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重访科威特
林皎明
相隔6年，我终于有机会重返科威特。在海滨大道伫望，思绪翻腾，感慨不止。将脑海中那幅旧画面与眼前恬静的科威特城相比，只觉得她容颜已改，平添了几分柔媚。
那家紧靠海边的希尔顿饭店还在。凡是战时来访的外国记者，都不会忘记住在这里的日日夜夜。几乎所有科威特战时消息都从这里发出。而今，它已更换主人，改称萨费拉。多巧，又住老地方。沿着当年踏熟的老路进门，拾级而上，穿过战时用沙垒堵死的过道，驻足前廊。噢，餐厅中央那座伊斯兰木栏多角亭，经油漆粉刷，已焕然一新。厅堂内灯火通明，轻柔婉转的乐曲萦绕耳边，一幅歌舞升平景象。再也听不到楼外枪声乍响，再也看不见荷枪实弹的士兵钻进钻出……
战时，我住9楼。房间门已被伊拉克士兵的皮靴踢破，只好借房间里的书桌权当门卫。幸好，躲过无水无电无面包的艰难时期，我还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坐下来写稿。而现在，星级旅馆服务一应俱全。同返的几位外国记者也在寻旧。一位服务生忽然说他认得我，“您当年不就住12楼吗？”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是呀，很多人想从战时回忆中找回一丝慰藉，何苦要令对方难堪呢。
还记得，上次夜抵科城后的次日凌晨，我便赶往穆迪拉。那里是多国部队向伊拉克部队发起空袭的著名战场，北距科威特城40公里。从小山坡顶望去，数百辆军车及小轿车散落狼藉。遗落的弹药枪支不算，士兵抢来的女人内衣、婴儿奶瓶、电视电话、手表金笔、皮箱挂毯。满目皆是。科威特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我却以此判断多国部队并没有重创共和国卫队。意想不到，后来在飞往欧洲的一架班机上，我的同座竟是一位美国退役老兵，他说在穆迪拉的作战经历永远难忘。然而，当我再次站在穆迪拉跟前，却感到一片茫然。沙丘上，几只小羊在觅食，帐篷的主人外出未归，空旷落寞。沙漠一旦归于平静，总是那么单调、荒凉。
没有见过布尔甘油田大火，算不得在海湾经历过战争。那幅情景令科威特人潸然泪下。太阳被黑色油云遮盖，昏天黑地。四周火光冲天，天边一口口燃烧的油井顺次排开，浓烈的燃烧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整个科威特仿佛陷入了地狱。我穿的那件红格衬衫，一天就全毁了，上面落满黑油点，那可是名符其实的“油雨”从天而降。如今，科威特朋友又把我接到布尔甘油田。那里已是蓝天白云。在一口被修复的高产“油树”前，我细细端详，望着它银灰色的“树干”，浮想联翩。就是这些沙丘中不起眼的“油树”，在默默地喷吐黑金，造就出科威特这样的石油神话之国，也只有石油，才能挽救这块劫难后的家园。
主人对于哲学，恐怕不太在意。他们相当乐观地相信，依照现在日产200万桶原油的速度产油，新繁荣指日可待，仅仅回收“黑油湖”里的残油，也够吃一阵子的。然而，陈列室里展示的那些数字是沉甸甸的：750口油井被炸燃烧，井喷形成450个“黑油湖”，世界27支灭火队前来援助（中国灭火队工作47天，扑灭10口井火）。虽然这已成为历史，但仅仅把这些铭刻在心，似乎是不够的，引以为戒的事情还有许多。
在我家里，至今保存着一顶钢盔，那是我在巴士拉附近战场上拾回来的。钢盔内层上，主人的名字还写得清清楚楚，不知他今在何方。这次，我又顺着80号公路作西南行，驱车去阿卜达里边境。多国部队的坦克、直升机在眼际消失，但敌对气氛似乎还残留在人们胸中。少尉穆罕默德参过战，一提起伊拉克，还有一腔怒火。边境线上的士兵得知中国记者想给他拍张照片，非要回帐篷取出自动枪，显得威武一些，但绝不让记者再前进一步。边境那边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这边的警觉和紧张。我觉察，至少在民间，现在恐怕还找不到与伊拉克人建立相互信任的适宜氛围。真是冤家易结不易解噢！
走进埃米尔私家花园，我惊奇地发现，6年前被焚烧殆尽的枣椰树已吐新绿。草木枯荣，人事沧桑。在重访科威特的几天里，与新闻部官员、公司雇员、政府机构司机、小店店主等各色人物接触，笔者发觉，科威特人待人有了细微的变化。不错，还是那身白袍，还是那条黑箍下压着的白头巾，但人变得随和了，多了一份老练和豁达。新闻部接待官员穆罕默德战时被俘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邻居会在一夜之间闯进家门。他侃侃谈起他的战时经历，少了往日的盛气。
在科威特，我曾经拍过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画面上，我坐在一辆日本吉普前车盖上，腰间围着那件红格衬衫，天色昏黑，身后是十多条直冲云霄的火舌。那是一位著名美国摄影记者见我孤身一人闯战场，特意在油田火场为我拍下的。旧景不再，这帧照片才显得格外珍贵。它给我留下的思索，将长久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皓首穷经 矢志不渝
——记季羡林先生与中印文化交流
李文云 李建国
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像中印两国这样，同处亚洲，同是世界文明古国，同属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又有着至少两千多年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十分罕见的。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领域，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六十年如一日，皓首穷经，矢志不渝，在耄耋之年仍为促进中印间的文化交流而辛勤笔耕不辍，也是十分罕见的。季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印两国人民的财富与骄傲。
