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谐趣园
萧桐柏（《讽刺与幽默》供稿）
——摄像机坏了，会议延期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文求堂”主人
贾俊学
在鲁迅先生的著述里，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上海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先生。
本世纪初期与郭沫若过从的也有一个日本朋友，是在日本开书店的田中庆太郎先生。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在没有学会的清朝时代，北京琉璃厂的书店就成了学者们的俱乐部以及他们商讨学术问题的场所，也成了新学说披露的地方。”
“文求堂”是本世纪初坐落在日本东京的一家汉籍专营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先生（1880—1951年）是一位汉学者、版本学家，对日中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的日本文化人。
“文求堂”书店在本世纪初，把中国的出版物输入日本，鲁迅先生通过“文求堂”收藏了不少书籍，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书账上曾提及。郭沫若先生亡命日本时的学术著作，也由“文求堂”和岩波书店帮助出版发行，其中著名的有《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
向“文求堂”供书的中国书店有“来薰阁”、“翰文济”等，常光顾“文求堂”的有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斯威克林先生，还有荷兰籍的汉学家高罗佩先生，可见“文求堂”存书之丰。当时梁启超、钱玄同诸先生的著作，“文求堂”很早就发行，王国维先生投湖后又及时发行了《王观堂文选》。
“九一八事变”后，田中氏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日本侵华期间田中氏再也没有来过中国。田中氏有着卓越的见识、远大的眼光。本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田中氏想到的是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曾经让自己的亲属转告鲁迅先生，如有不测可来日本一避，由此可见先生心肠。晚年的田中氏每每教诲儿辈时常说一句话：“中国是一个大国。”此话代表着有正义感的多数日本人民。
田中氏在书店经营中收集了大量汉籍藏书，如鲁迅先生早期作品、鲁迅与郑振铎合著的《北平笺谱》等等，在“文求堂展观书目”上洋洋大观，数量惊人。另外“文求堂”收藏有1936年鲁迅先生写给田中氏家属的信札，郁达夫先生1937年致田中氏书信。大批郭沫若先生送与田中氏的扇面和信札。
田中氏于1951年谢世，不几年“文求堂”关闭，令人叹息。1955年郭沫若先生访问日本时到神奈川叶山拜谒田中先生墓，专门看望了田中氏一家人，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今天，田中氏后代同样与中国友好往来，继续谱写中日友好新篇章。
去年底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一册，内容洋洋大观，又让我们更深一层了解田中庆太郎先生。
今天，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中日友谊做出贡献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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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英语角
刘黑枷
松杉向晚风摇动苍翠，水池向空中喷射晶莹，天边涂抹着彩霞，宽阔的广场上有些鸽子还在安闲地散步，不愿归巢。
一些人在一角围聚着，是在观看什么优美的景色，欣赏什么精彩的节目？不是。
我慢慢踱上前去，原来这就是被叫做“英语角”的地方。人群当中尽是花季少年，他们衣着朴素，举止谦谦，正在进行英语对话。那一片片青春的嘴唇如吐莲花，发出的声音似流莺鸣啭。本来是岁暮寒天，这里却是一派三春暖意。
这些少男少女不把兴趣送给五光十色诡谲变化的电子游戏机；不将光阴消耗在专演武打凶杀片的录像厅；不做追星族将崇拜盲目投给这个星那个星。他们挥臂在语言知识的大海里畅游。
初时，大体上两人一组，用英语互通姓名、学校、班级，讲述学习爱好、日常生活，侃侃而谈，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渐渐一男一女崭露头角，掌握了全局，由他和她与其他少男少女对话，大有赵忠祥和倪萍主持正大综艺的气派，也有点像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样子。只听笑声迭起，不断出现高潮，气氛十分活跃。围观的人大都不懂英语，急得一个穿红翻领羽绒服的年轻人拉住一个对话的男孩，“你们尽谈些啥，嘀里嘟噜，不好给大家翻译翻译吗？”“好！”后者答应了。
