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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追踪
千干扶千户：扶真贫 真扶贫
——广东河源市的调查
本报记者 陈陆军 王科
编者的话
2月下旬，本报派出记者前往粤北山区河源市的村寨围屋，采撷到“千干扶千户”扶贫活动一串串感人至深的故事。
河源市“千干扶千户”，可以说是“未成曲调先有情”。这几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河源市与广东省其它富裕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然而散居在穷山僻壤的特困户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多大改善，成为河源市领导的一块心病。“让特困户同享改革开放成果”，这是他们对共同富裕朴素而又深刻的认识，是他们组织动员15000多名干部结对帮扶特困户的思想动力。
河源经验最突出的一点是“实”。“实”首先指的是他们扶贫的具体措施“实在”：定人到户，“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扶贫”，“不脱贫、不脱钩”，“一年脱贫、二年巩固、三年发展”……不一而足，正如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考察河源市时所称道的，在扶贫工作中，这是“真正的责任制”。
“实”，还指该市扶贫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绝对贫困人口降到1‰之内。通过扶贫，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党和政府的威信更高了，扶贫干部也得到了锻炼，促进了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机关作风大大改进。他们的做法，值得学习。
初识河源
告别飘雪的北国，京九列车载着我们来到细雨拂面的岭南。2月21日晨，当我们踏上粤北山区的这片褐红色土地时，淹没在雾霭中的河源市，于我们而言还是那样的陌生。
年轻的地级市河源组建于1988年，纵贯全境的除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外，还有一条大家熟知的河——东江，“河源”即得名于东江水系之源。
滚滚东江向南流去，流向高楼林立、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但富庶与繁荣却并未上溯至这片粤北山地：1996年，广东省评定16个特困县，河源市下属5县同列其中；1994年省里确定40个特困乡镇，河源占了16个。
几年前，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实地考察了河源的扶贫现状后，深有感触地说：“山区不富，广东不可言富。”为了让广大群众同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走向共同富裕，河源市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一年上一个台阶，扶贫力度更是越来越大。翻开河源市的扶贫档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小、越来越紧的“包围圈”：绝对贫困户数和人数逐年递减，贫困正从粤北山区节节溃退。
日历翻到1997年初，河源市决定把扶贫工作的焦点对准尚存的16913个绝对贫困户、77746个绝对贫困人口上，目标是到1997年底解决温饱问题，提前3年在广东省最贫穷的地方根除绝对贫困。此事谈何容易！这些散居在粤北山区的低矮房屋里的绝对贫困户，大多是“硬骨头”：缺资金、缺劳力、负债重、没信心，光靠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已无济于事，怎么办？河源市决定采取“千干扶千户”的方式，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剿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
扶贫故事说不完
“千干扶千户”其实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统计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河源五县一区，“上至市委书记、市长，下至支部书记、小学校长”，共有15586名干部结对帮扶特困户，更准确的说法是“万干扶万户”。
2月21日至24日，我们先后对河源市东源县顺天镇，龙川县龙母镇、附城镇，连平县大湖镇的几个特困户及所在的管理区、镇作了一番调查，不时的暴雨和难懂的客家话阻断不了我们对这些动人故事的搜寻和感受。
22日上午，我们来到附城镇幸福小学校长骆志平的帮扶户家，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特困户：59岁的张旭成，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8岁的小女孩，妻子患有小儿麻痹症，一家4口至今仍挤住在有100多年历史的客家围屋里。张旭成说，骆校长去年不知跑了他家多少趟，不仅自己掏了1000多块钱帮盖猪舍，买小猪；还自学了养猪技术来手把手地教给他，年底家里的10头肥猪共卖了9000多元钱。