“人民友好是由衷的”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季老多次访问过印度。他满怀对印度人民真挚情感，回忆起1979年访印的情景。由于两国关系经历了不愉快时期，那次访问，季先生是准备了坐冷板凳的。“但结果正相反，印度老百姓的热情让我们难以想象。人民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是由衷的。”在加尔各答，有10万人自发地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实在走不出机场，只得又退回休息大厅，在阳台上与欢迎群众见面。第二次是在孟买火车站，又有十几万人在外边等着欢迎来自中国的客人。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接待人员叫代表团赶紧走。季老风趣地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才得以离开车站”。
“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翻不出《罗摩衍那》”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梵文专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之一。“为往圣继绝学”，是先生的宿愿。数十年来，季先生初衷不改，努力把印度文化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先后翻译了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五卷书》、《佛本生故事》等等。他翻译的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季先生的汉文译本，是除了英文之外的第二个外文的全译本，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并获得印度贝拿勒斯梵文大学的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翻译280万字的《罗摩衍那》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当年，季老离开“牛棚”后，就被打发去看大门。堂堂一个著名教授，每天就是传电话，发报纸，或呆坐在门房里，看书写字是不行的。季老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在家把《罗摩衍那》翻译成散文，写张纸条，白天带到门房，字斟句酌，将散文再改写成韵律优美的诗句。
当忆及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季先生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谈笑着说：“印度有‘不可接触者’（指印度种姓制度中地位最低贱的贱民，他们的身体乃至影子不准碰到上等人），那时，我也是‘不可接触者’，被关进了‘牛棚’，不许讲话，也不许抬头，有人对面给你训半天话，你不知是谁。做‘不可接触者’也有好处，没有干扰。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翻不出《罗摩衍那》，没那么多闲功夫。现在我成了‘很可接触者’，忙得不可开交。”
中印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季先生从发愿搞中印文化关系史以来，到现在已近60年，中间虽屡经沧桑，饱历风雨，但探讨中印文化关系之志，始终不渝。我们问及印度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季先生稍加思索后说，“天人合一”。他认为，世界上有中国、印度、伊斯兰、欧美四个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分为两大类：一东一西，前三个是东，后一个是西。中印文化，诸如佛教，孔子、老子的思想等等，其精髓都是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界应该是朋友。
中印文化的交流像黄河和恒河一样源远流长，几千年至今从未中断。但是，印度学术界曾有一种说法，认为1949年以后是印度学中国，而1949年以前则是中国学印度。季老对这种“一边倒”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印度人民是伟大的、天才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他们对历史似乎没有兴趣，因而很难从印度找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记载。为此，季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丝的传入，到造纸术，到制糖术，一年多以前他完成的80万字的《糖史》，就是这种研究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的心血，向世界表明，中印文化交流一直是双向的，中印两国人民在文化方面“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互相渗透，而且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想家的时候……
唐少丽
“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很美好，
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
想家的时候很甜蜜，
家乡柳就拉着我的手。
想家的时候有泪水，
泪水却伴着微笑流。
想家的时候，
总想为家做点儿事，
