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作家参与影视剧的创作，曾引起不同的反响，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触电”。作家“触电”给影视带来了什么，又对作家本人乃至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今后发展的趋势又如何？本期文学话题采访了文学、影视界的一些人士，大家共同来评说——
作家“触电”是是非非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文学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久远，而作为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之后的“第七艺术”——电影的历史则刚过百年。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地下咖啡馆放映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宣布了这一新兴艺术的诞生，而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的产生则更在数十年之后。
文学，作为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对新兴的影视艺术给以积极影响和支持，似乎是当然之理。电影的发展以有了它文学形态的剧本为其成熟的标志，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田汉、夏衍、阳翰笙等文学家对电影的参与和他们合作的实绩已经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今的影视导演更不隐晦自己的态度：“我们就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发展，有文学的优长，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一些“当红”导演在全国各文学期刊全面搜索，购买有拍摄可能性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已不是新闻，而某导演为一部历史剧邀五六位知名作家同时执笔写本子，最后各作家手捧“作业”候选一事也曾闹得沸沸扬扬。
相反的激烈意见同样存在。有电影专家认为电影的视听思维同文学思维有区别，不要以为会写小说就同样能搞电影，不要简单地把文学因素平行位移到影视中来，不要把影视拍得像“配音连环画”或鼓书艺人的“说书”。
有作家“触电”较深后突然发现，嗣后写出的小说像剧本，景物描写像拍摄提示，这一段“触电”的“激动”、“战栗”经历把自己的文学感觉弄丢失了，自己仿佛再也回不到文学写作的状态了。他们惊呼告诫同行：这“电”可“触”不得，摸不得，没有考虑清楚之前，不要轻易踏上这条“不归路”。众说纷纭之中，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近十年来，《秋菊打官司》、《皇城根》、《车间主任》等一系列影视剧的产生，都有作家参与的一份力量，文学对影视的支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作家也从其中得到不少收获。
作家何申近年内频频“触电”，《一村之长》、《一乡之长》、《大人物李德林》、《男户长李三贵》等都是他写作、改编的影视作品，他认为自己在这几年的“触电”经历中收获很大。他说作家有必要利用影视这种新的传媒，把自己对生活最真切、生动的感受和触动呈献给大众。“触电”的经历给他带来了观察和思考方式的变化。以前写小说，许多极细微之处都可以一笔带过，而写影视剧，来不得半点含糊，你必须把来龙去脉、场景细节都“看”到、“听”到，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为导演拍摄和演员表演提供依据。这促进了作家更进一步深入生活，增加体验生活的深度。写作是青灯枝笔的个人创作，影视剧则是导演、演员、编剧、舞美、灯光等群体合作的创造。艺术的因素增多了，困难加大了，创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拍片的实际过程中，群体之间的相互激发不断丰富着编剧单个人的构思。所以他说，当生活中又有了激动我的新鲜题材时，当有了那些富有矛盾冲突、动感较强的表现内容时，我宁愿从影视的思维和表现手段着手。
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认为，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在影视史上是一个传统，其中不乏成功结合的范例。这些年由于各方面的冲击和自身的原因，许多电影厂的剧本创作人员不断流失，这一部分力量由富有叙事经验的作家来补充，也是件好事。对作家参与影视一事，电影界某人士的言辞更为激烈，他痛感于大量粗劣影视作品的产生，致使人们说“搞影视的人没文化”成了当然之语。他慨然说道：“像这样下去，搞影视只要有中等智商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影视寻求文学“母体”的支持，似乎是必要而必需的。
但是影视毕竟有其自身规律，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语言”转换能否顺利实现决定着这种“合作”的最终结果。
作家刘震云谈到了影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比如浸入角色灵魂的好演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影视画面融合的音乐节奏以及蒙太奇效果带来的图像的威力等，都是小说无法直观展现的。但站在小说家的角度，他认为影视改编的小说内容大多是小说最上面的东西，而在“看”到和“听”到的界限以下的东西都被拦腰斩断了，被斩断的往往是文学的精华和特质。文学可以不顾影视拍摄的现实性，使情节突飞猛进又倏然转折。长篇独白、心理描写、严谨的思考，这些都是小说之长，但它们又很难完全转化成影视语言。他比喻说：“影视作品像端到桌子上的一盘菜，它重视的是色香味，而文学重视的是厨房里的阶段，剥葱剥蒜，洗姜择菜……”从作家的角度，他对影视表达了自己谨慎的态度：“熟悉它们没有什么坏处，你可以熟悉另一种语言递进的方式。但这两者有差别，拍片子和写小说，就好比种西红柿和种西葫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但种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们是流向不同的河。”
