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诗人 学者 部长
——访曾繁兴先生
马为民
到达毛里求斯之后才得知，这次邀请外国记者来访的艺术和文化部的部长，原来是一位毛里求斯华人：曾繁兴先生。
随两位外国同行采访他时，他那广博的学识，犀利的谈锋，尤其是对多种族共处的精辟见解，显露着干国之器，给人以深刻印象。不过，促使我执意要单独采访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其一，海外华人从政的迄今还不多，像曾先生这样位居部长的更是寥寥；其二，曾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是诗人、剧作家、学者，其名山事业一帆风顺，为什么又从政呢？当然，他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经郑阿全大使安排，曾繁兴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同笔者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
“我现在是部长，可在童年时代，我从未幻想过搞政治。”曾先生用这句话开始了我们的交谈。接着，他谈了自己的身世。
他1938年出生在毛里求斯，父亲来自广东梅县，在毛岛经营一家店铺。他起初就读于中文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爆发内战，母亲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觉得学中文没出路，背着父亲要他转学英文和法文。大学阶段，他负笈伦敦，1961年获法语和英语学士。返毛岛之初，他为一家中文报纸当过记者，后在皇家中学教授英文和法文。
1968年，毛里求斯赢得独立，国家要培养外交官。他在一场考试竞争中崭露头角，是3名被录取者之一，遂被派到日内瓦国际高等学院攻读法律、经济和国际关系。学业完成后，曾繁兴即作为一名干练的外交官驰骋于国际舞台，前后凡20年。
起初，有“国父”之称的首任总理西·拉姆古兰派他到驻法国使馆工作，4年之后，鉴于他精通英法两种语言，又调他到布鲁塞尔，参加非加太国家跟欧共体的谈判。同毛里求斯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糖协定》和著名的《洛美协定》，他都是直接谈判人。回国在外交部工作数年后，他又经过考试竞争，担任了英联邦基金会副主任，移居伦敦7年，是英联邦几个重要计划的策划人。作为外交家，他曾经沧海，造访的国家有100多个。
工作之余，他还潜心创作，仰屋著书。早在1958年，他20岁时就用法文发表了诗歌《paupièresvi￣tales》，该诗先后两度获奖，不久又出版诗集《传说》。1972年，他创作的剧本《船长》在巴黎出版。除文学创作外，他还就国家的外交政策、毛里求斯法语等发表过英法文专著。在他赐赠的诗集《客家人之歌》（法文）的扉页上，载有他的著作篇目。笔者注意到，《毛里求斯历史中的中国人》和《客家人的由来和传说》等书均系近年新作，《中国人的海外旅程（1652年—1992年）》一书已有打印稿，仍在修改中。这表明，海外华人的命运和中华文化这些年来在他心中占有非同寻常的位置。
我有些纳闷：身为部长，有这么多著述，哪来的时间？曾先生兴奋地笑着说：“我有的是时间！因为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平时深夜一两点睡觉，6点起床散步，周末则去练举重，所以我总是精力充沛。我每年还阅读很多很多的书。”看来，人生在勤，时间是争来的，志趣不凡，时间就比别人多。
既然如此执著于写作，为何又涉足政坛呢？曾先生追述了一段往事：“1989年我还在伦敦时，现总理拉姆古兰就要我跟他一块搞政治。我对他说，不，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次年返国，他仍回外交部。此时，政府的一项政策激怒了他：华人接亲属来毛，须缴20万卢比（约1万美元）保证金。曾先生认为这对华人极不公正，是一种歧视。另外，执政党还用来路不明的钱建党部大楼、在选举中作弊。他因此愤然辞去公职，投身政治，不久当选为工党总书记，为工党东山再起、夺回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据一位外国同行说，他采访的反对派人士也承认曾先生是位好部长。曾先生听后笑了。他解释道，古希腊一位哲学家说过，人到50岁才可以搞政治。因为到这个年龄，人才有时间深入思考，更能明辨善恶，且往往不需要钱了。他以自己为例：“我干过各种职业，教师、官员、外交官，行行取得成功。三个子女均已成家，都有工作。我已经没有家庭责任，不需要钱，我是完全自由的。在这些方面，谁也无法玷污我。”
