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两会专版)
专栏：在参政议政讲坛上
春风满堂议国是
——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侧记（之三）
本报记者 王金海 杜涌涛
3月12日下午3时，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再次步入人民大会堂，聆听11位委员的大会发言。
大会发言内容广泛，涉及依法治国、机构改革、“一国两制”、政协职能、侨务工作和西藏问题等。11位委员十分珍惜大会提供的最后一次发言机会，建言献策，心情激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赢得了多次掌声。
罗干、钱其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与政协委员一起认真听取了大会发言。
依法治国治国之本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大会的头一个发言人、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宝文委员开门见山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与黄景钧委员的这份联合发言建议：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和普法五方面来强化依法治国的进程。
黄景钧委员在法律界兼职多年。他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民主与法制建设一章研读得特别仔细。他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郑重提出来是第一次。他认为“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治国方略的一个根本性变革”。
民革河南省主委梅养正委员发言的题目是《依法治国、治国之本》。呼唤依法治国的声音成为今天大会的主旋律。梅养正委员也是一名老法律工作者。他说：“如果说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政策来调节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主要靠的是法治。”为了准备这篇建议，他多次召集座谈会，听取过去老同事的意见，做了大量调查。
当谈到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梅养正委员和上述两位委员不约而同指出：“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和罪恶。”
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机构改革是本次“两会”代表、委员最为关注的话题。因此，程连昌委员所作的《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取得预期成效》的发言，引起全体委员的热烈反响。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他。
1975年，程连昌担任七机部副部长，长期从事生产、科研、管理工作。1988年，他到人事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一直从事国家公务员队伍、制度建设以及机构改革工作。因此，对机构改革“有相当多的感受”。1993年，他到政协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对200多家国有企业进行调查，深感“国有企业改革核心是政企分开”。他说，“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四句话中，三句不在企业。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关键在政府。他进而进言：要认真转变职能，防止翻牌效应。撤销一批专业部门的同时，内设职能机构必须相应地精简，要“拆庙、撤菩萨”。
公务员队伍庞大，冗员过多，公务员待遇难以提高是我国政府机关一大特点。他说，要防止再走“膨胀—精简—再膨胀”的老路，必须要严格定编，要使之科学化，法制化。
“一国两制”前景光明
“一国两制”是这次大会发言的又一主题。“‘一国两制’好，香港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胡应湘委员借用董建华的朴素语言，称这概括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来自港澳的三位委员胡应湘、吴家玮、贺定一，都是第一次争取到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机会，显得格外激动。
吴家玮委员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发言之前记者见到他，他说：“我来开会前，本来准备了一大叠发言材料，大会发言只限15分钟，我把内容一压再压，还嫌太长了点。我是政协的一位‘新丁’，能在大会上发言，既荣幸又惶恐。”在吴家玮委员的发言中，记者注意到他着重提出发展“香港湾区”问题。这位在美国作过大学校长，又到香港创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告诉记者，“一国两制”已使香港顺利回归，对澳门回归和祖国统一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来自澳门的贺定一委员是个有心人，她在大会发言前，还特别就澳门回归在北京街头问了些人。可是，这位女委员不太乐观。她告诉记者：“有人把港澳混为一体，说去年7月1日已经回归；有人说1999年12月回归，但具体哪天回归说不清楚。”她说，澳门回归还有一年零九个月时间，我这次发言，就是强调必须尽快解决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落实中文官方地位三大问题，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要加大力度宣传推介《澳门基本法》。
周铁农委员代表民革中央的发言，曾重郎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全国台联的发言，都特别称道“一国两制”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现状的最好办法。许多委员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吴家玮委员说：“抬头远眺，祖国前景格外光明。”
章师明委员代表农工党中央就积极履行政协职能作了大会发言。吴明熹委员代表致公党中央就改进新时期侨务工作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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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走笔
时势与英雄
李德民
人大代表中，有两位乡镇企业管理者，一位是河南竹林集团董事长赵明恩，一位是江苏红豆集团董事长周耀庭。他们都很有成就，也很有见解。
