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二十年前，当中国刚刚从“文革”的泥淖中走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春的信息；十二年前，世纪伟人邓小平对中国科技“863计划”亲自批示，他高瞻远瞩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九届全国人大会上把科技兴国作为建设发展的治国方略。发展科技，是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山西教育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中国863》一书，将我国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浪潮进行了全景式的透视和描绘。我们特编发了评论家和图书责编的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举起中国一面旗
韩瑞亭
《中国863》（李鸣生著，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见《北京文学》1998年4期）是一部适时的、令人感奋的新作。它向读者展示了融会着当代中国卓越的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胆略与智慧的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诞生与实施进程，描述了几代科技工作者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向世界高技术领域的集群式冲击。这是一次真正的世纪之搏，不仅由于要改变百余年中国的科技和经济落后的面貌，而且要在愈益激烈的国际科学技术竞争中为我们国家争得下个世纪进入强国之列的入场证。
“863计划”牵动着我国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作品中写到的十几个人物，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的代表。然而，透过作品对于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与人生追求的叙写，却足以展示出广大科技工作者忧国忧民、自强自立的可贵素质与情怀，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科技知识分子为国家立业、为民族争光的强国之志。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这四位老一代科学家，怀着强国梦想奋斗了一生，他们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人才的培养，尤其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作出过出色贡献。他们在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国之大事，敏锐地感应着国际高技术发展的紧迫形势，在那封直接导致“863计划”出台的联名建议信中，就跃动着这四位老人科技兴国的赤诚之心。水稻专家袁隆平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杂交水稻领域探索了四十年。他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工程在全国推广，曾使稻谷产量大面积提高。但袁隆平并没有为成绩和荣誉所陶醉，却时时保持着对粮食问题这个关乎国计民生大事的忧患意识，他以切实的科研行动回答着外国人提出的“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挑战性提问。年轻的通信专家邬江兴目睹八国九制的外国通信设备占领国内市场的形势，为危机感和使命感所驱动，毅然投入国产通信设备的研究开发，仅用五年时间便研制成功在性能和质量上超过国外先进机型的04程控交换机，被誉为一步跨越了十五年。邬江兴不但以他的04程控交换机在国内市场同外国产品展开较量，而且还敢于“虎口夺食”，打出“中华”牌走向国外市场。这群胸怀强国之志的新老科技工作者，正是在“863计划”这面旗帜的召唤下，以坚韧不拔的努力来恢复自己民族昔日的光荣。
在整个“863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科技工作者们既显现出高扬的爱国热忱，更倾注了令人敬佩的献身精神。作品中写到的蒋新松和李耀通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蒋新松这个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对待，他在逆境中并未消沉，甚至在动乱岁月里还为鞍钢的技术改造贡献出多项成果。他的历史错案被平反以后，全身心投入我国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呕心沥血地攻克多类水下机器人的科技难关，使我国在这一领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退居二线后，他一如既往地为推进高科技事业奔忙劳碌，甚至还为解决大中型企业的出路问题献计献策，终于在超负荷的劳作中病逝。李耀通这位视“机遇比身体更重要”的中年科学家，则为搞智能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放弃个人爱好，淡忘生活享受，虽疾病缠身仍不改初衷，以至英年早逝。蒋新松、李耀通这些以“科学就是献身”为座右铭的科技英杰，并非不懂得生命之珍贵，但在他们人生的天平上，科学事业和国家利益占有更大的重量。富有献身精神的何止是蒋新松、李耀通这两位已逝者，所有健在的科技工作者同样是这种精神的拥有者。正是凭借这种精神，“863计划”实施十一年来，他们用最少的经费取得最多的科研成果，在不少领域创造了世界一流的高技术成就，为我国在下个世纪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发展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出发阵地。