谈及他的部长工作，曾先生感慨系之。他说，毛里求斯是多种族多文化并存，国情复杂，“别人是从电视上看到种族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它同每个人直接相关。”怎么办呢？归根到底要发展教育，提倡宽容和相互尊重，所以文化部很重要。平心而论，从阅历看，他担此重任相当适合。他自幼受中华文化熏陶，学生时代接受西方教育，其后又专门研究过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所以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广阔的视角看问题。他还补充说，他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大多在店铺干过，干这行就得“调动第六感官”，隔着柜台揣度顾客的心理。这种判断人的本领在学校学不到，只能在店铺里学。显然，这种经历培养了他善解人意的品质和捕捉他人内心敏感点的本领，对他今天大有裨益。
交谈至此，自然涉及到近年广为传播的“文明冲突论”。他的观点很明确：“我们所努力做的，跟这个理论所宣扬的正相反。”笔者顿时觉得，曾先生的舞台似显小了些。不过，诚如他自己所说，毛里求斯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多种族和谐共处的国家”，它的经验具有“先锋性”、“开拓性”。
曾繁兴先生是诗人、学者，又是部长。如果说多种族共处是毛里求斯这个小国正在书写的一篇大文章，那么曾先生就是执笔人之一，这将是他参与创作的最瑰丽的诗篇。
最后，话题又回到中国。曾先生感慨地回忆说：“初入学时，一些孩子指着我喊‘中国人’‘中国人’。我向父亲诉说委屈，他用中国有数千年文明来慰藉我，这给了我力量……而今，中国近20年的迅速发展又给海外华人以自豪感。过去别人看不起华人，现在人们尊敬我们。”曾繁兴先生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勤劳的文化”、“助人的文化”，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责任“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颗为中俄友谊跳动的心
刘刚
2月28日凌晨3时，一颗情系中俄人民友谊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阿尔希波夫逝世的消息使我陷入无限的哀思中。
3月3日，在阿尔希波夫的追悼会上，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俄友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薄一波、万里等同志敬献了花圈。李鹏总理在致阿尔希波夫夫人的唁电中高度赞扬阿尔希波夫50年代作为驻华经济总顾问为新中国所做的艰苦工作，以及他作为“人民友好使者”为促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由于工作关系，记者曾多次见到阿尔希波夫。记得去年5月1日在庆祝阿尔希波夫90周岁的生日晚宴上，阿尔希波夫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语言流畅。他给记者看了许多在北京工作期间的照片。他拿出一张在北海滑冰的照片，指着上面一个小男孩问记者：“您知道这是谁吗？”站在阿尔希波夫身后的小儿子马上笑着说：“那是我。我从小就爱上了北京，我们全家对中国都有特殊的感情。”
最使我难忘的是去年12月16日的那次会面。那天是庆祝俄中友协成立40周年晚会。气象台说，莫斯科遇到了近百年来最冷的天气，当晚的气温是零下33摄氏度。使我深深感动的是，91岁高龄的阿尔希波夫只身一人冒严寒来参加晚会。他握着我的手说：“俄中人民的友谊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今天的庆祝会也是我个人的节日！”后来他在大会上讲话说，40年前他作为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作。苏中友协和中苏友协成立之时正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他亲眼目睹了中苏两国人民如何以同样喜悦的心情共同庆祝这一盛大节日。
