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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怀周总理忆当年
谢筱迺
199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作为抗战初期党所领导下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曾经多年受过周恩来同志的教育和关怀，现在虽事隔60年，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38年夏天，日寇占领南京、徐州等地后，分水陆两路疯狂扑向武汉三镇，骄横气焰不可一世。此时武汉地区聚集着许多来自京、沪、平、津、鄂、豫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强烈希望以文艺作为揭露敌人和打击敌人的武器，为保卫大武汉和全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国民党当局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进行抗战的，所以他们在骨子里害怕真正发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害怕人民中间的进步势力进一步壮大，因此对这些青年的文艺活动处处加以刁难和限制，甚至直接加以迫害。例如，当时在武汉颇为活跃的民族先锋队（民先），青年救国团（青救），蚂蚁社（蚁社）等群众救亡团体，就是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查封解散的。
其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由周恩来同志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任部长，由一年前刚刚抛妻别子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三厅下面集中了冯乃超、阳翰笙、胡愈之、何成湘、潘念之、田汉、洪深、冼星海、徐悲鸿、张曙等著名的进步人士，人才济济一堂。周恩来同志鉴于当前的处境衡量了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一个突破性的主意，就是把在武汉和河南各地分散活动的一些演剧队和歌咏队，合编成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还有一个孩子剧团，隶属于政治部三厅。有了“政治部第三厅”这块招牌，就可以“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了。
各个演剧队和抗宣队的编制都在20人左右，队员很年轻，平均在20岁上下，只有孩子剧团除外，他们最小的才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各队都实行供给制，除衣食由队里供给外，一律都发给生活费2元（后来才增加到6元）。虽然生活比较清苦，但是队员们在“抗日救亡”这个大目标下彼此紧密团结，精神焕发，生气勃勃。各队在武昌昙花林经过短期集训和互相观摩演出后，于8月8日正式成立。在授旗仪式上，恩来同志亲临讲话，他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精神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并号召全体队员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为抗日战士和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一声多么响亮的动员令！它给了队员们巨大的鼓舞，后来他们也正是本着恩来同志指示的这种精神，在极其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下展开自己的工作的。
在15个队团建立完毕之后，恩来同志亲自为各队制定到各战区的计划：演剧三队和十队到西北战场；演剧七、五队和抗宣二队到地处东南抗日前线的第三战区；抗宣四队到第一战区的西安和洛阳；演剧六队到山东前线；演剧一队、八队、九队到第四战区、五战区和九战区的湘、鄂、桂、粤等地。临出发前，恩来同志又召见各队的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同研究今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指出如遇重大的问题，他们可通过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和请示解决的办法。恩来同志把这些队团看成如同自己的孩子那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10月间战局逆转，武汉三镇落入敌手，日寇继而沿粤汉路向长沙步步进逼，国民党军事当局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在敌人尚未到达岳阳的时候，便听信谣言，不惜以牺牲广大长沙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实行所谓“焦土抗战”。于11月13日凌晨在事先对居民未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在长沙城内四处点火，一时烈焰冲天，浓烟滚滚，许多居民在梦中惊醒，不辨东西南北，找不到逃向城外的出路，活活被大火烧死，惨不忍睹。那天上半夜恩来同志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通过一次电话询问前线战况，张在电话中还称“前线平静无事”。谁料刚睡下不到3个小时，就被一阵民众的喊叫声惊醒，急忙走近窗前向外瞭望，整座长沙城已成了一片火海，便匆匆下楼向屋外走去。岂料平时停在门外的那辆小汽车已被人开走，不知去向，于是冒烟突火随着人流好不容易才冲到城外，和叶剑英同志结伴沿着湘江走了一段路后，才搭上了三厅的一辆卡车撤退到了湘潭。
