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将审判程序公开化
——吉林市中级法院完善法制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张玉来
虎年春节前夕，记者在吉林省吉林市采访，看到一家公司七八位工人午休时颇为激烈的争论：有的慷慨激昂地对一位法官的判决公正与否直抒胸臆，有的对一件民告官案件的结局颇为自信地作出预测……原来他们在对市电视台双休日播出的“江城审判纪实”栏目中的一些案例进行评说。
吉林市公民们关注法制建设，有强烈的监督意识。刚过不惑之年的法学硕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马建华为市民们的这种意识感到高兴，他介绍说：“自1994年起，我们对审判方式进行比较系统的改革，建立比较严密的约束法官履行义务的机制，将审判行为、审判过程、审判结果向诉讼当事人全面公开，将审判程序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法院与市电视台合办‘江城审判纪实’，是为司法程序公开化作出的努力之一。”
两区分开———
用公开保公正
吉林市中级法院约4000平方米的大楼分为两部分，右侧为办公区，左侧为审判区。宣教处长滕文沛说，这种划分看来是小事，意义却很大。
在接待室，一位诉讼当事人对记者说：“两区分开给当事人一种公平感。如果两区不分，法官在办公室或其他场所与当事人中的一方单独接触，‘暗箱操作’，你不担心法官做‘手脚’吗？”
对此，法官又是怎么想的？马建华说：秉公执法的一个前提是审判过程要公开。“两区分开”后，法官若离开法庭与当事人一方私下在办公室或其他场所接触，即被视为违反审判纪律，要追究责任。这就要求法官的审判活动必须到审判区，在双方当事人和旁听人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审判。经过3年多的实践，吉林市中院逐渐形成了让双方当事人有话讲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有证摆在法庭的机制。各种案件经过质证、认证、辩论，在法庭上查清事实，讲明道理。
吉林市的机关、企业、学校各界人士对两区分开、公开审判给予众口一词的称赞。
立审分开：用机制保效率
审判区一楼走廊墙壁上的滚动式电子大屏幕，重复显示何案、何时、何人、何地开庭审判，记者看到五六个诉讼当事人正神情专注地用小本记录着。告申庭庭长唐佩洁介绍说，这个庭统管全中院的立案，使立案、审案彻底分离。
为什么把立案和审案严格分开？这里的法官告诉记者：“‘两区分开’是为了解决执法公正，立审分开则是为了提高执法效率。因为一个案件久拖不决，几成顽症，是引起公众不满的最突出问题，必须靠严密的制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改革前，吉林市中院民事、行政、刑事、经济等业务庭均可自行收案、立案、审案。立审不分的体制，容易为“不审不立”、超越审限造成可乘之隙：法官收到一个案子，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办案，也许会拖一年，甚至几年才办完这个案子。法官审完一个案子，再从告申庭要一个案件号，往案卷上填日期，他可以以这个日期开始计算审限。院长、庭长事后去查，审限也许一个月，也许才15天！中院一年要办近3000件案子，光靠院长、庭长查，谈何容易！而当事人又有一本账，他是从告状那天开始计算的。从法制建设来说，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统一标准。
吉林市中院现在的做法是，告申庭立案后，开一个三联单，交业务庭、督查办公室和留底各一份。资深法官、督查办公室主任卫茂祥说：“这就等于明确了审限的起点和终点。”诉讼法规定，一审6个月，二审3个月，主审法官如果超过审限，轻者要扣分，重者还要受处分。一般提前半个月或一个月，督查办公室会提醒主审法官：你哪一个案子快到审限了！中院还制定了一个比诉讼规定缩短2／3时间的内部审限，法官办案如果比这个内部审限用的时间还要短，会受到奖励。
近3年来，吉林市中院办了近9000件案子，只有11个超过审限，均作了处理。从这个比例的变化中可以觉察到以往效率不高的漏洞确实存在。现在审案程序公开化，何时开庭、由谁开庭在电视屏幕上发公告。到了开庭时间，主审法官若不到庭，不用当事人去告他，告申庭就要干预。
袒露真诚的开放性检查
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去年5月，吉林市中院进行了执法大检查，恳请市民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如反映问题，法院一定有错必纠，让人民群众放心。
中院政治部主任李维奇说，如果执法检查例行公事，封闭式地自己查自己，上级查下级，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效果往往不理想。现在我们公开执法过程，直接倾听人民呼声，倾听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批评，无疑是确保执法公正的有效途径。
开放性大检查中，马建华与4位副院长都接待反映意见的公民。他们的赤诚得到了热情的回报：群众来访488人，收到各种意见535条。常务副院长张允海介绍：与两级法院4年中所办约10万件案子相比，意见所占比例很小。大多数当事人听了院长们的依法解释，当时就表示信服，没有意见了。这样的情况占3／4多。还有的案子判得基本公正，但个别地方需要调整，就按程序调整。对各种意见涉及的几十个案件需要斟酌的，采取了分类造册，限期解决，定期答复的办法。这次大检查还实行查改并举，查案和查人相结合，两级法院查处违纪案件10起，涉及法官11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以至降级、开除处分。对群众反映的执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中院建立了包括院长接待日、院长电话在内的32项制度，以保证随时接受公众反映意见。然而中院法官们最大的收获，还在于头脑中强化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最有力监督的意识。