记者最近一次见到阿尔希波夫是今年1月4日，在李凤林大使转送薄一波赠书仪式前，阿尔希波夫在家里与记者有过一次长谈。阿尔希波夫说，他永远不能忘记1950年1月的一个傍晚。那天他已经知道自己将被派到中国工作。当时斯大林正为中国代表团举行酒会，周恩来站起来提议：“为阿尔希波夫干杯！祝他在中国工作顺利。”新中国的总理为他祝酒，阿尔希波夫感到很突然，米高扬碰了他一下：“快去碰杯呀！”阿尔希波夫匆忙走到周恩来面前，这时发现自己慌乱中拿着一个空杯子。斯大林笑着为他斟了一大杯白兰地，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我们共同为阿尔希波夫同志干杯！”酒后看电影，不知是激动，还是有些醉意，他根本不知道银幕上映的是什么。临行中国前，斯大林专门召见了阿尔希波夫，要求他以生命保证，一定搞好苏中关系，并告诫专家们切不可高傲自大。阿尔希波夫回忆说，50年代在中国有150多个建设项目，周恩来有一次对阿尔希波夫说，“这些建设项目都是您的‘孩子’，您要照看好它们。”此后，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到处都留下了阿尔希波夫的辛勤足迹。阿尔希波夫说，“当时由于工作关系，我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接触最多，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的莫逆之交”。
苏中两国对立期间，阿尔希波夫坚持认为这两个邻邦必须和睦相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必须继续下去。本着这一信念，他为重修苏中友好关系而长期努力不懈。他曾多次与赫鲁晓夫交谈，写书面材料，希望改善苏中关系，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下台后，他又向勃列日涅夫建议，应采取积极态度扭转苏中关系，但勃列日涅夫既不赞同，也不否定，一拖再拖。后因珍宝岛事件，建议被长期搁置起来。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政期间，阿尔希波夫再次提出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终于被采纳。1984年，苏共决定派阿尔希波夫访华。在北京他见到了陈云、彭真、万里和薄一波，见到了几十年不能相见的老朋友，签订了中苏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等协定。两国经过风风雨雨之后，长期冻结的冰层终于松动了。阿尔希波夫的长期努力没有付诸东流，他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此后，他曾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6年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光荣称号，大连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阿尔希波夫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为新中国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为恢复和发展中俄（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所做的不懈努力永存中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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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品味《泰坦尼克号》
李学江
在3月23日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在好莱坞那座辉煌的神殿大礼堂中，在全世界15亿影迷们的注视之下，《泰坦尼克号》一片不负众望，夺得了11项大奖，使奥斯卡之夜成了《泰坦尼克号》之夜，导演卡梅隆兴奋地举着那尊小金人借用影片中男主角的话对着观众大叫：“我是世界之王！”一片独得11项奖，这在奥斯卡奖70年历史上，只有1959年的《宾虚》一片可与之媲美。为一探其中奥秘，多年不进影院的笔者也一时好奇心起，走进了那个久违的殿堂。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英雄救美人。1912年，正当那艘被称为海上巨无霸的泰坦尼克号起航之际，一个放荡不羁而又一文不名的画家杰克赌博中奖，侥幸登上了这艘豪华客轮。旅途中他与一位在母亲包办下订婚的没落贵族小姐罗斯邂逅相逢，并在她绝望跳海之际搭救了她，于是陷入一场三角争逐。最后是两人生死不渝的爱情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沉船过程中爆发出光彩，在冰海中奏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悲壮旋律。
按理，这样一个屡见银屏的题材和主题是很难“抓人”的。但结果与很多评论家的预言相反，此片一上演便稳稳霸住票房鳌头，各国观众趋之若鹜，一向冷冷清清的影院，突然间人头涌动。3个月来，票房价值已突破10亿美元大关，创下最高纪录。这是为什么？