眼见的场面印象至深，听到的故事同样感人：1997年5月的一天，龙川县县长陈潭孙特地买了一批良种鸡苗顺道给自己的帮扶户叶海法家送去，谁知天不凑巧，下起了雨，公路边的人家忙借伞给县长，可他为了保护小鸡不让雨淋，自己倒淋湿了衣服。叶海法双手接过鸡苗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1997年，河源市1．5万余名干部，人均自掏腰包300多元，人均落实帮扶户“种养加”项目3个。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千干扶千户”效果明显：去年河源市绝对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1440元，绝对贫困户数已由1997年初的16193户下降至今年初的705户；绝对贫困人口数由77746人下降至3845人，特困人口仅占全市总人口的1‰，大大低于广东省1％的标准。
突出一个“实”字
在去河源采访前，我们不无担忧：干部结对扶贫，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搞，河源会做出新意吗？几天的调查采访使我们看到了“亮点”：河源的“千干扶千户”禀承了东江流域客家人的办事作风，处处显章法，事事办得“实”，是真正的责任制。
先说“扶真贫”。为了把真正的“绝对贫困户”挑选出来，防止“以权谋贫”，河源采取“三榜定案”：谁是贫困户，由村民公议说了算。再说扶贫资金的使用。去年广东省给每个绝对贫困户的资金是1000元，加之沿海城市的支援和干部个人捐款，去年河源实际投入每个特困户的资金是1892元，这些钱是怎么用的呢？河源市事先就规定了“三不准”：不准用来还债；不准用来购买生活资料；不准用来建房。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生产上并把“三不准”抓实，河源市的许多乡镇都实行两张资金结算卡制度：钱由扶贫干部向镇里支取，贫困户再向扶贫干部支取。
河源“千干扶千户”的最大特点是干部真扶贫，并不是简单地给点钱，年节时来个嘘寒问暖就了事。河源市委书记杨华维告诉记者：“干部扶贫如果没有责任制，其效果很难真正落实。如今在河源，许多干部一接到到户扶贫任务，就立即赶去与特困户坐下来定计划、选项目、送技术、找市场，做到真扶持。所以，现在的农户都亲切地称我们的扶贫干部为家里的第二家长、技术员、推销员。”
脱掉的岂止是“贫”
2月22日晚，我们在住处见到了前来参加河源市农村工作会议的和平县委副书记陈水砚，他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今年正月初十，天气恶劣，当他赶到自己的帮扶户安凹镇梁绍盾家时，已是中午12时多，村民得知后纷纷来到梁家见他，有的村民说：“看丈母娘这种天气都不会来，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好。”——干群关系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帮扶互动中渐趋密切了！
22日下午，当我们来到连平县大湖镇曾选霞家时，县扶贫办张主任连连说：“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你看衣服也穿整齐了，屋里也收拾干净了。”原来，曾选霞在丈夫去世后，眼瞅着家里的老人和3个小孩曾一度望“贫”兴叹，以泪洗面，自从叶振超副县长挂扶她家后，全家的精气神儿也上来了。——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干部的帮扶中大为改变。
在河源采访，我们不止一次听到“双向效应”的说法：“千干扶千户”除了拉近了干群关系，帮助特困户经济、信心双脱贫外，所带来的更重要的变化是，干部队伍的精神风貌和机关的工作作风不同了。市扶贫办主任邓飞庭说，先前机关里茶余饭后，时常谈起沿海地区如何富裕；现在情况不同了，见面了谈自己的帮扶户情况的多了。他还总结说，“千干扶千户”给干部带来的显著变化是，干部下基层的多了，体察民间疾苦的多了，公仆意识、艰苦奋斗的作风又回来了。
压题照片：河源市万绿湖一角。
在新搭的猪舍旁，特困户张旭成说：去年底，光卖猪就得了九千多元钱。
丈夫去世后对生活失去信心的特困户曾选霞，在扶贫干部帮助下，脸上又有了笑容。
特困户朱正润说：扶贫干部教我养鱼、种果树，我这库区搬迁户真正安居乐业了。
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科 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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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走“穷亲戚”
本报记者 黄日飞
二月二十日，河源市委副书记骆洪星吃过早饭就踏上盘山道，来到紫金县柏埔镇利民管理区中心村农民张育才家“走亲戚”。
张育才家六口人，一九九六年前全家人均年收入不到五百元，是村里的头号特困户。去年，骆洪星跟他家挂钩结对扶贫，一年中先后去了五次，用扶贫干部的话说：叫“走亲戚”。
骆副书记一进门就跟张育才说：“开春了，我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今年怎样才能把全家的人均纯收入提高到二千元以上。”俩人一笔一笔地算了起来，花了半个多小时，俩人觉得最有潜力挖的还是做豆腐，张育才却面有难色：一台电动打浆机要九百多元。听到这里，骆副书记掏出了自己的钱包数了数，有一千五百元，他拿出一千元递给张育才说：“去买一台吧。这是我个人今年给你的，政府给你的例外。”把钱包放回口袋后，骆副书记想了想又掏了出来，把那五百元钱也拿给张育才说：“算了，赊猪苗的钱我也给你垫了。”张育才喜上眉梢，说：“今年，我家最少可以搞到一万二千四百元纯收入，只会多不会少。”
临别时，五十一岁的张育才话没开口眼睛就红了，嘴巴张了好几次才说了一句话：“就是亲兄弟，也没有政府和骆书记对我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