“你打算怎样出国？”“好好学习，考公费留学。”“你呢？”“考托福。”“你呢？”“将来做买卖，自己挣钱出国。”“你呢？”“自己贴上stamp（邮票），请邮局给我邮出去。”一个一脸滑稽相的男孩说，他的回答引起哄笑。
“你准备到哪国去？”“美国。”“你呢？”“英国。”“你呢？”“日本。”“你呢？”“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中国。”一个翘鼻子的男孩回答，引起大家惊讶。“问的是到外国呀！你怎么提中国？”翘鼻子并不认为自己说走了嘴，理直气壮地回答：“是呀！提到这么多国家，怎能漏掉中国呢？我们时时不能忘掉中国。”翘鼻子胸脯也挺了起来，“将来周游列国后，还是要回到中国，中国是我们的motherland（祖国）。我们要更好地建设她。”
围观的人一起露出赞许的目光，热烈鼓掌，禁不住为他叫起好来。我的心里被注进了热流。
正当大家啧啧称赞时，忽然跑进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向大哥哥大姐姐说：“Goodmorning（早安）！”大哥哥大姐姐并没笑他把早上的用语说在晚上，而是不约而同地向他说：“Wellcome（欢迎）”，抢着跟他握手。
广场上华灯齐放。我要回家了，那些少男少女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在心头祝福着他们，徐徐穿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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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次选择
郭庆瑞
自立的名字是你的心意，
更蕴含着几分志向，几分勇气，
以坦荡的胸怀面对人生，
把二次择业看成开拓进取的机遇。
等，天上不会掉落馅饼充饥，
靠，是一副意志消沉的软化剂，
要，是伸手派乞求怜悯的故伎，
只有自立者满怀信心充满活力。
你勇敢地选择了自立，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浪冲击，
整个社会仿佛是一座宽广的大舞台，
要扮演光彩夺目的角色全靠自己。
也许在前进的路上会遇到坎坷荆棘，
认准光明的目标就该大胆地走下去，
千锤百炼跌倒爬起才是时代的骄子，
把困难和挫折看成鞭策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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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丧心语”与误导之论
毛锜
所谓“丧心语”者，亦即不顾良知，不循理智，乃至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类的混莽言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昧心话，歪道理，欺世之谈。清朝学者梁绍壬在其所著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书中，就有题为《丧心语》的一则笔记：
宋吴伯举守姑苏，蔡京一见大喜，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中书舍人。后以忤京落职，知扬州。客或有以为言者，（蔡）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此真丧心病狂之语。
既作官就不能做清正廉明的好人？这也不知是哪一家的逻辑！也许这正是这位惯于弄权使势，贪赃枉法，曾被称为“六贼之首”的权奸的“夫子自道”吧。以登龙有术，搜括有方的蔡京，道出此等丧心病狂之语，也确实是斯人也亦合有此混莽之言也。不足为奇。
令人惊奇的是，在历史上口出“丧心语”者也竟不乏先例。周亮工《书影》第十卷，即有以下一则读史随笔：
齐周洽常历句容、曲阿、上虞、吴令，廉约无私；卒于都水使者，无以殡敛，吏人为买棺器。武帝闻而非之曰：“洽累历名邑，而居处不理，遂坐无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贬，无论褒恤。”乃敕不给赠赙。此大异，是教贪也。
周洽一生为官清廉，被史家赞为“廉约无私，视民如子”。可最后不但未受到武帝的褒奖，反而被狗血喷头地大大训斥了一顿，还斥责他历任肥缺，却不会为自己捞钱造安乐窝，最后落了个赤条条死不能葬的下场，简直是活该！两袖清风反而成罪，这可真是骇人听闻的咄咄怪事。纵观一部二十四史，大抵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自身的生活如何骄奢淫逸也罢，抑或仅仅是为了维持一己在金龙宝座上坐得更安稳些也罢，反对下边的贪奢之风还是一致的。如宋太宗之刻“戒石铭”颁于州县，元世祖之置誓俭草于丹墀之前，等等，无不都是对臣下和地方官吏的一种严厉儆戒。令人莫解的是，这个曾一度治朝尚有作为（晚年亦沉溺于豪华宴中）的武帝，怎么会对一位莲出污泥的清官作出如此荒谬绝伦的评语来呢。也难怪周亮工读史至此要废书三叹，惊呼：“此大异，是教贪也”了。
