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闵惠芬的生命旋律
本报记者 刘玉琴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中国民乐的曼妙弦音还未散尽，闵惠芬二胡协奏曲的激昂旋律又在北京世纪剧院深情回响。3月24日，阔别北京舞台十一年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琴弓一响，依然四座皆醉。人们早已评论她的演奏风格：热情而富有内涵，动人而不媚，夸张而不狂，哀怨而不伤，情感气势与神韵合而为一。此时，她的一把二胡与近百人的上海交响乐团联手协奏，气势恢宏，显得更加成熟动人。
音乐会上，《洪湖主题随想曲》、《夜深沉》、《哀歌——江河水》、《长城随想》四个协奏曲，舒缓悠扬，雄浑激昂，闵惠芬用技艺更是用情感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不屈灵魂从中漫溢而出。人们惊叹她精湛的演技，而琴声中诉说的不屈和对音乐的痴迷更让观众动容，那是闵惠芬近半个世纪为发展民族音乐呕心沥血的足音。
生命因音乐而动听
闵惠芬与音乐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情缘，她似乎为音乐而生，她的生命又因音乐而变得格外动听。
现为上海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演员的闵惠芬，从小喜欢二胡，八岁随父学习，十七岁成名，而立之年已蜚声海内外。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听完她的《江河水》之后，曾感动地说，“拉出了人间悲伤，听起来使人痛彻肺腑。”她去法国演出，法国报刊评论她的演奏“连休止符也充满了音乐”。在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听了她的演奏后，称赞她为“世界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
正当才华横溢的闵惠芬展翅奋飞之时，一种绝症——黑色素瘤紧紧缠住了她。从1981年到1987年的六年间，她动过六次大手术，作过十五个疗程的化疗，几度濒临死亡。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是二胡，是音乐，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将她从死神手中一次次抢了回来。在白色病房中，闵惠芬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就这样倒下，我要拉琴，要拉到我再也拉不动的那一天，拉到我背不出曲谱的那一刻！”闵惠芬用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做着重返舞台的梦。
1982年，早已安排好的《长城随想》曲要由闵惠芬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首演。这支曲子是中央乐团团长、作曲家刘文金历时三年酝酿创作完成的。为了不影响北京的创作，闵惠芬让周围的人为她保密，别让生病的消息传到北京。而她自己在第一次手术后伤口还没完全愈合的情况下，她用绷带把伤口扎紧，偷偷溜回家练曲了。她对家人说，趁我现在还拉得动，你们就让我拉吧，否则我会留下遗憾的。闵惠芬坐在小方凳上拉琴，腰部开刀，而二胡演奏用的就是腰部的力量。拉琴时，没愈合的伤口有多疼，闵惠芬从来不讲，但每次拉完琴她都浑身是汗。有人说女人柔弱如水，可我说闵惠芬坚强如钢，她的毅力是常人难以达到的。
《长城随想》曲终于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响起，此时作曲家刘文金才知闵惠芬的病情，这位儒雅的汉子不惜泪水长流。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她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不敢相信，演奏这一大型作品的闵惠芬竟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她便会把学生们叫到床前，用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为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曲谱的内涵。看着学生一点一点地进步，闵惠芬心里高兴啊。她躺在病床上，听着熟悉的旋律从稚嫩的手指间流出，不由得热泪盈眶。此时的她，恨不得把毕生所学的都交给学生。她含着热泪，用虚弱而颤抖的声音对学生们说，老师想留给你们的东西太多太多，可我的时间可能又太少太少。我不情愿就这样把我的东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在闵惠芬病房的墙上，刻着十几条横线，那是闵惠芬用来练手臂的标尺。手术后的闵惠芬右手抬不起来了，为了使手臂早日恢复功能，她每日将手贴在墙上，向制订的目标爬去。她强迫自己多吃饭，凡能治病的偏方她都要试一试，并摇摇晃晃地走入民间去拜访老艺人。当时，她曾发下誓言：如果我能战胜病魔，我定要做好汉一条，为党和人民的文化事业，为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987年，闵惠芬终于重返朝思暮想的舞台。与其说是医学创造了闵惠芬抗癌的奇迹，不如说是闵惠芬对二胡的赤热情怀感动了死神。
此时闵惠芬正端坐在舞台上，她演奏的正是那首在病中多次演练的《长城随想》曲，那对久远历史的讲述，她对国家和民族音乐未来的坚定信念，都让观众再一次从心底里欢呼：壮哉闵惠芬！
身背二胡走天下