一个原因恐怕要归于观众对历史灾难事件表现出的探秘与好奇心理。泰坦尼克号1912年首航时，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巨大最豪华客船，被誉为永不下沉的巨轮，达官显贵们以一乘为荣。但想不到开航仅5天便折戟沉沙，使这一灾难蒙上了谜一般的色彩。即便灾难原因不断被考察所揭示，人们也还是半信半疑，总想探究出新的解释，就如人们对戴妃车祸追究不已一个样，而导演也正是利用海底考察的最新发现，对沉船的真实原因和过程作了生动逼真的解释和再现，从而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沉船86年来，关于这次沉船已有过6部故事片和3部纪录片，但每次都能引起大小不等的轰动就是证明。
这部新片最叫座也最让它的前辈们相形见绌的是其场面的恢宏壮观。为征服人心，导演坚持建造了一艘236米长的复制品，比原船只短23．5米，仅此项开支就达2000万美元之巨，再加上参演者达2000人之多，使整部影片耗资达2亿多美元，创下电影之最。大手笔、大制作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当泰坦尼克号驶来时，令人有泰山压顶之感，它身旁的帆船相形之下简直如孩子的纸船玩具一般。因其大且真，又加进5500多个电脑特技摄影镜头，整个触冰和翻沉过程惊心动魄，令人震颤不已，影院充满唏嘘之声。
导演对细节准确性的追求更增加了其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头等舱宴会厅的门按常规被制成向内开，后探究出原船上的设计是向外开，于是不惜工本重新做过。女主角也是根据当时的审美观，特意选择了偏于白胖体形且名不见经传的琦温斯莉。影片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真实的人性。在生死考验面前，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但更多的是贪生怕死的凡人，乃至乘警不得不向抢上救生艇的人开枪示警和射杀他们。导演对等级制度和阶级偏见也绝不文饰而是大胆鞭挞：一等舱的贵族们可以先上船逃生，而三等舱里的平民却被锁在下面不许爬上甲板。这些真实的细节都增加了影片的可信性和吸引力。
但影片能引起如此轰动也有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近10多年来，科幻片、暴力片泛滥成灾，什么外星人、蝙蝠侠、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脱离现实生活追求感官刺激，使人们久而生厌倒了胃口。此外，自60年代性解放运动以来，人们在性生活上过于随便，失了忠贞感与责任心，造成家庭结构的破坏和诸多社会问题。在尝尽苦果之后，人们开始缅怀往昔的浪漫与温情。而影片中那生死不渝的爱情正好满足了人们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当然，影片中饰演男主角的迪卡普里尼那副年轻俊美而又纯真自信的容貌，那让人回肠荡气的音乐和主题歌也让那些少妇少女们心醉神迷而百看不厌。
不过，这部创了数个世界之最的影片并非尽善尽美。不仅富家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情节有些落了俗套，剧本语言似也乏善可陈；两个男女主角的演技也显得有些稚嫩，因此与两项主角奖失之交臂，这也是奥斯卡史上绝无仅有的；此外，将爱情故事冠以沉船之名，似乎也有移花接木牵强附会之嫌。但总体来说，它是近10多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据信，它将把目前美国影坛以科幻和暴力为主的潮流，转向传统的人生故事和爱情体裁。从这点说，在电影史的长河中，《泰坦尼克号》功不可没，永不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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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里耶—德莫朗——
传播针灸术 欧洲第一人
董纯
在法国大拉罗斯辞典里，关于针灸的条目载道：“针灸医术系由乔治·苏里耶—德莫朗引入欧洲。”
