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科技)
专栏：热点寻踪
院士的苦恼和希望
——从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听到的
本报记者 任建民
看书学习竟成“奢望”
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一位院士的书面发言引起了各方关注。
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叫沈国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他在发言中说，他当选院士三年来，虽然不当校长了，仍然忙碌紧张。细想起来，存在着许多不该忙或忙不到点子上的事情。
有些人总想利用院士的学术地位，变着法子拉着他们参加项目评审会、成果鉴定会、座谈会、咨询会、纪念会等各种活动；近来搞通讯评审，有人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把评审费给寄来了；这个“全书”、那个“大典”，也都来找院士约稿，多头并进，实在应付不过来。有时院士们不免有这样的“奢望”———要是能有一段时间休整一下，看看书刊、钻研学问该有多好！
沈院士说，不去参加活动就得罪人，都去参加吧，心里不情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有些活动本是形式主义的，如成果鉴定会往往走过场，只能说优点，对缺点只能一带而过。讲实话得罪人，不讲实话又违心。科学道德与世故人情———多少难关都攻克了的院士们，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之下束手无策了。
成果鉴定流于形式
说到科技成果鉴定会的弊端，科技组的政协委员们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有人说，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太低。其实，有很多“成果”数据重复性差，有的甚至拼凑图表，很难算真正的成果。这样的“成果”谈何转化？中国纺织科学院的吴立衡委员说起来，感慨不已。
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科研经费通过国家科委、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高校等等按项目分配到课题组。但实际上，由于经费总体不足，层层剥皮，以高校为例，学校、系、教研室都要扣“管理费”，真正用于项目研究本身的，大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质量可想而知。
据介绍，成果鉴定会的一般程序是：由项目负责人出面，请来三个方面的人，一是院士等同行权威，二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三是主管部门的领导———但十有八九是朋友熟人，一般用上半天的时间听介绍、看演示，然后在已经写好的鉴定意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同意。
“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都有通不过的，但没听说有通不过的鉴定会”，委员们说。由此看来，每年有那么多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或“填补了国内空白”，而我国的科技整体水平却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也就不难理解了。
“成果鉴定的评价意见是给谁看的？如果是给企业看的，企业没有参加鉴定，怎么去承认？既然真正的应用前景要在市场中体现，那么现在的鉴定也许就只剩下一种用途：参加评奖。”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王志新此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
科技评奖费时费力
接受采访的委员中有大学校长、两院院士、国家部委主管科技的领导干部，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科学家，也有阅历丰富的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有一种比较一致的意见：应该改变目前的国家三大科研奖评奖方式。
国家三大奖指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
目前的三大奖评选已成了“评奖工程”———层层推荐、层层评选，每年有几万个项目参加评选，有上百万人耗费时间和精力，填写各种表格、找人写推荐材料、开评审会。一位评委会委员说，他每年有几个月时间干不了别的，专门参加评审，造成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
委员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奖还比较客观公正，而其他两项奖评选过程中人为因素较多，而且工程性的项目是很多人的集体劳动，无法量化个人在其中的贡献。这也给获奖名单的排定次序带来了难题，排名靠前的往往是级别高的，真正干活的排在后面或干脆挂不上号。
委员们认为，科技三大奖设立以来，对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目前情况下，若再不改变评选方式，则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欲除心病唯有改革
针对上述现象，科协组委员、河南省副省长张涛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大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的。论文的价值国际上已经有一套客观、公正的认定标准，即根据刊物等级和论文的被引用情况来评价论文的质量。不必再花费人力、财力去召开评审鉴定会议。
至于应用性研究成果，则应该通过应用去检验。真正有应用前景的成果，也一定会在应用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肯定。
张涛提出，如果对科研成果进行鉴定，应做到客观公正，除了提供必要的材料外，成果的完成者和组织者应该回避，由权威的鉴定中心独立完成。鉴定中心可以在政府监督支持下实行民办，如由科技事业单位和科协及其所属学会来办。
在鉴定和评审的方式改变后，院士们的烦恼就可以通过“择优而从之”的办法来解决，这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法宝———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11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
丘成桐