长沙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恩来同志系念长沙城内灾民，心急如焚，曾组织人几次想突入城内，因大火未灭不能如愿。后来大火熄灭了，他听说长沙城内的国民党机关已全部撤走，官员们也逃之夭夭，便急调三厅所属各部人员和分配在西南各地的四个演剧队和抗宣一队共120人，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由恩来同志亲自带领进入城内，他们帮助扑灭余火，清理火场，从火堆中捡拾被烧死者的胃，以便统计死难者的人数。他们还协助向劫后的灾民发放赈灾物资，一天之内发放9万人的救济费竟无一差错。一个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长沙市民知道这件事后，连呼“真是奇迹！”如果真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这个“奇迹”便是全体队员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造出来的。
1939年以后，随着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就逐渐暴露出来。这一年发生了国民党袭击湖南平江八路军办事处的事件，继而又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限制异党办法》，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各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闻风而动，乘机加紧对在其控制地区内活动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进行政治迫害，强迫各队队员都要加入国民党，否则将予解散。恩来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向各队的队长传达了中央的对策，这就是“如遇国民党强迫加入时，则集体加入之，但工作的最后界限是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周恩来同志对分配在以国民党反共老手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工作的演剧七队、五队和抗宣二队尤其关心。这一年夏天他在视察皖南新四军路过浙江金华时，特别通过该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邵荃麟和骆耕漠，召见了演剧七队、五队和抗宣二队的负责人，详细了解这三个队在第三战区工作的情况和所遇到的困难，并指示他们要勤学习，勤交友，要勇于而且要善于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对周恩来同志亲手培植的15个革命文艺团队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从以前实施歧视和监视的办法，转而直接采取解散、逮捕、关禁直至杀害的手段。抗宣二队在被解散前，队长何惧一度被软禁，队副谢筱迺四处奔走，设法报告恩来同志，才由他营救出来。不久，金黎、徐家俊、程九仞等几名队员又遭逮捕，并被投入上饶集中营。后金、徐两人在“赤石暴动”中冲出牢笼，而程则被枪杀在狱中。抗宣三队被迫离开第五战区时，队长和全体队员都遭到过软禁。抗宣四队在西安工作，陷入胡宗南部军警宪特重重包围之中，环境十分险恶，队领导巧妙与其周旋数年，最后也因无法展开工作而被迫解散。演剧三队有个队员写诗揭露阎锡山假抗日真卖国的两面派手法，触怒了山西这个土皇帝，遂命他手下的大特务梁化之逮捕了该队的十三名队员，监禁了一年零两个月，队员赵寻等人还遭到严刑拷打，是经过恩来同志大力营救和狱内外党组织的艰苦斗争方才获释。演剧六队全体队员也曾经被捕，且险遭杀害，也是周恩来同志及时营救脱险后被迫解散的，但队员毕单惨遭国民党部队活埋。还有演剧七队女队员陆缤，因在该队无法工作而投奔中原新四军，在一次战斗中被国民党顽军俘虏而遭杀害。除此而外，还有抗宣二队的队员王炎和陈梅影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总之，10个演剧团队被解散了5个，4个抗宣队被解散了3个，连孩子剧团也被强迫改组，撤换团长，派国民党员来接收，只有极少数几个队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坚持到全国解放前夕，才由恩来同志来电召回到解放区。
周恩来同志亲自培植和领导的三厅15个队团的大多数队员从抗日战争初期起，有的坚持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彻底覆灭的时候为止。在日寇的飞机大炮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生活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下，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风里来雨里去苦斗了十几年，为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表现是英勇的，不愧是一支在国统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战斗的坚强的革命文艺队伍。
然而在十年动乱的人妖颠倒期间，万恶的“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处心积虑陷害周恩来总理，进而迫害他所领导的15个队团的队员。1967年冬，在上海的《文汇报》上抛出一文，竟然颠倒黑白，污蔑演剧九队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别动队’”。此文一出，全国掀起了一阵追查、揪斗和迫害原来各个演剧队、抗宣队和孩子剧团的妖风恶浪，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在国家文艺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革命干部，被揪斗、被毒打、被关押，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面前没有倒下去，却在“四人帮”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下再也没有站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原演剧队、抗宣队和孩子剧团的队员被打死和被迫自杀的有22人，被打伤、被逼疯、被关病的数以百计，至于他们的子女被株连的更不计其数。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做不到的事情，却被“四人帮”做尽了，这真是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