乔治·苏里耶—德莫朗何许人也？笔者前年有幸结识了苏里耶—德莫朗之女艾弗兰，知道了几段鲜为人知的轶事。1887年，9岁的小乔治随父母至南方滨海度假，恰与法国高蹈派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叶一家为邻。戈蒂叶之女朱迪特见乔治聪明可爱，遂教他学起了中文。至于朱迪特如何习得汉语，源于其父戈蒂叶的一次偶遇：一天，诗人由外省返回巴黎，在月台上等候火车时，发现一个黄种人神情沮丧。经询问，戈蒂叶得知对方系中国清朝子民，原应法国传教士之邀赴法来合作编纂辞典。孰料传教士突然病故，中国客人在法国举目无亲，一时没有了归宿。戈蒂叶于是将其带回自己家中，后者遂成了朱迪特的中文老师。据说，这位清人名叫丁敦令，善终后同戈氏家族共葬一穴，堪称奇闻。乔治·苏里耶—德莫朗跟随朱迪特学习中文，自幼打了汉语基础。及长，他修完法律专业，进勒伊德银行当职员，同时在巴黎法国东方实用语言专科学校，即现今的法国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旁听，又进修了3年中文，进一步具备了接触中国文化的条件。1899年，苏里耶—德莫朗20岁受马达加斯加工业公司派遣，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此一去十三个春秋。抵华不久，苏里耶—德莫朗进入外交界，先后担任法国驻上海司法陪审员、法国驻云南府副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等职。重要的是，一向有志于医学的苏里耶—德莫朗与中国针灸结下了不解之缘。1902年，他陪同一位法国主教参观教会在北京办的医院，看到几个病人在接受针灸治疗，中国医生不施药，仅借助几根金属细针即可解除患者呕吐、痉挛病痛。惊讶之余，苏里耶—德莫朗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跟一位中医学习针灸基本理论，并潜心观察人体穴位，详细记录针刺的疗效。1902年至1908年，他在上海和云南府继续向多位针灸师求教，同时积累实践经验，先后为100来人进行过治疗，最后获得云南行署正式授予的针灸师称号，成为第一位有此殊荣的欧洲人。1909年夏，苏里耶—德莫朗返回法国，屡向一些法国医生介绍针灸术，皆遭冷遇。直至1928年，他周围才聚集起一批热心探索新医术的法国医生。苏里耶—德莫朗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同行，并与费海奥尔合作，写出首篇介绍中国针灸的论文，在法国医疗界组织的报告上演释，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医生放弃了偏见。《震旦报》等刊物也纷纷载文报道，介绍他的研究成果。这时，苏里耶—德莫朗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校准针灸取穴标准，使穴位坐标适于身材高大的欧洲人，为巴黎数家医院开设针灸治疗铺平了道路。接着，苏里耶—德莫朗从1934年至1939年相继出版了《中国正宗针灸简史》和《中国针灸》。1957年他去世后，其女艾弗兰和长子纳维勒继续努力，由法国马鲁瓦纳书局出版了苏氏四卷集《中国针灸》。在这之前，苏里耶—德莫朗于1950年被法国正式提名，参加诺贝尔医学奖评选。正是得益于他丰富的著述，现代法国医学界才突破因循守旧的框框，吸收中国传统针灸医术，成立了法国针灸师协会。现在，大部分法国针灸医生都尊苏氏为祖师。他的首批门生和同行还曾联合向他敬赠一枚刻有其头像的金质勋章，以表达对其业绩的钦佩和感激。今天，中国针灸已传遍欧洲大陆，各地针灸协会十分活跃。前年，笔者在苏里耶—德莫朗之女艾弗兰家中，翻阅其父用工整汉字书写着人体穴位名称、满布密密麻麻注脚的《中国针灸》手稿，不禁对这位已故法国学者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无比仰慕，正是由于像他这样的志士仁人一代又一代不懈地努力，才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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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莎士比亚故居随想
张贵龙
旅居伦敦5年，常去瞻仰西敏司寺内的莎士比亚大石棺。在那阴气森森的皇家陵园里，莎士比亚的石棺显得卓尔不群。皇室竟不惜在他们祖先的神圣陵园里为一个平民作家辟出一方安息之地。按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帝王思想，这真是不可思议。
3年前，恰逢莎士比亚诞生430周年志庆，我和友人相约前往斯特拉福德镇。
斯特拉福德位于英国中西部的埃文河畔。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水陆交通便利。看来地灵人杰，世界一理。小镇以纪念莎氏的建筑为主，旅馆、餐厅一应俱全。一进镇子，便恍如进入了古老而熟悉的莎士比亚名著之中。
