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现场传真
百岁堂前思百年
——访周恩来绍兴祖居
本报记者 袁亚平
今年元宵刚过，开国总理周恩来的15位亲属——他的弟媳、表妹，还有侄儿、侄女，当此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来到绍兴瞻仰祖居，缅怀总理。
绍兴城内劳动路东端，一座具有明代建筑式样的砖瓦平房，墨漆竹丝门，东西黑墙各嵌白花窗，陈云题写的“周恩来祖居”黑底金字匾额悬挂台门斗门楣上。周恩来祖居俗称“百岁堂”，周恩来祖辈世居于此。到祖父辈，因在江苏任职，才移居淮安。
记者随周恩来的亲属们轻轻地走进百岁堂。隐门有一副板对：“莲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说明周氏渊源：世祖为宋朝周敦颐（莲溪），高祖为元朝周茂，进士，封沂国公。
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祖居修葺如故：面积2150平方米，建筑呈三条轴线布局。中轴线建筑依次为门厅、大厅、座楼。
大厅上悬“锡养堂”匾额，原为周氏公堂，现辟为瞻仰大厅。正中是汉白玉的周恩来戎装立像，是根据他在烽火岁月来绍兴的留影而雕刻的。
1939年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从重庆来到绍兴，就在百岁堂里写下许多题词，分赠故乡各界人士：“为光明而奋斗”，“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等。
西轴线第二进楼屋，原属周恩来祖父家产。周恩来小时曾和弟弟及堂弟们回到故里祭祀祖先牌位，他11岁时回到百岁堂住过一年多时间，然后由二堂伯带往东北铁岭读书。此屋现辟为周恩来故居，内设展览《周恩来光辉的一生》。
东轴线建筑群现辟为周恩来纪念馆，近200件图片和实物以“周恩来与故乡”为主题展陈。一张周总理与绍籍亲属的合影，让观者驻足许久。开国大典的礼炮响过，周恩来的一位堂叔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希望靠周恩来的关系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周恩来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滥用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堂叔一时想不通，周恩来又通过六伯做他的工作，劝说他回绍兴服从当地政府安排，或去就业登记，或进政治学校学习。这位堂叔因此回到绍兴。
周恩来侄女、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周秉德回忆道，伯伯早在50年代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了部分亲属会议，告诫大家要过好“亲属关”，“平平凡凡做人，路要靠自己走出来，凡事不要把我与你们的这层关系摆在前面。”
周恩来侄儿周秉钧，朗读了他85岁的母亲所赋一诗：“绍兴地灵人杰众，恩来百岁世称颂。天有源头地有根，家乡为民大献奉。”
周恩来侄女周秉建一脸兴奋：“我到这里来，寻到了根！”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沉重的代价换来什么
——在山西文水制造销售假酒案发生地的思考
本报记者 阎晓明
今年的春节对于山西人来说，过得很不平静。虎年岁首，山西省文水县不法分子用甲醇勾兑有毒白酒，造成了雁门关外朔州等地至少30人中毒致死，数十人伤残，震惊全国。由于含超量甲醇的白酒大量流向市场，各地不得不动用很大力量查禁追缴流散的假酒。现在，案件已经水落石出，正按照法律程序审理，罪犯不日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激愤过后的沉痛中，记者在文水假酒制造现场采访中反复思考，这些毒害无辜者致死的假酒中，还包含着什么呢？
贫穷，假酒中包含的另一个超量元素
记者是2月10日来到制造销售超量甲醇白酒的源头文水的，比起雁门关外朔州的悲愤和慌乱，位于汾河湾文水的气氛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惊。经过侦破，文水境内的犯罪嫌疑人除两人在逃外，其余20人尽数落网。全县无照生产、销售白酒的19户酒坊全部查封。非但如此，凡是散装白酒，这些天全销不出去了，这真是文水人始料不及的。
那天出文水县城往东，沿紧靠汾河的一条堤坝走10公里左右，贯家堡、王家堡就在堤坝下面。往常，这两个村落在文水从不显山露水，这回，因为致死人命的假酒都是在这两个村里勾兑的，几天内就闻名全国了。胡兰镇的书记、镇长和贯家堡的村支书、村主任，在寒风中阴沉着脸站在堤坝上，说是等待省里来人。镇委书记宋建国让其他人继续等着，他和村主任孟锁扣领着我来到本案头号祸首王青华家。
与周围的邻居比，这个院落显得简陋，低矮的土墙上，嵌着用粗细不等的木棍编成的栅栏门，这在如今北方农村已经少见了。倒是院里的六七个大铁罐、十几口大缸和一大堆煤，显露出与假酒的种种关系。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县工商局1月27日贴在各种家什和房门上的白色封条。村主任孟锁扣介绍说，王青华办酒厂前后几年了，一直没有弄成样子。他指着一口大缸告诉记者，县上的人说，这缸里装的就是甲醇兑的白酒。是不是就在大缸里勾兑毒酒的？他说不清楚。
宋建国和孟锁扣都参加了抓捕王青华的行动。王青华是在审讯其他嫌疑人时被发现的。前去抓获时已是年三十深夜11时多，差半个小时进入虎年，这个属虎的家伙落网了。
