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体·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
习仲勋
今年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杜重远先生诞辰100周年。当我们在祖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重大变化的大好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中，满怀信心地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刻，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杜重远先生原是东北的一位实业家。早在20年代，他就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他运用在日本留学期间学到的先进技术知识及管理经验，把它建设成为我国第一家现代化工厂。他的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不到30岁，就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
杜重远先生又是一个爱国者。他以天下为己任，不能容忍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损害，民族尊严遭到侵犯。在中学时代，他就投身于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在日本留学时又被推选为代表，回国参加反对日本侵犯旅顺、大连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不但摧毁了他辛苦创建的事业，而且也击碎了他曾经抱有的“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国土沦丧、家园破碎的悲凉情况下，他只身流亡关内，义无反顾地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走遍华北各地，到处讲演，鼓励抗日。后来，他来到上海，结识了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革命知识分子，形势的发展把他推到了文化斗争的第一线。
当时，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1933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口该刊支持福建的反蒋斗争，将《生活》周刊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杜重远认为抗日斗争不能失去这一阵地，全国同胞不能中断这一精神食粮，毅然决定接办《生活》周刊。他利用自己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在两个月内办好了各种手续，于1934年2月正式创办了《新生》周刊。邹韬奋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他说：“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个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该文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做傀儡天皇，继续研究生物，必有很多成就。”日本领馆利用此文大做文章，胁迫当时的上海市长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严惩”编者和作者。在审判中，杜重远严词责问爱国何罪，他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最后《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的奴颜卑膝和杜重远的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把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新生》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嘴脸，也进一步教育了杜重远。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谴责国民党政府和支持杜重远的态度。宣言说：“日寇要求惩办《新生》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作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重远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杜重远早就同共产党有接触。1931年11月底，他通过夏衍在上海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中共坚决抗日的主张，对东北民众的抗日运动和杜重远的爱国热情表示了坚定的支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狱中，他利用国民党被迫给予的“优待”，大量阅读了周恩来通过地下党员孙达生送去的马列主义刊物，并同前来探望的地下党员胡愈之、孙达生等结合时局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此杜重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邹韬奋称杜重远是一个“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人。一旦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便毅然听从，把自己个人的抗日努力，纳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推动张学良转变对共产党的态度，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
杜重远是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杜重远就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他帮助张学良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是张学良外交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杜重远在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期间，则得到了张学良的大量资助。流亡到关内以后，杜重远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专门在重大问题上给张学良出谋划策。张学良1934年从海外考察回国后，曾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当时，他的观点是：国家不统一，无法抗日。杜重远不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曾多次向他提出批评意见。杜说：“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应当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1935年，东北军在“围剿”红军中遭到惨败，一个师被歼，对张学良震动很大。与此同时，作为东北著名抗日人士的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捕下狱也在东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1935年7月，张学良给狱中的杜重远发信慰问，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杜重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不断从狱中写信，并通过友人去西安向张学良做联合西北军、联合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张学良深受感动，接受了这些意见，同杨虎城消除了误会，与地下党也取得了联系。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为保守秘密，这次历史性会见由地下党员孙达生安排在疗养院外的一座小树林里。杜重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共中央当时对杜重远这次西安之行极为重视，叶剑英曾为此向周恩来和张闻天专门发了电报，对此次行动作了报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政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形成全民抗日的大好局面。从我党的情况来看，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力量遭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损失；刚到陕北，又遇到根据蒋介石命令驻扎在潼关以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原来驻在陕西的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围堵，我军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张杨的义举彻底扭转了对我党、我军的不利形势，从被动变为主动，为我党我军团结广大群众，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实行抗日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世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行动都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应当记住，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杜重远功不可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也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后，对杜重远的软禁才解除。由于杜重远的声望和影响，在有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参加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改组南京政府的谈判中，周、张、杨曾联合推荐杜重远同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以宋为领导人，杜、沈、章为次长，但这一方案后来没能实行。
