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述评
’97伦理学研究点评
□杨宗元
理论只有关注现实才能得到深化和发展。1997年的伦理学研究就是围绕着现实的道德生活展开的。随着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发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成为1997年社会道德生活的主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就成为1997年伦理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一主题，伦理学界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决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得到了伦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对其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关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所有要求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基本点，为人民服务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相互关系的本质需求。它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能等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以为任何社会所接受，为人民服务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
关于集体主义（1）研究者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要坚持集体主义，它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集体主义就不能丢弃。强调对集体主义作出全面、科学的解释，纠正一段时期内对集体主义的误解；（2）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相联系，集体主义在具体的道德要求上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注重实践一般性道德要求的同时，提倡追求高层次的道德，最终促成全社会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3）坚持集体主义同反对个人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个人主义是剥削阶级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它的错误在于它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时，把个人利益作为基础，以个人为中心，甚至不惜危害集体利益，其结果是不仅危害集体利益，最终也将危害个人利益。
关于社会主义义利观义利观问题是同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导向联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原则相辅相成的。学者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并强调“利”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利不仅是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种利益的理论表达就是义。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的义和利是统一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任何个人利益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既维护集体利益，也保障个人合法利益，但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种义利观被称为“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是冲突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同时也必须是道德经济。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应具有道德合理性，它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应当是一致的；其次，市场经济的运作应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有其内在的道德机制。但也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既有积极的道德效应，也有消极的道德效应，其间也会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要加强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尺度有的学者指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而不仅仅是建设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只能在经济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不能成为作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道德价值取向，否则只能导致道德危机。把道德建设仅仅定位在简单适应市场经济的层面上不符合道德的本质特征和人们对道德生活的追求。道德建设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尺度，而是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秩序支持和理想信念支持。
如何加强道德建设
制度伦理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运作方式是以制度伦理为主，辅之以个人伦理的，因此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保证其应有的刚性，确保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制度伦理建设主要是指法制建设和道德“立法”，即道德行为规范化法规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往往表现为制度、纪律的形式，因此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也是制度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尽管法律、制度干涉社会生活的作用效力大、速度快，但其规约性不能覆盖全部社会生活，而且如果没有道德的“内在约束”的需要，法律、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在加强制度伦理建设的同时，还要培育和增强道德主体的自律意识。
培育和增强道德主体的自律自律是道德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基础，道德主体履行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过程就是自觉、自愿、自主、自决的道德行为过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加强道德建设，必须积极培育和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加强理想、信念、人生观教育，积极培育和完善主体的道德人格，加强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
加强权力道德建设在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等领域的道德建设中，权力道德建设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导工程。对权力主体，权力道德具有约束功能；对权力客体，具有导向功能。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情况下，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权力道德建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外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
除了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伦理思想在道德建设方面给予我们的直接指导外，对中外伦理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对于当前道德建设的重要价值的研究，也是1997年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古代、近现代主要伦理学家的道德思想的现代价值的研究，也包括中国的主要思想家、学派的伦理思想以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上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义利观、理欲观、治化思想、德教思想的现代价值的研究，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对待中外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态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基本看法是：（1）不要忘记基本历史联系，不割断历史，不随意否定一切。（2）任何社会问题包括道德问题都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事物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局限性。（3）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相联系，并具有全球意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4）对道德的继承问题的总原则是“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5）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人民性、进步性和科学性，在当前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于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应用伦理学研究
应用伦理学主要是指具体领域的伦理学研究，它对于道德建设在各个具体领域里全面深入地展开具有重要意义。1997年应用伦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和生命伦理方面，尤以对克隆技术的伦理学研究为热点问题。克隆即无性繁殖，它对于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意义重大，发展这一技术将大大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福利。人们争论的焦点在克隆人的道德评价上，我国伦理学界普遍认为，不应为克隆人的行为在伦理学上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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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论摘要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针对学术界中的一些看法，提出：