现在，“四人帮”早已被送进历史垃圾堆，我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全国人民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繁荣，国际地位不断增强，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香港已在1997年顺利回归祖国，实现了恩来同志自少年时代起就怀抱的“为了中华之崛起”的宏图。今天我们这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有幸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来庆祝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心潮澎湃，心情无比激动，我们决心以恩来同志为学习的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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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总理 人民公仆
王鹤寿 吕东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
我们作为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仅就冶金工业战线上若干有关情况，来谈些感受，以纪念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世界人民景仰的历史伟人。
操劳国事，为人民鞠躬尽瘁
我们的周总理，公务丛集，日理万机。不仅国内了解情况的人普遍认为他是工作最紧张的领导者，就是国外的知情人士，也都认为他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工作节奏最紧、休息时间最少的一位国家总理。一年365天，不仅在北京时天天紧张地工作，就是抽时间外出，同样是这样的安排。1956年9月16日至18日这3天，恩来同志在鞍钢视察。他到了烧结、炼铁、炼钢等厂的生产现场，察看了单身职工宿舍，走访了家属宿舍，和干部座谈，作形势报告。天天从早上忙到深夜。17日晚，他看了单身宿舍，走访了家属之后，9点多了，还赶到东山宾馆会议厅给干部作报告直至午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处境艰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工作更加紧张。那时，我们这些人都已被“打倒”。事后，从有关同志和档案材料中得知一些情况，每每催人泪下。
“文革”大浩劫，使冶金工业惨遭破坏。1967—1968年钢铁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眼看持续下去将陷于全面瘫痪。当时，总理自己正处在“左臂右膀全受损，明枪暗箭一齐来”的困境中，但他在报经毛主席同意之后，在1968年8月15日召开了冶金和几个情况特别严重的部门的军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这个会议从1968年8月15日起，到1969年1月25日毛主席接见全体代表，才基本结束（说基本结束，是因为有一些单位的问题没有解决，还留下一部分代表，总理还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历时5个月零10天，是新中国工业史上空前的“马拉松”会议。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恢复生产，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工作十分艰难，有的单位甚至“联合”了5次，又分裂了5次。有案可查的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的记录是：
1968年9月5日晚8∶30至凌晨1∶30；
1968年9月16日晚8∶30至凌晨3∶30；
1969年1月30日晚10∶30至凌晨3∶40；
1969年2月16日阴历除夕夜，还作了最后一次接见。
至此，会议才算最后结束。那次会后，1969年开始，钢铁生产才逐步有所恢复。
1970年五六月间，冶金部召开了一次重点钢铁企业的生产会议。当时年逾古稀的周恩来同志，于6月8日晚接见全体代表。一个一个企业询问情况，研究生产措施，一直搞到凌晨3时。比如问首钢，高炉的焦比现在是432公斤，最好水平呢？答：1966年，336公斤。问：历史上最高利用系数是多少？答：也是1966年，达到过每昼夜每立方米2．77吨。问：现在呢？答：最好的炉子才2．22吨。接着，周总理和首钢代表详细商讨了提高生产的具体措施。最后，勉励首钢：你们在首都，叫首钢，要为“首”。勉励上钢：要争上游，否则就成了“下钢”。他希望马钢、首钢等单位多出铁，多调铁，支援当时的许多炼钢企业，说现在是“唯‘马’‘首’是瞻”呀！谆谆教导，使全场大为振奋。这次接见持续到9日凌晨。人们哪里知道敬爱的周总理，由于“文革”动乱的煎熬，他的健康已受到严重损害。他在“文革”中处在非常困苦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维护国民经济的运转，为保护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担负着多么重的担子，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没有完全崩溃，有些方面的建设还有所进展，尖端科研还获得了新成果，其中凝结周总理多么巨大的心血啊！
他真正做到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云同志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革’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些主管过一个产业部门，而且经过“文革”幸存下来的人，是完全能够理解陈云同志这番话的深刻含义的。
深入基层，向人民了解真情
众所周知，周恩来同志在党内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尽管公务冗繁，还是要经常深入基层。当年，冶金系统的重点企业，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北京、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冶金企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最能掌握基层的脉搏。