时代前进了，社会文明了。面对今日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敢于公然纵贪张奢一类的“丧心语”，毕竟是罕有所闻了。然而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近年形形色色外来思潮的冲击下，生吞活剥，热蒸现卖，已成为一种时髦风气，江湖上也就不乏“旋砍生柴带叶烧”一类的野狐禅。于是不少似是而非的误导之论，也不时在乱云飞渡。最新的一个例子，大概要算已被人概括为“贪污有利论”了。从报端得知一位所谓经济学家在一次报告中竟振振有辞地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贪污比挥霍有积极意义。贪污公款，据为己有，存银行，买股票，都是在参与投资，对社会有利。即使什么都不干，把钱搁在家里，也还能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挥霍的结果是，钱没了，白白浪费掉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缺的就是资本。两相比较，贪污了资本还在，还可以流动，如果挥霍了，资本就没了，多可惜！”啊，原来我只知道这些年有人专搞“比较文学”研究，且很红火，却不意在经济学界也有人不甘落后，搞“比较腐败”的理论探讨了。只是我担心这种最新版本的“盗亦有道”高论，一旦付诸实践，除了叫贪官污吏们弹冠相庆外，怕是要国无宁日，百姓遭殃的了。
赤裸裸的“丧心语”，容易被人识破。而披着五光十色服饰的误导之论，却未必人人都能一眼望穿。因此，我以为面对时下一些花样翻新的奇谈怪论，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还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
＊本次征文到此结束，评奖结果随后公布。———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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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
张岱年
读了李汉秋同志最近发表于《文学遗产》第一期的文章《〈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十分高兴！李汉秋同志认为：“《儒林外史》反映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潮流，塑造了一些兼具儒士、名士特色的理想人物。”我完全同意汉秋同志的见解。
文章对于儒道两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倾向作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儒道两家都重视士的心灵和人格理想。儒家重视人伦，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主张在社会中确立个体的价值。道家重视个人的自由，以逍遥无为作为人生理想，主张在超逸社会中确定个体的价值。”这是十分恰当的，确实指出了儒道两家的基本精神。
《儒林外史》对于一些儒生，一些举人、进士以及一些假名士做了辛辣的讽刺，但是书中也描写了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庄征君、虞博士和杜少卿。这三个人都是有所指的。庄征君的原型是程绵庄，虞博士的原型是吴蒙泉，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吴敬梓自己。程绵庄和吴蒙泉是吴敬梓所敬佩的人。庄征君虽应了征召，但辞官不做；虞博士虽已入仕，但胸怀淡泊。杜少卿是不应科举的名士，但仍然重视仁义礼乐。这三个典型人物都是既有匡世济民的愿望，又有超逸世俗的品格，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风貌。
文章说：“在《儒林外史》的正面形象群里，真儒士的政治理想与真名士的超逸风流是互补相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小说人物形象中体现了儒道互补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深刻的。
《儒林外史》是一部文学名著，其价值绝不在四大古典小说之下。我喜读《儒林外史》。《儒林外史》讽刺了许多假儒生、假名士，这是容易了解的。《儒林外史》中也颂扬了一些正面形象，这是不容易了解的。李汉秋同志的这篇文章对于正确了解《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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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笔墨山水