在这些差异之下，刚开始接触影视的作家们难免有许多“不适应”和“委屈”之处，他们觉得自己最精彩的思想没有在影视中表现出来，而影视专业人员则觉得他们不懂影视基础难以沟通。
作家何申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任何“触电”的作家几乎都经历过一开始高兴——发现不适应——别扭、委屈——最后得心应手的过程。他说只要把握两者的特点，“适应”是不难做到的。当回头再去写小说时，确实存在着小说叙述语言和心理描写不自觉丢失的问题，但只要细心调整往回找，艺术感觉还是可以回复的。这使我们想起几年前法国小说、电影两栖作家罗伯特·格里耶访华时，有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请问您又写小说，又搞电影，这两者如何同时做到？”罗伯特·格里耶笑笑说：“当你写小说时，用小说思维，当你拍电影时，用电影思维就是了。”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此潇洒自如地出入于这两种思维，针对作家以文学的固执形式参与影视创作，某电影理论家曾出惊人之语：“这些作家搞影视，是这些人在文学圈中混不下去，跑到影视圈来了，这根本上就是一个就业问题，而不是其他。”他带有几分调侃意味地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新闻界做件好事，牵个头，办个班，给这些跑到影视圈的作家讲一讲影视基础知识好不好？！”
坚守文学写作的某作家对作家“触电”也持反对意见。他说：熙熙攘攘，名来利往。作家“触电”，无非为名利二字。第一，他们看到了自己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这比单纯靠阅读的小说传播速度和广度要快得多、大得多。第二，为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剧本的高额酬劳所诱惑。编故事，侃本子，一年几十集，收入百十万，萝卜快了自然不洗泥。有的作家甚至在这种高速运作中产生了“电视剧情结”，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热闹，哪还有心思再回头搞文学！有多少青年作家就这样被毁了。在西方，有多少作家在“好莱坞”把手中的这枝笔写坏了。艺术感觉、青春才情是转瞬即逝的脆弱之物，珍之惜之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作家才现身说法：“电”是老虎，“触”摸不得，此路单程，有去无归！
作家述平把其小说《晚报新闻》改编成电影《有话好好说》时，在导演要求下，历时长久，十易其稿，最后他自嘲地说：“一个作家终于不幸地被折磨成了一个编剧。”这其中有机智、有调侃，该也有提醒。
针对文学与影视的艺术规律，人们赞同不同门类艺术间的良性影响，而作家必须有清醒的定位意识。
近十几年，影视剧作为新兴的艺术门类，在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下，在作家们的积极参与下，产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高。反过来，影视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又影响、带动作家更多地关注今天的社会现实。《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都是二者相互影响较成功的例证。新近成立的“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也在为文学和影视艺术架设沟通的桥梁。
在纷纭交错的意见中，我们隐约分辨出现实的措施和出路。影视不是文学、音乐、绘画等各类艺术的简单综合。西方有论者指出：“电影粉碎了一切传统艺术的清规戒律。”影视给人们带来的动态、立体、视听思维如同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给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带来了新的改变。电影理论家戴行钺说：“作家要从头学起。作家要真心诚意地参与到影视艺术创作之中，就必须熟悉其中的规律。那种仅仅玩‘票友’的方式和因名利而动的行为是很难把二者做好的。”
所以不少自觉自醒的作家们在轻轻“触”到了这“电”的感觉之后，就又回守文学，潜心创作了。有的则在这惊心动魄的“触”动过程中发现了得心应手的新天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门新的视听艺术中去。作家关仁山的说法很形象，他说，作家可以两条腿走路，但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这两条“线”千万不要“短路”，“短路”了两样全完。两栖作家应该像盏灯，要让“两条线路”为自己输送电力，照亮路程，绝不能因“短路”而“触电”身亡。
正如作家郑万隆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作家“兼营”、“并作”影视只是一种过渡，分流是必然的趋势。要么成为专业的剧作家，要么重新回归文学，是这些“触电”作家的基本选择。为名利所动的短期行为对文学和影视都是伤害。这不单纯是一个热闹的新闻话题，在文学和影视发展的更深远层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以何种艺术手段创造性地传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为我们解决其他一系列艺术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
青年导演陆绍阳站在影视发展的角度这样说，影视编剧由作家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一开始就应有影视艺术的整体思维在其中，从电影史来看，戈达尔、伯格曼、特吕弗、伍迪·艾伦、阿尔蒙多瓦等有较好作品的导演，他们是导演同时又是编剧，编导一体化是影视艺术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家“触电”的是非利弊究竟孰轻孰重，文学和影视的纠葛如何才能理清，当我们用这一问题询问一位刚刚走出电影院的普通观众时，他的回答很简捷：“能写好影视的闹影视，能写好文学的搞文学，真有能耐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就一肩挑，一句话，该干嘛干嘛去，这样不好吗？！”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随感征文