1957年，他和陈云等同志提出反冒进，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但却为此而一再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作了检讨。但却不因此而改变坚持实事求是的初衷。1958年“大跃进”出现了不少问题。1959年五六月间，他在请示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之后，自己带头，组织8位副总理深入好几个重点产铁地区作了为期近1个月的调查研究。这是“大跃进”中，最高领导层组织的一次最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结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向中央正式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的生产指标。接着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专门研究并解决了调整钢铁指标问题，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的失调现象进行初步的调整。
1959年中，冶金部开了一个鼓干劲的会议，请周总理作报告。当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两条腿走路”。周总理抓住这个口号，系统地加以发挥，论述两点论，论述辩证法。他指出，不仅中央和地方，大和中小要两条腿走路，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应该这样。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保钢保铁，不能忽视各方面的综合平衡；讲数量和速度，不能不讲质量和经济效果等。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实事求是，防止片面性。
周恩来同志下基层，总是实地观察，向劳动者请教，抓第一手的真实的材料。1958年，上钢三厂为了建设薄板车间，因为没有加工轧钢机机架等大部件的大型机床，首创用8台小机床联合加工大部件的“蚂蚁啃骨头”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先进经验。周总理在7月14日考察上钢三厂时，白天没有看到现场的实际情况，回到市里后，半夜11点又赶到厂里，考察了现场的实际操作并向工人们详细了解情况，肯定了确实是在技术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发挥集体智慧，发扬协作精神，攻难关、解难题的一项好经验，因而决心大加宣传和组织推广。
平易近人，与人民广泛联系
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内联系群众面最广的领导者。从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到知名的学者专家，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有他的一批朋友。这也是作为人民公仆的国家总理的一个显著特色。我们有一个体验，周总理到了钢铁企业，除现场考察开调查会之外，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还要对职工家庭进行访问，这是全面又深入接触群众的好办法。对工人群众及知识分子，他总是平易近人。1956年，周总理视察鞍钢时，去炼铁厂和高炉值班技术员孟庆辉交谈过，当时总理问孟多大年纪，回答是30多了。结婚没有？未婚。当时总理就跟陪同参观的炼铁厂党委书记晨光同志幽默地说：“小孟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你这个党委书记要做‘红娘’呀！”两年后，周总理来到武钢，那时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从鞍钢调来，小孟也来了，周总理在高炉上一眼就认出了小孟，“噢！你也来了，这里真是群英会呀！现在你结婚了没有？”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总理满意了。在场的人们，无不为总理对基层同志一见如故和惊人的记忆力而十分感动。1956年，总理去鞍钢，专程去铁西工人住宅区访问了著名模范职工家属、全国人大代表王秀兰家，和她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职工住房、生活、子女入托和副食品供应情况，特别详尽地讨论了双职工孩子的照管问题。当得知王秀兰两个孩子都因病夭折时，总理亲切地安慰她，“不要难过，我也没有孩子，外面那些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嘛！”临别时再三致意王秀兰，“你做千家万户的工作，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表示感谢！”“以后到北京，千万到我家做客呀！”周总理接触职工及其家属，就是如逢亲朋，如遇故友。
关心疾苦，处处为人民着想
周恩来同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苦乐、安危装在心头，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去鞍钢考察时，听说各个厂子中烧结厂的劳动条件最差，他不顾干部劝阻，亲自到烧结机头观察，果然粉灰飞扬，满屋烟尘。立即指示公司领导，要千方百计改善烧结厂的劳动条件。1956年7月，周总理视察上钢一厂，亲自到了全厂最闷热的炼钢炉后的铸钢工场里，询问车间负责人齐传良，“你们这里的温度有多高？”答“40多度。”周总理说：“我到过热带地区，那里最高气温也是40多度，可没有这里这么热？”他关照身边的厂长吴湘聚：“你们要关心工人身体健康，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周总理离厂不久，国务院就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最使冶金工人终生难忘的是仍处于“文革”期间的1975年，周总理在作了第三次大手术后，刚刚醒过来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的健康，他当时找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的负责同志，要她组织人员去调查云南锡矿工人的矽肺病和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随后，一个医疗工作组就出发到云南锡业公司。工人们得知总理亲自派来医疗组时，感慨地说：“敬爱的周总理，您心里总是关心体贴我们工人群众！”