对吉林市中院的改革，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怀安亲自考察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认为这样的改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方面取得了突破，带了一个好头。吉林省高院院长蔡彰对记者说：“‘吉林市模式’的核心是建立严密的制约法官滥用权力，促使他们忠诚履行职责的机制。我们已开始在全省法院系统推行他们的做法。”
虎年春节过后，记者再赴吉林市，马建华已调任省高院副院长。新任院长韩安东对记者说：“上届班子建立了一个完善法制的新机制，我们对登上新台阶充满信心。”
题图：吉林市中级法院院长韩安东（右二）接待上访公民，根据反映的意见当即给办案人打电话了解情况。
上图：按照信访回访制度，吉林中院法官马香山（右一）和助手到当事人张忠信（中）家回访。宋佳邦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物聚焦
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最近出版，短短两个月内3次印刷了20万册。周恩来诞辰百年纪念日前夕，记者访问了他——
让人们走近周恩来
本报记者 钱江
这些天张佐良虽说忙，心情特别愉快。2月20日，张佐良从上海回京，对记者说，前些天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座谈会，没想到这本书在中学生中间产生了那样大的反响。我在建平中学向孩子们谈周恩来，上千中学生，没有一丝声响地听讲，我甚至看到了孩子眼眶里的泪水。讲完了，成百的学生拿着《周恩来的最后十年》要我签名，我被埋在人群的旋涡眼里。等我签完了一上汽车，冯校长就掉眼泪了，他感谢我做了件好事，说多少年没有见到同学们这么激动了！我也激动，我亲眼看到将要跨越世纪的中学生那么希望了解周恩来。我对冯校长说，请你告诉同学，还有多少书要我签名的，今天我签到半夜也要签。
这只是张佐良新作问世后许多类似场面中的一幕。记者问他，你从什么时候起下决心写作这部书？
张佐良回答，是近年来的事。张佐良1932年出生在上海，从小是个孤儿，15岁参加新四军，建国后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长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1964年，他从北京医院进入中南海，从事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从1966年到1976年，他一直担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亲眼看到周恩来的最后10年是怎样度过的。
张佐良说，在跟随周恩来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想到日后会写这样一部书。如今，周恩来离他远行而去了，他总觉得和周恩来一起度过的岁月仿佛就在昨天，一幕一幕，真真切切。于是，当他从中央保健局副局长的岗位上离休以后，应报刊之约，开始撰写一些回忆文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敏锐地发现了张佐良的写作潜力。1996年12月，编辑陈敬山、陈莉莉来到北京，约请他撰写长篇回忆录。张佐良同意了。他首先想到这是遵从于千万中国人民的愿望，他们希望了解开国总理周恩来。
张佐良回顾说，当时我想，这部书第一要真实，一切出于真情实感。第二，普通百姓是我的读者定位，因为我也是普通的人，我想从周恩来的点点滴滴说起，像聊天一样谈谈周恩来的平凡生活，谈他的喜怒哀乐，一日三餐。周恩来是伟人，也是平凡的人。高兴了他欣喜，遇到令人生气的事，他也愤怒，也会拍桌子。我如实写来，让人们从平凡处了解周恩来。
1997年元旦，将近中午时分，张佐良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终于命笔。他是从自己的身世开始讲述的。张佐良觉得，读者一定会想，你是怎么到总理身边的？你第一次见到总理有什么感受？我就把这些写下来，告诉大家我怎样进了中南海，先是给董必武当保健医生，后来又为邓小平作过保健医，有了这些经历，我才被选拔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生命中最难忘的岁月就这样开始了……”
从元旦开始写作，当年9月14日完稿，其间岳母病重、夏逢酷暑，张佐良都用更加辛勤的劳作坚持了下来。如今，29万字的书稿问世，张佐良仍然心绪难平地说：“我是一个医生，写作对我来说是生疏的。但是，让人们通过这部回忆录走近周恩来，是我热切的希望。”
今天，那么多读者捧读《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本身就是对作者的一分回报。
右上图：正在与读者座谈的张佐良。周文强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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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量力而行办实事
河南省罗山县委书记 高俊峰
高俊峰，1953年生，大学文化。曾任河南省信阳县委纪检委书记，商城县委副书记、县长。1994年起，先后任罗山县县长、县委书记。