此次音乐会上的开篇《洪湖主题随想曲》是闵惠芬自己根据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音乐改编的。其它几首也都是当代作曲家创作和改编的民乐作品。闵惠芬创意用西洋交响乐为二胡协奏，是想以一种恢宏的气势，展示出中国音乐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其实，熟悉闵惠芬的观众早已知道，她为发展民族音乐所做的探索与实践从重返舞台那天起就已开始。她既为音乐而生，就发誓要为发展、普及民族音乐竭尽全力，奋斗到最后一息。
1987年，闵惠芬病愈复出后，当时社会上流行音乐盛行，且泥沙俱下，民族音乐处于低谷。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不知何为高雅艺术、民族艺术。闵惠芬觉得振兴民族音乐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那时尽管没有任何人请她，单位也没有安排她，但闵惠芬为了培养青年知音，自己主动出击联系演出单位，她把这称为攻城。她琢磨出一种新的演出方式：三人演出专场。扬琴伴奏是丁言仪，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钱苑任讲解员，她自己示范演奏。这种讲座式独奏音乐会，深入浅出，融二胡的历史、作曲家介绍及名曲欣赏为一体，生动活泼。
在上海财经大学的一次演出至今让闵惠芬记忆犹新。在一个楼层里，有两个大教室，一间里惊天动地般响着“迪斯科”，年轻人在狂舞猛吼；一边是《二泉映月》、《江河水》、《洪湖主题随想曲》。起先那个教室气势汹汹，这边琴声悠悠，后来那边渐渐偃旗息鼓，这边渐渐人丁兴旺。演奏完毕，教室里已济济一堂。闵惠芬激情洋溢地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她感叹地说，我赞美这个关于“知音”的千古美谈，但觉得俞伯牙完全不必摔琴，他可以迈开双脚，寻求千百个知音。我不敢与俞伯牙相比，可我要寻求天下的知音，要为千千万万的广大观众演奏。这时，学生们向闵惠芬报以潮水般的掌声。
近年来，闵惠芬和上海民族乐团的同仁们高擎着民族文化的大旗，几乎踏遍了上海大中小学、军营、企事业单位、郊县，以及外地的一些大学。仅近五年间，他们举办了七百多场普及音乐会，三十多套专场音乐会。除了参加大乐队演奏外，闵惠芬还举办了六十五场个人独奏音乐会。近年来上海学习民乐的青少年儿童越来越多，每年参加二胡考级的儿童有一千多名。在黄浦旅游节上，三百多儿童齐奏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声震天地，壮观异常。闵惠芬说，看到民乐方兴未艾，我十分开心。
作为著名的艺术家，闵惠芬十分珍惜一切为观众演出的机会。田头、兵营、校园、工地都是她的舞台，天南海北，世界各地都回响着她的乐音。1992年，她冒着严寒去安徽利辛做“重建家园”慰问演出。在县城演出之后，她不顾劝阻，冒雪顶风来到治河工地。就在大河岸边的堤坝上，这位人民的艺术家，向她深爱着的人民捧出了一腔炽热的情怀。操琴的手指冻得又红又肿，体弱的身躯在寒风中微微发颤，可她始终神采奕奕，一口气演奏了八首乐曲。一千多名淳朴的农民兄弟自发地、悄悄地，在她的四周筑起了道道人墙。他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艺术家挡风避寒，给她以人间最珍贵的温暖和回应。
“闵惠芬二胡协奏曲专场音乐会”这几个字，是九十五岁高龄的音乐家贺绿汀欣然为她题写的。音乐会不光是音乐家的一次艺术尝试，也是闵惠芬九死一生以来所有艺术成果的集中汇报，赤子心曲和漫漫足迹在琴声里交相叠映。
高山流水有知音
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而剧院里，观众们更是热情洋溢，他们久久为闵惠芬击节叫好。闵惠芬的演奏忽而千古风月，忽而万里关山，她用灵巧的手指向观众展示了民族音乐绝美无比的艺术魅力。
此时，观众席上最激动的可能要数湖南邵阳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的车成纬，海南文化艺术出版公司的黄敬刚。这场音乐会就是由他们两家企业联手相助而成。为了帮助艺术家圆她多年的梦想，年轻的考古学家黄敬刚前后奔波了八个月，四飞上海，五上京城，走过湖南、湖北、山东、天津，数次与有关单位、演职人员洽谈磋商音乐会具体事宜。
他们与闵惠芬非亲非故，但却是民族音乐的知音。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支持闵惠芬，是因为闵惠芬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发展和普及民族音乐上，可以说，是她勇于与病魔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我们，是她奋不顾身地投入民族音乐事业之中的优秀人格吸引了我们，是她高超的演奏技巧和深邃的艺术表现力感染了我们。我们支持了闵惠芬，就是支持了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音乐、高雅艺术目前的处境还不是十分乐观，我们的经济实力也不是十分雄厚，但我们愿尽微薄之力来回报社会，温暖闵惠芬这样为民族艺术的发展奔走呼号的艺术家。
几年前，湖南邵阳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南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就已在海口创建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楚乐宫”，号称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战国编钟在海口荡起千年绝响。今年，他们再度携手要在北京建立大型民族艺术宫殿“中华楚乐宫”——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演出基地。他们要为许许多多的艺术家做些雪中送炭的事情。