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这是1993年春节晚会上的一首歌，当时，正是大年初一的晚上，我和丈夫、孩子及立侠忙完一天的工作、学习后，正坐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十分兴奋地看着春节晚会的录像节目。当主持人报到这首歌的名字《想家的时候》，我和立侠的心一下子都被揪了起来。接着，歌声在我们的耳边回荡起来，泪水也从我们的眼里涌了出来……
1992年，我和孩子告别家乡山东，赴澳大利亚与丈夫团聚。初来乍到，澳大利亚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悠闲的“桃源风光”，真让我尽情地享受了一番。可是，“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便是想家，想亲朋好友，想那块曾经哺育过自己的土地。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许多思乡、怀旧的古典诗词。但那时，我是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来欣赏文学名著的，其感受真是像浮在水面上一般。现在则不同了。过去所熟悉的黑眼睛、黑头发，突然被金发碧眼替代；过去感觉较有优势的母语，突然被难以驾驭的“洋话”压倒！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开始对思乡之情有了深刻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像醇酒一样，时间愈久，味道愈浓……
深刻的感受，使我对思乡之歌变得异常敏感。就说那天晚上听《想家的时候》吧。当这首歌的歌声刚落，我便和立侠迫不及待地把它录了下来。看完全部春节电视节目后，虽然已是午夜时分，周围的邻居都早已进入了梦乡，但我和立侠却在默默地流泪，在悄悄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这首歌。这首歌使我想起了临别时的情景。当白发斑斑的老母亲见到我和孩子的签证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失声痛哭。当父亲千里迢迢把我和孩子送到北京机场的时候，分手之际，他不停地流泪，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我的女儿从小跟我的父母一起长大。当时，她只有七岁。当我们从机场海关口走向飞机时，她一个人拖着自己的小行李，来来回回不知哭着走了多少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跟爷爷握一下手，说一声“再见！”难忘的回忆，使我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境地。当立侠问起我的感受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她：“我觉得我跑得太远了，远到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过年！”
当时，立侠作为长春物理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来澳学习，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尚在国内。孤身一人在外，更使她对《想家的时候》另有一种感受。她这样对我说：“少丽，唱着这首歌，我感觉就像是在家跟丈夫、孩子过年一样。”话是这样说，可是，她的泪水还是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哒啪哒地往下掉。我为了安慰她，半开玩笑道：“如果是这样，你就应该守着这个歌，一个人在澳大利亚过一辈子吧！”我的话音刚落，脸上依旧挂着泪水的立侠又笑了起来，并诙谐地说：“不行啊，老头儿和孩子远比这首歌重要。现在，我就给他们再打一个电话，问一声Hello。”“既然如此，你就在电话上把这首歌唱给他们听听。”“算了吧，我一个人流泪足够了。我可不想让他们爷儿俩再难过。”
我们就是这样，伴随着一首歌度过了在海外的第一个春节。以后，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遇到感慨之事，我们都会很自然地唱起这首歌。或许这是为了一种寄托和补偿。总之，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首歌！
（作者是澳大利亚堪培拉迪克森学校中文老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裴多菲之死及其它
黄尚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短诗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作者为匈牙利诗人山道尔·裴多菲，译者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诗人殷夫。
不过，关于作者之死，乃至其籍贯，近年来又有新说。
关于前一问题，匈牙利史书记载：身为丁·布雷姆将军副官的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牺牲在匈牙利谢盖什瓦尔镇附近的战场上，年仅26岁，后被葬入当地公墓。我国新《辞海》也写道：裴多菲1849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
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对此均有不同说法。裴多菲的中学同学、福音教牧师拉·卡普利就曾说过，裴多菲并未在战斗中牺牲，而是被俄国人俘虏了。斯洛伐克医生帕·哈隆也讲，其父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俄军所俘，到过西伯利亚，回国后说，在那里见到裴多菲的墓。
