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财税金融)
专栏：热点聚焦
降息之后
本报记者 李丽辉 赵志文 张炯强 李建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3月25日起下调存贷款利率的消息公布后，本报记者马上分头行动，在上海、江苏、北京等地采访了一些经济专家、企业家及普通百姓，请他们就银行降息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百姓平静
3月24日晚，当央行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的消息公布后，记者来到上海一些晚间营业的银行网点发现，市民总体反应平静。地处闹市的工商银行南京东路第三储蓄所，当晚有几笔二三万元的存款，与往日相比没有特别的变化。这与前几次降息，市民争相存款的情景完全不同。
家住上海彭浦新村的张昕翔说，这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只下调了0.45个百分点，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3年期、5年期的长期存款利率不变，对于自己参加长期储蓄没有什么影响。
北京摩托罗拉公司职工孙越说，上星期他看好了望京小区的一套住宅，现在刚刚交了定金。他说：“现在银行存款利率下调，买房子既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所以把钱用在住房上还是挺合适的。”
3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繁华闹市的工商银行北京西单第一储蓄所，看到明亮的营业大厅里并没有多少人，营业秩序井然。该所主任孙岱介绍说，降息后，储蓄所的取存款的数量与往常差不多，业务量没有明显变化。因为此次存款降息幅度很小，而且只涉及一二年期存款，所以储户反应比较平静。
企业欢迎
这次利率调整，贷款利率平均降低了0.6个百分点。对此，企业界普遍持欢迎态度。
中国纺织物资总公司总经理沈克俭说：“我们非常欢迎降息。降息对企业财务费用下降，减轻企业负担大有好处。这次降息可为我公司减少1000万元的利息支出。”南京同创信息产业集团总裁王荣之认为，降息意味着企业借款成本减少，会使银企合作更加紧密，企业筹资环境也会更好。
南京熊猫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松山认为，贷款利率下调对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降息可以刺激消费品市场，有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同时，利率下调后，基本与国际接轨，有利于防止国际上利用利息差进行金融投机，使国内金融市场更趋稳定。
也有一些合资、民营企业认为，利率下调对他们意义不大。北京太阳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培勤说：“我们公司从1995年成立至今，没从银行贷过一分钱，申请贷款很困难。在利率高的时候我们都贷不到钱，现在贷款利率低了，我们是不是更没戏了？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也能贷到款，那就更好啦！”北京美航计算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孟捷对此也有同感。
专家肯定
对于此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及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经济专家与金融界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理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关系，促使金融机构积极寻找资金用途，增加贷款，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学家魏杰说：“利率下调是应该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市场需求不旺、投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下调利率，可以刺激需求，扩大消费，鼓励投资。另外，调整利率，是采用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表明我们的政府驾驭经济更加成熟。”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姜建清认为，这次降息对居民储蓄不会有影响，银行还是鼓励储蓄的。降息中贷款利率下调幅度远比存款高，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此次降息中下调幅度最大的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由13％下降到8％，这将使商业银行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显得更为重要。
第12版(财税金融)
专栏：
长期以来，我国的股评队伍良莠不齐，亟待规范。业内人士认为，4月1日实施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
滤掉杂声是清音
本报记者 田俊荣
后天，《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将拾掇一新，走进春天。
股评家应该怎么“说”
伴着证券市场的迅速壮大，证券投资咨询业也如同其影子般迅速膨胀。在报纸、电视、广播、声讯台等大众传媒里，在传真机、寻呼机、语音信箱、电子信箱等现代通讯手段中，在各种名义的证券讲座、报告会、分析会上，总有诲人不倦的股评家们教你擦亮眼睛，寻找“黑马”；为你拨云见日，憧憬前景。而他们，也借此鼓起了腰包。
但，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股评家们可不能张口便说，随口乱说了——
“有资格才能说”。一位大学本科生，在从事证券或期货业务两年后，参加中国证监会统一组织的考试合格，加盟一家具备从业资格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并取得执业资格，方可持证从事投资咨询业务。一家投资咨询机构，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并拥有若干名取得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专职人员等条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方可执业。
“有资格也不能乱说”。在媒体上纵论股市风云，须署机构和个人的真名。须完整、客观、准确地运用有关信息。