尊重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
遇事倾听群众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是周恩来同志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我们这些人，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在参与他主持讨论问题的一系列活动中，深深地体会到，他虽然身为总理，但平等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启发和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他到了基层，更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出现，以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为师，尊重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上钢一厂，周总理曾拜天车驾驶员徐金庚为师，在他的指导下驾驶天车。总理拜师学艺，在上钢一厂传为美谈。总理在上海、天津等地钢铁厂参加劳动的时候，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虚心向工人请教。他对待劳动，对待劳动人民十分尊重的态度，使工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岗位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光荣，也更深刻地体验到自己是岗位上和工厂里的真正的主人。
严以律己，做人民普通一员
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家总理，但从来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一员，坚持廉洁奉公，“正己率下”。这方面的事例见诸公开报道，已经很多。我们要说的仍然是他去钢铁厂的事迹。1956年7月15日，他在上钢一厂，中午辞却厂领导为他准备的午餐，自己来到职工食堂和工人一起排队买了一碗卷心菜、一碗汤和二两米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1962年，周总理来到鞍钢，鞍钢的同志请他住进一座新建的高级宾馆。这座宾馆比起现在盖的星级宾馆，虽大为逊色，但在“大跃进”后的困难岁月里，这座宾馆已显得相当瞩目。总理对当时鞍钢的主要负责人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困难，为什么要搞标准这么高的建筑？这是你们在困难时期办的一件大错事！”他不仅自己坚决不住，而且明确指示，5年内不准启用。这件事当时在鞍钢引起很大震动。鞍钢主要负责同志为此在职工代表大会上作了认真检查，并接受了代表们的批评。
教育亲属，做人民的好子弟
周恩来同志对亲属向来严格要求，决不允许任何亲属由于他的关系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他和邓颖超同志在这方面的模范行动也是众所周知的。这里要说的还是在冶金系统发生的事情。周恩来有个胞弟叫周同宇，解放后，在冶金部（当时是重工业部）钢铁局工作，一直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其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人事部门安排他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后，对当时的内务部部长曾山同志说：“同宇在重工业部时能工作，是正常的。到你那里当参事等于拿干薪，不行！不能坚持工作，就按有关规定办理病退手续，如果生活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适当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有个侄儿叫周尔辉，于1961年在北京结婚，在我们钢铁学院工作，新娘是故乡淮安姑娘。婚后，新娘返回淮安。当钢铁学院领导为了照顾双方在一起，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他亲自说服侄儿侄媳，并说服钢铁学院的领导同志，把周尔辉夫妇一道调到淮安，同乡亲们一起，共同建设家乡。周尔辉夫妇很快回到淮安，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们一直是故乡淮安中学的教师。周恩来同志，自己以身作则，总是谆谆告诫，要求各部门领导同志教育好自己的亲属，以清朝的八旗子弟为戒，让亲属切实做人民的好子弟。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他主持和参加领导过诸多方面的重要工作。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在白区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方面，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立下丰功伟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他在毕生的革命实践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忠实笃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忘我地为人民谋利益，树立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真正人民公仆的典范，在这方面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为有周恩来同志和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而永远感到幸福和自豪。
（邬大震 凌华偆 赵祥骥协助整理）（附图片）
1959年11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全国群英大会代表。图为周总理在同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鞍钢工人孟泰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