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
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学习周恩来武警部队建设思想
张补旺 孙祥瑞 屠绍土
周恩来不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亲自负责组建并领导了武警部队及其前身公安部队的建设。在新形势下，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武警部队建设思想，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的要求，加强新时期武警部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普遍原理和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应用于巩固我国新生人民政权的具体实际，强调“加强人民公安工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明确提出了“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的思想。这一思想，为武警部队的成立、发展和壮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周恩来“护身剑”思想，深刻阐明了武警部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曾多次把武警部队称为“内防军”，并对武警部队强调指出：“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在阐述武警部队职能任务时，周恩来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人民解放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武警部队“养兵千日，用兵千日”。1949年10月30日，周恩来在同当时的公安部长兼公安部队司令罗瑞卿谈话时，对武警部队担负的任务作了进一步明确。他说：“共同纲领大家都是同意了的，维护地方治安，防止敌特活动，保卫边防，都是你们的责任。”周恩来的这些论述，丰富了他关于“护身剑”思想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明确了武警部队的使命。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武警部队不愧是一把党和人民得心应手的锐利之剑，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无敌之剑，使犯罪分子心惊胆颤的威武之剑。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认清“护身剑职责”，牢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居安思危”的要求，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时刻准备“上一线，打头阵”，努力为我国胜利奔向21世纪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
党的领导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周恩来对武警部队坚持这一根本原则特别重视。武警部队刚组建时，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强调人民武装警察和人民解放军一样，都是党和人民的武装力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针对部队在隶属关系变动中出现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应该统一，我们国家的武装应该是：解放军、地方部队、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民兵，这几种领导管理必须集中统一，只能是军委和公安两个部门管武装，别的部门都不应该管武装。”为切实加强党对武警部队的领导，周恩来还突出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建立党委制。“人民公安部队应与人民解放军一样实行党委制”，并要求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保证“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和决定”，及时纠正了一些部队党委班子建设上的问题，使党对武警部队的领导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武警部队一个连队往往分散在几个甚至十几个执勤点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共同签发的《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武警各部队“队建立党支部设政治指导员；单独的分队建立党分支部设政治指导员；小队建立党的小组”。这一特殊的党组织建设形式，对保证武警部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是服从地方党委领导。周恩来指出：“为了人民公安部队与人民公安工作的密切结合，并为了各级公安部门便于指挥和使用公安部队进行工作起见，各级公安部门首长，一律兼任各该级公安部队指挥机构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事实表明，周恩来强调的这种双重领导体制，是毛泽东关于“党指挥枪”原则在武警部队建设上的具体运用。
“公安保卫工作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周恩来对公安保卫工作及武警部队的一贯要求。周恩来一再强调，公安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把公安部队建设成为政治上绝对坚定，永远听党的话，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敌人害怕，为人民喜爱的队伍，要求部队的“一切工作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周恩来要求武警部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核心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在和平环境，武警部队能不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是周恩来考虑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武警部队和地方公安、警察人员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多办好事服务人民，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周恩来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还为武警部队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指明了方向。周恩来认为，武警部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必须做到三条：一是“要从政治出发，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单纯的‘首长观点’”。二是要“讲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三是要保护群众利益，“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以保卫人民的利益为天职，做保护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
武警部队成立以来，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以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为崇高使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1964年6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部队英模代表时，高兴地说：“公安部队是敌人最害怕的队伍，敌人就怕公安部队。”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戒严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领导同志时，称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到武警部队视察，对武警部队在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我们的武警部队，是一支处置突发事件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
“武警部队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周恩来十分重视武警部队的政治工作。武警部队组建初期，一部分由野战军改编的武警部队干部战士认为，武警不是主力，在武警干“不光荣”，想回老部队；一些由地方公安部队和警种改编的武警部队干部战士认为，武警太辛苦，在武警干“不实惠”，要求转业干地方。面对部队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的思想问题，周恩来同志多次指示武警部队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部队的顺利组建和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文革”期间，周恩来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透”，使部队在动乱中保持了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为保证党和国家重要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保卫国家重要目标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针对武警部队高度分散，面临环境特殊，担负任务特殊，履行职能方式特殊，执行任务中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特点，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各项任务一道做。武警部队刚组建时，周恩来就明确要求把政治思想工作与部队组建任务一致起来，有力地保证了部队的顺利组建和干部战士的思想由适应战争环境向适应和平环境转变。二是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他指出，做政治工作一是靠说，二是靠做，而且做比说更重要。
“武警部队教育训练要从实从严从难”
大力加强教育训练，是周恩来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武警部队担负着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脑机关，警备重要城市，守卫国家重要目标，看押罪犯及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多重任务，军事化要求很高。周恩来指出：“对警卫人员要加强教育训练；培养接班人”，要求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对待教育训练问题。针对一些部队一度训练标准不高、要求不严和训练脱节等问题，他反复强调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育训练方针，坚持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在周恩来大力加强教育训练思想的指导下，武警部队迅速掀起了练兵热潮。50年代全部队先后两次开展大规模的正规化军事训练，60年代又进行了军事大比武，使部队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他还指出，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把院校办好。
在新的历史时期，武警部队担负的任务更加繁重，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下武警部队建设的新特点，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把练技术战术、练作风意志、练情况处置、练组织指挥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现代条件下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努力做合格的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第10版(理论)
专栏：
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
田力夫