“只能有一个说法”。同一问题，对不同客户提供的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应当一样；对券商而言，就同一问题向社会公众和其经营部门提供的咨询意见应一致。
“只能说，不能做”。股评家们尽可高谈阔论，但不得代人炒股，也不得利用股评与庄家合谋操纵市场，还不得自营股票。这是投资咨询业正本清源的一记“撒手锏”。
将“鱼目”从“珍珠”盘中剔除
平心而论，证券投资咨询业对于提高投资者整体素质、推动证券市场发展功不可没。在深圳的一次权威调查中，有两个“40％”耐人寻味：40．9％的被访者表示每天至少会收听、收看一次股评；40．5％的投资者宣称其证券知识主要源自各类股评分析及证券类知识讲座。另外，51．9％的人认为股评对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有所裨益，这一比例比认为没太大帮助的高出15个百分点。
但换个角度看，投资咨询业既是蜂拥而起，难免泥沙俱下。市场上曾发生过一起“苏三山假收购案”。湖南省某县物资局一干部，拿单位贷款购入“苏三山”15万股后，胡编了一家并不存在的“北海正大置业”。并在海南《特区证券报》上撰文说，这家公司将大量收购“苏三山”的股票。结果“苏三山”股价从8．3元飙升至11．4元，此人从中牟取暴利。除了像这样向投资者推荐自己已持有的股票外，有的股评人士还与庄家联手进行内幕交易，为其打压吸纳、拉高出货服务。这一切，牺牲的是投资者的利益。
由于没有从业标准，不少咨询机构和人员业务水平低下。深圳一位自由撰稿人在广州《股市快报》上刊登题为《琼海药：业绩高速增长》的文章，凭借虚假信息和主观臆想，预测“琼海药中期已完成每股0．4元的税后利润，公司对完成全年每股1元很有信心。”结果该企业公布中期业绩时，每股税后利润仅0．10元，跟风上当的投资者叫苦不迭。调查显示，认为股评人士经济、证券知识水准不高，或者实际操盘经验不足的投资者总数占74．9％。有人戏言，在连拣破烂都要许可证的今天，股评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活”，却可以张三李四一起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此外，整个行业无序运行。有些股评人士干脆靠一部电脑、一张嘴或一支笔、一台电话炮制信息，且滑如泥鳅，难以监管。
投资咨询业渴盼激浊扬清。有专家打比方说，管理办法的实施，好比“立了一个里程碑”，表明管理层对这一行业的正式认可；也“设了一个门槛”，有了市场准入制度，素质不高的咨询机构和个人将望而却步；还“安了一个电灯泡”，将咨询业中的欺诈行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便于监管；对投资者利益而言，是“多了一个监护人”。
与世界潮流的接轨之举
刚过而立之年的弗斯特·温南是美国《华尔街日报》著名股评专栏“街谈巷语”的主笔之一。“街谈巷语”在美国股民中可谓“一纸风行，如饮狂泉”。温南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2月，每写一篇“街谈”之前，总要鬼鬼祟祟地给股票经纪人彼特·布朗特打电话，提前泄露文章中将评价的上市公司。举凡27次，获利69万美元。东窗事发后，温南被判刑，布朗特被罚款45万美元。这就是闻名世界股市的“《华尔街日报》丑闻”，海外证管部门对投资咨询业的监管与惩罚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事实上，海外的投资咨询业（有的叫投资顾问业）管理模式尽管林林总总，但有几条是各国、各地区都一致的——
适时立法，持证从业。美国1940年发布的《投资顾问法》规定，投资顾问要经注册。日本的《关于有价证券投资顾问业管理等的法律》规定，投资顾问须取得大藏省的登记。香港法规规定从事该项业务须由证监会发牌，台湾则须经“财政部证券管理委员会”核准。一般对机构规模、财政状况、学历及经验、诚实及公平经营经历、声誉、品格等几项进行查验。
考试录用。有些国家甚至规定，要通过注册金融分析师职称考试，而这一考试要历经三个级别的水平考试。有的光参加考试的申请表就有一大摞，不得不求助于专门人员帮着填写。
“说”和“做”分开。美国有条件地允许“说”、“做”结合，即允许“说”你不“做”的股票，但决不允许“说”你“做”的股票。英国等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将“说”与“做”截然分开。香港的不少咨询机构附属于投资银行，往往无偿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意在吸引客户到其所属的投资银行开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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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海观潮
降低准备金率对经济有何影响
刘杰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3月21日起，改革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将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银行备付金账户合并，形成单一准备金账户；并使原来的13％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为8％。
那么，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对我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有利于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轨，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自有的可贷资金量，降低资金成本。有助于其“自筹资金、自求平衡、自主发展”的目标的实现，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内在需求。能充分调动其大力吸收社会存款的积极性，增加信贷资金来源，更有效地灵活地支持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适应了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金融调控机制的要求。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的初始，就没有完全将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来动作，而是作为资金调剂、平衡中央银行信贷收支的行政手段。在中央银行再贷款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与备付金率之和一般在20％左右），使得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持大量的资金储备；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解决结构性调整所需资金，又通过再贷款形式将准备金返回到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大量运作，实际上抵消了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削弱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功能。因此，这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的立足点，就是强化存款准备金的运作机制，逐步恢复存款准备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功能。
