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科学与社会”，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面对中国现实的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环顾世界的宽广眼界，还需要有回顾历史的纵向考察。
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科学与社会
□龚育之
近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是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中一支巨大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它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的背景。“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对于科学在近代西方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一个极其鲜明和深刻的概括。
科学这种知识，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这种力量，因为它反映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价值，自然要以所向披靡的阵势，传播到全世界其他地方，并且在其他地方的古老社会中引起激烈的震荡。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也许要追溯到明末。不过那时近代科学在西方也还在酝酿之中，它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就其科学内容还是就其接受范围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研究它有历史的、学术的意义，但是它在中国那时还不能也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真正对中国古老社会发生影响，引起震荡，是在晚清和民初。套用一句熟话：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这当然是在一种极不相同的意义上的套用，因为鸦片战争的炮声，是西方强权为着侵略的目的，凭借其船坚炮利，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罪恶的炮声。）
被打败了的、陷入民族危亡的中国人，看到了打败他们的西方的科学。先是在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上，然后进到船坚炮利后面的声光化电的知识层面上。再后，才深入到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后面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层面上，这已经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了。
从晚清以降，考察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考察和研究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考察和研究这种传播对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引起的震荡和变化，考察和研究中国思想潮流、政治力量、社会群体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这样和那样的回应、反响和主张。
任定成同志的著作《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对1915—1949年中国思想潮流的一种考察》，就是在“科学与社会”这个范围内和线索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所作的一番认真的考察。现在这部著作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很高兴为他写下这篇序言。
同整个历史一样，这段历史也极其丰富而复杂，可以也应该有多种考察的视角，作者选择了一个视角，就是书的副题表明的视角。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是给人启发、引人思索的视角。作者指出，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包括科学界中关心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人们和思想界中重视科学方法、精神、知识的作用的人们。我以为，当然不能认为这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稳定的社会群体，但是，在有形和无形之间，在交叠和变动之间，的确可以使人感到存在着在科学与社会这个共同关注的主题上，思索、呐喊、活动的人群，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把这个群体和他们在科学与社会问题上的思想和主张，摆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来考察，是有新意和创见的。
作者通过历史的考察，揭示在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上，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思潮、文化论战、政治运动中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情况和轨迹。考察的目光，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国文化出路论战”、“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会”、“重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6个环节上。每个环节比较集中，具有代表性。6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历史的链条。就我所知，前两个环节，前人研究较多，但这部著作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梳理。中间两个环节，过去研究较少（前者在近代思想史中不大被人注意，后者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人注意但是未能涉及其与科学相关的方面和科学界人士的参与），这部著作在材料上有新的发掘，并对其历史上的意义有新的客观的评价。后面两个环节，以两个自然科学组织为核心，前后左右贯串起来，将延安与大后方两个区域科学界对政治的参与和政治界对科学的态度，作了较好的总结和分析。
“科学与社会”，现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是面对中国现实的问题。为此，既需要有环顾世界的宽广眼界，还需要有回顾历史的纵向考察。如果没有世界眼光和历史考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难以有深入的成果的。我希望作者把他在这部著作中开始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关注、思考和研究科学与社会的诸多问题。（本文为《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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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历史没有句号》
□刘刚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和我们党关于第三世界理论，同两个伟大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全面地阐述了这个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这个国际战略原则英明而富有远见，对于团结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和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当前国际关系的演变愈来愈证明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历史没有句号》（卫建林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学者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一部专著。该书集中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的地位和新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政策及其历史变化；南北关系和社会主义。作者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亟待从第三世界的实际出发，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对第三世界人民历史创造力的充分信任，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中，切实总结第三世界发展的丰富经验和教训，探索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道路。
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兴趣。不少学者提出，它不是孤立地研究个别国家、个别民族的某种历史事件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而是把第三世界发展作为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的有机过程，显示出作者开阔的视野和理论驾驭的能力。我们特别注意到它在理论上的一些独到见解。例如：认为西方发展学具有两重性，它既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打着西方当局战略图谋的烙印。半个多世纪第三世界的实践已经宣告了它的终结。历史呼唤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成果而又维护第三世界人民利益、凝聚第三世界人民智慧的新的发展理论。在这方面，第三世界学者肩负庄严职责，也有着理论创造的广阔天地。比如不仅要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或习惯上称之为东西方的关系中，而且要从南北关系中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该书还就环境、粮食、平等和效率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提出了若干新颖的看法。该书大量引述西方学者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观点并逐一分析，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出版物提供的反映当代世界情态的最新材料，表现了严谨的学风。该书夹叙夹议，文字明快流畅，令人耳目一新。就其写作风格而言，它甚至可以作为散文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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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破产机制
□贺业军