关于“名人”的“正名”
袁济喜
回上海老家探亲，见到原来居住的老街上矗起了一栋栋商品房，起了个十分好听的名称：“冠浦花园”，然而并没有花园，只是一栋栋三十几层的高楼孤零零地拔地而起。后来我才知道，如今的商业住宅楼与商场，往往有一个好听的名称，这就是所谓“某某花园”、“某某广场”，而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内容。至于为什么要叫“花园”、“广场”，大约是仿效港台，为了好听的缘故。联想到近来关于名人写书、明星效应问题的讨论，且不说这种讨论中的是是非非，单是对这种“名人”本身，在如今浮名成风的情境下，就很有必要加以一番“正名”。
“名”是“实”（即内容）的反映，“名气”与“名声”应是社会对一个人成就的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人们一定还记得东汉末年那首“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弟良将怯如鸡”的民谣。当时之所以出现名实相背的状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了朝廷对名声的提倡，东汉时代的察举、征辟以所谓乡闾评价为依据，于是许多人为了捞取好名声而不惜作假；另一方面在浮华虚诞的岁月中，社会大众早已被向声背实的通病所支配，哪里还有头脑去分辨识察。所以后汉的那些思想家，无不对向声背实慕名弃实的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认为一个人要名垂后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三方面有所成就。当然，古人所说的道德标准与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但其中也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的名誉与名气必须建立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必须在真正有所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名实相应。正如汉末一位叫徐干的思想家在《中论》中所说“贵名乃所以贵实”，而不是单纯追逐所谓“名人效应”。然而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界的“名人”，有多少是在立德、立功与立言上做出贡献的？有些人的名气恰恰是靠缺德炒出来的。有些“名人”在事业上做出了一些成绩，然而其炒出来的名气却远远大于其实绩，宛如久病之人，体不胜衣。至于文人的“立言”，本应该像曹丕《典论·论文》所说，“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帝王尚且知道文章要依靠自己的功力自传于世，不要依托权势与吹捧之辞来走红，我们今天这些号称有现代意识的“名人”岂不是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遗憾的是，在“立言”（即写作）领域，一些所谓“名人”依恃作品本身出名的不多，许多是靠权势与金钱的依托而走红的；或者即使作品有一些成就，也要依靠一帮吹鼓手来炒作。在当今，“名人”、“明星”的日趋泡沫化已是一个不须争辩的事实了。
再往深里追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在电子信息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所谓“名人”，往往是占据传媒的从业人员。由于现代电子传媒可以使一个人的知名度随着传媒的迅速传递速成，于是，一些传媒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电视业与电影业中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星即“名人”了。“好风送我上云端”，这种“名人”与“明星”，他们的内里往往是令人失望的。读他们的书，发现与所谓“名著”完全是两码事，然而现代人的向声背实的病态阅读心理，早已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明知是泡沫也要去狂吞的阅读怪圈之中。因而这类本来价值不大的书越出越欢。电子信息无节制的膨胀，造成了传媒称霸，“网络为王”的局面，人的个体判断力在电子信息的压迫下，反而日渐萎缩，社会上形成了以耳代目，人云亦云的趋同心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问话：“最近你看了某某书没有，听说这本书很火。”于是一些人依据周围人的推荐去看这本书，如若看了之后发现这本书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好，他们往往没有勇气去与时尚抗争，而是会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欣赏水平跟不上时代，出了毛病？同时别人往往也会指责他的鉴赏水平不合潮流。在现代电子传媒时代，时尚的压力太大了，它可以摧毁人们的个体性与自信心，使人身不由己地加入其中。其实，越是在别人一窝蜂地赶时髦的时候，就越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力。《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东晋一位叫庾仲初的文人摹仿汉代《两都赋》、《二京赋》一类京都大赋，写了《扬都赋》，经过名士庾亮的推举，于是人人辗转传抄，一时为之纸贵。独谢安不以为然，批评它“屋下架屋耳”，是摹仿古人的一种没有出息的作为。这件事说明谢安不愧是一位真正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名士。
由此，笔者不由得想到，在我们这个嘲笑英雄，缺少真正名士的时代，却又“名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这倒底是正剧呢还是闹剧，抑或是一幕真正的悲剧？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争鸣
现实主义话题
潇潇“语”下
