县关麓村，一共只有三十四幢住宅，却有十四座书院，艺术和技术都很讲究，有书房、庭院、雕刻，还有壁画等，甚至连挂灯笼的钩子都堪称艺术品。山西阳城县的星城村等一连四个村子可谓北方古村镇的奇观：每个村子都建有高大的蜂窝式“城墙”，其高大程度比北京的城墙有过之而无不及；上面住人，下面是古窑和工事。这是当年为抵御李自成起义军而建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最近陆续见报的晋中地区灵石县的王家大院，祁县的渠家大院、乔家大院等都是我国古村镇的杰作。
像上述这样的古村镇和古建筑，我国各个省乃至大多数的县都能找出一些。建筑学家、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近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年近古稀，却一次又一次带领众学生奔赴大江南北，考察各地农村的民居、名宅，诸如诸葛村这样的国宝就是由于陈教授等人的努力才被国家确认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文物意识除了高层文化界外普遍尚未觉醒，尤其是基层，也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对古建筑、古村镇进行考察、发现、评估、研究和保护的职能机构。有关专家中像陈教授这样的有识之士和志愿者（他是在海外友人的支持下才获得出差和出版考察成果的可能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目前最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各地乡镇企业的兴起、旅游业的开发和古董市场的开辟，为数众多的有资格作为“国宝”、“省宝”、“县宝”加以保护的古村镇正遭到破坏。海外就有的地方开辟了市场，专门收购大陆的古建筑，与此不无关系。有的地方，例如浙江建德市新叶村文昌阁的木雕一夜工夫被人拆光偷光。有的已经领得国家证书的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诸葛村，则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和专业人员的指导，被当作摇钱树，弄得不伦不类；这样的“保护”无异于破坏。
我国古城的保护尽管不够理想，但好歹也诞生了二百来座历史文化名城。然而我国广大乡村的古村镇的命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历经沧桑，不少已经化为乌有，幸存下来的也历经磨难，伤痕不浅。在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若不立即进行有效的抢救，后果将不堪设想。最近我国云南的丽江和山西的平遥两座古县城双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应当从中受到启示。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珍爱历史文化
穆紫
历史悠久，文明古国，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然而，自豪归自豪，更为重要的却在于如何珍爱祖先留下来的历史文化。
说珍爱，绝非仅仅背几个教科书上的概念，或者满足于张贴几幅标语口号，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生活中不难发现这样的情景：面对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先是抽象地唱几句赞歌，随后，一转身，头也不回地就将之毫不客气地抛掷一旁。
现实从来就是历史的一环，珍爱历史文化，当然就是如何将现实更为合理地、更有机地与历史连接起来。
历史文化不是单一的，它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个角落。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地名也好，村落也好，胡同街巷也好，往往会浓缩着历史文化的精华。重视它们，研究它们，进而珍爱它们，在发展中、在建设中给予特殊对待，重视一个地区文化的历史性和整体性，这是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
珍爱，不只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没有历史文化做背景，失却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样的发展又焉能不显得轻飘而苍白？
有过拆除北京城墙的教训，有过全民性“破四旧”不堪回首的荒唐，有过政治口号之类地名泛滥成灾的一时混乱，那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走出误区，真正把珍爱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应该不再只是一个奢望。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可惜从此无徽州
本报记者 李辉
曾经无人不识君
稍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的人，几乎都会知道徽州。一个“徽”字，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含量。
徽州，早在秦汉时期设郡，北宋时期正式建徽州府治，已有长达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风民俗，这一切使徽州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徽州，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区域性文化的一个经典之作。
写建筑史，不能不提到徽派建筑。粉墙青瓦，木刻砖雕，明清遗韵，至今令观光客、令研究者流连忘返。
说起商业，少不了徽商的风光。“无徽不成镇”，这个说法是当年历史上徽商崛起的最好印证。
说起京剧，谁人不晓徽剧？二百年前“徽班进京”，拉开了京剧历史的序幕。
文房四宝中，徽州的徽墨、歙砚，大名鼎鼎，历久不衰。
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批著名历史人物，为他们的故乡赢得了荣光。