“七七”抗战爆发后，杜重远更加积极地奔走于抗日的各个战场，为抗日军队筹募武器给养，鼓舞军民士气，并不时访问八路军驻太原和西安的办事处，曾先后会见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以及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听取共产党人对时局的分析和评论。
杜重远根据亲身的实践，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为了抗日，他不愿留在上海办实业。虽然他为振兴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和创办重庆的光华瓷厂耗费了许多心血，但为了国家社稷，他不安于重返瓷业。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他分析当时的形势，看中了新疆。他想帮助他的留日同学、当时担任新疆省督办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这个时期盛世才高举抗日旗帜，伪装进步，提出联共联苏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杜重远去新疆考察并于1938年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在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作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在希特勒向苏联发动进攻之后，盛世才以为共产党大势已去，便露出反动的原形。为了投靠蒋介石，他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具体牺牲的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他的家属子女也遭到残酷迫害，一家人被关在结核传染病院里，从此罹下各种疾病，遭受终身痛苦。
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抗日的需要，他甘愿远赴边陲，从事艰苦的、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最后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杜重远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辉煌的。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我们时代的凯歌。他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第12版(文体·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悲歌血泪震茅山
——缅怀罗忠毅和廖海涛同志
彭冲
又逢清明。
正是江南山青水绿、春风拂面的时节，我和夫人骆平来到苏南的茅山地区，本意是想故地重游，休养身心。可不知为什么，一踏上这块土地，我的心情总不能平静，似乎有一件什么事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仅仅是因为我曾长期在这里担任领导工作，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吗？恐怕不全是。
车到溧阳，陪同同志问我准备到哪儿看看，我突然想到了塘马。
对，就是塘马。这个地方一下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1941年秋，这里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塘马血战，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旅长和政委，也是我尊敬的领导和亲密战友，就在这场血战中英勇牺牲，长眠于这片青山绿水之间。5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引起我深深的思念。
罗忠毅是湖北襄阳人，15岁就投身革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31年在赵博生、董正堂同志领导下，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海涛是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上杭大洋坝农民暴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罗忠毅和廖海涛都留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重要职务。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复围攻和摧残，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罗忠毅同志担任过闽西军政委员会委员、闽西南第一作战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廖海涛担任过代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第二纵队第七支队政委等职。
1940年7月，陈毅、粟裕同志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挺进苏中、苏北敌后，建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由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政治委员，坚持和发展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东路指挥部合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罗忠毅任六师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六师十六旅政委，其时我在他们领导下的新三团任政治处主任。这一期间，罗、廖率领部队以茅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使盘踞在南京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和伪政权的头目们惶惶不可终日，千方百计想拔除它。
1941年11月间，苏南敌后抗日六师第十六旅旅部驻扎在江苏省溧阳县的塘马村，还有苏皖区党政军机关、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旅部教导队等，也都分布在塘马周围的19个村庄上。溧阳距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仅60公里。我新四军十六旅的存在，对盘踞南京的日伪军无疑是一巨大的威慑，搅得汪伪政权和侵华日军寝食难安。11月27日晚，我军得到情报，翌日日军要扫荡，即紧急准备战斗。果然，28日拂晓，日寇南蒲旅团步骑炮兵3000多人，趁着漫天大雾，分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奔袭塘马村，企图消灭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和我苏南党政军机关。形势十分险恶，我军受三面包围，回旋余地小，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我军只有500多人的战斗部队，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清晨时分，廖海涛同志查哨时发现敌骑兵向我军驻地袭来，当即命令事先已有准备的旅部特务连等直属部队进入阵地，先敌打响。敌人偷袭未成，便集中200多人进攻我军阵地，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罗忠毅旅长看到日寇来势凶猛，立即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旅部和苏皖区党政机关向东转移。他亲自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在村边桥头指挥旅部和苏皖党政机关的人员通过小桥。廖海涛政委在塘马村西祠堂后边楼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在机关向东撤退后，罗忠毅和廖海涛率旅特务连和四八团二营的两个连转移到塘马东南的王家庄，拖住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当旅部和地方党政机关刚刚脱离敌人的包围圈，敌骑兵就切断了我掩护部队的退路，并发起冲锋。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中，罗忠毅同志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要廖政委带特务连先撤，自己留下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廖海涛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则力劝罗忠毅先撤。这两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患难与共的战友，到生死关头，都想把生的可能让给对方，谁都不愿先撤！战斗到上午9时许，西边的敌人刚被打退，东北方向的敌人又攻了上来，罗忠毅即命令五连连长带两个排去支援特务连的阵地。正在指挥五连部队出发时，突然两颗子弹同时击中罗忠毅同志头部，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忠诚红军将领，当场壮烈殉国。
