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新春乐融融
▲安徽阜南县张古敬老院也玩一曲卡拉OK。张洪金摄
?在天津市古文化街，外国游客也体验到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曹鑫铭摄
?京城老字号东安市场喜气洋洋。本报记者张悦摄
?湖北黄石市歌舞团神话舞剧《元神祭》中，盘古的眼睛化作日月的一幕。黄敬文摄
第11版(文化)
专栏：
一个富于理论勇气的命题
——序《改革——政府的被改革》
刘吉
李怀竹同志我原不相识。他请我写序，本想婉言拒绝的。有的领导的著作并不是自己写的，甚至不是自己的观点，而是请秘书或一些秀才捉刀，以沽名钓誉作为进身之阶梯。李怀竹同志这本《改革———政府的被改革》的著作，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呢？我很坦率地问道：“您作为一个市的主要负责人，我知道是十分繁忙的，您哪来时间写作？”他回答道：“我没有什么嗜好，晚上一有空，主要是周末，我就读书写作。还有到省里开会，到党校学习，都是最好的写作时间。”于是我十分犹豫地接下了写序任务。
我认识李怀竹同志是通过他的这本著作。文如其人，以文会友。我确信，不是亲身体验，不是熬过长夜的人，是写不出这本著作的。这本著作有如下特点：
（1）本书一方面紧扣着河北省新乐市改革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实践，同时一滴水中看一个太阳，涉及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许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2）作者不是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当然一些观点和论述不够严谨，甚至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思想火花四射，闪烁着创造的光芒。例如，提出“降低执政成本”、“改革就是政府的被改革”等等。在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方面也是结合新乐市市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说法，如“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依靠改革，一切从实际出发”等。
（3）文风也好。实话实说，没有党八股气息。
因此，我欣然命笔写序。书名有些拗口，但我特别欣赏这个书名。作为一个市的党政领导敢于提出改革政府的命题，是需要有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敢于自觉革命的。正如李怀竹同志所谓“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自我超越”，甚至为了党的事业成功要敢于“自我剥夺”。由于自我背后有着历史形成的权力和物质利益的机制，要做到这“四自”决非易事。这个命题也就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关键命题。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将冲破阻碍开辟自己的道路。一个绝对的固定的生产关系是不应存在的，即使它曾经是先进的，也终会成为阻碍，窒息生产力发展的枷锁。马克思主义还教导我们，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相应地改革。这些本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常识。然而，一联系实际就不是人人明白的了，当计划经济体制日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地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经济基础正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上层建筑———集中地表现为政府机构也必须随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和要害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统一组织社会生产，是集一切经济权力的主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实行市场经济机制，最根本的就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在市场中自由驰骋。企业成为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角。所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关键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与作为经济基础的企业，虽然有着辩证的联系，但必须政企分开，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政企分开，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既是经济体制的关键，实际上又是一项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政企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实践内容的，政企分开是当前改革的主要矛盾。不分开，国有企业搞不活搞不好；不分开，政府功能转换和精兵简政都无法实现。在政企分开这个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因为正如前述这里实质是一个主角的更换，这无论如何有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更何况这中间还潜伏着种种既得利益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确是被改革的对象。政府被改革并不一定就是被动的，我们党发动并领导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一切在政府部门的党员和干部应是改革的动力。
政府被改革，失去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主角，决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政府将集中精力进行政权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权作用，当好政权主角，是更加重要了。同时，也决不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无足轻重了。政府虽然不再直接组织社会生产，但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决不是无所作为的。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1）宏观经济调控；