我们要谈中国数学的未来发展，先看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中国人习惯上讲自己很了不起，事实上，中国古代数学主要贡献在计算及其实用化。我们算圆周率算得位数很高，但是对数学理论没有系统化的研究，基本上抗拒几何学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抽象代数，在我看来，它们在中国从来没有生过根。我们对传统的科学有不合理的热爱，结果不能接受新的观念，也不能对应用数学作出贡献。虽然我们对应用数学有疯狂的热情，由于我们不愿意学习基本的、有系统化的数学理论，结果对应用数学也不能做出伟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数学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有三个，当然我不是说其他工作不存在，主要是讲能够在数学历史上很出名的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characteristicclass）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我为什么单讲华先生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华先生在数论方面的贡献是大的，可是华先生在数论方面的工作不能左右全世界在数论方面的发展，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从外面引进来的观点和方法。可是他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贡献比西方至少早了10年，海外的数学家都很尊重华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方向，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我们要从数学的根本上找研究方向，我们近20年来基本上跟随外国的潮流。我们没有把基本的想法搞清楚，所以始终达不到当年陈先生、华先生或冯先生他们的工作。我想我们一定要找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在很多方面的知识还是很缺乏。我们一定要在了解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后才能发展自己的方向。所以一方面要发展自己的方向，一方面要了解其他方向的发展。
最后，我再讲几句话。其实，实际工作中很多问题跟我们纯数学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讲，我最近遇见几个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现在在哈佛念工程专业。他们跑来和我谈计算几何方面的问题，如把图像运动表示出来等。我发现这些学生由于念工程的缘故，在微分几何方面完全没有得到培训，其实主要问题都是古典的几何问题。念工程的学生没有得到基本的训练，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有办法了解，这是一个不幸的情景。在本科时应该让他们把一些基本课程练好，很明显这和以后有关。作一个图形表示问题很明显和古典微分几何有关，可是没有学好。所以，我希望学工程的人花一点时间在纯数学上去，我想打破门户之见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中国科学院《1997年科学发展报告》中作者的同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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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脑·通信·网络
葛瑞夫何以当选《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他和比尔·盖茨有何不同？美国新闻界同行如何看待中国信息业的发展？请看这番———
跨越大洋的对话
本报记者 杨健
这是一场同行对同行的采访。
从1927年《时代》周刊评选年度风云人物以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微处理器厂商的首席行政官安德鲁·葛瑞夫作为第一位来自高技术领域的代表，走上了1997年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在短短数页的篇幅里，《时代》周刊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瑞莫以其精妙的笔法和对高技术领域深刻的理解，写活了葛瑞夫传奇般的一生。
3月17日，一根电话线把北京、上海、纽约连在了一起，把16位中国记者和美国《时代》周刊的乔舒亚·库珀·瑞莫连在了一起。
《时代》为什么选择了葛瑞夫？
瑞莫：在葛瑞夫的领导下，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普及。在1997年售出的8300万台电脑中，近90％采用的是英特尔的芯片。英特尔不再只是一个硅谷的奇迹。它已成为整个数字化经济时代的风向标。葛瑞夫为英特尔的发展定下了长远的计划，他做得非常成功。一个集体要作出好决定，必须了解每个人的想法，需要一个人来拍板，葛瑞夫就是这样一个拍板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葛瑞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瑞莫：葛瑞夫是个好人，而不是那种野心勃勃、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他热情、信念坚定、关心别人，虽然有时候可能会脾气暴躁。
《时代》怎样在葛瑞夫和比尔·盖茨之间作出取舍？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同？
瑞莫：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看看1997年的变化，应该认为是硬件和软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微处理器来实现的。我认为1997年我们选择葛瑞夫是正确的。葛瑞夫和盖茨无论在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葛瑞夫非常关心人，我想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英特尔已经被怀疑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你们选择葛瑞夫做风云人物，会不会加深这种感觉？
瑞莫：我事先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与英特尔的芯片相比，《时代》的发行量还是不大的，我想不会帮他们卖出更多的产品。
中国企业界的领导人要像葛瑞夫一样成为《时代》风云人物，应该如何努力？
瑞莫：我希望这种事情很快发生。我以前到过中国，马上又要去中国。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变化更大的地方，而《时代》重视的就是那些改变世界的人。
你写过《因特网在中国》的报道，那你怎样看待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