旅长的牺牲，更加激起了阵地上指战员的满腔怒火，廖海涛号召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为旅长报仇！这时，东南方向也出现了敌人，那里原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地，他们竟然一枪不发将部队后撤，为日寇进攻我军让出道路。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廖政委决定集中已剩下不足百人的部队，先把东南方向的敌人打下去。特务连机枪手牺牲了，廖海涛同志奋不顾身端起机枪朝敌群猛扫，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1时许，他不幸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先是被抬到群众家中的床上，但他坚决要求战士把他抬到屋外，放在一块地势较高的空地上，便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廖海涛同志腹部的伤口不断流血，他强忍伤痛，坚持战斗到中午12时许。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把二营营长和特务连指导员叫到跟前，嘱咐要保存有生力量，由二营营长统一指挥突围，并且一个战斗员也不让留在自己身边。随后，廖海涛同志就因伤势过重，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王家庄的战斗中，共有27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但把敌人死死钉在了王家庄的阵地上，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使机关1000多人胜利突出重围，转移到黄金山地区。
整个塘马之战，我军在人数相当于我7倍的强敌面前，英勇无畏，杀死杀伤敌日伪中队长以下敌军800余人，重创了敌人，粉碎了日寇企图以大扫荡消灭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
我的老战友、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同志，当年参加了这场战斗，任旅组织科长。至今回忆起那场血战，他仍激动不已。用他的话说，战斗太惨烈了，我们尽管取得了苏南战场开战以来对日寇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罗忠毅、廖海涛同志作为我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同一战斗中同时殉国，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让日寇胆战心寒，低首叹服。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苏南人民抗战的斗志。可以说，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死得光荣，死得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今又重站在二位英烈的墓前，墓碑上英烈的名字已经有些斑驳，昔日墓旁的小树也已成材，目睹此情此景，不由我感慨万千。
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比我年长，又是我的领导，在共同的战斗岁月中，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有时行军途中我们就在一个屋里搭铺，彼此之间无话不谈。对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我突出的印象是，他们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时刻维护党的大局利益；在工作中，他们爱护战士，关心群众，胜过爱护关心自己；十分注意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具有民主作风，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勇于自我批评，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有一次，罗忠毅同志对一位同志的问题处理错了，后来他主动向这位同志赔礼道歉，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作自我批评，是按我们党的纪律办事，对党是有利的，我司令员的威信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我们党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
廖海涛同志的性格坚韧刚毅，这是同志们所一致称道的。在三年闽西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带领红七支队活跃在岩下山、双髻山等山区。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抓走，派人传话说：“如果不投降，就满门抄斩！”廖海涛同志面对敌人厉声喝道：“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共产党员！”凶残的敌人终于对他家老小三口下了毒手，连刚满两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廖海涛同志以极大的毅力承受了家毁人亡的打击，以他那铁石般的意志，把悲愤化作复仇的力量，向敌人展开更顽强的斗争。
廖海涛同志平时不苟言笑，但和我私交很好，很多他不愿和别人谈的个人的事都愿意和我讲，但他从来公私分明，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有一次，我所在的新三团驻扎在溧水一带，接到报告说，中共江（宁）当（涂）溧（水）县委被反动刀会围困在横山地区，情况危急，急需救援。当时团负责人就我在，我匆匆拟了份报告交通讯员向上级请示，未及等回音，便带了一个连赶赴横山救援。回来后，廖海涛同志认为我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坚持要处分我。后来，粟裕同志在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当时事出紧急，我的处置尚属得当，可以免予处分。但廖海涛同志坚持认为，纪律是铁的纪律，不能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加以变通，所以，他还是召开干部大会，给了我一次记过处分，以为警示。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廖海涛同志这种对纪律原则的严格要求，使我受益匪浅，我此后更加敬重这位如兄长般严格要求我的领导。
在祭扫过烈士的陵墓后，当地的同志请我留几句话。我想了想，对他们说，罗忠毅同志，廖海涛同志，以及长眠在此的许许多多的烈士们，他们不是江苏人，却长眠在江苏的土地上了；自革命以来，像罗忠毅、廖海涛同志这样，抛家舍业，战死沙场的先烈们，又何止千万。我们今天来凭吊他们，不仅仅是要在他们的墓前寄托我们的一份哀思，更主要的是要学习他们高尚的品德，和为追求真理、捍卫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我们要学，还要让下一代也要学，因为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远向上的力量所在。
安息吧，罗忠毅、廖海涛同志！你们不愧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民族英雄。你们的精神不死，永远激励后人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第12版(文体·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恩来与杜重远一家
白竟凡
