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评说
18万平方公里的湖北，曾有1100多条江河百转千回。如今，早春的洪湖已新绿绵绵，却不见连天白浪和浩渺烟波
“千湖之省”的忧思
本报记者 罗盘
浪涛不再，“千湖之省”成历史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湖北省有关部门只提供了一份80年代的数字：全省水面面积在100亩以上的湖泊由50年代的1332个减少到843个，5000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125个。90年代的湖泊数量，恐怕又减少了许多。
武汉“襟江带湖”，35个大小湖泊分布在城区和近郊，这在全国乃至世界大城市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大自然厚待了这方土地，这方土地上的居民是否厚待了湖泊？据武汉市有关方面调查，35个湖泊中有8个已不复存在，剩下的27个已经或正在缩小！著名的东湖一度土地管理失控，填湖事件时有发生，违章建筑屡禁不止。1989年至1992年，共发生侵占东湖土地事件30多起，占去1300多亩。1994年后又发生占湖事件41起。昔日大雁筑巢的东湖落雁区，今日竟成了喧嚣的街市！
禁了填湖造田，又兴填湖造房
湖泊缩小乃至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人为因素的影响，如盲目砍伐，导致湖泊水系的森林植被被破坏，江河水的含沙量与日俱增，泥沙俱下的河水流到波澜不惊的湖泊中，便慢慢地淤积下来，使湖泊的面积缩小。
填湖造田，是湖泊的直接杀手。从60年代起，“以粮为纲”的导向，使得傍湖而居的湖北各地，纷纷把湖泊围起来，造良田种粮种棉。据不完全统计，建国40多年来，湖北省累计围湖造田达860多万亩。
历史进入80年代，填湖造田的盲动终于在专家学者的一再呼吁下被禁止。可是，另一种盲动又悄然抬头：填湖建房一时成为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至今。本来应当是鱼鸭戏水、莲藕飘香的山水园林之邦，却接二连三地被填湖造房。就开发商眼前私利而言，填湖造房无需拆迁，本利双收。但是，于生态环境、于广大群众，却是舍珠买椟得不偿失。
湖泊骤减，频遭旱涝灾害
湖泊的萎缩不仅造成舟楫不通、水产下降，也使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以往有水成洪、没水则旱现象更为严重了，有时旱灾和洪灾同时出现。
近10年来，每到夏季，湖北的头等大事就是抗洪。1985年的洪水淹没了湖北数县的良田，1991年抗洪一直坚持到了国庆节之后，1996年又是特大洪水……这一切让湖北人记忆犹新。省水利厅的专家们认为：如果洪湖湖面不缩小，洪湖的洪水位就可以下降0．8米；如果江汉湖群不减少，就可以保持50年代的蓄洪能力。果若如此，这几年的所谓洪水，我们根本用不着紧张！一段话，醍醐灌顶，发人深思。“千湖”不再有，“千湖”的自然优势也在丢失！
湖泊少了，水也自然减少，这些年的湖北极容易闹旱灾。专家们作了数据上的分析：湖北水资源总量981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只2053立方米，仅仅是全国平均数的75％；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也低，只有1736立方米，远远少于1870立方米的全国平均数。
过去的湖北人对十年九涝刻骨铭心，如今又尝到了三年两旱的苦涩。旱灾时间长、范围大，造成的影响较之洪灾有过之而无不及。1995年，湖北南部地区洪水滚滚时，并不遥远的西部和北部却正在经受干旱的折磨。这次特大旱灾，十堰、襄樊、随州等地遭受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旱情，8个多月中，这些地方基本上没下过雨，15万口塘堰干涸，566条河流断流，1060万亩耕地受旱，130万人饮水困难。7月9日入梅以后，旱情又迅速向一度洪水滔滔的鄂东、江汉平原等地蔓延，正是夏熟秋种的日子，3000万亩的耕地却收不成，种不下，虽然全省人民奋起抗灾，终因人力有限，农业仍然遭受了重大损失。
保卫湖泊，但愿不再纸上谈兵
保卫湖泊，湖北乃至全国的有识之士已呼吁多年。已故著名水利专家陶述曾先生说：多少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这些问题呕心沥血，学术论文早已汗牛充栋。然而，时至今日，江河湖泊的辩证关系一直未能理顺，它们何日才能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协调发展？保卫湖泊何日不再纸上谈兵？
适逢“两会”胜利闭幕，记者获悉，湖北一些代表、委员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要依法加强环保，敦促尽快制订地方法规，坚决遏制住填湖的违法行为，使千湖之省的美誉万代传扬。
左图：正在拆除的东湖违章建筑。
罗盘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乌海
一座城市进入大规模的改造、开发、建设阶段，必然呼唤强有力的城市管理，这种管理又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
依法城管
本报记者 周庆 刘亮明
乌海市在依法管市方面的一个创造，是在3个区都建立了城市管理法庭，负责受理执行土地、市容、环保、房产、矿产管理等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保证政府机关依法顺利执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1995年初，乌海在全市第一个楼房居民小区，发现100余户居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章占地，擅自改变住房、凉房、阳台的用途、结构等问题。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动员无效后，申请海勃湾区城市管理法庭对25户违章建筑执行强制拆除。立案后，法警深入现场，逐户了解情况，倾听住户意见，发现多数住户有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认为法不责众，城市管理法庭不一定会动真格的。法庭边开展宣传教育，边视不同情况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书，并张贴了公告。细致的工作，严格的执法，终于使25户违章户在限期内全部自动履行拆除义务。之后法庭对其余住户的违章行为也进行了清理整顿。一位曾多年从事法律研究的退休人员开始对法庭的行为能否见效不以为然，后来看到干警作风严谨，小区面貌一新，他就成了城市管理法庭的义务宣传员。