瑞莫：我对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感到非常振奋。对于技术的信仰者来说，大概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了。我到中国，许多政府官员都在谈论因特网，谈论它在金融、商业、服务方面的作用。当然它目前也许还受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需要建立很好的数据网络。但CISCO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我，这里的网络建设正以超出他原来想象100倍的速度在发展。我想随着电话的普及，因特网在中国的前景不错，我对此充满信心。同时我觉得中国人民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民族，不像西方人有份好工资就很满足。每次和他们谈话，他们都说要致力于建立世界上先进的工业体系。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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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百科博览
空气质量周报提醒您———
关注我们共同的呼吸
马飞孝
今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开发布了空气质量周报，从而使我国向社会公布空气质量状况的城市增加到23个。通过电视、报纸、信息台、公益广告牌和因特网，这些城市里的居民开始像收看天气预报一样关注空气质量周报，把空气质量视作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空气质量周报用空气污染指数的形式对一周的空气质量进行评价。空气污染指数是以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来界定的。目前我国计入空气污染指数的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环保监测系统在空气中采样后，对这三项污染物逐一进行分析，得出与其相应的各个指数，然后取各项污染分指数中最大者代表该区域或城市的污染指数，而该项污染物即为该城市或区域的首要污染物。
按照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将空气污染指数分为五级：污染指数在50以下时空气质量为一级，自然保护区的空气质量可达到这种标准。51—100为二级，以上两个级别的空气对人的健康不会造成不良影响。101—200为三级，属轻度污染，长期接触这种空气，比较敏感的人群会出现受刺激症状。201—300为四级，属中度污染，接触一定时间后，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的症状将显著加剧，运动耐力下降，健康人群也会出现不良反应。当空气污染指数大于300也就是达到第五级时，空气已属重度污染，健康人群除出现强烈症状、运动耐力降低外，长期接触还会提前患上某些疾病。
我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并据此制订了比较完善的各种有害气体的排放标准。空气质量周报的发布，将问题摆在明处，促使各级部门更重视环境保护，加大有关法规标准的执行力度。如大连、沈阳两市根据当地空气尤其是冬季空气质量主要受烟污染影响大的特点，于1997年底限期淘汰中心区所有1蒸吨以上的燃煤装置，更新使用清洁燃料。北京市从今年起将划出40片无燃煤区。武汉市则决定加速武汉长江三桥和四桥的建设，将每天穿城而过的几万辆机动车分流，使市区的汽车尾气污染逐年减轻。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万本太介绍，明年6月底之前，全国重点城市要建立空气质量预警系统，争取在周报的基础上实现日报和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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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启蒙育新蕾
何方标 孙立军
凡是到过江苏省宿迁市实验小学的人，都会对那里卓有成效的科技启蒙教育留下深刻的印象。小学生们自编的一期期科技小报生动有趣，他们自制的众多教学用具，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
宿迁市实验小学丰富多彩的科技启蒙教育始于1995年。它以自然课为主阵地，一改过去的灌输式方法，以学生主动学习和动手实验为主，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此基础上，学校成立了标本制作、种植饲养、微机、天文观察、科技小发明等十个小组，以此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三年来，师生们仅自制教具、学具就达10300件。同时，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种课外科技活动。他们在市科委、环保局、气象站、农技推广站、化肥厂等单位建立起七个活动基地，每学期都专设两个科技活动周，组织学生看科技录像、编科技信息小报、读科普书籍、讲科学家故事，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动手。此外，学校还成立科技教研室，将科技启蒙教育向其他学科渗透。小学一至五年级语文教材中含科技知识的课文占20％—60％，在这些课上引入科技启蒙教育，课堂气氛特别活跃。孩子们看录像、听声响、触摸实物、去野外观察，学得活、记得牢。
据校长王占聿介绍，科技启蒙教育使学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教学效果和学生素质都有显著提高。比如二年级上语文课《回声》时，老师把学生带到河边，边实验边录音，使学生们透彻地理解了声波反射的原理。两年来，学校有30篇科技小论文获省市级奖励，七位教师在全国教学研讨会上执教观摩课，并在省级比赛中获七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如今，宿迁市实验小学的科技启蒙教育被确定为国家教育“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的子课题，该校也成了中国教育学会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会的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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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健全机制 点石成金
——专家谈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
晓岑
走向买方市场的中国经济，正焦急地在高新技术等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总结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人们发现，如果在投入问题上仍像以往一样主要依赖政府，路只会越来越窄。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风险投资”的概念一经引入，立即风靡一时。然而深究起来，其实许多人对它的内涵并未透彻理解，甚至存在不少误解和附会。