近两年来，现实主义问题成为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和热点话题，其讨论缘起于1995年下半年之后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出现，如何申的小说《年前年后》、《穷人》，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破产》，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等，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面对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文学界人士感到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不遂人愿的文坛现状的强大冲击力，《文学评论》、《文艺报》、《作家报》等报刊纷纷展开了认真的讨论。
“复归”之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走俏文坛，体现了作家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把握。有一些人认为，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主潮，但自从先锋派、新感觉、新体验、新状态、新乡土、新写实等各种标新文学喧闹于文坛之时，现实主义“灰眉土脸地抬不起头”，产生了“低眉顺眼的那种无端的自卑”，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而今久别重逢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崛起和复归，是对文学脱离生活倾向的纠正，是对“淫靡腐败的创作之风”的反拨，因而，现实主义文艺是世纪之交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发展趋势，现实主义回归是一大可喜的变化，它“宣告或预示着现实主义的回流与繁荣”。有论者不同意“复归”或“回归”的说法，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从来也没有‘走失’过———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们，从来也没有停过笔；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从来也不比‘前卫’、‘先锋’的作品低”。因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复归’，不过是有关现实主义的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罢了”。
“涵括”之辩。近几年出现的现实主义作品，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了以改革中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灌注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其创作的意义，“在于修复了一度被否定和割裂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赋予了文学以切实的当下品格和言说当下现实的能力”。无论是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上，还是对典型人物的着力塑造上，或者是对创作手法的充实与丰富上，这些作品都带有现实主义的特有品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有论者就创作现实提出，不能把“现实主义”一词“作为某种标签来随意凑热闹；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不能只讲以现实生活为对象。”“仅仅只是某种层次上关注了现实，是一件容易不过的事，而现实主义，却意味着比这多得多的东西。”有论者总结道，理解现实主义应理性分析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因素，它包括“现实”精神、“真”的勇气和“人”的形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仍要坚持在真实描写现实社会关系的同时，真实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此不同，有论者认为文学叙事不必恪守这一经典原则，应强调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存在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典型再现，“是否关注人的灵魂，以及把人的灵魂的底蕴揭示到怎样的程度，便是衡量现实主义作品肤浅还是深刻，拙劣还是优秀的一种标准。”有的论者主张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同时，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不应排斥其他流派，要在现实主义精神下容纳各种模式。由创作引发的人们对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成绩的肯定，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不断发展的期望与思考。
“隐忧”之思。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上，有论者认为，目前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形而上的深思，作品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厚度，存在回避价值判断的倾向，艺术上不够精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文学价值。同时，有论者指出，目前流行的商业化的文学炒作之风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一种时尚，商业炒作会使作家难以自持而疲于奔命，从而损害本应该属于寂寞的文学创造。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来看，有一些人认为，“在今天，现实主义已不再是奖章，挂在谁身上谁就成了‘文学英雄’”。