城市建设中的此类案件，大都涉及企业、市民的切身利益，执行不当，容易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乌海市城市管理法庭在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也对他们实施有力的监督，对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凡存在错误、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坚持不予执行，避免了行政执法的随意性、不公正性，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一家机关曾在一个月内，申请强制执行40多件案件，经法庭严密调查，发现有的是因当事人态度不好处以罚款，有的是事前未通知期限就直接罚款，甚至有的根本就未送达处罚决定书，还有工作人员自己填写罚款决定书等严重违反有关法规的现象，对此，法庭都依法驳回其申请。
1995年，乌海市城市管理法庭受理案件128件，结案128件，执行率100％，收回国有土地3000平方米，收缴各类罚款20多万元。1996年，执行案件自动履行率上升。到今年，工作更加顺利，在街区改造中用于强制拆除的铲车，大多数情况下成了象征性工具。
依法管理现代城市，乌海市还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了探索，这就是修编和完善城市总体规划，并赋予它法律约束力。
城市建设的长官意志、部门行为、随意性，都可能物化，并极有可能成为败笔留给后人叹息。领导手一点，一片开发区圈起来了；脚一跺，一幢楼拔地而起。不能说这样的决策都没有科学性，但如何规划一座现代城市的生产、生活区域，如何对城市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协调发展安排好布局，如何给居民的休闲、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必须有高度的艺术性。乌海市1982年开始制定发展规划，1996年8月份被建设部确定为工矿区城市建设改革试点市后，他们从新的视角对原有规划进行评估，感到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为把国际国内最新的城市建设经验与本地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们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历时7个月编制了新城市总体规划和13个专业规划。总体规划把城市建设的约束时间已延伸至2010年，专业规划则涉及城市体系、园林绿化、风景名胜、文物古迹、抗震等各方面。
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必须要求这个城市领导思路的现代化，要求市长有现代城市意识。43岁的乌海市委书记巴特尔深有感触地说，经济建设忌讳短期行为，城市建设尤忌短期行为，一个项目规划不合理，建成后再改造甚至重建，就会造成巨额浪费，如果不能重建，则给后人留下永久的遗憾。
正因为具有一种现代意识，乌海市在确定具体建设项目时，都表现出一种理性思维，都要严格以总体规划为依据，并要通过市、区两级建设项目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评审的内容，包括用地、设计、立体造型、建筑艺术等等，既要求成为统一整体，又要求有不同的风格。许多项目的蓝图，都修改过数十次，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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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巧借东风行好船
中共郴州市委书记 梅克保
梅克保，1957年3月生。历任生产队长、大学教师、地区区划办主任、县委副书记、团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委常委兼浏阳市委书记，1994年9月，任郴州地委书记，1995年地改市后任市委书记。
我们郴州在湖南的最南端，自秦始皇设郴县，“劈五岭，建驰道”起，就是贯通沿海与内地的交通要衢，与广东的边界线长达370公里，由京广铁路、107国道至深圳、珠海，均可朝发夕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长足的进步，但与沿海发达地区比，我们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差距表现在经济上，根源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冷静反思决定把“开放兴郴”作为经济发展的首选战略。即以区位优势为基础，以全方位开放为动力，以招商引资和出口创汇为重点，以资源开发为依托，以呼应粤港为基本途径，放手发展外向型经济。
为把“开放兴郴”战略落到实处，我们首先大力改善软环境，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使投资者在郴州办事方便、快捷；向国际惯例靠拢，执行国际通行的会计、统计制度和结算方式；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有利于外商及时地了解和选择项目；在“三资”企业实行“收费监督卡”制度，并由监察部门实行挂牌保护；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外商投诉中心、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服务中心等机构，为外商提供完备的服务；同时，在改善硬环境上狠下功夫，着力抓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交通、通讯和服务网络，有充足的水电供应。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近3年，实际到位外资累计超过1．