安徽省的名称，更是少不了这个“徽”字。
徽州，是历史，是文化，是现实与传统连接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可惜，这个地名如今消失了。
请来黄山，丢掉徽州
著名风景胜地黄山，八十年代进入开发高峰。最初于1983年设立的黄山市（俗称小黄山市），管辖范围主要限于黄山风景区周围，其市府所在地太平县城，与黄山紧邻，推窗即见黄山景色，距九华山风景区也只有四十公里。此时的黄山市，与徽州行署所在地屯溪遥相呼应。原徽州行署所在地屯溪，是徽州文化的中心城市和依托城市，屯溪老街、歙县牌坊、黟县民居，构成了一个完美的人文景观区域。可以说，此时的黄山市与徽州，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翼并存的良好形态。
但是，1987年，黄山市扩大至大部分徽州地区，市中心搬至屯溪，徽州地名取消，易名为黄山市（俗称大黄山市）。
徽州易名黄山，一个直接的弊病立即表现出来。
屯溪实际上与黄山有相当远的距离。据有关材料，这里距黄山南门七十五公里，距北门一百三十一公里，距西门一百四十公里，距东门九十六公里。徽州地区改为大黄山市之后，原徽州地区各县为了发展旅游，纷纷打出“黄山”的牌子。屯溪火车站改为黄山站，屯溪机场改为黄山机场，岩寺离黄山六十多公里，也叫黄山南大门，歙县离黄山八十多公里，对外也称黄山脚下，甚至远离黄山一二百公里的地方，饭店、旅行社、旅馆都挂上了“黄山”的桂冠。
真正不方便的是游客。兴冲冲下了车下了飞机，以为到了黄山，谁知却迟迟难见黄山真面目，结果不得不再长途跋涉。实际上，从旅游角度看，所谓黄山市，不过是一个黄山南部地区部分游客的中转站。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徽州”作为地名从此再无踪影。历史悠久的徽州，被一座山一口吃掉。“皖南处处皆黄山”，这是一些有识之士的自嘲和无奈。
地名是历史文化
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串味，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更换，应该慎之又慎。
历史文化，不是几个空洞的口号，也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几个简单的概念定义，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和角落。作为地名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形象，它更有其相应的稳定性、丰富性。特别是类似徽州这种类型的地名，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首先就在于珍爱历史的赐予，而非忽视它们，甚至无所谓地抛弃。
重视自然风景区的价值，开发旅游资源，并不意味着消解传统文化，淡化历史形象。一个疑问是：失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旅游又如何真正发展起来？
在民政部召开的一次关于“地名”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上，专家们曾指出：“名山大川在全国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已形成特定形象，不宜扩大其名称的指称范围，以避免造成名称的泛指、泛用，避免造成特定空间形象和地理区域范围上的名称混乱，现行政区名称无任何弊端，无任何不妥之处，且沿用已久，如‘泰安’之名，不仅是由‘泰山’派生出来，而且取名高雅，含义健康，不必改名为泰山市。”
专家们的意见无疑是尊重历史文化，符合地名规律的。
几年前，湖北省的沙市和荆州合并时，舍历史悠久的荆州地名而不用，改为“荆沙市”，是一个明显的失误。经过舆论和各界人士的努力，湖北省政府于1996年12月发出通知，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尊重历史文化的赐予，堪称明智之举。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村逐步向城市的过渡，地名的更换必然会越来越频繁。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尊重历史和文化，如何遵循地名规律，值得重视，值得研究。
但愿名山大川吃掉历史文化的事情不再发生！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艺与人
莫华伦：
我最爱歌剧
郭培华
十八岁偶尔看了一次歌剧，被其中的音乐、唱腔、舞台、服装、灯光深深吸引的莫华伦，如今已在国际歌剧界驰骋了十几个春秋。这位担任德国柏林歌剧院首席男高音的演员，去年11月14日才第一次亮相于首都舞台。他那宽广高亢的歌声，娴熟贴切的表演，将歌剧《图兰朵》中男主人公卡拉夫塑造得有血有肉。谢幕时经久的掌声、一束束捧上的鲜花，肯定了莫华伦的演唱水准。
生于北京、长在香港和美国的莫华伦，是夏威夷大学学士、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硕士。他得益于德国柏林歌剧院首席男高音七年的舞台实践，自豪地在世界多家著名歌剧院唱过主角，如莱比锡歌剧院、巴黎和南茜歌剧院、碧包歌剧院、夏威夷歌剧院、西雅图歌剧院、佛罗里达歌剧院、拉脱维亚国家歌剧院等，参加过很多艺术节，出任过多部歌剧的主角。
靠付出辛勤汗水通晓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莫华伦，如饥似渴、如鱼得水般耕耘在孕育歌剧艺术的欧洲土地上，他把深刻了解欧洲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为丰富自己演唱艺术和舞台形象的基本素养，平时，每到一个城市，头件事便是打开报纸寻阅当天的演出告示，歌剧、音乐会、芭蕾舞剧、话剧等他都喜欢。广泛吸收他类艺术之精华以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是莫华伦的一贯追求。
虽然莫华伦常以独唱家身份应邀至世界各地演出，曾与许多交响乐团合作，演唱贝多芬、马勒、海顿、莫扎特及威尔第的曲目，但他最爱的仍是歌剧：“歌剧是我最爱的。如果哪一天声音坏了，我还有好多经验可以教人，现在我有空就教学生。”谈到此次来京的感受，莫华伦说，国内歌剧观众的年轻化，意味着歌剧演员有广阔前途。应尽快在国内修建几家真正的歌剧院，使更多的歌剧进入中国观众的心中。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艺术欣赏课音乐会爆满