以上两种说法，大相径庭。裴多菲究竟是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还是在战场上“被抓”的“俘虏”？100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80年代，在匈、斯、苏等国和地区的报刊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又起。在这种情况下，一支由匈、苏、美专家组成的国际考察队，前往西伯利亚进行考察。该队经过较长时间的勘查考证，于1989年7月17日宣布：在距贝加尔湖不远的巴尔古津诺村，找到裴多菲之墓，并确认墓中有其骨灰盒。近一个半世纪之谜，终于彻底揭开！
原来，1849年沙俄出动14万大军，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起义。匈军虽英勇进行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裴多菲被俘到西伯利亚，随遇而安。后来，已婚的他又爱上当地邮局局长的女儿，同她在巴村结婚，并生儿育女。他婚后当上赤塔的一名警长，其孙为沙俄骑兵队中校。他1856年死于血毒症，葬于巴村公墓，墓上一直竖立着写有“ASP”的十字架。
至于裴多菲的籍贯，据1996年4月6日斯洛伐克《共和国报》称，他实际上是个斯洛伐克人。其祖父、父母均为斯洛伐克人，姓彼得罗维奇，父祖分别为屠夫和农民。1820年前后，父母随他人南迁谋生，定居于匈牙利凯雷什镇，重操旧业，后又开小饭馆。1823年元旦，彼氏夫妇喜得贵子，取名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上学时，学习成绩不佳，一再转学，甚至不止一次留级。但他诗写得好，为同学所喜爱，争相传诵，后来成为一名诗人。匈牙利出版者和编辑用匈语发表其诗歌，并遵照官方的民族同化政策，将其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改为山道尔·裴多菲。
1848年—1849年，裴多菲同主张和经历相仿的拉·科苏特一起，站在当时革命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以诗歌为武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被俘后，他重新起用自己原来的斯洛伐克名字，“ASP”即“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真相大白，这在匈、斯和其它国家引起极大震动。对此，匈牙利当局不免有点尴尬，而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平民百姓则始而感到难于接受，继而觉得无可奈何。斯洛伐克人对亚·彼得罗维奇晋材楚用，为匈牙利独立自由摇旗呐喊略有微词，但对其诗歌还是颇为喜爱的。
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无疑是件好事。裴多菲头上的光环消失了，不过他作为匈牙利伟大诗人和革命家的地位，看来不会因此而发生动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穆斯林设计的犹太教堂
李志明
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至今未能平息。然而，半个世纪的浴血冲突并不能证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两大宗教生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曾是和睦相处的邻居。伊比利亚半岛中部，有一座古城托莱多，就可以为这段历史作证。
托莱多是西班牙的古都，从马德里向西南行约70公里，便来到这座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历史名城。走进托莱多，顿时产生时空突变的感觉。4人并行便嫌狭窄的石板街道，土黄色石砌房屋，还有墙上那小小的窗户，真好像走进了哥伦布时代。在托莱多城中漫步，你有时会觉得身处中东某个阿拉伯小城，因为那窄街和凸出墙外的封闭阳台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风格；迎面突然出现的一座宏伟的哥特风格大教堂，又会让你觉得是在天主教的意大利。近千年以前，托莱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有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本地人，有因为历史的原因聚居在此的阿拉伯人，还有客居的犹太人。那时阿拉伯人的影响和势力较大，但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相安无事。城内有一座建于1180年的犹太教大教堂，至今保存完好。这座犹太教堂的建筑风格却颇有阿拉伯味道。大堂内的拱形廊柱，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印迹，横梁上的浮雕图案，除了人们所熟悉的六角形犹太人标志（即以色列国旗上的图案），还有一个八角形，分明是阿拉伯人习惯使用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座犹太教堂竟是按照一位穆斯林建筑师的设计建造的！阿拉伯人帮助犹太人修造教堂，这在今人眼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当时人们并不觉得奇怪。那时的阿拉伯人擅长建筑，犹太人就请他们帮忙，阿拉伯建筑师很自然地把伊斯兰风格掺进了他的设计，于是就给后人留下了一座阿拉伯风格的犹太教堂。它的存在说明在那个时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和睦融洽的。