令人欣幸的是，从作品中人们还看到一些具有更新观念和开拓意识的青年一代科学家。生物技术专家陈章良和自动化技术专家吴澄，不仅在各自的高技术领域内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且敢于冲破陈规旧范，将高等学府的科研与市场联姻，与国内外企业实行合作，使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他们的新颖思路和大胆举措，为学校和企业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同时也改变着高等学府的教育与科研的原有结构。这一代科技英才，让人们看到了我国高科技事业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中国863》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它只是勾勒出这个宏大工程的一个轮廓，绘写了十几位科学家的群像，读者却可以从中领略这一宏大工程诞生与发展的时代环境、历史意蕴乃至对于国家命脉、民族未来的真实价值。叙写与评说相结合的行文风格，使作品平添了一种理性的激情，让人们在不经意间受到感染和冲击。或许在某些章节里对于事物的艰难曲折与复杂的生活矛盾的展示，对于人物的命运与感情历程的抒写，尚有更加充实、更为舒展的余地。但是作为第一部描述我国当代高技术领域发展历程的纪实作品，它给读者带来的是更多的惊喜和震动。（附图片）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抓好选题 推出佳作
——《中国863》编辑谈片
王宇鸿
在纪念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二十周年之际，山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反映中国高科技发展艰难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该书出版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并被评为1997年度晋版图书特等奖。一些报刊或转载、摘发，或发表评论，逐渐引起各方面读者的关注。
选题策划是首要
“863计划”是在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制定的旨在发展我国高技术的战略性规划。时至今日，“863计划”已经实施了十一年。十一年来，在我国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下，“863计划”在高科技研究及其产业化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凭着职业的敏感，我注意到，尽管一些媒体对这一高科技计划的报道越来越多，但始终没有一部能从宏观上对《中国863》作全景式观照的长篇报告文学，创造了科技奇迹的中国科学家们的生动事迹还鲜为人知，沐浴着高科技阳光雨露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863计划”为何物。因此，尽快编辑出版一部全方位反映这一重大事件的长篇报告文学，对于倡导科学精神、普及高科技知识、增强全民族的科技意识、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科教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不仅是一个高扬时代主旋律、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时代特征和创新意识的好选题，同时也会成为一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双效图书”。因为“863计划”是继我国“两弹一星”之后又一个最宏伟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它对创作者和出版者都是一个好选题。社长任兆文、总编辑左执中当即拍板，一定要以对时代、对历史、对人民、对科学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同心协力，组织精兵强将，写好、编好、出好这部书。于是，这一选题很快被列入我社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随后又被列入局系统“精品图书出版工程”和“局长图书工程”，由副局长张茂才亲自挂帅，负责选题的落实和编辑出版等事项。
选好作者是关键
“863计划”包括了七大领域的十五个主题项目，涉及科研人员逾万名，不仅采访任务艰巨，而且写作难度极高，要找准一个能胜任这一题材的作家并非易事。
李鸣生近年来一直从事科技报告文学的创作，他创作的“航天四部曲”，有三部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鸣生也十分关注“863计划”，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做了不少创作前的准备工作。我迅速专程赴京，约见了作者，彼此一拍即合。
随后，李鸣生便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工作。由于“863计划”各领域的专家分散在全国各地，给采访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郑州，从郑州到沈阳……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经过几个月的采访，好不容易进入了创作阶段，可他却因积劳成疾得了颈椎炎。然而这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军队作家，并没有在病魔面前屈服，他一边在医院接受治疗，一边忍着病痛坚持创作。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部书”，“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科学家，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科学家”。正是凭着对科学与中国科学家的深厚感情和顽强毅力，李鸣生按合同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任务。
编辑加工是保证
对于一本精品图书来说，责任编辑不仅要对书稿进行词句上的加工、修改和润色，而且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作者的写作之中，协助作者确定写作提纲和创作思路，从而保证书稿按选题构想顺利完成。编辑的责任，也就是要帮助作者完善创作思路，弥补行文上的不足，并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凿璞成玉，凿玉成器”的再创作，使之臻于完善。