杜重远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革命活动家，吉林省怀德县人（祖籍广东顺德县）。青少年时期即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爱国学生运动。留学日本时期，反对日本续租旅顺大连，他被选为回国宣传收复旅大的代表。他留学回国后，积极参加反日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发动民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擅自在临江设领事馆，维护东北铁路的权益。他还是个实业家，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提倡实业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被日本帝国主义通缉流亡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副部长。他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讲演募捐，鼓动抗日。在上海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如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1931年11月底他通过夏衍与周恩来见了面。到周的住处，周恩来已在客厅等候，热情地伸出手表示欢迎。在座的还有潘汉年。落座后，周恩来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讲演，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交谈中周恩来表示杜君所说“极是”。我们党中央在9月22日发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您所从事的宣传鼓动群众工作，正和我党的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周恩来又详细地询问了东北人民群众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杜重远告知他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救济东北进关的难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等工作情况。
周恩来仔细听取杜重远所讲述的情况，他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团结起来，为反对和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而斗争。你有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周恩来对东北的关心感动了杜重远，他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国民党那些大官们对东北的态度迥然不同，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9月杜重远出狱后，冒着国民党特务监视的危险到了革命形势高涨的西安，坚定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11月29日叶剑英和刘鼎给周恩来和洛甫（张闻天）去电，告知杜重远抵西安，对张学良将大力推动。以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扣蒋介石之后，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西安与张、杨商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12月23日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宋子文提出驱除亲日分子名单，推荐孔祥熙任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及各部部长。周、张、杨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可见杜重远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蒋被扣后，杜重远在景德镇被国民党软禁，张学良亲送蒋介石以后，对杜重远的软禁也被解除。在张学良被扣后，1月12日至15日周恩来和洛甫多次给上海的潘汉年去电，让速向川桂活动，策动刘湘等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向宋子文活动，让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同时要杜重远向熊式辉探听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行动方针。
熊式辉当时是江西省主席，又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左右手。蒋介石在南昌设行营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都从南京转移到南昌。熊式辉是一位实力派人物，熊与杜重远关系比较好，重远先生在景德镇办大光陶瓷厂，熊式辉投资300万元帮助杜发展实业，杜重远任江西省陶瓷管理局局长，也是由于熊式辉的关系。所以周恩来发电让杜重远了解何应钦等的动态，杜重远也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他也向宋子文做了工作，但终因蒋介石食言而肥，未能扭转张学良的处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重远从南京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采访。1937年10月3日在太原见到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肖克。谈起此次抗日的问题来，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理由，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是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何况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须要深入民众里边去，不是开出单子来，要老百姓这样，要老百姓那样，如此老百姓是不会来的。必须深入民间，与老百姓同甘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问题，把国家民族的利害打在老百姓的利害一块儿，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而牺牲，所谓‘效死勿去’。我们要能把老百姓的力量运用起来。我方到处都是营垒，对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的物质生活低，敌人的物质生活高；长久支持下去，远适异国的敌军，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兄弟，不打而自溃了。何况我们还有偌大的抵抗力呢？”其间，杜重远在太原等地报道各地抗战情况时，他满怀豪情地对周恩来和徐向前等同志的言论进行了报道，刊登在《抗战》三日刊上，并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
1937年12月底，杜重远第一次去新疆，途经西安，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先生。林老和他谈到八路军出兵晋北的情形，他听了非常高兴。他钦佩林老60多岁的人还跟年青小伙子一样爬雪山过草地，饥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树根树皮都没有的时候，以煮皮带充饥。他说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用来抗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林老讲，抗战爆发了，大后方的建设很重要，他想去新疆考察，林老很赞成他的想法与做法。杜重远从新疆回来后在武汉见到周副主席，向他报告了新疆之行的见闻，并提出想再次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作持久战的准备。周恩来副主席同意他的意见。
杜重远于1939年1月携带妻子再次到了艰苦的新疆。盛世才任命他为新疆学院院长，他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成绩卓著。孰料为阴险毒辣的盛世才所忌恨，给他妄加许多罪名，将杜重远逮捕入狱。听到杜重远入狱的消息，宋庆龄、周恩来、董必武、高崇民等人纷纷打电报营救，盛世才也坚决不放。1942年周恩来同志到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内地，均被盛世才所婉言拒绝，最后盛世才竟将杜重远虐杀，并销尸灭迹。全国解放以后，中央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杜重远遗骨，登报3个月查找，至今未有消息。
呜呼！杜重远由自发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民主战士，最后决心投身党的事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遗憾的是他不死于敌寇而死于国贼。在他诞辰90周年时，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杜重远文集》作序，并给他题字“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以深切的心情缅怀先烈。
盛世才迫害杜重远的同时，也残酷摧残杜重远的妻子、儿女，将他们4人都关入结核病院开放病房，使他们患有各种结核病，又合并为许多其它疾病，失去了工作能力。解放后他们寄居上海，生活十分困难。杜重远的好友高崇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很快批准了给他们每月200元生活费，每人都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60年代初，周总理还曾亲自电话组织抢救患血液病、胶元病于一身、生命垂危的杜重远小女儿杜颖，使其恢复健康。周总理和党组织的关怀，极大地激励了杜重远家属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3个子女在因病一天未进小学、中学的情况下，都通过艰苦自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改革开放以来，杜重远子女认清大好形势，积极为国内基础设施引进外资，并为社会公益事业捐献资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外资金融超过10亿美元，捐款已逾百万人民币。杜重远一家一直深深怀念总理，决心以恩来同志为榜样，无私奉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