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要欢迎，但不可定于一尊”。有论者担忧：“但愿‘复归’之议中不含丝毫曾被‘放逐’的怨懑，不会成为一种文学流派重新振起后贬低别种流派的潜台词。”因而，有论者强调指出，“现实主义对其他文学流派的开放性、借鉴性，是它得以以生气勃勃的姿态重新成为话题的奥妙所在。可是，现实主义话题的升温，非但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各种各样的文学探索和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相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评论家们，对待不同的文学流派应该采取格外谨慎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珍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以熔铸百家，发展自己，不断开创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道路。”
（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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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卡
诗歌与杂文受欢迎程度偏低
《中国文化报》3月5日刊载北京零点调查集团“你喜欢什么文体”的调查结果：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五市的一千五百名市民中，只有百分之三点七的人表示喜欢诗歌，杂文受欢迎的程度也仅比诗歌高五个百分点，这使诗歌和杂文成了当今最不受欢迎的文体；最受欢迎的是新闻报道与小说类作品。
作为我国千年国粹的诗歌，虽早就因被冷落而受到“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调侃，而且不少诗人也改行另辟蹊径，但这一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受欢迎程度之低，还是让人吃惊。一直火爆繁荣的杂文会遭此冷落，更令人吃惊。一位杂文作家认为，虽然这几年杂文的数量不少，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更是数不胜数，但能够真正叫得响的能够传世的精品极少。一向被称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如今大都已没有了锋芒。这些杂文不能一针见血地针砭时弊，只会隔靴搔痒，有些甚至把杂文幽默、辛辣的写作特点都扔掉了，谁还要读这样的杂文？
文一摘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回头见！（漫画） 徐鹏飞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学期刊头条月报
文学期刊头条月报
寻找番薯
《十月》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作者：阙迪伟
二十年代的青风寨乡，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委员罗亦雄遭敌人围追堵截，被困在山洞里。农民“讨饭贼”以妻儿两条性命为代价，为她找回几个番薯，危急关头救了她一命。时间进入当代，已是老革命家的罗亦雄逝世后，灵魂南归魂牵梦绕的青风寨。当她想再次品尝青风寨番薯滋味时，却看到了个别基层干部在寻找番薯的过程中为满足一己官欲，欺上瞒下，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的闹剧。
番薯在这篇小说中不再单纯地指认为一种常见的农作物，而是被赋予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寄寓。
天籁
《中国作家》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作者：徐小斌
偏僻的西北山区，天生丽质、天赋歌喉的盲女岁岁，在“花儿”歌会上，唱落日头，唱赢七个乡的歌手，一举成为“花儿皇后”，京城电视导演将她带入电视晚会，立时又成了令人瞩目的明星。各种商业性操作接踵而来，裹挟住了冰清玉洁的盲女。天性纯真的女子没有世俗功名之心，只知沉浸在感情的潮水中，唱出一曲又一曲发自心灵的天籁之音。饱经风霜的盲女之母，陶醉在一片喝彩声中。一日酒后失言，道出了昔日为“望女成凰”而药瞎女儿眼睛的隐情。盲女无意间得知真相，顿觉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毁于一旦。重上舞台时，甜美清亮的歌喉却如电闪雷鸣般凄厉，仿佛来自苍天的诘问，突然间盲女的嗓音如裂帛般劈了……
光明
《收获》一九九八年第二期
作者：须兰
拉萨是有信仰者的天堂，对于他和她，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果有，对于沉沦的他们，倒像是一个讽刺。十年来，他的生命力在消失，他抵抗的方式是变本加厉地把生命当作一场狂欢。对于生，对于死，他都是欲罢不能了。到最后，他厌倦了他对世界的厌倦。与此同时，他越来越不懂的，是他的妻子，她成为一个今世永不能解的谜。他观看她离去的影子，满怀天人永隔的悲悼。行走于光明之城拉萨的他和她，可能是这时代行走于这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我们所爱的诗歌，便是对这种希望和无望的纪念。
过渡
《人民文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作者：苏童
汉明碰上拆迁，急需过渡房，汉明收入不多，租房太贵，找朋友借，又借不来。汉明忍受着岳母的冷嘲热讽，与妻子一起，四处奔波，终于找到了临时栖身之所。但随后，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上发现有两个烟头，家里失窃，自行车轮胎被人扎破，而且平均三天扎破一次。汉明非常恼火，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汉明在车棚里蹲了五天以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作案者竟是原来的房主。汉明由惊讶到尴尬，由尴尬到理解，理解之后二人客气地互相拍拍肩膀分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