为了使创作少走弯路，保证书稿一次成功，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作者写出全部书稿后再由责编审读的方式，而是由作者写出一部分书稿便交到出版社。我一边审读一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不断与李鸣生交换意见。这样，到全部书稿写出时，大部分的审读工作也已经完成。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读全书，对全书的把握也就更加胸有成竹了。由于本书涉及了大量高科技知识，给审读书稿增加了不少难度，对于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我数次到北京向有关专家请教，直到彻底弄懂为止。为了保证书稿质量，社长任兆文在住院做心脏病手术之前，还一字一句地通读了全部书稿，并在多处作了重要修改。与此同时我社还安排了几位有相当经验的校对人员，对这部书稿进行了仔细、缜密的校对，力争消灭任何一点微瑕。从接到书稿到最后付梓，这部书稿审读、校对达八次之多，从而保证了成书没有发现一处明显的错误。经过作者、编辑和校对人员的共同努力，最后定稿的《中国863》一书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附图片）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作家，已逐渐跨入中年，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经历，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使他们这一代人自然地成为今日文坛的焦点话题。
面对新世纪的思考
——关于中年作家的访谈
本报记者 杨少波
动荡曲折的生活经历，熔铸着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观念，对于自己的生活历程，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刻骨铭心”这四个字来概括。透过纷纭变化的世事烟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仍然是“理想”和“责任”这些关键词。
肖复兴：我们这一代人，曾不止一次地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但理想仍然没有放弃。我们在中国的基层生活过，知道老百姓怎样生活，我们对人民的感情不一样，这是由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我们用一代人的生活阐明着“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朴素的道理。很少有哪一代人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经历如此多的历史变故，“文革”、“上山下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都戏剧性地与我们的成长历程相关照应，我们这一代人的幸与不幸都在其中，这是我们无可逃脱的“命运”。
何申：我十八岁之前几乎从未离开过天津，与农村基本无缘，如果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绝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专门写农民的作家。我们在感性上亲历了共和国近五十年的历史，对历史改变时期的正正反反都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天翻地覆的人生反差，人生坐标的巨大变化，是我们这一代深入思考的“第一推动力”和出发点。
叶文玲：“纯粹”、“正统”同时也较“单一”的教育给我们打下了思想基础。我们最初的文学观念就是要张扬美的善的事物，战胜丑的恶的东西，最初接受的文学的主题就是如何面对种种挫折、迎接困难挑战，文学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和灵魂，我们还要把这些再回馈给社会，这其中关乎责任，关乎使命，关乎艺术良心。
黄传会：生活经历和责任感可能使我们不会特别浮躁，它使我格外看重生活，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任何单个人的生活都不能替代更广大的老百姓的生活。生活本身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书斋式的想象之外，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永远能给予我想象不到的新鲜启迪。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观念深植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之中。
谈歌：“烧锅炉”、“赶车”、“修理工”这些活都干过，对大众生活状况的体察，对社会经验层面、政治层面“刻骨铭心”的了解可能使我们少了些“聪明”，多了些“智慧”，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更容易抛弃个人的悲欢离合，关注生活中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也许我们不够精细绵密，但我们更健壮粗犷，也许我们不够“聪明”，但在经验和生活淘洗之下，我们更“纯粹”。
白烨：类似电影界的“第五代”，中年作家也是文学中的“第五代”，生活遭际使他们成为“早熟”的一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往往出道较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及“知青文学”，等等，都是他们积极参与的结果，他们是新时期文学的主力军。
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本土”和“现实主义”常常是他们的出发地，他们以重塑灵魂的勇气不断自新，向着更深厚广阔的艺术之境迈进。他们以扎实的努力拓展着他们这一代在艺术创造上的“可能性”。
雷达：中年作家生活在群体话语的时代，较喜欢用群体思维和群体话语，他们自然的思考常常关涉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他们这一代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更年轻的一代很难理解这一点，不理解何以政治意识、社会文化意识、民族意识在这一代人那里那么重要，我始终认为这是在今天并没有过时而且应该更加珍视的优点。他们对宏大的“史诗性”的东西有着更大的“亲和力”，这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倾向、创作方法甚至叙述方式和叙事语言。