三代同堂共享美育之乐
这两张照片是北京音乐厅学生艺术欣赏课系列音乐会的情景。一张是小观众挤满前厅，正在排队入场；一张是音乐厅走道上坐满专心倾听的观众，多是成年人。
学生艺术欣赏课系列音乐会特意选在双休日的下午举行，一年多来已有一百多场滋润了观众渴求音乐文化知识的心田。北京音乐厅举办这种边演奏演唱边讲解示范的欣赏课系列音乐会的初衷，是想为学生美育做件好事，以低廉票价向学生敞开大门。演出团体和讲解人都是国内知名的音乐团和艺术家。没料到，音乐会越办越有吸引力，听众达到饱和状态，其中成年人大大增加，占到四分之三左右。许多父母甚至祖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到音乐厅，或者想借机欣赏音乐或者为自己曾经缺失的文化素养补补课，也有不少成年人就是因为这种音乐会票价低，力所能及，所以专门选择在下午来一享音乐之美。
今年春节后，音乐演出市场显得不怎么景气，北京音乐厅的演出也常见冷场的景象，有时只能卖出二百多张票。这是因为有的演出团体自视甚高，造成成本与票价相应上升，脱离市场实际，和老百姓距离太大；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有所调整，老曲目上演过于频繁，新创作或是难产或是不合口味，一些听众不愿意总花高票价去重复欣赏同样的内容。从去年的演出情形看，王洛宾西部歌曲音乐会、伏尔加之声合唱音乐会、梁祝黄河音乐会、蓝色多瑙河音乐会、世界名曲音乐会等最受听众钟爱，都曾上演几十场，然而公众的兴趣能否持续下去也很难断定，有的演出已呈衰势。在晚场音乐会正令人担忧的时候，连北京音乐厅都未曾想到，下午的欣赏课系列音乐会竟然成了热门。看来，一些音乐会的票价有必要重新调整，应该多从广大听众的角度考虑，音乐会的形式、曲目也要有新的面貌。
欣赏课系列音乐会如今已被北京音乐厅提高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场次更多，内容也更丰富。从年初的效果看，观众反映颇佳，认为这些音乐会门类分得很细，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不但有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还有合唱、钢琴、童声合唱，既有每个时期代表人物作品的专门介绍，也有各个流派前期与后期的分类演奏。听过之后，犹如上了一学期的音乐大课。不久前，《科技日报》特意采访了十几位音乐家、教育家，请他们就这种形式的音乐会表示看法，得到的是一致的赞赏，都希望把音乐会坚持办下去。（文同）（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时装设计是龙头
付勇
今年的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已经开幕，面对服装观念的种种变化，服装设计师谢锋在博览会前回答了我的提问。谢锋曾在浙江丝绸学院学习，后又留校任教，留日攻读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工业服装设计研究生，获日本青年设计大奖赛冠军，加入跨国公司NICOLE任设计师，又任三利国际服装公司总设计师。如今他已是服装界的大名人，和他交谈，题目自然从中国的服装设计师谈起。
谢锋说，虽然国内人士都从理论上知道了服装的宝塔形结构——时装是最顶尖的，下面是高级成衣，再下面是大众化服装，最下面形成基本消费，但实际上并不知道时装在整个服装产业上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高级成衣又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时装产业化的时代，就不了解这个过程。”
现在不少理论家、媒体、业内人士，包括一些设计师都抱有“服装为什么设计不好，是我们面料太差”的观点，谢锋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既然面料太差，那为什么设计师没有去开发？不能够领头去开发？企业讲成本核算，它开发一块面料要花很多钱，做五百码面料肯定亏本。但是当设计师一旦成为时装产业化的领头羊，把定下的五百码面料做成时装，通过表演发布，这种信息的爆炸自然而然就会告诉人们，今年流行什么。宝塔形的中间层，高级成衣和大众服装生产者就会订这个面料，买这种面料，面料商搞开发就不会亏本。
他说，人没有社会走得快。设计师虽然代表着某一时期流行的东西，将社会中这些那些元素吸收、归纳、总结、升华，得出最新的流行资讯，但设计师并不是街头最先锋的青少年，所以说设计师走在流行最前面也是不确切的，这是因为设计与流行有本质区别。“实际上，流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一种是自下而上。”谢锋说，“比如法国，它有从上而下的历史，它的宫廷文化，社交场合中的服装设计，通过各种渠道在百姓中流行起来。第二种方式就像英国街头的嬉皮士，他们的风格被申奥公司首席设计师加里加诺吸收升华，表现为一种时尚，形成新的一轮时装的流行源。
谢锋认为，国际上那些大品牌和设计大师给了许多设计师想象的空间。设计师要给人们提供的不应只是服装的图样，不光是设计，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合这种方式所需的服装，这才是设计师最大的任务。真正的大师，像费雷、瓦伦蒂诺、加里亚诺等等都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
有人说谢锋是很幸运的一名服装设计师，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而谢锋认为，应该说是这一代设计师的幸运。法国高级时装的成熟在四五十年代。二战后，法国棉花大王布沙克投资二千五百万法郎为迪奥举办时装发布会，此后相继诞生了伊夫、圣·洛朗、夏奈尔、皮尔·卡丹等一批大师。在日本，七十年代初期，三宅一生等人留学归来得到西武集团的巨额资助开发品牌，从而带动了日本时装大师群体的凸现。对于目前中国服装业来说，产生大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为外界条件逐步成熟，内在作用日渐加强。
谢锋的预言准不准，那就要看今后了。（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这里曾是著名的古城
夏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