3亿美元，“三资”企业发展到44家，“三来一补”实收工缴费去年达1150万美元，居湖南之首。开放促发展，3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提前3年实现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尤为可喜的是，随着与广东的全面对接和开放意识的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破除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思想，增强了改革和竞争意识；破除了粗放经营的思想，增强了效益观念和科技意识。13年前，一位外商兴冲冲前来投资，仅办手续就跑了两年多，外商等不及了，只好宣布取消合同。如今，外商来后一天之内就可办完所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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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海婴千里认孤
本报记者 任维东
3月11日下午3时，一个特殊的“会议”在云南省公安厅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
一个梳着小辫的小姑娘在会议室内主动为别人端茶送水，她就是缉毒英雄陈建军的遗孤陈益琳，今年12岁。
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由深圳雪樱花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海婴与云南方面协商收养小益琳的事。现年33岁的郭海婴虽然尚未成家，但很喜欢孩子。去年底，她从国家禁毒委得知烈士陈建军的英勇事迹和小益琳的不幸遭遇，便下决心要为禁毒事业和英雄的后代做点什么。在国家禁毒委、云南省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她收养小益琳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这次是专程从深圳赶来认亲的。
砚山县公安局缉毒侦查员陈建军先后24次乔装打扮，深入贩毒集团内部搞侦查，抓获多名贩毒分子。1987年12月15日，他最后一次化装打入毒贩内部。由于通讯不便，他与接应的战友失去了联系，一人与6名贩毒分子搏斗，被罪犯用枪击中腹部，但英勇的陈建军强忍着剧痛，各击毙、击伤一名毒贩，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他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模，云南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那时小益琳才1岁多。在她9岁那年，妈妈又不幸病逝，砚山县政府当即决定每月发给她300元的生活补助费，免交一切学杂费，省、州、县三级公安机关也一直从各方面关心她的成长。小益琳在一连串的打击面前，表现得很坚强，学习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很懂事，有礼貌，目前她在边远落后的麻栗坡县，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郭海婴擦着眼泪说：“作为和平时期的年轻人，陈建军明知时刻有牺牲的可能，却出生入死，很不简单，我非常钦佩。愿意收养小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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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一缕
阳光温暖贫户心
本报记者 陈伟光
3月4日，春阳送暖。
艾贵平、黄大明等6位民营企业家大清早就从兰州出发，行车两个多小时，来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庄禾集村。
庄禾集村地处高寒阴湿山区，土地贫瘠，文盲多，是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村。250户居民中有78户是特困户，缺粮多的达半年之久。去年，在甘肃省委统战部和省工商联组织下，兰州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曾捐助该村11．5万元。
今天，庄禾集村的土坪上插了20多面彩旗，给这个荒凉的山村添了几分喜气。在千余村民的掌声中，村支书马福荣接过4万元现金和价值1．5万元布匹的捐助，他激动地说：“感谢党对我们回族贫困群众的关心！感谢兰州的民营企业家再次来这里扶贫济困送温暖！”
32岁的兰州鹏达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牛伟先生为此次活动捐款2万元。他握着村支书的手说：“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我们先富起来了。现在响应省委统战部和省工商联的号召，为贫困地区出一点力，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随后，企业家们看望了几户特困人家，他们纷纷解囊相助。一路上，村干部介绍说，多亏去年企业家们捐助了11．5万元，村里除了用5万元修小学、4000元帮助失学儿童、2万元买树苗外，剩下的4万多元都用来帮助240户贫困户种植地膜田900亩，平均每亩增产100公斤，78户特困户中已有28户因此基本不缺粮。今年准备扩大地膜种植面积300亩，争取再解决30户特困户的吃饭问题。听到这里，兰州裕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生华兴奋地说：“几万元的投入就能解决几十户的吃饭问题，多好！我们明年还要来，帮助你们彻底解决温饱。”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摊派，非治理不可
刘浦泉
当前，企业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人员负担过重等问题的困扰，有些企业更是困难重重，可是，它们还要承受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集资、基金和各种摊派，往往不堪重负。
