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职工天地·统一战线)
专栏：
众手相助送真情
吴红晓
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胡同内，过往的人们都能看到胡同中间的墙上有一块醒目的白底黑字标牌——“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牌上还一行行列着“代换煤气”、“接送小孩”、“计生指导”等服务项目和联系电话，那“一呼百应解民愁，众手相助送真情”两句话更显示了立牌者的良苦用心。
“这是我们设立的面向住区居民的便民服务牌！”交道口街道办事处民政科科长康宏群自豪地说。
1997年街道组织了一支有十多名有一技之长的下岗人员参加的便民服务队，建立了社区服务热线电话办公室，并将便民牌钉上墙。交道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李铁生介绍说：“群众拨通电话提出需求，我们马上安排人员前往解决，居民们确实感到大大方便了生活。”
鼓楼苑居委会辖内的退休老人占居民总数的40％多，老人们反映每天买牛奶不方便。居委会为此成立了牛奶服务站，迄今已为100多住户订奶送奶。据热线负责人刘希红介绍，全街道平均每月可接到200多个求助电话，许多住户自己很难办的难题如今一个电话就得到了解决。
牌子上墙、电话公布只是便民服务的第一步。东城区东直门房管所负责着60多栋楼房、300多处平房院居民住房的管理与修缮。过去，住区居民常反映到房管所找人难。从去年起，这个房管所设立了24小时专人值班的接待办公室，公布服务电话，发放修缮服务联系卡，开展预约、随时上门服务，极大地方便了住户的报修。
据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连廉介绍，区政府组织3万多社区服务志愿者，利用居委会了解各家日常生活需求信息的优势，以中心城区户拥有率达40％的巨大电话网为依托，在全区各街道广泛开设“社区服务便民热线”，向住户发放社区服务便民热线卡，便民服务牌上墙，就近方便群众。居民们反映以往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如今已不再难了。
第7版(职工天地·统一战线)
专栏：统战史话
名医施今墨与周恩来的交往
刘南燕
农工党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施今墨从50年代初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看病，施今墨不免有些紧张。号脉开方之后，周总理随和地问道：“开的什么药？”施今墨说：“保和丸加减。”总理笑了：“原来施老先生的药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总理的幽默一下子就驱散了施今墨的紧张，让他感到和蔼与亲近。总理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很尊重地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邓大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遇到施老，总是关心地问：“您有车吗？”
1953年春，施今墨应邀赴西花厅谈中医的发展问题。总理说，您是专家，搞任何专业，不听专家的意见，不懂装懂，那是要吃亏的。施今墨建议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要开展中西医结合，要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周总理说，听了您的话，我更有信心了。在新中国，中医一定要有个大的发展，中医不但在国内要占有地位，还要介绍到外国去，让西方知道，中医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以前北京医院大门与病房中间的院子很深。探视病人时，汽车可一直开到住院大楼门前。但周总理怕汽车声音影响住院病人休息，总是进了院门就下车，步行300多米到住院楼。随行人员考虑到安全及总理的身体状况极力反对，但总理始终坚持这么做。他心中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抄了家，停发工资，并被勒令搬出私宅。小女儿含泪跑到西单邮局，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发了一个电报求援。施老知道此事后埋怨女儿太不懂事，这个时候不该打扰总理啊！不料，三天之后国务院就派人来了解情况，很快为施老安排好新居，同时解决了治病、营养及日常生活所需费用。施老是躺在救护车上迁到新居去的。他老泪纵横地说，多好的总理啊，每天有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我们这点小事不应分他的心啊，不应该啊！施今墨病重住院后，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医院才成立了抢救组。周总理还派人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施今墨。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对子女说：“我一生中唯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他让子女搀扶着坐起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
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冈，
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他再三叮嘱家人，在他过世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
周总理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老人的敬重与爱戴。
第7版(职工天地·统一战线)
专栏：统战工作论坛
统一战线的主题：大团结大联合
宁仁
统一战线工作的主题，就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各个方面的人尽可能多地团结、联合起来，为实现党的大目标而共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贯彻了这样一个主题，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团结、联合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大团结大联合这个主题没有变。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联盟，其本身就是一种大团结、大联合。新时期统一战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主要都是通过促进大团结大联合去完成。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其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也集中地体现在统一战线具有团结、联合的功能上：通过统一战线，能够把一切爱国者：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汉族群众和少数民族群众，国内同胞和海外侨胞都团结、联合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
当前，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也进一步提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浪波及许多国家的情况下，我国保持了金融形势和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各项改革和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在前进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伟大过程，决不是靠少数人的力量就能办成的事。只有依靠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依靠海内外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我们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最后的胜利。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要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统一战线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服务，就是要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每一项工作和活动，都要赋予团结联合的意义，多做团结鼓劲、凝聚人心的工作，多做排忧解难、理顺情绪的工作，多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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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乐为统一献绵薄
——记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福建省副主委林嘉騋
林甡
今年初，香港《大公报》在“专家专论”栏中用半版的篇幅，以“把新竹科技园区引到福建”为题，刊登了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林嘉騋谈台湾之行的文章，并配发了林嘉騋与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的合影。