这时，闵惠芬的演奏达到了高潮，中华民族的风骨神韵跃然于弓弦之上。无数人把鲜花献给了闵惠芬，而闵惠芬却觉得最美的那一束应该属于理解她的知音。
舞台上的闵惠芬用意志用演技为明天的民族音乐构想着绚丽的蓝图。舞台下的企业家用纯洁的心灵和深邃的思考，为民族文化民族工业的结合与发展描绘着五彩的画卷。他们都以一腔热情圆着一个更长远的梦，遥想未来，那会是一个美丽的结果。
（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天津文化人采编《老房子》
抢救城市文化
本报记者 陈杰
在京畿门户、沿海要冲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与数十名历史、建筑、考古、民俗、摄影界的专家做着一项抢救工程。
从1995年岁末开始，冯骥才倡议，天津的一批文化人，结伴穿街入巷，踏访故旧，在历经近六百年沧桑行将改造的天津的发源地旧城“老城厢”采风，编辑出版富于凝重历史感的图集《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一册。之后，这个文化人群体又开始卷筒式考察天津享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的近代租界西洋建筑和海河两岸的码头文化的遗存，组织摄影工作者成系列地拍摄，编成了《天津老房子》历史文化图集的《小洋楼风情》（上、下）和《东西南北》一册。“我们已经把天津的形象历史放进了图集中”，冯骥才说。《天津老房子》用时达三年，共拍摄二点五万余张照片。
第一次用镜头留下“老城厢”文化景象的《旧城遗韵》已经问世，冯骥才冒着严寒首先捧给久居于此的世纪同龄人张淑兰和1995年出生的婴儿任怡彤，表达对一座名城生命史的尊重。《天津老房子》工程引起政府主管官员、文化、建筑界人士和市民百姓心弦的震动，称道此举是“抢救城市灵魂的文化行为”，使得一座城市保持了流动的传统，充满人性、诗意、幻想和感性。
有的学者把冯骥才这个群体的“文化行为”比作“救火队”。面对旧城改造，包含文化意味的建筑被成片拆除，城市的个性愈来愈模糊，风貌愈来愈趋同。如果旧城经过改造，通通淹没在摩天大厦、玻璃幕墙的丛林之中，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失去了一个城市固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如何既改造危旧房屋又保护历史名城的文化风貌，是我国城市建设中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天津文化人正在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座城市最深刻的特征是她的文化。由于近代历史风潮，天津的旧城文化、租界文化和码头文化奇异地并存，既相冲突，又相融合，在天津形成包括建筑在内丰厚而特有的人文个性、情调和魅力。但在已逝的年月，天津人民阻击过八国联军侵略的明清式鼓楼已被拆除，辛亥革命时期演过新剧的老式戏馆大观楼戏院、被列入亚洲《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东北城角正兴德茶庄钟楼、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的马可·波罗纪念柱、近代外国侵略者的见证物戈登堂，这些称得上是中外建筑文化的结晶也被毁弃。因此，借都市肖像的全景写真《天津老房子》的推出，津门的专家们呼吁，历史可以创造，毁损的人文环境却不能再造。丰富的历史内涵不是死掉的遗迹，而是一种与当代人紧密牵连的活着的文化灵魂，对于面向未来的人们，永远需要而不能放弃这一巨大的精神能源。
天津的意大利式民居 曾志坚 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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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雅俗共赏
有感于某些早市的位置
本报记者 徐烨 摄于美术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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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一流”也有假编辑同志：
欣赏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如今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事情，大大小小、各色各样、杰出或普通的团体在各地频繁登台，使我国观众足不出国，便可以了解世界文艺舞台的现状，领略外国优秀文化的风采。
和我国一样，世界各地的文艺团体在质量、阵容、声名上都有多种，有一流的就有非一流的，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何况许多演出也非几流几流这样的标准能够衡量。来华的演出当然也参差不齐，对此本来无可厚非，只要介绍得当，评价中肯，观众自会在各类艺术表演里获得不同感受。然而近一年来，冠以“一流”二字的演出似乎越来越多，掺杂水分的广告宣传正在干扰、误导我们的文化生活。为了增加票房收入，招徕观众，一些商业演出的主办单位利用中国观众对国外舞台不甚了解、中外文化信息沟通尚存隔阂的现状，言过其实，随意把种种溢美之辞塞进自己主办的演出宣传中。常常是看过演出，掏过腰包之后，才发现自己被欺蒙，可谓“一流的票价，二流的吹嘘，三流的演出，四流的感受”。