为人民服务的实质和核心，我理解，就是要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罗山是个老区贫困县，长期以来封闭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老百姓盼望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县委、县政府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组织动员全县人民艰苦创业，突出抓好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事业和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5年来，我们多方筹资2亿多元，新建教学楼232幢，实现了“普九”达标，兴建电视差转站15座，新修、改扩公路480多公里，全县15个乡镇通柏油路，行政村通车率达80％，实现了村村通电的目标，恢复改善农田灌溉面积60多万亩，小流域治理50平方公里，解决5万人饮水困难……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事好事，受到了全县人民的普遍称赞。
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为群众办实事，不能光靠拍脑袋想主意，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出发。罗山经济基础薄弱，在办实事过程中，我们把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当地发展需要结合起来，着眼于长远，着力于打基础。每年年初通过民意测验，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多数群众愿意办的事，我们就办；多数群众不愿意办的，我们就不办；客观需要办，但群众暂时不理解的事，我们就先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待群众理解支持后再办。这样，每年办一批群众真心拥护的实事，推动全县经济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
量力而行办实事，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实际效果，是我们在实践中坚持的一个原则。如在实施治理小潢河工程中，我们改变以往集中全县劳力打人海战的方法，代之以工程机械作业。尽管劳动场面不那么壮观，可这样做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节省了劳力和近千万元的开支，群众打心眼里欢迎。
在贫困地区“为官”，只有苦干实干，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才能“实”字当头，“敢”字当头，把实事好事办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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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未雨绸缪高一筹
肖荻
减人增效，大势所趋。
凡事预则立，若要等职工下岗后再仓促应付或茫然以对，何如未雨绸缪，早作打算？
天津宇华制衣厂职工千余人，面对衬衣市场饱和，先一步搞起绣花深加工，开辟20多个门脸房搞餐饮服务业，去年不仅无一职工失业，职工收入同上年比增长27．9％。铁路系统减人任务甚重，沧县机务段占得先机，将多余人员剥离到建筑、服务部门，对社会承揽工程，一一内部消化。
第二种情况是早作培训。天津钢管公司工会开办驾驶、缝纫、烹饪、家政等多种培训班，在职职工踊跃参加学习，既是艺不压身，又可有备无患。还有一种作法是咨询服务。早在职工下岗前，企业即广泛了解市场走势，出谋划策，根据不同技能及不同资金情况，提供几十种可能的就业机会供选择，并给予一定的资助，让下岗者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天津钢管公司工会主席告诉记者：对职工不再包揽一切，不等于大撒把。对下岗分离早作运筹，企业对辛苦多年的职工扶上马再送一程责无旁贷。
言至此，不能不看到还有另外一种现象。有的企业出现困境，厂长、经理一事当前先为个人打算，出卖厂房、设备、土地，美其名曰“资产经营”，经过一番移花接木、暗度陈仓，早为自己另辟发财门路。安徽最近对此类人物立案侦查几十人。可见对此等人不能不查。
要调整生产结构，企业减人增效是难以避免的阵痛。唯有上下同心，同舟共济，国有企业才能闯过难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请为下岗弟兄姐妹早作运筹。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缕
派出所是她温馨的家
本报记者 李安达
新学期开学了，7岁的女孩李晶背着书包去上学。看着她充满稚气的笑脸，谁能想到她曾是个两度被遗弃的孤儿。这半年来，她的家是长春的一个派出所。没有人民警察的关怀，她哪能有今天！
去年8月2日上午，长春市建设广场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长春中医院附属医院门前有一被遗弃女孩，正在哭着找家。警长马利民立即赶到现场，把孩子领回所里。啼哭的孩子只知道母亲叫李心红，因犯罪被抓了起来，把她托付给姥姥抚养。这天早上，“舅舅”的一个朋友领她出去玩，倒了几次公共汽车，把她扔到大街上，这个“叔叔”就不见了。
民警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了李晶的姥姥。原来，6年前，李晶1岁时被遗弃在长春火车站，现在的养母李心红把她抱回家收养。去年李心红因贩卖假钞被捕入狱，将李晶托付给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亲人是找到了，但李晶的抚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李心红父母以年岁已高、生活贫困为由拒绝收养，李晶又被遗弃了。