（2）维护市场秩序；
（3）改进投资环境；
（4）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
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将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和快速的发展。
愿我们的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最佳位置从何而来？固然专家们的理论设计十分重要，但是20年改革实践证明，许多出色的改革方案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首创。我们中央的伟大功绩正在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来自基层的创造，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集中全党的智慧。
愿我们的政府都像新乐市那样自觉地改革，我们的党政干部都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自觉战士。
（本版有删节，该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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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爱逛古旧书市
郑贺
提起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全国最大的民间古旧工艺品交易市场，它有几百个摊位。潘家园每天都要接待国内外游客和商贩数以万计，数量最少的是书刊字画区，它只有几十个摊位，这就是潘家园书市。
在这里摆摊的目的大多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而本市的刘先生却是一个儒商，只卖与《红楼梦》有关的书，从古今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原著到中外红学家的著作应有尽有。闲谈中得知他从小爱看《红楼梦》，长大后立志研究红学，收藏了大批红学书籍。后来经济上不允许他这样买书了，就把自己藏书的一部分拿出来卖，卖得的钱又去买新的红学书，没想到还交到了许多喜欢红学的朋友。卖书只为买书，摆摊可以交友，此公可算这里最超脱的一位。
潘家园书市的书大多是古旧书。一次我在一个不起眼的摊位上花20元买到两本很旧的英文书：一本是1914年伦敦出版的《回忆托尔斯泰》，另一本是1910年伦敦出版的《威廉·埃沃特·格兰德斯通的一生》。就这两本书的本身而言已经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更令我惊喜的是一本有“乔木”的签名，另一本的空页上则用毛笔端正地写了“托尔斯泰自序———秋桐题庚申九月”一段文字。经考证，“乔木”就是新中国的著名才子———曾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而秋桐则是乔冠华的岳父———著名学者章士钊的别号。难得的好书再加上名人的题字，这两本书已经成为我所有藏书中最有价值的两本。另一次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几张焦黄的报纸，仔细一看竟是宣统元年的政治官报，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一百元钱将这几份报纸全部买下。回家后翻查《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竟然没有这种报纸的踪影。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足见这几份报纸的珍贵。
在我的眼中，潘家园书市真的是爱书者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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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建成新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新馆全面建成。它占地3．1公顷，收藏图书1000万册，日平均接待读者7500人次。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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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农民电脑借书
江苏江阴市璜塘镇图书馆利用计算机进行图书借阅管理。它为镇上农民普遍办理了阅览证，每天开放10小时。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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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诵乡土情
李桂杰 李克山
“潞河”是京杭大运河从北京通县到天津武清县的一段。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学刊物《潞河文化》就在潞水之滨的武清杨村诞生了。早在70年代初，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就挤在陋室里彻夜不眠地赶着刻印他们创作编写的小册子。现在，《潞河文化》已成为县级文学季刊，并更名为《运河》。社长王毅介绍说，作者群已由当地扩大到运河沿岸的11个省市。一些著名作家如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周骥良等也应约写来佳作。
打开《运河》，你可以寻到高粱地的纯朴、车间的火热、田头小憩的诙谐、炕头甜蜜的笑语。《运河》在严肃文学的潮起潮落中卓然而立，主编冯品清没有少下功夫。下至中小学生、上至县领导都是热心读者，副县长何俊田、文化局局长赵庆龄、副局长张有德等都撰过稿。《运河》不但刊登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还登载民俗、民间故事及整理过的民谣。它带着朴素的乡音乡情乡土味，点缀着运河岸边的青山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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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与地光
——“乡下人”三部曲的魅力
祝华新
“老屋越来越破旧了，永远关不严实的那种木门抵挡不住冬天的寒风。父母睡不着觉，围着被子，猜测我在外边怎么样，惦记我为什么迟迟不回来。父亲的皱纹和母亲的弓腰，经常在我湿润的睫毛上颤动……”