破产机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机制，它在实现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某些企业利用“破产”逃废债务，甚至瓜分国有资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破产机制，规范破产行为。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机制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它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可以使呆滞、不流动的资源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资源；可以使无效使用的资源转化为有效使用的资源；可以使资源向优秀的生产组织者和优势企业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破产机制是竞争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与保障。竞争是优胜劣汰的过程，破产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市场能否有效配置与使用资源，关键在于竞争机制能否有效运行，而竞争机制运行的基础就在于能否汰劣。可见破产机制是把双刃剑，它既是竞争机制发挥功能的基础，又是竞争机制持续有效运行的保障。
破产机制又是一种约束与激励机制。由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这种威胁时刻驱使所有者主动关心其资本的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和职工为保住其地位和就业机会，必须确保受托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努力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因此破产机制的有效运行，具有极大的约束与激励作用。
破产机制也是维护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企业的效益低下，资源的无效使用，使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受损，为制止这种损害继续发生，破产是有效的，也是最后的手段。破产机制的运行和发挥作用，使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真正面临风险压力，这种压力又可以转化为新的生产动力。比如：所有者面对投资的风险，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决策系统与有效的激励机制；经营者面对解聘的风险，必须提高经营水平，增强管理能力；工人面对失业的风险，必须熟练掌握与运用劳动技能，提高劳动效率。
当然，破产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受制于多方面因素，我们应当认真对待。比如，在破产过程中是否能公正、全面地考虑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维护其权益尽可能少地受到损害就十分重要。我们必须保持各方利益的公平和均衡，使各利益主体客观公正地承担其应该承担的风险与利益损失。
当前，要充分发挥破产机制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把破产机制与强化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风险密切结合起来。破产形式上是财产的清算和变卖，但其本质是不使相关主体利益损失进一步发生的过程。破产已经形成了利益损失，必须使各利益主体承担其损失的实际发生。对于所有者财产损失的责任，要由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来承担。投资决策的失误、投资的经营状况监控的失误及资产损失要由国有投资公司的经理人员承担相应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2．把破产与资源配置及资源流动结合起来。破产不单纯是财产的买卖，而是把沉淀的资产变成功能性资产，把不可用的资源转化为可用的资源。因此，破产必须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实物资产退出低效领域，进入高效领域。通过资源的流动，使破产变现后的货币资产重新投入再生产领域。
3．把破产与经营者的选择机制结合起来。企业的业绩与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有直接关系，对于破产企业的主要经营者，要承担被解聘的后果，限制其再进入经营领域。对有一技之长的一般经营者，通过培养提高，定向转移，找到其合适岗位。
4．把破产与维护职工利益结合起来。企业破产过程中，如何维护职工利益，妥善安置职工再就业，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举措。既要通过法律维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真正通过再就业培训，使职工具备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需要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同时，也要加快发展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推进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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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动态
关于人学与哲学关系的讨论
□韩庆祥
人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当今我国哲学界提出的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既关系到人学的建设及其命运，又关系到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1997年4月在中央党校召开的首届人学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几乎成了与会代表关注和讨论的主题。目前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哲学界基本上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理由是：当代哲学主要研究人的世界，哲学就其本质内容来说，就是人理解自我的一种自我意识理论，对人的理解是什么样的，对世界的理解也就是什么样的，所以，人是哲学的又是世界的奥秘，哲学有过的形态就是人所经历的状态。当代哲学应以实践论思维方式来否定本体论思维方式，并用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理解人和世界及其二者的关系，这样来看，世界不过是在人自身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建立的，人是世界的主体，世界是人的对象，人一方面将其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把外部世界变成人的世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哲学包括人学，但不等于人学，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二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根据是：本体论研究的是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在“人所面临的世界”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是人的世界，把作为本体论研究对象的世界理解为属人世界或依赖于人的世界都不确切。人所面临的世界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世界，而人所占有的世界则很小，它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人并不只研究这一部分，而是逐渐向整个物质世界扩大和深化。把人的世界与物质世界分割开来，并把本体论的研究限于人的世界，是难以成立的。从古到今所说的哲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不同学科及其内容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哲学按其对象和内容实际上包括了本体论（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人学等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这些学科何时出现，何时盛行，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但它们一旦出现，就不会被消灭，除非它们的对象消灭了。历史上发生的不过是研究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实践论的转移，并没有发生认识论、实践论取代、消灭本体论的事实，要消灭本体论是不可能的。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人学是它的部门哲学之一，如果把历史观比作生物学，那么，人学可以比作细胞学，人学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学。因此，不仅不能把哲学与人学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历史观与人学混为一谈，哲学、历史观是整体，人学是局部，人学研究应该在哲学、历史观的指导之下。把哲学与人学混为一谈，既不利于人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哲学不只是人学，人学也不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人学是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干性分支，因而人学并不排斥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这些以往的哲学成果，而是基于人学来合理处理与以往哲学成果以及与其他有关问题的关系。其根据是：哲学总是以不同的历史形态出现的，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的、抽象的一般哲学，哲学总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变其历史形态，因而在不同历史时代，各哲学形态在对象、主题、理论重心、理论形式、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本质特征上有质的区别。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反映了西方哲学由自然本体论形态到认识论形态进而到实践论形态再到人学形态的发展趋势和内在逻辑，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过程的内在规律。传统中国哲学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研究自然经济中人和人的道德关系的伦理人学，在当今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大，人和物的关系、人的现代化、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它应该既考虑中国哲学的人学传统，又要反映人的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和时代趋势，从而使其实践的人学本质具体表现出来，即主要采取人学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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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新书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新课题研究》