十多年前，在“竹林”、“红豆”刚创业时，仅有几十万元资本，几十间破旧厂房。当时记者前往采访，赵、周都还是乡土味十足的农民，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借鸡生蛋”、“借船出海”、“船小好掉头”之类的话题。
如今，他们都是很有实力、很有名气的企业管理者了。赵明恩已当了八、九两届人大代表，周耀庭也由省人大代表“升”为全国人大代表。日前，记者又分别采访两位代表，言谈话语之中，深感他们的视野、思考和境界已今非昔比了。比如，他们谈到，作为人大代表履行职权，至少要具有三种意识：一是全局意识。不能只想本地区、本企业的问题，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而要顾全局，图大业，包括要想总书记、委员长、总理想的问题，想全国12亿人民想的问题。二是现代意识。不能只搞“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正在接轨，市场不认“兄弟”、“父子”，乡镇企业必须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用一方人”为“一方水土养八方人”、“一方水土用八方人”。第三，当然还得有点乡土意识，乡镇企业起步、发展于本乡本土，对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也最有发言权，还要有一点乡土意识。他们都谈到，出席全国人大，不同于出席一般座谈会、研讨会，深感一言九鼎，责任重大。
采访之后，感慨万端。昔日这些乡土味十足的农民，今日成了成功的乡镇企业管理者，成了光荣的人大代表，他们的思想境界，他们的胸襟和气度，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都今非昔比了。由此也使人想到，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赵明恩、周耀庭今天将是什么状况呢？大概还在中州和苏南半饥半饱的土里刨食吧！对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它在创造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站在时代的潮头，又积极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既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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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专递
广西
昂首迈向新世纪
本报记者 黄日飞
这几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仅经济发展，而且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实力增强。自治区的总体水平和人均生产总值，由过去的全国后几位跃进到中间状态，广西今后如何发展？连日来，参加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广西代表，结合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人大代表、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说：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昂首迈向新世纪。
在广西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后发展地区，曹伯纯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九届人大开幕的当天下午，他就在讨论中说：今年在抓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下，要特别抓好干部制度改革和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各级干部的水平和素质，创造一种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和环境。
广西的许多代表都有共同的看法：广西经济能不能上去，关键在我们，在各级党政一把手有没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据自治区主席李兆焯代表介绍，《政府工作报告》中支持中西部资源开发和重大设施建设的提议，极大地鼓舞了广西各级干部。南昆铁路年运力超过二千万吨，沿海城市与南昆铁路运力相适应的码头、运输业、仓储业、临海加工业等第三产业，将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引进了美、英、法等十七个国家的技术，正在建设我国最大的铝业基地。
广西，正昂首迈向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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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专递
贵州
打好两个攻坚战
本报记者 王政
过去五年，贵州同全国一样，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省委书记刘方仁代表介绍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五年年均增幅比前五年高一点九个百分点。农业连续五年获得丰收，连续四年创历史最高水平；五年共有五百四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十九个国家级贫困县基本解决温饱。
刘方仁代表说，今年贵州的工作重点是推进两个转变，打好两个攻坚战。首先是打好两个扶贫攻坚战，一要依靠科技教育，通过推广农业实用技术，让农民有饭吃；二要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上下功夫，争取让农民有钱花；三要处理好外界援助和自力更生的关系，发扬自强不息精神，举全省之力打好扶贫攻坚战。
其次要打好国有企业解困攻坚战。一是扩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动企业切实转换经营机制；二是着眼于搞活国有经济，抓好大企业，放活小企业，推动国有小企业完成改制任务；三是通过“三改一加强”，用足用好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的优惠政策，以冶金行业为突破口，推动一批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四是加大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力度，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推动企业分流富余人员；五是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为重点，推动企业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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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团专递
黑龙江
面向基层抓落实
本报记者 董伟