在城市中神采飞扬的“我”，一天忽然收到乡下儿子记的账单：面条，2元。奶奶老花镜，4元。本子，3角2分。换水壶底，2元。猪预防针，3元。袜子，1．64元。十滴水，2角3分……“对于别人来说，那账单是一串枯燥无味的数字；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首永远不能忘记的悲伤的歌，是我生活中的一本冤孽账，是一篇只有我这种人才能完全读懂的文章。历史的艰难和现实的辛酸都在那里边……”
读罢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小说“乡下人”三部曲，忽然感到，真正的生活原来并不像时下许多流行歌曲和室内剧所描绘的那么浪漫和轻狂。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里灌注了太多的城市“文化快餐”后，回过头来重温乡土文学的厚重和清醇，发人深省又沁人心脾。毕竟，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不醒的田园梦。
第一部《白蜡烛》开篇就揭示了乡下人的精神寄托。姥爷读书多、学问大，本可以出来教书、行医或者当官，但他只愿守着几亩薄地过太平日子。他相信，清净无为的人能听到“天籁”，在大自然美妙的音乐中似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父亲则抱有农民祖祖辈辈置地发家的勃勃野心，教育“我”要好好上学，将来出人头地，能看到“地光”，过上天堂般富足的日子。显然，“天籁”和“地光”是道和儒、出世和入世、潇洒不羁和刚健有为两种文化的体现，滋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然而，恬静的乡土社会终于卷入五六十年代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姥爷认定这正是士大夫心中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人人饱暖，个个安乐，没有贫富高低，没有你争我夺，因而热情支持，并欣然出任初级社的会计。父亲对忽然失去辛辛苦苦挣来的土地，心像被吊到半空中一样没着没落，人也变得颓唐了。为一个浪漫的社会理想，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姥爷痛心疾首之余，豪情满怀力图变革，却终于无力回天，抱憾而去。
“文革”中，有过一两部按当年的调门表现农村生活的时髦小说，前些时候据说因为其“历史价值”而被堂而皇之地再版。相形之下，摘掉“左”的有色眼镜、忠实展示改革前农村的历史真实的文艺作品太少了。近年来走红的某些乡土作家热衷于表现那些名为超越时空、实为浅薄猎奇的乡土风情，评论家则轻率地许以“史诗”的桂冠。他们恰恰回避了改革前后几代农民用汗水和血泪浸泡过的那段历史！所以，读《白蜡烛》，你会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心灵的震撼。
从第二部起，“乡下人”开始走出姥爷和父亲迷恋的土地。《青桐树》写“我”作为民办教师在一所乡村中学的生活。这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他们身上既有书生的种种孤傲和猥琐，又未脱相濡以沫的农民本色。它容易令人联想起小说《围城》，可似乎又少了点钱钟书先生放荡不羁的才情，却实实在在地多了些土地的厚重和庄稼的清新。《红地毯》写“我”大学毕业后的城市生活。乡下与城市，两种文化的碰撞，本是极有张力的文化主题。遗憾的是，书中把这种碰撞局限于城乡之间的婚变和情感纠葛，这就未免有些单薄和狭隘了。
“乡下人”系列不是自传，但显然受到作者王兆军个人生活经历的束缚———童年和少年时在乡下，壮年以后在城里。如果着力向任何一个维度拓展，都有望变得更加恢弘和深刻。如果接着写乡村，与作者以前引起轰动的小说《拂晓前的葬礼》所描写的七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前后的场景接续起来，再加上近年来商品经济勃兴后的社会重组，无疑将是一部真正的史诗构架。如果继续写城市，考虑到近年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数以亿计的乡下人通过上大学、参军、经商、打工等渠道进城，浑厚的乡村文化与轻灵的城市文化的交融将重塑中国文化的品格。可惜，目前不少优秀的乡土作家的笔触一旦转向城市，都迷失在城市光怪陆离的五光十色之中。城市生活是一部大书，想要真正读懂它可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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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磅礴兵团情
——赵天益散文集印象
本报记者祝谦
兵团，是当今社会一个特殊的群落。军事建制，从事经济活动；军人称谓，实为职工身份。尽管新疆兵团创建于50年代初，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但仍然鲜为人知。那么，兵团是什么？我们从赵天益写兵团人、述兵团事、赞兵团生活的篇章中，依稀可见：兵团人虽不再身着军装，却浑身透露出军人的气质与神韵；兵团已不复操练队列与方阵，却浑然可见那巍然耸立的群体精神；在兵团虽不见战场与硝烟，却拼搏奋进，“遍地英雄下夕烟”；兵团一边肩负着戍边的历史重任，一边毫不逊色地创造着经济建设的奇迹……所以，浸润着兵团精神的赵天益散文集《情醉旅程》和《爱洒天涯》，不见痛苦与呻吟、病态与消沉、哀怨与自怜，有的只是大气磅礴的兵团人特有的坚韧、刚毅、激情和奉献精神。
作者善于观察生活，悉心体验生活，将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写得自然、率真、随意。就连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这样悲壮的人生境界，由赵天益笔下写出，仍是平常人、平常心、平常态。这些，与其说是赵天益的刻意追求，倒不如说是他50年代中期入兵团后几十年人生历练的真情流露。赵天益在兵团的一个农场开过荒、种过地、抢过险、抗过灾……农场开发之初星星点点的篝火，建设过程中风风雨雨的境遇，发展之际坎坎坷坷的轨迹，积淀在胸。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以至他来到喧闹的都市后，闹中取静，短短5年，捧出了两部散文集，成为人生艰难与辉煌的艺术观照。
他精心撰写的《春恋》、《夏吟》、《秋韵》、《冬忆》传递出他的心曲：“哪里都有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然而，最使人爱恋的春天，是在拓荒开出的处女地上播种；最值得我吟哦的夏日，是沙漠腹地的葱郁林带；最让我品味不尽的秋韵，是农场赭红的落叶和招蜂引蝶的果香；冬天最惹人回忆、叫我难以忘怀的，不是封门大雪，而是抵雪御寒的老毡筒。”一个兵团之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爱读描写兵团的作品，更热爱令我魂牵梦绕的兵团山水和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