不能以今天的经验来解释历史现象
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对外开放。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锁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是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的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认识好像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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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论摘要
戴逸在《光明日报》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座谈会上畅谈——
20世纪中国史研究成就与特点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本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近一百年间，成就之大，收获之丰，是以前各个世纪所未曾达到过的。其成就与特点，概括地说，有这样几点：第一，进化史观风行。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历史学家们奉之为圭臬。进化史观的风行，使近代历史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与传统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各派历史学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分歧，但全都认同于进化史观，这是二十世纪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与特点。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运用于历史研究，这是本世纪历史学的伟大成就。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过程，且有规律可循。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诸因素均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既区别于唯心史观——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文化视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又不同于机械唯物史观——单纯以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二十世纪出现了大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更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二十世纪历史学尊重理性精神，认为历史可以用人的心智来认知、分析、论证、阐明。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重视实证，无征不信；要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的方法，而不是靠比附、臆想、感悟、信仰，不是靠超自然力量和蒙昧主义的认识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乾嘉史学中已开其端，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对隔离。近代以来，中国被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使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学习有了可能。西方的著作、观点、方法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抛弃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狭隘封闭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中外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开放的历史观。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以往的历史学以政治史、军事史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重视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科技史、社会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中国历史学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到二十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历史学家们怀着爱国救亡的思想与激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记述与研究。他们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为鼓舞人民投身于反帝斗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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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人的价值不在其权势地位、身份等级、金钱财富的拥有，而在其创造和贡献，在其对人类的造福。
人的价值
□张岂之
人的价值，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不断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以前有人说，人的权力地位就是人的价值体现。其实不然。从历史来看，过去不少显赫一时的达官显贵，他们的权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可是这些人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者却寥寥无几。即使是少数名传千古的帝王，也并不是尽善尽美。毛泽东《沁园春·雪》中就有这样的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叱咤风云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烟尘。
然而，那些一生坎坷，或者时而走运，时而潦倒，终于未能官运亨通的艺术家、文学家、学问家、科学家们，他们的贡献始终铭刻于后世子孙们的心中。比如，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京城长安繁华似锦，风流天子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由于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才得以传诵千古。再如，李白、杜甫的诗句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不管后人如何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在历史老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没有高低之分的“诗圣”和“诗仙”，只要人类历史存在，他们的诗句也就会青春永驻。
历史老人最为公正。在他看来，人的价值不在其权势地位、身份等级、金钱财富的拥有，而在其创造和贡献，在其对人类的造福。人的创造和贡献有大有小，因而人的价值有高有低。在历史上拥有权势地位者，真正为黎民百姓留下“青山绿水”，也是值得钦佩的，不可认为权势地位皆与人的价值相背；拥有金钱财富者，真正为民众留下“晴空万里”，他们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不过反观过去的历史，权势地位、金钱财富，毕竟是短暂的，而民众的“青山绿水”、“晴空万里”，才是永恒的，民众的创造则是历史的脊梁。
人的价值不是一下可以看清的，人们的日常所见，大都是世俗的尊卑贵贱。至于体现人的价值的精神境界，则非肉眼所能觉察，而要靠人的理性和深思。当曹雪芹在贫困潦倒中创作《红楼梦》，当居里夫妇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探索科学的奥秘，谁能在当时准确地估量他们的价值实现呢？因此，历史老人告诫世人：看人不要只看他穿的衣服，使用的什物，以及他的种种头衔，而要看他的内心和行动。衣服、什物、头衔等是人的外在现象，这些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并不能全面地体现人的价值内涵。估量一个人的价值，必须看他的心灵，看他的精神领域，看他的所思所想，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为社会为大众贡献了多少。
古代哲人孟子曾说：一个人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这样的宏大志愿，就有了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有了一颗跳荡的火热之心，再伴以扎扎实实的行动，这就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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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之际，由丁守和任顾问、唐宝林主编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重点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个曲折、两个辉煌以外，还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及著作出版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情况，以及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情况等。例如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期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情况，过去知之甚少，书中不仅对此作了介绍，还对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博古）在这方面的贡献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郭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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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郭世佑撰写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并没有一般地论述辛亥革命，而是将这场革命作为有特定含义的政治革命对待。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是晚清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自应受到重视；梁启超、张謇等人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种种尝试也应是政治革命不可缺少的环节；即使是清政府的新政、预备立宪等酝酿着晚清政治革命萌芽的措施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这就打破了学术界通常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局限于孙中山及革命派的旧路子，而赋予了新意。