在审议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黑龙江代表团谈得最多的是落实。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说：“结合本省实际，创造性地抓好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今年的八项工作，是地方各级领导当前的首要任务。”
徐有芳介绍，前不久，黑龙江省委确定了以“集中力量打好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扩大对外开放四个硬仗”为主要内容的1998年工作总体思路，这个思路符合《报告》中确定的国家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及安排部署，也符合黑龙江的实际。与此同时，全省要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推进重点工作落实。
对黑龙江省来讲，1998年的任务很重。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说，首先要抓好思想落实，组织好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另外，在思想上做好加大改革特别是机构改革力度的准备。其次，抓好机制落实，建立明确的领导分工责任制，把《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细化到各级领导的人头上，做到“千斤重担大家挑”，不能话落无音，事落无果。为了抓好落实，黑龙江省已经成立了12个工作推进小组，集中各方面力量，科学安排，讲究实效，扎实推进。
面向基层，求实务实，是本届人大的一个主要特点。“我们在会上讨论落实，回去以后抓紧落实，竭尽全力做好黑龙江的工作，为国家分忧解难。”徐有芳代表、田凤山代表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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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访谈录
办好“光彩事业”
——访政协委员刘永好
本报记者 康燕
相约采访全国政协九届委员刘永好并不难，但是，谈话开始后却深感采访“没那么容易”——电话、来访者不断。
刘永好准备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做一些探索。来北京前他签的最后一份合同是买了上百亩土地，准备建一个现代化的实验、研究、培训基地。他认为，全方位规范企业行为，是所有“获得肯定和信任”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必要选择。
刘永好说，党的十五大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正面临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机遇，正置身“一个充满挑战的春天”里，《政府工作报告》也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认为，把握住这次机遇，必须“顺潮流而动”，就是企业的发展必须同社会需求、同国家的宏观政策相吻合，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其实，这份社会责任他早就有了，声名远播的“光彩事业”，就是包括他在内的10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倡导发起的。几年来，刘永好已投入2亿多元，建了10个扶贫工厂。
合资合作，收购兼并，刘永好有能力也有信心“与国有企业一起走出艰难”。新希望集团今年还想给1000名下岗职工解决工作。走在非公有制企业家的前列，遇到的新问题很多，记者注意到，他案头放着一份提案，是关于如何保护非公有财产的，建议尽早为此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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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访谈录
改革不能怕难
——访人大代表王梦飞
本报记者 王金海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人大代表、南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梦飞在审议报告时说：“政府机构要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机构也必须改革。”
王梦飞说，“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要敢于豁出去，拼上去。我们对企业内部机构的改革，不能不说是大刀阔斧，有一个企业900名管理人员，一次减为90人，另一个企业300多名管理人员，一次减为30人。人员一减，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省了管理费用。原来三四天跑不完的部门，办不完的事，现在进一个办公室，十来分钟就办完了。”
“一次动这么多人，会不会引起不安定？”记者担心。王梦飞说：“大家对这次改革都很理解。工人们说，不改，企业迟早得破产；改了，我们才能早日寻到新的出路。”
“道理好讲，职工的实际困难总得解决呀！”王梦飞说，“我们采取了3条办法，一是创办了22个三产项目，创造了2500个工作岗位，除安排了近千名下岗职工外，还安排了1500多职工子弟；二是通过技术改造，扩建了3个项目，使700多名下岗职工重新就业；三是适当让一部分职工退休。另外，还有近200人申请自谋职业。现在，在集团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上，仅有70多个人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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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科技三问
——政协委员谈科研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任建民
下个世纪的农业发展，依赖生物技术的应用和精确农业的推广，传统产业正面临高新技术产业的挑战。中国要迎头赶上，改革科研体制，使科技事业有质的飞跃。几天来，政协科技科协4个组的232位委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科技人员是多还是少？
每万个劳动力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指标之一。这个数字，中国是6．8，美国是74．3，日本是79．6，德法英意等发达国家也分别为48到61不等。相比之下，中国的科技人员太少了。
中国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有250万。叶良才委员说，科研机构中不再适合搞科研工作的人起码有1／3。按中科院何祚庥委员的说法，优秀的科研人员只有1／3。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科研机关只进人不出人，积淀太久。每个人的创新周期不同，有的人一生都处在创新的活跃期，更多的人创新周期很短，甚至可能昙花一现。对于后者来说，如果能及时转行，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或政治家，在科研部门反而“窝死了”———国家科委徐冠华委员的一番分析颇有见地。