行进中，一座古老的砖木结构房子，在许多现代化商店的映衬之下跃入眼帘。故居门口挂有一块用花体英文写的“威廉·莎士比亚故居”的木牌子。这是一座典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民居。人字形，上下两层，还配有精美别致的小阁楼。整个房子的结构由巨大的橡木组成。外部为整体而有趣的方格，形似苏格兰男人的方格呢裙子。只不过格子里不是红色，而是填的白色墙灰，与深褐色的橡木搭配，显得古色古香，恬静典雅。整个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呈风霜之色。莎士比亚是一位平民作家，他祖先世代务农，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才搬到这个小镇，以生产、经营手套为生。这座房屋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们家的手工作坊。浏览了屋内简单破旧的家具与陈设，体会了莎士比亚的父辈们生活的艰辛，对莎士比亚年纪轻轻就单枪匹马闯荡伦敦有了充分的理解。莎士比亚从小就表现出了戏剧方面的天才，经常向来镇上演出的艺人们请教学习，立志投身戏剧界。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他在戏剧界独领风骚，名闻遐迩。但因出身卑微，而受到当时英国贵族们的鄙视。但是，历史已给予莎士比亚公正的评价。参观完居室，我们又沿着一条陡直狭窄的小木梯下来，出了后门，走入另一番天地，这里是后花园。住宅配置花园，是英伦三岛的文化传统。虽平民如莎氏一家，亦不例外。眼望这阳光下的绿草坪，缠满了不知名小花的栏栅，不禁想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诗句。
与故居紧邻的是莎士比亚研究中心，这是一幢现代化的豪华建筑。据讲解员介绍，这是1966年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时，用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捐款修建起来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莎士比亚展览馆。主要存藏莎士比亚生前的大量手稿、图片和信件等等。这里的互联网络向全世界的高等学府提供所需资料，每个国家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译本和研究成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我的朋友是牛津学子，又是念的戏剧系，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请操作电脑的女馆员查寻迄今哈姆莱特的扮演者名单，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竟有500人之多。
过了几个街区，便是莎士比亚晚年隐居并辞世的寓所，又名“新居”。这里远比故居讲究得多，是莎士比亚功成引退后亲自营造的，房中客厅、卧室、厨房，无一不是按照莎士比亚生前原样布置。名利双收的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房子现已辟为博物馆，专供游人参观。
游览的中心是班克拉福特大花园，莎士比亚大理石的全身像，坐在由三层石柱组成，顶端有桂冠浮雕环绕的纪念碑中央。人们缓慢而有序地从纪念碑下走过，满怀对这位戏剧皇帝的无限敬仰与怀念。莎士比亚身披中世纪的长袍，左手握纸，右手握笔，目光炯炯有神，前额宽阔明亮，充满了智慧、力量和仁爱。这是一个未曾加冕却一统文坛的君主；一个不屑权杖只相信真理的教皇。在他的四周，环绕着他著作中四个最具代表性人物的雕像，历史剧中的哈尔亲王；悲剧中的麦克白夫人；喜剧中的福斯塔夫；哲理人物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他的洗礼地，即不远处的圣三一教堂。我们黄昏时来到这里，在幽静的莎士比亚灵寝前凭吊良久，油然而生一种比在西敏司寺石棺前更加强烈复杂的情感。毕竟这里才是莎士比亚真正的埋骨之地。对当时的莎士比亚来说，在经历过龌龊人世后，能够埋骨家乡，就是最大的满足了。莎士比亚1616年逝世，年仅52岁。按说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逝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就像英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宁可失去一个印度的殖民权，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临别时，我献上一束在镇上买的英国国花——金蔷薇，朋友则献上一大把绮丽的红玫瑰，象征莎翁短暂却无比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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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季爬绳比赛 朱富贤摄于波兰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