默想周庄
甲乙
心目里的周庄，似乎浸润在烟雨中才更有韵味，朦胧该是它的意境，湿漉漉则更贴近它的魂魄。这猜想，就如印迹一般凝固在记忆里，似一幅水墨画成的画，淡淡的皴染，寥寥的几笔，远观近瞻，便把人醉倒了。
知道周庄，最初是看陈复礼先生的摄影图片，曼妙的感觉就留存在意识的深处。江南的秀色，苏杭已是绝笔。然而要真正走进江南的怀抱，惟有小桥流水的村镇，才能使你窥见其中的“别有洞天”。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文章介绍周庄。它的古老在今人看来有些近乎原始，水乡的格局和特色，不仅让建筑学家们颇感兴趣，浮躁的城里人对它更充满好奇。有这样一处地方，有如此一座古风犹存的村落，于是人们像发现了宝物，鼓舞着热情蜂拥而至。
周庄的确是一处古代的文物遗存。它躲过了天灾，逃过了兵燹，岁月的剥蚀留在了窄街的窗棂门板上，暗绿的青苔犹如年轮，刻满斑驳的粉墙。踏上坑洼的石板小路，你将被送进历史的渊薮。小桥是灰褐色石头的那种桥，横跨在不宽的河面；推开虚掩的门扉，软软的低语和轻轻的笑声便扑面而来。恬淡的生活属于周庄。
然而周庄正在变，是吸纳来的人在改变着它。只是它太纤弱，离它而去的人充其量只能带走一点点思考，那思考便是文人笔下的一篇篇精巧的散文，像周庄一样，使人感叹一番之后，又复归或陶醉于城市生活的喧嚣。周庄最多不过让城里人换换口味、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在拥挤的人流中，你会不止一次听游客吵嚷：这里很好玩，可不能待长了……周庄可以调剂人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人们的必需。在街头兜售的小册子中看到，文人雅士对周庄极尽讴歌，然而也仅仅是猎奇和感受一下它特有的情调而已。
两次造访周庄，都没躲过人山人海的包围。所谓身不由己，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验。小巷被人流壅塞住，你想逆流而动，便要招惹来白眼和骂声。来来往往的游船“嘭嘭”地撞在一起，把窄窄的河道堵塞了，乘客一片哄叫。“沈厅”在哪儿？“张厅”又在哪儿？你只有被沸腾的人潮肆意裹挟，想寻“迷楼”何处，只是枉然。不费寻找的是身边一爿接一爿的酒店饭馆和数不清的工艺品店。满街的“万三蹄”让人犯疑掉进了肉食批发市场；真赝混杂的古玩字画，几令人以为周庄人的祖辈各个都是腰缠万贯。被人拥来挤去，就不免匪夷所思：文化的醇酒怎么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酸？
慕名周庄的人们，大约还无暇品咂浏览过后的余味。他们正处在兴奋中，正在被人云亦云的狂热鼓荡着，然而可以肯定，当热度退去、静下心来，周庄留给他们的怕是只有依稀的轮廓和隐约的朦胧。周庄的娇好已经不再。它的倩影只留在文字中和画幅上，乃至人们的想象里。
在一间凌乱的小店，被一位老者茫然的眼睛吸引。木桌上的茶早已凉透，一支挂着长长烟灰的卷烟，在老者面前飘起一缕云翳。他身后错落的画框上落满厚厚的尘土，不忍心打扰他，却还是被他发现……
此刻，在老者小店匆匆买下的那幅尺八大小、镶在镜框里的水墨画就挂在书房的壁上。画画得并不怎么好，为什么要买下来？大约是那画中的意境，贴近想象中的周庄吧。那桥许是周庄有名的双桥，晓月被清风染动，水波就荡漾开来，悠悠的小船上有灯，仿佛还有人语……画无名，也无边款。但它写出了周庄的神韵，可以使人于闲暇时咀嚼、默想。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然而孙犁同志这样做了，这般的细心和对一个文学少年的耐心，使我永难忘怀
良师
王恩宇
50年代初，我在西安西北中学上初中时，偶尔读到孙犁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深深被冀中人民抗日的志气、滹沱河两岸美丽的风光和那性格鲜明可爱的人物所吸引，从此喜爱上了孙犁的作品。
那时，《风云初记》尚未写完，出版的只是上半部。我急切地期盼着作家能早日写完后半部，我也早日读到它。从那时起，我见到孙犁的作品就读，他的那本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我不知读过多少回，有些章节还能背下来。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以后工作了，第一次拿到薪金就去买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书。
由于崇敬，我就打听孙犁的地址，得知他在《天津日报》主持《文艺周刊》，我就在西安市的图书馆、阅览室找哪里有《天津日报》，后来在离学校不近的中苏友协阅览室看到订有该报，我就每星期风雨无阻步行去那里看《文艺周刊》。那时，我所喜爱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的小说经常在那里发表，他们有意模仿孙犁小说的风格，后来被称为“荷花淀派”，很有乡土气息和艺术魅力。从此我更喜爱这几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在孙犁作品和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发表小说了。