委员们有一个共识，即使科研经费大大增加，也不应该把不称职的人当做科研人员养起来。
科研经费用得好不好？
中国每年的科研经费约为340亿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美国和日本每年的科技投入则分别为1700亿和1500亿美元，占2．5％—3％。
相比之下，我国的科技投入太少。何祚庥委员算了一笔账：340亿元平分给250万人，每人每年约1．4万元。去掉工资和基建部分，人均年度课题费不过数千元。
有限的资金有没有用好？在中国科协做了多年科研管理工作的徐善衍委员说：就是这些钱，有没有用好，还值得研究。“跑步（部）前（钱）进”现象在科技界也存在，说明科研经费使用的随意性太大，批条子拨经费，经过科学论证的不多。
郭广昌委员则认为，有很多项目都是做做论文、申请一下奖励后就束之高阁了，形不成产业化，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是对本来就很紧张的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
何祚庥委员认为，“巧妇可为少米之炊”。如果把经费都用到优秀的科研人员身上，就可能有所作为。宋直元委员提出，中国应选出10个左右对下个世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按两弹一星的投入程度去搞。
郭广昌委员认为，不光应该请科学家参加，还应该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参加，制定一个综合的评估机制，确保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得到重视。
市场是不是最好的手段？
两院院士石元春从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当起了深圳一家农业高科技产业公司的理事长，几千万元的投资已初见成效。郭广昌等几位复旦大学的年轻教师几年前凑钱办起的生物制品公司，现在年销售额已达10亿元。他们吸引了投资，成功后，反过来又成为投资者。
中国科技大学的钱景仁委员说，国家应该鼓励科研人员自然流向公司企业，这种知识的转移，也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捷径。正如杨振宁教授所说，中国科研人员下海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高层次的少了。
何祚庥委员认为，市场机制能最大限度地推动科技进步。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说，要让投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人有利可图，风险资金就会源源而来。徐冠华另有一番见解：参与制定规划的人能够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而市场与机遇的变化是无限的，因此，应该靠市场的手段来决定哪些应该优先发展。而政府应该做的是培养一批科研基地，就像养育一片森林，再有合适的气候条件，不用播种，自然会长出蘑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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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代表委员信箱
企业治污义不容辞
全国政协委员 郑涛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基本国策，提出要坚决关停一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
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区，不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上了一些污染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项目。虽然我国已采取有力措施，关停了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但付出的代价和损失是沉重的。
我呼吁企业管理者增强环保意识、忧患意识，上项目时，不搞危害环境的工程，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要依法治厂，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坚持工业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推行清洁生产，根治工业排放造成的污染，确保2000年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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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絮
人工补报机
人民大会堂东门入口处，除了十八台电子报到机外，还有一台新加的“人工补报机”。这台新机器大大缩短了报到人数的统计时间。忘记带“报到卡”的代表委员，只需在补报机上输入的号码，瞬间就会出现其有关资料。（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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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鸡西市的丁乃今代表（右二）与双鸭山市的王志斌代表（右一）都来自煤都。他们认为，调整煤炭行业产业结构，进行煤的深加工，是解决本行业亏损问题的关键。他们已达成意向，共同开拓市场。
本报记者 李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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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人问坐着轮椅的女代表——辽宁锦州的女画家秦百兰：“你准备画点什么？”她笑答：“和大家一起创作跨世纪的蓝图。” 本报记者
龚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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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絮
特殊的礼物
“两会”召开之后，各代表委员驻地陆续收到河北张家口市几位人大代表送来的“特殊礼物”。“礼物”是向代表委员赠送一份介绍张家口抗震救灾情况的报纸——《抗震救灾专刊》。张家口市代市长张宝义代表告诉记者，为答谢全国人民对地震灾区的关怀，该市市委、市政府特意汇集有关材料，赶印了五千份《抗震救灾专刊》送到北京，送到“两会”。（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