那么究竟什么是风险投资？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风险投资业？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3月17日，笔者就此采访了在风险投资方面颇有心得的彭路得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澎博士。
刘澎这次专程从美国赶来，主要是为原电子部领导讲授风险投资方面的课程。他说：“国外教科书讲起风险投资的鼻祖，都追溯到当年资助麦哲伦、哥伦布探险的葡萄牙、西班牙国王。实际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多罗特于1946年创建的ARD公司。今天我们谈风险投资，一般是指由专业化人才管理的投资媒体向那些特别有潜能和希望的企业（通常是高科技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的过程。人们把风险投资称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
那么是不是向具有投资风险的企业投入资本就叫风险投资呢？刘澎对此断然否认。他说，虽然风险投资家像银行家一样，都是充当投资人与接受投资者的中介，但银行家力图回避风险，贷款前要求借款人以财产作抵押；而风险投资家则努力驾驭风险。为将投资风险降至最低，他们会帮助、或直接加入那些接受投资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技术的评估、市场的分析、投资回报的估算乃至为企业招募高层次管理干部。
风险投资的真谛是对投资风险的驾驭，风险投资家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他们对高新技术有敏锐的洞察力，与一流专家学者有密切联系，对高新技术市场走向及潜力有准确的判断力，并且能够把资金、技术、人才组织起来。有他们依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国家就不用再去为一个个具体项目操心了。所以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现有金融投资专家和企业家中培养起一支高质量的风险投资家队伍。
“发展风险投资业，并不需要国家去建个什么风险投资公司。”刘澎觉得政府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扶植、鼓励风险投资的相应机制。“风险投资的目的不在于对被投资企业股份的占有和控制，而是尽快回收流动资金以回馈投资者并进行新的投资。到目前为止，我国在高技术成果转化方面作了不少风险性投入，但总的说来效果很差。为什么？就是产出机制不健全，投入产出未形成良性循环。”
风险投资的回收过程主要是通过公司的上市或被收购、兼并，使得投资资本转化为可流动的资金。中国目前这些机制都已存在，但很多地方仍需进一步规范。刘澎提出，一方面要制定严格法律，禁止炒作；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发二级股票交易市场，以相对宽松的上市条件，为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创造良好环境。同时政府在税收方面应给予一定优惠政策，甚至设立小额的种子基金以刺激和吸引投资者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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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特递
彩色棉前景好问题多
目前不宜盲目发展一哄而上
汪若海
在不久前举行的广交会上，一件天然彩色棉背心标价138美元；日本、德国市场上的彩色棉售价比普通白色棉高出3—4倍。近来这些关于彩色棉的报道，颇为新鲜，引起人们兴趣。
其实，彩色棉古来就有。棉花的祖先其纤维并非洁白，现在种植的绝大多数棉花纤维色泽雪白，就像金鱼呈金黄色，菊花有各种色彩一样，都是长期人工定向选择创造的成果。
彩色棉的生理缘由，在于棉纤维发育过程中，在纤维的中腔沉积了某种色素所致。色素的沉积又受遗传因子的控制，受环境影响很小。目前彩色棉的色彩类型主要是棕色、绿色及灰黑色三种，其间各自有深浅程度不同的变异类型。其中棕色棉的颜色较为明显而且稳定。至于有的报道说还有红色、蓝色的棉絮，甚至有一株棉花上棉絮有多种色彩的所谓“五彩棉”，实难置信，可能是误传。
具有天然色彩的“彩棉织品”备受青睐，说明彩色棉存在潜在的市场与效益，有着可喜的发展前景。然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外纺织品市场上大宗需要的还是普通白色棉的织品，而不是彩色棉织品。大家都明白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展柜上第一件彩色棉衣服的高昂价格，目前难以为多数百姓所接受，往后大量生产时这种价格也必然下跌。为此，对彩色棉的市场需求及其可靠效益务须充分研究，并把握确切信息，这是发展彩色棉最重要的前提。
再有，彩色棉本身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色彩较为单调，远不及人工染色的色彩多样而艳丽，而且着色稳定性也稍差，经日晒易褪色。更重要的是，现有彩色棉品种一般棉铃偏小，衣分偏低，皮棉产量只是白色棉推广良种的50％—60％，而且纤维偏短，强力较弱，综合品质较差，目前难以直接投入大规模生产。
此外，即使彩色棉经过改良，农艺和经济性状符合要求，也不能任意扩散到处乱种。因为彩色棉与普通白色棉相邻种植，容易产生花粉的天然杂交和种子的机械混杂，不仅彩色棉容易退化，而且会使白色棉受到色泽“污染”，形成该白不白的劣质棉花纤维，从而造成损失。所以，彩色棉必须划定区域与白色棉隔离种植，严格防杂保纯。
据悉，我国现已开展有关彩色棉研究的有关单位至少有20家。而且更多的单位和人员正在寻求门道，积极上马，颇有一哄而起之势。这些做法其实都为时过早，多为盲动。现在紧要的是，在充分掌握彩色棉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彩色棉的品质改良，进而逐步做好彩色棉的种植规划。彩色棉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既要积极支持，又要稳步前进，只有遵循经济规律与科学要求，才能取得成功。
（作者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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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古生物学家经科学研究证实，近年在辽西热河生物群中发掘的“中华龙鸟”化石，实际上是一个罕见的兽足类恐龙化石。这一研究成果最近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后，反响强烈。国际古生物专家认为，这是迄今全世界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恐龙化石。通过左图的化石标本可以看到，全身的骨骼、原始绒毛、内脏器官及胃里残留的食物，均清晰可见。上图为陈丕基研究员正在研究化石标本。新华社记者徐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