据记者对某地6家国有企业的初步调查，各种摊派收费项目多达206项。其中有节日摆花费、亮灯费、禁烟牌费、树木打药费等。面对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企业敢怒不敢言。一家大型企业的厂长告诉记者，当地一家派出所长期借调企业10多名职工当治安员，这10多人住着企业的房子，拿着企业的奖金，每年开销不下20万元。还有一家国有企业向记者反映，当地街道绿化部门要求企业对厂门外的一片空地进行植树绿化，否则罚款论处。厂里无奈，只好向街道绿化部门交了几千元钱，但交完钱后，植树的事再也无人过问。
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为什么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源出多头，又多是政府行为。一些地区和部门受利益的驱使，拿着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打着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精神的旗号，利用行政手段，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对企业实行各种不合理的收费、罚款和摊派。还有的行政事业单位把手中的权力当成创收的手段，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对业务范围内正常的咨询、审查、盖章等工作，也向企业收费，甚至公开向企业摊派，长期无偿借用企业的房屋、设施、车辆、人员不还，加重了企业的不合理负担，成了企业惹不起、躲不开、离不了的“衙门”。
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改革和经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助长了不正之风，损害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时候。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追踪慈善潮
本报记者 肖荻
当今社会，潮起潮落，经商潮、彩票潮、出国潮、读书潮此起彼伏，引起记者仔细观察和深为感动的是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慈善潮。
1997年12月18日，天津市劝业场一楼。
“岁末新春慈善助困募捐现场”大横标在这里展开，天津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高声宣布：现在募捐开始！刹那间，人们纷纷涌向募捐箱，那势头有点像竞技场上的百舸争流。第一个捐款的是北门东中学交来全校学生零花钱1838元。第二个是当之无愧的“大款”：“中美史克”代表宣布要包下对和平、河西、东丽三个区110户特困户的救助。随之而来的既有83岁的老人张家祺，也有年方4岁的小朋友王蕾；既有郊区“打的”来的女村民张梅，也有出差路过天津的内蒙古干部呼格金……天南地北，男女老少，汇成热流。从安徽潜山来的农民工田振友省吃俭用挤出100元，原打算买件新衣，一进劝业场就被这股热流感染，把钱统统捐了。23天内天津市慈善协会共收到捐款43万多元，在春节前夕向全市1126户特困家庭各送去面粉30公斤、食油5公斤、现金200元。
人们称：“这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把“火”使贫困者得到温馨。家用化学品厂下岗聋哑职工张成兰，丈夫是一等残废军人，两个孩子上学，生活十分艰难。当市慈协和民政局负责人送来面、油、钱时，不会讲话的张成兰用手势和眼泪表达了她的感激。
这把“火”使最具才华的春苗得到润泽。经慈善助学金给予帮助的因家贫几乎辍学的高中毕业生靳宝华和安金鹏，一个成为静海高考“状元”，考取清华大学，一个到阿根廷参赛，荣获“第三十八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奖。
这把“火”更使因某些社会消极现象而黯淡下去的眼睛，豁然看到了深深植根于我国普通老百姓身上的优美品格。82岁的南开大学退休教授龙吟向天津慈协捐款600元，并说：乐善好施是中国的传统，遇难相助是为人的义务。一位76岁老人捐款后坚决不留姓名，只是说：慈善之心人皆有之，雪中送炭人应为之。他们还谈到，慈善事业可上溯到孔孟之道，如今也是世界潮流。
水果业个体户王全成、刘爱琴夫妇将多年积蓄兴办一所夕阳红老年公寓后，又在市慈协和民政局支持下，在回民聚居区兴办了夕阳红民族老年公寓，以低廉收费为百余位老人提供住宿、饮食、医疗、娱乐、法律咨询等系列服务。春节前民族老年公寓开幕当天，记者问王全成为什么有这个打算？他说：当年我是孤儿，就是靠街坊邻居拉扯大的，现在我理应反哺报恩。
普通百姓诸多“相濡以沫”的故事更令人感动。记者问安徽农民工田振友，怎么断掉无名指一截，耳朵边缘结着血痂？他说这都是干木匠活时冻的，当时也没闲钱去治。可是我知道受苦的滋味，所以想尽点力帮助别人。一位57岁的妇女带着女儿到市慈协捐款800元，却不想留下姓名，她说：我爱人是空军干部，因公牺牲了，我能为贫困者做点事，我去世的爱人也会高兴的。
慈善事业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它在建设两个文明弘扬民族美德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良性循环作用。人生祸福往往难以预料，谁能保证个人或亲友中不会有人受到病痛、灾害的侵袭呢？慈善事业正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互励，抵御恶运的巨手。
天津慈善协会的门脸比之某些企业、机关装饰堂皇的门面，显得格外的清朴。但这里的工作态度最真挚。市慈协工作人员包括会长、市政协副主席陆焕生常常是深深鞠躬感谢那络绎不绝的捐赠者。这里的工作讲落实。对每一特困户、特困生都要经过县、区、镇、街、学校反复调查、逐一签署，使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帮助的人手中。这里的开支最公道。每一支烟、每一片茶叶都不能出自善款，善款必须专款专用。
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天津慈协深得人心的运作，使人们的爱心、善意和真情如滚雪球一般蓬勃发展。
天津慈协给残疾贫困户送来了米面。路义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