中学毕业，我上了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尽管课程很紧，但我始终没有放松对孙犁作品的阅读；而且照旧风雨无阻到图书馆看每期他编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
我早就想和孙犁同志通信，但没有勇气。1955年秋，到太原矿山机器厂实习前夕，我鼓足勇气给孙犁写了封信，讲我对他和刘、从、房、韩等青年作家作品的喜爱，问怎样才能提高写作水平。我们实习一个月，我在信尾写了两个地址：一是固定的学校地址，一是那一个月实习期间的地址。
信寄出后，我虽然也盼望收到他的回信，但又觉得这么一位大作家，写作和编辑任务都忙，无暇给一个无名小卒回信也是正常的。
然而，我想错了。
在太原实习期间，每天都较紧张。一天晚饭后，我们两三个人慢悠悠地走着，想稍稍散会儿步回去写实习日记，路过该厂传达室门口，漫不经心地瞧了一眼挂在外边的信箱，突然发现一个竖信封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拿下来看，落款是红色印制的“天津日报”四个字。我想这肯定是孙犁老师写来的，于是颤抖的手就急于拆信。但又一想：万一是报社“公事公办”式地复一封“你给孙犁同志的信我们已转，他因为忙不能一一回信”之类的信呢？迟疑了一下，我竟然几分钟没有立即拆信。
慢慢地拆开信，我高兴得难以自持：信是孙犁老师亲笔写的。
我一遍一遍读着，像当面聆听一位尊师的教导。他在信中告诫我要多读书，多练笔，只有通过不断写的实践，才能提高。他还告诉我，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几位青年作家就是靠多读多写而提高的……
读过了信，又看一看信封，上面写着“山西太原矿山机器厂转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实习生”。他那么忙，每天要接到多少信，却如此细心地按我写的地址寄到了厂里，这让我无比激动。现在想来，当时自己也太幼稚、太不谙世事，其实只写学校地址就足够了，作家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细算你的行程日期和地址。然而孙犁同志这样做了，这般的细心和对一个文学少年的耐心，使我永难忘怀，每每想起，都激动得心里热乎乎的。
为了向孙犁老师表达谢意，在回学校不久做课程设计时，我把自己做的一套结构、线条都很漂亮，图面干净、优美的零件装配图复制了一份寄给孙犁老师。当时正值“肃反”运动，班里团支部书记知道此事后，和气地批评我“失密”，我据理争辩：一份学生的作业图纸，寄给早年参加革命的作家，有什么“失密”呢？
孙犁老师收到图纸后，很快来信表示感谢和称赞。二十多年后见到孙犁同志，提及当年我给他寄图纸的事，他还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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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谈
该死的形式主义
张际会
曾读过报上的一则消息，说在某省农机局主办的一个“小麦机械化收获活动”开机仪式上，十二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应邀而来的各级领导讲话、剪彩后，一台台驶入麦田开始收割”。待三十分钟后参加仪式的人离开，收割机也就停止收割。原来仪式上收割的这些小麦还没完全成熟。消息做了个不错的标题：夏收竟要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
在我们周围，形式主义的花色品种比假冒伪劣产品还要顽固和广泛。
或许只有“愚昧”二字才能准确概括形式主义的实质。比方引出本文的夏收仪式，联合收割机群去收割一片未熟的麦地，等于轰轰烈烈去干一件蠢事，不是愚昧是什么呢？我讲这点小道理在那些常讲破除形式主义却又搞着形式主义的人面前委实是班门弄斧，因为那些热衷于形式主义的人，哪一个都比我聪明百倍。
还说这夏收仪式，在我辈常人看来，小麦熟了该割就割，搞这仪式有什么意义？———这你就外行了。内行人告诉说，首先这是一个单位开展的一项什么活动，比如培训收割机手什么的；活动就得有声有色；有声有色才容易给“应邀而来的各级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也才容易显现出组织者的才干；既然给领导留下了你能干的印象，升迁就有望了……喜欢搞形式主义的人是能从形式主义中得到实惠的（实惠可是真家伙哟），就像极左分子容易捞到“革命家”的头衔一样。
怪不得形式主义这东西该死却死不了，或者死一阵子又还魂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