林嘉騋这次以福建省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代表团名义赴台，先后会见了台湾不少当局要人，考察参观了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中钢、长荣等大企业集团和医院、学校、美术馆等处，会谈了海峡两岸三通、经贸合作等问题，回来后提出了闽台全方位合作的建议，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
林嘉騋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原为福州大学副教授，专攻核物理。一九八○年他加入了民革，曾先后担任民革福建省委秘书长、副主委等职，他还是民革中央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一九九一年调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先后任该集团海外企业处处长、副总裁等职。由于工作出色，于一九九六年被任命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多年来，他一直利用职便和关系，致力于海外联谊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在外贸中心集团工作期间，林嘉騋多次到海外出访，并在《调研参考》、《国际简报》、《国际市场》等报刊上发表了开拓澳大利亚、巴西、西非市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他的建议，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成立了“西非分拨中心”协调对西非的外贸工作。他先后接待了“台湾商工统一促进会”等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一百多人，协助台商选择合作伙伴，筛选投资项目，引进资金上亿元。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关于建设台湾海峡经济繁荣区建议案”、“建议福建不失时机以金门岛为闽台经贸合作与双向交流中继站”等建议提案，把海外联谊工作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到省政府工作以后，他考虑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更进了一步。他建议在福建省长乐市建设高科技园区，分流台湾新竹园区的技术与人才，带动福建新兴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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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主党派简介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它是以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
民盟1941年3月秘密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推选张澜为主席，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等为中央常委。
在1945年的一大上，民盟明确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主张。一届三中全会上，民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共同纲领》和政协章程的总纲为政治纲领，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特别在参加文教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来，民盟积极适应形势的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民盟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重大问题的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论证工作，就经济区域发展和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较大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民盟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民盟在除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共有盟员13万余人。
民盟历届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楚图南、费孝通；现任名誉主席为费孝通、钱伟长、苏步青、谈家桢，主席丁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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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献计献策
注重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
郭国庆
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尤其依赖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约束的日益强化，企业干部素质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根据国家“九五”期间全国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纲要》的要求，有关部门自去年以来组织举办了多期1000户企业领导人员工商管理培训班。为了确保“管理培训工程”的胜利实施，努力使工商管理培训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培训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开展管理培训，是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现实途径，也是当前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实现扭亏脱困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各级培训主管部门尚需进一步提高对开展工商管理培训的认识，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配合支持下，做好培训对象的调训安排，督促企业主管部门和培训对象克服不情愿、推着干等畏难情绪。
二、努力探索“选、培、用”相结合的机制
所谓“选、培、用”相结合，其核心内容就是企业领导人员的培训要与选拔、任用相结合。根据调查了解，一些企业不愿意派员培训，原因之一就是培训与使用相脱节，造成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缺乏动力机制。因此，培训部门要配合组织人事部门，使培训工作“选择对象有目的，培养学习有动力，考察任用有标准”。
三、坚持安排企业党政“一把手”参加工商管理培训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在于企业领导班子，而“一把手”的作用则更为显著。不少学员在学习讨论时指出，一个人的观念变，不等于企业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的观念都变了；而领导班子“一把手”的观念转变了，却可以有效地带动整个班子和管理人员的观念都发生变化。各地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一把手”带头学，才能提高整个班子驾驭企业的能力。
四、不断加大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教育的总功能是管理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企业干部培训也就是通过经营管理者素质的提高来发展生产力。这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提高的一项重要举措。既然工商管理培训体现了政府意志，政府就应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经费投入。
作者简况：郭国庆，现年35岁。任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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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稿
1994年1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对永济电机厂的视察，使昔日的这个三线企业幸运地和中央三代领导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永电人珍藏着这种——
电机情
景晰
照片上总书记向厂房里站在高处的职工招手致意。陪同的中年人是铁道部永济电机厂厂长董宇，他是该厂与中央一、二、三代领导集体结下不解之缘的当事人、见证者，也是唯一集此于一身的人。
总书记叮嘱：“引进技术很有必要，但一定要消化好！”
1994年1月31日下午5时许，江泽民总书记在时任铁道部长韩杼滨、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等陪同下，来到永济电机厂。看到厂长董宇年轻、精干的样子，总书记先夸：“不简单，这么年轻，就领导这么一个大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是这个厂的第一批徒工，1970年进厂，之后在西安交大学习过两年。”西安交大曾是上海交大的分校，总书记说：“那咱们还是校友呢。”“您是前辈。”董宇赶紧说……