白烨：在艺术形式的创造中，中年作家也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比老一辈更重视形式，但他们还是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且还更偏重于内容。他们在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中融进了许多新的东西，有强调、有省略、有读者接受意识。他们稳健而深刻地把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敬泽：中年作家可能会遇到所谓“技术上”的挑战，但也没必要太技术至上地看待，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有“血气”，有激情，而“血气”和激情可以强劲地带动、冲破许多技术上的拘束，看他们的作品，是明显感到有这么一股气在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老生常谈，但也是朴素的真理，单纯靠阅读经验写作，说到底是靠不大住的东西，他们是处在文化断层里的一代人，还承担着历史文脉延续的责任。虽然从总体量的概念来看，他们在文体意识等技术层面上还不太强，但其中已经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在思想意识和作品形态上来弥补这历史的缺憾。对文学史来说，量的概念是没有绝对意义的，也许只要有一两个卓越的作家，这段历史、这一代人就会被记住。
张宇：我们这一代社会责任感、理想主义深入骨髓，文学的形式、手法走过一遍肯定又会走回来，文学到最后是一种人格魅力、精神品格的较量，与其说我们这一代关注“本土”，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手法，不如说我们是从“本土”出发，从“现实主义”的出发地出发，我们能走多远，能超越多少境界、层面，那要看我们这一代的力量。
谈歌：严肃地面对生活、面对读者，是文学永恒的话题，我们正视“传统”、继承“传统”，并不是热衷于“古董”，而是要承上启下地联接起历史与现实。真正的“文本意识”是从面对生活的态度出发。
陈昌本：形式的继承与创新，根本问题是要“化”，“古”的，“洋”的，都要“化”为己用，在中年作家的身上，这种“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尘埃落定》、《九月寓言》、《草房子》等一大批作品都把外来影响成功地化入了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俗语讲：“一代有一代的福分”。每一代的优长、局限都相辅相成地胶合在一起。对新的思想、观念、手法、形式，他们宽容面对。面对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用这样一个词来表达：“珍惜”。
叶文玲：对诸如现代派、后现代等新的作品，坦白地讲，对我没有深刻的影响。文学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事业，但我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文学观念的落后。只是现在年轻一代所赶上的时代太幸福了。自由开放的空气，丰富多彩的生活，良好的系统的知识功底……年轻人应该珍惜。如果能再有一次青春选择，我一定会掌握一门外语，我们这一代的限制大多也在这里。我这一代没有这个福分，我的几个孩子外语都很好。
何申：在我们精力充沛时，思想及外界的束缚还很多，现在回视观照时，觉得精神和观念上本应放得更开些，这在其他行业可能限制大些，但对于精神创造起核心作用的作家，这一点的“提前超越”更有可能，当三十多岁时，由于外界、地域等诸多的影响，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的作家，有许多的“不敢”。
肖复兴：也许是震荡反差的经历，使我们对于这些新的流行“派别”在精神上更能宽容地理解。虽然我们不会本质性地全面接受，但我们可能吸收某些成分，在生命的链条中，我们是上下衔接的一代，我们对老一代、下一代都十分理解，我们也许是代与代之间特殊的“粘合剂”。我羡慕当今一代“八面来风”的开放环境，羡慕他们有如此多的选择机会。如果我再年轻一回，在深入认识历史之外，我还要全面补充自己的知识，要在青春形成的时期走出国门，在更开阔的背景中找到参照。
中年一代作家的生活、经验、知识、智慧的积累和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他们在文坛上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更深切的厚望，但文学事业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艰巨性都使我们又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文学是一项面对千古的长河事业。
张宇：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的进程没有隔膜感，他们在精神上经历了最大的动荡，他们遭遇的都是令人目瞪口呆的时代巨变，人到中年，他们总结自己，返观来路，拿出自己重要作品的时机已逐渐成熟，而且很有迹象。按某种非正式的通行说法，出“大师”也许就在这一代作家身上。
李敬泽：中年作家特殊的历史地位使他们责无旁贷地肩负着文化责任，他们真正的大作品还没有写出来，五十多岁在世界文学史上正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他们人到中年，才学经验天赋时与，“这个大梁不让你们扛要谁扛？！”中年作家有巨大的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但“有”和“善用”资源还是两码事，清醒而严酷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仍是十分可贵而稀少的品质，要避免那种借反思而产生的“自我合理化”的矫情的东西，要使这“天赋”、“时与”、“自我辛苦创造”的一切准备和积累产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陈昌本：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次评奖结果来看，中年作家的获奖比例要占到四分之三。这是一支生活根基扎实、知识积累厚实、对时代了解深刻、与人民关系密切、继承和创新方面有见地的“实力派”作家群。他们是在创作的旺盛期跨越新的世纪的一代作家，他们又是人到中年，诸事缠身，压力增大。我们要对这样一批人更加爱护，我们在这批人的身上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一百个孩子的纯真凝结成一百个孩子的梦，作家灵动的笔触饱蘸美丽的色彩，在自由的天空尽情抒写着，向着心灵，向着蓝天和大地，编织着——
梦幻般流淌的童真
张洁
因了女儿渴望有台“作业机”，萌发创作一本关于孩子梦想的书，于是诞生出一部由“梦”编织而成的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董宏猷创作，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在这四十万字的作品中，作家真诚地进入一个又一个自己写作对象的内心，他以自己对当代少年儿童内心世界的悉心把握，为读者描绘了一百个四岁到十五岁中国孩子的梦境；他更以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在儿童小说特别是儿童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进行了形式与文体的探索，首创中国儿童文学“梦幻体”小说。可以说，这是一部“梦”书：孩子的梦组构内容，作家的梦建筑形式，二者融合，使作品不仅在艺术上显出新意，而且具有深广的内蕴，读来令人震撼。