“孩子是无辜的，我们要帮助她。”所长王宝柱对大家说。派出所办公室很紧张，值班干警晚上睡沙发，却为李晶腾出了单人房，准备了床铺，买来一台电扇。教导员孙敬云从家里拿来了被褥。内勤女民警袁秀文、胡秀梅、尚翠菊买来新衣服。这里成了李晶的新家。每天早上，值班的民警给她穿衣叠被。3位女民警轮流带孩子到所里跟她玩，或把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领着上公园。去年中秋节，50多岁的民警马志发冒着大雨，带着月饼到所里来跟她一起过节。
李晶该上学了。民警韩庆翔、路勇经多次努力，得到红旗小学的支持，免费接收她入学。这不，在民警阿姨家过了新年，李晶背上了漂亮的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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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追踪
“世界名录”会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施芳
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意义还在于学会了一种新的审视历史的方法。
——采访题记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中国皇家园林颐和园和皇家祭坛天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派，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罗兰·席尔瓦博士从2月10日起对这两处进行考察……”
这条简讯使北京颐和园和天坛的管理层感到兴奋，也有些忐忑不安。为了“申报”成功，两园全方位“整容”，究竟“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位主席先生来了，是不是一言九鼎，即成定局？
我国与《世界遗产名录》结缘始于1985年。当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我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之一。1986年以来，我国先后7批向该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长城、故宫、布达拉宫等19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被列入“名录”。1997年6月，中国递交了颐和园和天坛的申请报告。
春节刚过，席尔瓦博士来了，考察程序一环扣一环。
京城名园接受挑战
颐和园和天坛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者也曾觉得文物和景观保护做得够好的了，但和“名录”的要求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几年前，颐和园昆明湖泥沙沉积，一部分湖底露出水面，十七孔桥上的500尊青石狮子经常受到游人涂鸦，新设的商亭与景观不相协调，占用了古建筑……天坛呢？天坛管理处徐志长总工程师说，从70年代末开始，天坛公园里一下子冒出大小商店百余个，北京四大商场每年都到这儿来开展销会。公园还曾大种果树，甚至养过猪，堆过“山”。这些都冲淡了皇家祭坛特有的庄重、肃穆气氛。年届七旬的李增锐10多年来每天到天坛散步，谈起这些记忆犹新。所以他对恢复古园原貌持非常赞同的态度，认为上“名录”可以促进京城名园的管理。
无声的变化
随着考察日期的临近，记者发现，两座名园有了变化。
今年春节，天坛的员工没有休息，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终于在2月初将燕京书画社从祈年殿西配殿和北宰牲亭迁出，重新规划设计，开设祭天礼仪馆，亦宣告天坛完成了接受考察的准备。徐志长对记者说，按原先的规划，这项工作预计在后年完成。现在，为了接受考察，我们提前两年完成了计划。
至此，天坛在半年中迁出占用古建4处，计2540平方米，拆除核心保护区140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新增了按玻璃、塑料、金属分类的垃圾筒。颐和园也在变，佛香阁上刺目的铝合金商亭消失了，德和园中2000平方米的水泥砖被一点点凿去，重新铺上金砖。园内1622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树一一入档，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监测管理。园内原先随意安置的电线杆纷纷搬了家，7个大烟囱不见了踪影。员工们走进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学起了外语、文物鉴定、文物修复和古建维修。这是因为申报标准要求必须有一支达到国际水平的管理队伍。
“申报”仅仅是开端
席尔瓦博士的考察结束后，记者在北京访问了他。首先，席尔瓦赞美两座名园说：“我在北京看到了世界园林皇冠上的两块宝石。”他还指出，保护举世闻名的景观是一个系统工程，“天坛在一片高楼的包围之中显得有些局促，颐和园不远处有个冒着白烟的大烟囱，与整个环境不协调。”不知道这些不协调之处会不会妨碍两座名园此次“申报”？
接待席尔瓦考察的两园管理人员说，申报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提高的过程，目标是达到文物与景观保护的国际水平。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的文物和自然保护要走一条国际化的道路。现在，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更严格的尺度来重新衡量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报”过程对谁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