由张蔚苹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新课题研究》一书，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导思想、基本任务、教育内容、方针原则、科学方法、队伍建设等问题，就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开创性的对策。该书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既突出了理论的指导性，又把握住现实针对性，有的放矢，避免空论，突出“新”字，对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者和政工干部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丁一）
●《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
本书是尤西林撰写的研究人文学科、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的理论著作，日前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以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为中枢，深入到人的本质、人文意识、人文方法论、人文主体性、人文教育、人文社会历史观与自然观等领域，它不仅对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对改革时期的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建设也有重要的学理依据。（符均）
●《领导干部协调艺术论》
由荣仕星和钟敏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领导干部协调艺术论》一书，对领导干部的协调艺术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选取有关十个基本问题进行系统的阐述，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协调艺术的含义、特征及其作用，领导干部协调艺术的原则和方法，领导干部与上下级协调艺术，领导干部协调素养等。该书注意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不仅对领导科学的研究，而且对领导干部的领导活动都不无裨益。（文晖）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该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它采取一种个性化的形式，汇集了近百个学科的四百五十余位著名社会科学家的自述，生动地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精神境界和理论风格，是一幅当代中国学人为弘扬中华文明而不懈奋斗、孜孜耕耘的画卷。该书会激励和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有志于社会科学事业，有助于我国当代和今后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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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透视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科院关于海南省机构改革研究报告
本报记者 吴珺
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此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特区，海南省自1988年建省起，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缩小政府的统制功能，扩大社会的自治功能为基本思路，勾画和设计了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蓝图。10年来，海南省在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199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调研组”在副院长汝信带领下，赴海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研报告《“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海南省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研究》（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社科院社会学所、法学所和政治学所13名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角度对海南省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力作。
主要内容
社科院调研课题组的专家学者认为，10年来，海南省不仅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而且在建省之初就以“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在全国率先着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行依法行政，使政府与企业彻底脱钩，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把应该由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管的事，交给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工作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改进和加强。
目前，海南省省级机构有39个厅局，行政编制3845人，实现了机构要小、人员要少的精干的管理体制。这在全国省级机构中是首创的。
调研课题组的专家学者认为，依法行政是海南省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现代法治社会要求依法行政，这是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监督，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否则，即是无效的行为。海南自建省以来，一直把立法作为依法行政的关键，用海南人的话来说，就是“先立规矩，后办事”。海南的规矩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二是海南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以及省会所在地的海口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海口市政府制定的规章；三是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所制定、发布的具有规范性的行政文件；四是各办事大厅、服务窗口及其它办事环节制定和公布的具体办法、规程；五是在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活动场所，对村的政务、财务以及计划生育等事项，都有许多具体规定和办法，张榜公布，叫做“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及发展是我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调研课题组的专家学者认为，把政府机构精简和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海南省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特点。1988年，从撤销行政区和组建“小政府”开始，就把一批局级单位（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等11个局）从行政机构转为省属专业公司，把一批政企不分的局级机构（如物资局、纺织局、燃化局、建材局等8个局）转变为省属企业。这样，共有19个局级机构变成了省属企业，800多名行政干部成为企业职工。同时，党政机关与原属企业脱钩，实行行业管理，取消企业行政级别，打破企业所有制界限。为推动社会中介组织自立、自治，海南省政府还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减少政府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行政干预。改革工商联，组建总商会，形成政府、工会和商会三方协调机制，工会代表职工利益，商会代表雇主利益，政府协调双方之间的关系。政府先后制定了近50个规章，完善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制度，推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提高它们的自主、自治、自立能力。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海南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各种类型的商会、公会、企业联合会迅速发展起来，在联结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调研课题组的专家学者还对海南省的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专家评价
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海南省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成果鉴定会。来自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海南省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了鉴定会。
与会专家对社科院调研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该研究成果全面展示了海南省已经持续开展10年之久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取向及其相互关系模式，正面剖析了在推行“小政府、大社会”体制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分析总结了海南10年改革的经验和问题。认为，从全国来说，海南省的改革虽然只是一个较小的局部，但它1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率先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做法和体会，无疑具有普遍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有的专家认为，“小政府”与“大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政府机构不精简，职能不转变，社会就难以发育，社会组织就难以健全，社会肌体就缺少活力；同样，只有社会自主性增强了，能够承担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职能，不是处处都依赖“无所不能”的政府了，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才能顺利进行，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才能够巩固，才能走出“精简——膨胀”的怪圈。他们认为，海南经验的可贵之处是：既不坐等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了，社会自主能力提高了，再搞政府机构改革，也不把政府机构精简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为了压缩财政开支，或者仅仅为了提高效率，而是把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重心。这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也有专家指出，“大社会”要充满活力，也要有严整的秩序。如何做到活而不乱、建立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相配套的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