周恩来，是20世纪进步人类最响亮的名字之一。他与中华民族的崛起相联系，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杰出代表。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辉煌相联系，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与世界和平相联系，“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虽然19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逐渐地远去，但是人民对周恩来的怀念与崇敬与日俱增。每当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难题，人们就会想起他的英名与言行。理智的思考使人们终于发现，周恩来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领导的本质，最典型地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他是人民最需要的领导者。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是我国人民对领导干部的最高要求，也是今天对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最好纪念。
周恩来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但是，他最显著的社会角色，则是“人民的领导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的时间最长；与毛泽东合作共事的时间最长；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最长。这样一种特殊的领导实践，造就了他鲜明的“人民领导者”的特点：其一，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人民群众公认的“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他“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创造了感人肺腑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其二，他是“以德服人”的表率，达到了“德服天下”的崇高的人格境界。他身居高位而不显赫，手握大权而不稍纵，丹心尽瘁不求享受，高风亮节没有私利，一生光明磊落，相忍为党。他的领导，更多地不是依靠权力，而是依靠精神感召力、智慧征服力、形象影响力和语言说服力等人格魅力，因而更能体现领导的本质，更有效地实施领导。其三，他富于领导智慧，是高超的领导艺术大师。他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处理各种复杂的领导问题。他的领导智慧是全面而系统的，“既有精于哲理长于历史的睿智，又有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才智；既有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机智，又有顾全大局团结多数的明智”。通过对领导智慧灵巧而完美的运用，周恩来形成了“不感觉是在领导”的出神入化的领导艺术。他像一团火焰，给人民以热情和力量；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人民的心灵。他的领导真正达到了“天下归心”的境界。不管领导任务多么艰巨，领导环境多么复杂，他总是能够拨开迷雾，绕过暗礁，出奇制胜，成功地到达彼岸。
人民是不朽的。以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为本质特征的周恩来式的领导者也是不朽的，必将在人民事业的发展中一再表现出伟大的社会价值。当前，我们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个周恩来那样的领导干部，才能有效地解决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一生，是现今的领导干部难以比拟的。他是人民领导者群山中一座挺拔、秀丽的高峰，是历史长空中一颗明亮、耀眼的巨星。学习周恩来，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首先要有“心向往之”的理想和志向，学习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以他为榜样，做好自己担负的领导工作，做人民喜爱和拥戴的公仆。
——以博大的爱民情怀，构筑人民公仆的牢固基础。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领导的根本问题。而维系和发展这一关系的基础，是领导者对人民群众的真诚热爱。福克斯说的好，只要你有足够的爱心，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对人民群众“有足够的爱心”的人，因而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人民的热爱具有彻底性，达到了“博爱”的崇高境界。不论他面对的群众多么平凡，都能平等相待，给予尊重。在群众面前，他没有丝毫的官气和霸气。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各项领导决策。听到老区人民生活困难，他难过地流下眼泪；为了让群众方便听讲，他宁可自己逆风而立、迎风讲话；他省吃俭用，抚养几十名烈士遗孤……在他的一生中，处处表现着博大的爱民情怀。在人民心目中，周恩来不是令人敬畏的“神”，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大官”，而是可以交心的朋友，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亲人。正因为有这种与群众水乳交融的情感基础，所以他才能够在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中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彻底。无情不是真豪杰。对人民没有真情实感的人，决不可能成为合格的人民公仆。
——以彻底的负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的领导本质。社会主义的领导本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判断为人民服务的真、假、好、坏，关键看领导者是否尽到责任。社会责任心，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也是领导干部走向人民公仆的阶梯。周恩来少年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表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投身革命以后，强烈的责任意识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勤勉治政，是世界上公认的工作时间最长、休息时间最短的领导人，为的是做好工作，尽到责任；他一生谨慎，一丝不苟，“举轻若重”，为的是避免失误，尽到责任；他在复杂的党内外斗争中无数次求同存异，苦心协调，刚柔相济，维护大局，为的是发展大局，尽到责任；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里，他讲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团结统一，尽到责任！这种彻底的负责精神，造就了他“人民领导者”的崇高形象。
——以高超的领导智慧，领导人民战胜困难，夺取胜利。人民需要领导，为的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克服困难、赢得利益、不断前进。因此，领导者不但要有为人民服务之德，而且要有为人民服务之才，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相应知识、才华和智慧。人民所需要的领导者应当是有智慧克服困难、有力量战胜奸佞小人的强者和智者。否则，让“小人得势、奸臣当道”，就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周恩来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但能够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保护住自己和尽可能多的同志，而且善于积蓄力量战胜错误，不让奸佞小人的阴谋得逞。他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政坛为数不多的不倒的“长跑将军”，具有高超的领导智慧是一个主要原因。尽管他有时受到误解，但是人民最终理解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陈云这样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周恩来历史功绩的公正评价，也是对他领导智慧的充分肯定。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就必须重视领导智慧的培养和运用。
——以严谨的自律品格，实现领导者价值的升华。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具有许多领袖人物难以具备的自我批评精神。特别是在他事业取得重大建树以后，仍然保持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是非常难得的。他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达到了近乎理想与完美的境界，廉洁而又勤政，宽厚而又坚定，柔顺而又卓立，刚正而又笃实，坚强而又合宜。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环境里，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坚定而不固执，忍让而不软弱，勇敢而不鲁莽，老实而不愚昧，谨慎而不怯懦。这种严格的自律，使他处于无懈可击的有利地位，进而创造了人生新的辉煌。领导者的价值，是在不断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实现的，是在群众监督和严格自律中保持和发扬的。领导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稍有成绩便飘飘然、昏昏然，孤芳自赏，不可一世。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者来说，放任自己，放松改造，便是失败的开始。做周恩来那样的领导者，就要像他那样，谦虚谨慎，终生改造自己，始终保持高风亮节的操守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第10版(理论)
专栏：
周恩来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
戴怡芳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周恩来，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加强新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系统、深入地学习、研究周恩来军事思想的特殊历史贡献和科学价值，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全面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军队与国防建设的任务和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军事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对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其军事生涯大致经历了从遵义会议前在党中央担负军事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到作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参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再到新中国建立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不断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早期的军事思想，对实现我军从无到有和各地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全局性的指导作用。他在旅欧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成为我党较早认识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革命家之一。1924年秋回国后，他根据党中央决定，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亲自组建了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后来发展为叶挺独立团）。大革命失败后，他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担负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建立人民军队、加强政治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尤其是他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关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方针、原则，以及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进而为全党全军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周恩来在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为确立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与朱德一道，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范例。