早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的江泽民，来到这个大型电机制造专业厂，显得格外高兴，也深深地表现出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眷恋。他饶有兴趣地在车间问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20多个专业问题。当了解到这个厂引进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时，总书记亲切地叮嘱：“引进技术很有必要，但一定要消化好！”
之后，永济厂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确立了科技兴厂的发展战略，每年对科技的投入都在上千万元，新开发了46种电机，且很多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使该厂成为国内唯一能成套提供东风4到东风11各型机车电机的厂家。所开发的系列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优势。最近该厂在签订的1998年合同中，新产品数量占到了一半，产值占2／3。有些产品还远销美国等发达国家。
小平同志的接见永生难忘
1978年10月，全国铁路团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后的首次团代会。开会的第5天下午4点多，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在参加接见的人员中，永济厂有两名代表，一位是当时的团委书记董宇，一位是二机车间团支部书记吴开锋。这是工厂的骄傲，也是他俩人生奋斗的新起点和动力源。他们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打电话，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工厂，全厂干部职工无不深受鼓舞。当时的那批人，现在成为永济厂建设和发展的脊梁，仅在企业一线的200多名中层干部中，就占到了近半数。董宇靠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追求，一步一个脚印。他自1993年担任厂长以来，大胆改革，勇于实践，使企业竞争实力明显增强。他也成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吴开锋曾十多次被评为厂级和总公司劳模，现在是二机车间副主任。他俩至今都保存着一张长一米多的小平同志接见时的照片。
周总理指示：“你们的永济电机厂上马要快！快！快！”
永济厂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心。
60年代，全国工业产品有三大关键件：电机、轴承和齿轮。铁路上同样如此。考虑以后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和地铁都要用电机，为此国家计划建一个制造电机的专业化工厂，设计能力为200台份。1969年10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委汇报会上，周恩来总理委托余秋里向铁道部传达了他的指示：“你们的永济电机厂上马要快！快！快！”余秋里说：对新建电机厂，国务院很关心，现在中央各部委都知道铁道部要上永济电机厂，都知道电机是关键，一机部为减轻自己的负荷，当然很支持，物资部也同样，都表示：“只要永济厂快上去，库里有的东西尽管拿。”
当时，战争的阴影还没有在人们的心中完全离去，按“靠山、荫蔽、分散”方针，厂址选在晋豫陕三省交界中条山下的永济厂，在1969年破土动工，职工安营扎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第二年在草棚席里试制出了第一台电机，1974年正式投产，满足了国家的急需。建厂近30年来，永济厂共生产电机4．7万台，装备了70％国产的内燃机车，形成年产600台份的能力，为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技术上、质量上不断上档次，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号内燃机车装配了全部所需的电机。
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对永济厂的关怀，是对铁路事业关怀的一个缩影。永电人一直把与中央领导的不解之缘视为企业的一种财富，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决心不辜负中央几代领导人的深情嘱托，使各项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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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门话题
牵挂下岗职工
张东生
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做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工作，是今年政府的一项突出任务。这体现了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能否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和实施再就业，已成为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成败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也是各级政府最大的牵挂。
从辽宁省葫芦岛市小企业改制的实践来看，妥善安置下岗职工的关键是筹资问题。我认为，当前要下力气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保证和增加对再就业工程的投入。
要大力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能停则停，能缓则缓，把压缩下来的资金用于安置下岗职工。
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要加快机构改革步伐，裁减冗员。同时，要厉行节约，减少行政开支，特别是要大力压缩招待费、会议费和购买小汽车等费用，把节约的资金用于安置下岗职工。
建议国家和地方财政在预算中，专门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安置下岗职工。建议职工失业保险金在目前按职工工资总额提取1％的基础上，再适当提高比例，并通过法律手段或其它有效措施，确保及时足额收缴。
由于产业不合理、资源萎缩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纺织、矿山、军工等企业，下岗职工较多，地方安置困难较大，建议国家对这些企业在下岗职工安置方面给予特殊政策。
（本文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葫芦岛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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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奋斗者之路
摆脱贫困
——周世钦印象
思远
周世钦生于三年困难时期。他记得上小学时，因为家里穷，一直没有用上铅笔盒。
1985年，周世钦从武警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广东省东莞。不久，一家香港玩具公司相中了周世钦，聘任他为推销部的业务员。周世钦干得很起劲，很快便成为玩具市场上小有名气的人物。
1991年，周世钦拿出自己的6万元存款，在东莞市常平镇租了几间平房，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生涯。他给自己的企业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小博士实业有限公司。
初创的工厂，连周世钦在内才4个人。为了创出名牌产品，周世钦登门向专家求教，对文具盒的形状、色彩、绘图等进行大胆的创新，使产品一投放市场便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创业时期的周世钦，既是老板又是业务员，还是厂里最勤快的搬运工。为了节省资金，他常常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把成百上千箱产品一一从车间扛到货车上。几年后，当企业有了飞跃发展时，周世钦忆起当初，曾慨言道：我们的企业是汗水里泡出来的！
90年代初，有的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油墨含铅量高的材料制造文具盒。孩子们稍不注意划破手，便会危害健康。周世钦为了消除这一隐患，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一种无铅油墨。尽管价格较高，但他二话没说便订了货。从那时至今，小博士文具盒用的所有原材料一直把无毒性放在首位，被有关部门列为免检产品。
七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小博士实业有限公司早已告别了创业时的那几间旧平房，新建成的1.6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里，安装着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6条生产线。在香港和内地，周世钦共成立了8大子公司和30多个分支机构。小博士文具盒、书包、练习簿等产品已远销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东南亚许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