1492年，西班牙王室下令驱逐“异教徒”，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迫远走他乡。各宗教信徒和睦为邻的时代结束了。宗教分歧只是一个幌子，争夺经济利益才是真正动机。500年后，当今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代表西班牙天主教公众，为那次不公正的驱逐行动郑重地向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道歉。
托莱多如今成了一个旅游胜地，还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参观城内的犹太教堂，是来此游览者的“必修课”。导游总是详尽地介绍它的来历，并真诚地希望这个古迹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也能给人以启迪，真正“温故而知新”。从历史上看，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曾遭受迫害，也都欺压或驱赶过“异教徒”，然而也有和睦相处的时候。1991年10月西班牙做东，中东和会在马德里召开，开始了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和平进程，这也许同西班牙人对此体会较深有关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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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城与名人
许宏治
莫斯科市政府对面的特维尔广场上，莫斯科城的奠基人多尔哥鲁基大公身披铠甲，威风凛凛地骑在高头大马上，仿佛在检阅他面前经过的“千军万马”。
普希金广场上，诗人普希金在凝神思考，似乎在探索人生哲理，酝酿着新的绝妙辞章。
在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附近，画家列宾手持画笔，站立在莫斯科河畔，好像正打算着手创作又一幅油画杰作。
加加林广场上，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看上去犹如神通广大的变形金刚，正欲再度一飞冲天，进行下一次征服太空之行。
在莫斯科街头，不计其数的名人雕像不仅给这座名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带来了更加浓郁的文化气息，而且使莫斯科人感到，这些俄罗斯民族的历代著名人物仍然和他们同在，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在莫斯科，还有众多的名人故居。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果戈理、契诃夫……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凡是能保存下来的，都被尽量加以精心保护，成立故居博物馆，开放供人瞻仰。常有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客人慕名前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并带着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依依不舍地离去。
还有更多的建筑物，则在墙上被挂上了铜铸的纪念牌，上面雕塑着被纪念者的头像，并镌刻着被纪念者在此居住或发表演讲的时间。在莫斯科街头，这样的纪念牌比比皆是。
莫斯科有很多街道、广场用名人的名字命名。列宁大街、库图佐夫大街、朱可夫元帅大街、罗蒙诺索夫大街、果戈理林荫路、普希金广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巴甫洛夫院士街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变成了地名。仅以科学院院士的姓名命名的街道，就有30多条。
这一切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哦，原来有这么多名人在莫斯科出生、居住、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过各种各样的业绩，或者留下过足迹。而莫斯科人又是多么地对此感到自豪、引以为荣！”
这些名人当中，有俄罗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名字已永远载入史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世世代代的人民当中，能名垂千古、流芳百世者，又能有几人？所以，这些名人，是人民当中的杰出人才和优秀代表。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对全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受到世代人民的崇敬。
莫斯科是一个崇敬历史名人的城市。这种对名人的崇敬，实际上是对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自豪。莫斯科之所以能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历史名城，我以为，这是原因之一。（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题图为莫斯科河畔的列宾塑像。
上图为加加林广场上的加加林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