这种夸大其辞的演出宣传有伤观众的艺术欣赏热情，影响真正的优秀表演，而且使许多人错误地评估国外艺术现状。我想借贵报一角，呼吁演出主办者和宣传媒介在评介、宣传外国演出时要实事求是，切不可单纯以牟利为目的而不顾实际情况，更不能欺蒙观众。 北京 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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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迟到观众不发愁
北京音乐厅增设电视服务设备
北京音乐厅多年来一直执行迟到观众只能在演奏间歇入场的规定，以免干扰演员正常的演出和观众的欣赏。为了使迟到观众减少等候的焦虑，同时也使后台的演职人员及时掌握前台演出情况，康佳电子集团最近向北京音乐厅捐赠了由二十七台套设备组成的电视摄像监控系统，其中十一台大屏幕彩电分别安装在演奏厅入口、后台、走廊和咖啡厅等处。尽管如此，音乐厅依然希望观众不要迟到，坐在里面总比外面强。（费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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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来京演出《吉赛尔》
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于4月11日、12日、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芭蕾经典之作《吉赛尔》和《雷蒙达》片断。
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成立于1661年，曾是世界芭蕾舞艺术的中心，拥有众多优秀编导家、表演家和庞大的演员阵容。浪漫主义芭蕾从这里开始，产生了至今还有生命力的代表剧目《仙女》、《吉赛尔》、《葛蓓莉亚》等。
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所创立的法国芭蕾舞学派，以浪漫的舞姿、庞大而严谨的群舞构图、柔曼仙女型的女主角和优雅高贵的典型王子型而著称于世。芭蕾舞坛上的这一法国学派，与严谨的英国学派、充满戏剧性因素的俄罗斯学派、男性力量十足的丹麦学派，形成世界古典芭蕾舞的整体面貌。这一基本格局对于今天的世界芭蕾舞发展仍旧发挥着重大影响。巴兰钦、格里格罗维齐这样的舞剧艺术大师，莫利斯·贝雅创作的《浮士德》、《春之祭》，努里耶夫改编并表演的《茶花女》，都使世人对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怀有独特的眷恋。
努里耶夫是原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艺术家，他与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玛戈·芳婷动人心魄的表演，是巴黎学派和英国学派两大代表性人物融合了俄罗斯学派的表演经验之后的成功之作，被称为“世纪的合作”。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也是欧洲芭蕾舞艺术的摇篮之一。进入九十年代后，该团设立巴黎歌剧院戏剧探索小组，开始了芭蕾舞新形式的创造。
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之际，曾推荐巴黎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来北京演出。为了将法国最优秀的艺术献给中国观众，该团选择了《吉赛尔》，将1841年的版本重新排练并进行全新的舞美制作，组成了包括二十多位世界著名芭蕾舞艺术家在内的一百三十人的强大阵容，携带六个四十尺集装箱的舞台道具。中国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的八十多位艺术家也将同台合作。据巴黎国家歌剧院院长于格·加尔介绍，除舞剧外，还为中国观众演出古典双人舞和根据柴可夫斯基第三钢琴曲创作的“辉煌的快板”舞蹈。（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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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飞来“一只夜莺”
4月3日晚，喜爱那波里民歌的观众将有幸在北京海淀剧院欣赏到有“那波里夜莺”美誉的阿德丽阿娜·布鲁尼的精彩演唱。这台被称为“我的太阳”那波里民歌演唱会由中演文化娱乐公司主办，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协办。
阿德丽阿娜·布鲁尼是那波里民歌歌王塞尔乔·布鲁尼之女，长期致力于那波里音乐的研究，经常举办民歌演唱会。她还以独唱家的身份在许多剧院上演的名剧中担任角色，包括希腊剧院上演的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等。阿德丽阿娜·布鲁尼女士1997年11月曾来过北京。这次她将为观众演唱二十首那波里民歌，其中最为中国听众所熟知的有《我的太阳》、《重归苏连托》等。为她伴唱的是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法乌斯托·达杰罗先生。（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