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基础货币供应制度的改革。我国的基础货币供应制度的改革，自1994年汇率并轨时便已在进行，其主要表现就是外汇储备作为人民银行资产的地位逐步上升（目前已达20％以上），以及对政府的透支和借款的停止、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的减少。但是，由于计划体制积累起来的我国中央银行资产结构的不合理状况依然严重存在，今后中央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减少其持有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再贷款）。其主要方法一是逐步收回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增加其国债持有额，并增加其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这样，通过这次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将对以国债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为主要内容的货币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当大的动力，进而实现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的市场化，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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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财金论坛
防止旧财税体制复归
黄可华
旧财税体制复归现象不容忽视
新财税体制运行刚刚四年，旧财税体制复归现象已经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到1997年底，有关方面涉及减免税的文件达200多个，而且税种广、项目多，有些确实是为了完善税制改革而出台的，但也有许多政策的出台明显带有复归旧体制的迹象。主要表现在：
当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困难时，首选的措施是减免税收。尽管税制改革明确规定要取消困难性、临时性减免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一些企业或行业出现困难时，国家仍继续充当“让利者”的角色，通过减免税给企业以关照。最近又恢复实行部分以税还贷政策，对个别行业实行抵税还贷政策等。这样使许多企业把解决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减税让利上，甚至“倒逼”着新税制有重新复归旧的减免税格局的趋势。
当某项事业发展需要扶持时，习惯的做法仍然是减免税收。当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强调哪方面重要，哪方面就要开口子，要求税收做出“牺牲”，给予减免优惠，好像只有少收税才是实实在在的支持。
尽管税收减免规定严了，但变相减免多了起来。如有些地方实行缓征税收的办法，有些一缓就是一年、二年，甚至有的公开打出招牌，谁到我这里投资或经营就可以缓税几年。还有的利用政策允许的方式，在合法的形式下实行即征即退、先征税后退库、先征收后财政返还等，税收优惠的形式多种多样。
复归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不利于推动企业改革的进程。税收减免对于缓解企业困难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把税收仅仅作为帮助企业摆脱困难的手段，仍然延续旧体制的做法，谁有困难、谁需要支持就给予减免税，就会使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感，缺少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和压力，不利于企业转换机制，真正走向市场。
不利于公平竞争大环境的形成。出现过多的税收减免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新税制力求公平的原则，人为地造成了企业之间、行业之间、产品之间税负上的差别，形成新的不平等竞争，不利于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良好机制。同时，对依法治税产生了消极影响。
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利于维护财税改革的统一性、规范性。
积极采取措施，切实防止旧体制复归
首先，要把稳定财税体制与完善财税体制结合起来，坚持大的方面保持稳定，小的方面继续完善。即分税制、税制的基本原则要坚定地贯彻下去，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及新的分配关系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同时，针对改革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继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必须是在保持改革统一性、完整性、规范性的前提下来进行，而不应迁就临时的、个性的问题。重新用旧体制的办法来处理，从而背离改革的初衷。
其次，要进一步清理和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困难性和临时性税收减免。
第三，要对税收减免的政策目标、对象以及实施范围和方法进行全面改革。要改变按企业属性、按地区进行优惠的做法，转为实施产业导向优惠，坚持政策性鼓励为主的原则，充分体现一定时期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为鼓励技术进步，对新兴产业、高新技术实行优惠，为鼓励资源综合利用而对利用“三废”为原料的企业的优惠等。
（作者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