梦，是与人的思维联系密切的生理现象，尤其对孩子而言，常常以此方式寄予自己的向往，它呈现的内容既丰富又带有虚虚实实的色彩。择取这样的视角，作家的构思精巧而别致，他的笔仿佛是一架摄像机：从四岁有含奶嘴习惯的男孩梦开始，镜头一点点摇过，至十五岁初中三年级男生结束升学考试后，从“石壁历险”梦中惊醒。孩子的心迹在梦中一览无余，我们清晰地看见了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民族等背景之中孩子的心理状况，又透过它，了解到不同孩子们的心灵空间、生存状态，并以此折射出其生活（即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及具体的社会问题，诸如当今教育体制（《奇妙的“作业机”》、《黑牌》等）、父母离异（《明天又是“爸爸日”》等）、贫困家庭（《金色的蝌蚪》等）、爷爷离休（《我要爷爷的小轿车》等）……它们应运而生出：当代孩子的价值取向如何？当代孩子的生存情状到底有哪些？当代孩子的关注热点是什么？当代孩子面临的困惑是什么？当代孩子接受的教育状况怎样？……一个个问题推至读者、确切地说是成人读者面前，相关的我们，将如何面对？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沉思、值得社会关注的。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属于孩子们的，也是写给大人们的，犹如高洪波先生在书中的《序》中所说：“用文学家纤细的手臂，推动沉重的教育之车，使之有些许的滑动——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向着对儿童的尊重与理解。”作家在以虚化（孩子的梦）带出实在（孩子的愿望）的同时，兼容童话、散文、寓言等笔调于小说创作之中，使作品始终飘荡着虚实交错的氛围，实质在于以虚的梦幻表现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世界距离孩子们的梦究竟有多远？董宏猷先生的笔是朴素而厚重的，他提供给读者远远超越于文字所表现出的内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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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掠影
新作掠影
《龙旗悲歌》忆百年痛史海军作家黄传会、舟欲行创作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龙旗悲歌———大清国北洋海军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引起了文史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晚清北洋海军建设过程中激烈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内部外部矛盾，探讨了这支实力曾居世界前列的军队一朝覆灭的历史根源，塑造了与这支军队悲剧命运密切相关的一大批中外历史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龙旗悲歌》一书为今天的读者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的昨天、思考中国的未来的空间。
（一石）
《生命河》、《遥远女儿岛》热切反映军旅生活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庞天舒、王中才创作的长篇小说《生命河》、《遥远女儿岛》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庞天舒的《生命河》以侦察英雄孟铁川和纳西族女军医帕美二十多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既展示了在战争背景下军人为祖国、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勇气概和对美好理想、纯真爱情的追求，又揭示了和平时期军人在事业上的奉献、家庭上的重负和情感的态度，呈现了新一代军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对军人与战争、战争与生态环境等问题作了探讨。王中才的《遥远女儿岛》以一个海岛女炮班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表现了一群海岛女儿对国防建设的热恋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示了人们在社会大变革中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冲击，高扬了不屈不挠的奋发进取精神。（焦凡洪）
刘玉堂小说三卷本展示新乡土小说独特魅力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刘玉堂新乡土小说三卷本，分别是长篇卷《乡村温柔》、中篇卷《最后一个生产队》、短篇卷《山里山外》，该社同时还将《乡村温柔》列入“作家珍藏版”出版。刘玉堂以描写沂蒙山乡民生活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蜚声文坛。他的作品以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活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展现历史变革和风土人情，被誉为“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乡村温柔》以主人公自述方式营构独特的民间氛围，把一个乡镇企业家的成长史和情感史活化在幽默多趣的自言自语中，小说在塑造人物以及长篇技法上均有突破。该书是一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力作，是一部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史和创业史。（华文）
陆绎广散文集《乡关梦寻》展浓郁乡情作家陆绎广散文集《乡关梦寻》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散文集收集了作者三十余年创作的散文五十多篇，共分“家住若耶溪头”、“越中人物咏叹”、“台州湾畔灯火”、“乡情似酒浓酽”等六部分，无论怀乡思亲、风物随想或是讴歌山川都朴素深情、精美隽永，在作者融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纵横笔意中，我们读到了令人魂牵梦绕的江南胜境。（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