后来，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的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周恩来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南下，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协助毛泽东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坚决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周恩来成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后，为最终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继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他适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并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基本原则，直接指导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斗争。随后，他又参与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并协助国民政府指导正面战场作战。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周恩来同毛泽东、王若飞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体现了他善于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完美结合的高超斗争艺术。回到延安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制定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指导原则，参与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并胜利地转入战略反攻；参与组织湖南、绥远、新疆、云南等地的和平解放工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周恩来军事思想与指挥艺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周恩来参与领导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为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协助毛泽东为巩固国防、加强国防建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参与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争取与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担负极其繁重的国务工作的情况下，不仅参与指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斗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参与组织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斗争，而且同聂荣臻一起，主持领导了以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为代表的尖端武器的研制，使我国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困境中，他为维护部队集中统一和稳定大局、消除派性，保护军队领导干部，搞好国防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军事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军事思想广泛涉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新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具有其鲜明的特征。主要是：
较早认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中国也必须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提出：开展真正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学说，通过工农兵群众的暴动，解除反动阶级的武装，创立武装割据局面。党必须加强对暴力革命和起义的领导，必须以贫雇农、苦力为中坚。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能打垮反动政权的统治，最终实现人民大众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全局上参与领导人民军队的初创工作，逐步探索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周恩来于1922年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红军的原则，并针对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他还反复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结大革命时期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的著名论断。周恩来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起，即以苏联红军为榜样，提出革命军队必须开展政治工作。在领导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又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并对毛泽东、朱德等注重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基本经验，给予高度评价。1934年2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强调：“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红军，提高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奋斗。”周恩来关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与毛泽东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对于保持我军的根本性质，促使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着力探讨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不断丰富毛泽东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理论。周恩来十分注重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力求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明确提出，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坚持为人民而战的思想；必须把握“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中国革命基本特征；必须发动和组织农民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与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在作战指导上，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对不同战争时期或战略阶段的作战方向、作战方针、打击目标、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及补充休整等问题，都曾有过创造性地阐释和论述，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而且在对敌斗争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
开创我军后勤基业，创立了人民军队后勤建设的基本理论。周恩来是我军后勤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直接领导红军初步建立了后勤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他亲自指导八路军各地办事处并动员各界爱国力量，把大量军需物资送往敌后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为保障济南战役的胜利，他责成华东军区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异国作战的具体条件，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建设由单一军种保障向诸军兵种合成保障的转变。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进一步提出建立三军联勤保障的思想，迄今仍对我军的后勤建设与改革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融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为一体，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谈判斗争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始终是我党军事谈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首席代表。他善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表现出顽强、果断、机智、灵活的优秀品格和伟大政治家的风采，形成了独特的军事谈判斗争理论。他认为，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谈判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继续，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谈判关键和最高准则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军事力量是谈判斗争的重要后盾，既要善于运用军事斗争促成谈判的胜利，又要以针锋相对、机智灵活的谈判斗争巩固和发展军事斗争成果，并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周恩来高超的谈判斗争实践与理论，不仅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甚至令谈判对手们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参与领导和筹划新中国国防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斗争中，系统地论述了国防建设问题。建国初期，他明确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是头等重要任务”。他强调，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必须积极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武器装备；国防科研要实行“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十六字方针。他坚持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军队的装备、我们的国防工业，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应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反复强调，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平战结合，军需民用结合的发展道路。他还主张，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所有这些，都已成为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