（冯祖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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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晤室日记》
金毓黻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日记《静晤室日记》已由辽沈书社出版。这部共10大册的日记，是金先生一生活动的记录，从1920年到1960年间，举凡国内的大小事件，在这部日记中多少都有记录，是金先生治学、处事及一生思想变化的忠实记录，特别是对同时代诸多史学名著和史家的评价很有价值。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从事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部较重要的参考书。
（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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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史学观》
肖黎主编的《我的史学观》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谓史学观，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学本身的总体认识，如历史学的功能、性质，研究历史的方法等。本书约请海内外30多位史学家，从个人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反思。由于他们在各自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都取得过很大成就，故均能道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此书的出版，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治学，会有颇多启迪与帮助。（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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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
刘泽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为系统全面地勾勒了中国自殷周至明清数千年间政治思想产生、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客观地评述了各个时期、各个流派重要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及其理论著述的历史地位。该书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归结为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和崇圣观念；并且指出，这种特定的主题注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总体上属于专制主义的性质。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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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全面评价冯友兰
方克立在《全面评价冯友兰》一文中指出，冯友兰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应该对他一生的哲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他的是非得失，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一个全面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包括总体评价和对其各个阶段学术思想的评价，包括对其哲学成就、政治态度、道德人格等各个方面的评价，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也就是紧密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和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进程，用发展的观点和历史进步的眼光来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因为冯友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所以全面评价就特别重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只从某一个角度对其某一个阶段的工作，局部地单方面地去进行评价，都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冯友兰现象”。全面评价冯友兰这篇文章要靠大家一起来做。要全面评价冯友兰，就要全面研究冯友兰。冯先生终生挚爱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可以为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伟大的贡献；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其前期和后期哲学创造活动中都十分注意引进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冯友兰先生的一生，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代中国的三大学术潮流，三大哲学传统，冯先生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并且力图把几个哲学传统打通，适当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全面研究冯友兰。
（摘自《哲学研究》199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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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平台”、“保台”功不可没
如何评价清初理学大臣李光地在“平台”、“保台”中的功绩？过去史学界论述不多，有的评论亦欠公允。李宇思、施宣圆在《李光地与施琅》一文中指出，清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康熙之命率军平定台湾郑氏政权。但如果没有李光地的力排众议，保奏施琅挂帅出征，断不会有施琅的“平台”业绩。台湾平定后，清廷中发生了废弃台湾还是保留台湾的争论。李光地在这场争论中忠实地执行康熙圣谕，并将善置施琅问题与台湾的弃留问题融为一体，终于说服康熙保留了台湾，使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事实证明，李光地“平台”、“保台”功不可没。
（摘自《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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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特征
李宗桂在《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一文中指出，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4个特征：（1）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2）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认为中道高于西器，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木。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3）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养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4）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德”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总之，现代新儒学的思想，不应简单否定，或者盲目倡和。
（摘自《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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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怀旧风俗画
宋代翰林画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风俗画杰作。据说，原画无画名。“清明上河图”之称最早出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而明代李东阳的题跋则把“清明”释为“清明节”，此说多得袭用，其中包括《辞海·张择端条》。王守志、王博祥经过悉心考证，在《〈清明上河图〉新释》一文中认为，《清明上河图》既有春天气息，又有夏天景象；既有秋天景色，又有冬季特征，可谓似春非春、似夏非夏、似秋非秋、似冬非冬，该画不能归结于某一具体的季节，而是一幅四季混杂的无季节之分的抽象风俗画。
那么，何以用“清明”称之？作者指出，据《东京梦华录》载，《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末年，成于南宋初年，此时宋朝已偏安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们怀念故都开封，议论汴京往事常有流涕者，所以说，这是一幅怀旧杰作。作为宋朝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最值得怀念的也是这个升平盛世。《清明上河图》歌颂了王安石变法，歌颂了那一段辉煌的岁月，反衬偏安于临安的宋人怀旧念故的思想感情。作者又查证到《清明上河图》画面是从汴京清明坊到虹桥间的汴河两岸景象，画家借清明坊的“清明”之名引申为政治清明之义，即北宋汴梁清明盛世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图是一幅无具体季节的政治性怀旧风俗画杰作。
（摘自《学术月刊》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