记者问：“有没有文水人喝假酒受害？”突然冒出的问题使宋建国和孟锁扣面面相觑。“没有。”宋建国回答。“假酒都卖到雁北了。这几年文水人不喝散酒了。”比起文水来，朔州穷。文水和朔州，一个在汾河湾，一个在雁门关。过去山西有个形象的说法：“欢欢喜喜汾河湾，凄凄惨惨雁门关。”朔州冬日苦寒，土地贫瘠。唐人岑参诗曰“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也算得上是对朔州的写照。朔州天气寒冷，民风一向豪饮。昔日走西口，朔州人占了不少。近年来，朔州人过上了温饱日子，但致富毕竟才开头。嗜酒又贫穷，散装白酒价格低廉，在朔州便销路畅通。据说，王青华等用甲醇兑的毒酒，在朔州零售每公斤2.4元。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全省查禁假酒的紧急广播电视大会上，感慨地说：“1块2一斤的酒，谁喝呀？都是生活困难的农民！”
记者手头有这样一份资料，1992年以来，连这次朔州案在内，全国共发生9起假酒致死人命恶性事件。作案人都是用甲醇兑酒，受害者几乎都在贫困农村。因贫穷而被抑制的消费，为简陋而且赤裸裸的造假提供了机会。贫穷、愚昧和贪婪，是制造有毒假酒的毒源。
致死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
到文水之前，记者路过汾阳市杏花村镇，到著名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去看看。没容说明来意，公司总经理高玉文劈头甩了一句：你要采访假酒，找别人去！我不接待。此时的山西汾酒厂人正心急如焚。杏花村汾酒厂已有1500年历史，1997年利税达2.6亿元，是山西第一大户。这次假酒案中，有一涉案的中杏酒厂也在杏花村，又冠以杏花村名字，所以各地在查禁假酒时，连正宗的杏花村汾酒厂的产品也列在查禁或检查范围。山西汾酒厂突遭沉重打击，库存急剧上升，用户纷纷退货。
不仅杏花村，整个山西酿酒行业都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文水县了解到，事发后，全县78户酒厂全部停产整顿，库存白酒全部封存，共查封散装白酒4166吨，瓶装白酒7694箱，还封存了1000多万公斤已经装窑准备烧酒的高粱。胡兰酿酒集团康宁酒厂段康厂长叹息说，做假酒的真是给我们丢人，也害了我们！贵和酒厂的经理激愤地说，贯家堡这些人做的哪是酒，那是毒水，放到饮料里照样毒死人！
通过卫星电视，山西人可以在自己家里收看到各省的节目，眼睁睁看着各地一片查禁“山西假酒”声。山西的一位领导在事发后的一次会上痛心疾首地预言，山西白酒的市场信誉将受到空前损害。他的话不幸应验了。
好毒的假酒啊！
悲剧还会不会重演？
面对刚刚发生的假酒案，亡羊补牢，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严格管理甲醇、堵住造假源头是人们的共识。朔州假酒案前，国家7部局已对甲醇销售作出过明确规定，诸如开介绍信、写清用途等。但是，面对一吨食用酒精7000多元，一吨甲醇2000多元的利润差距，总是有王青华这样的贪婪、愚昧之徒铤而走险。文水县不法分子兑酒的甲醇从何而来，还没有最后结案，但无疑又是这个环节首先出了漏洞。
握别胡兰镇党委书记宋建国时，这个已经递交报告，请求上级予以处分的基层干部沉重地说，含超量甲醇的白酒从胡兰镇流出去了，我有责任。这回，我一听说出了事，赶紧把乡政府里挂着的几块“先进”牌子摘了。我实在怕丢人呀。摘了那些“先进”牌子，我在想我们基层政府管理中有哪些漏洞？“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造假酒，特别是防住造假酒呢？其实，连计划生育我们都能管住，咋就管不住造假酒的？”元宵节前夕，这个基层干部的话，在寒夜中听来令人深思。
是的，我们的基层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在偏远的农村要比在城市走更多的路。仅就打假而言，如何在广阔的农村健全市场行为，教育农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确实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至少是我们不能再让甲醇横流毒害生灵了！如果我们从这次假酒案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找到“解毒”良方，我们的市场和我们的经济无疑会具备更强的生命力。
题图：山西省技术监督执法人员对查封的毒酒进行抽样检测。
李文飞摄
右图：假酒案发生后，有关部门收回散装假白酒封存。
新华社记者 安小虎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跳出被动采访的误区
傲腾
从边疆地区进大都市，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喜忧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在边远地区采访常常是“搭戏台子时间长于唱戏时间”。采访对象在千百里之外，采访前的准备工作要比采访花费时间。首先要寻找采访线索，选择、提炼主题，有了七八分把握再远涉。一句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当记者就要打有准备的仗，无备之仗打不起。所谓有备之仗也就是思想积累和资料积累，当记者苦亦在此，功亦在此。
进城了，情况恰恰相反，似乎“守株待兔”即可，每天接踵而来的会议请柬、电话通知使你眼花缭乱，“接帖子、赶场子、碰杯子、写稿子”，有的记者天天生活在觥筹交错的宴席间。酒过三巡，或来兴致卡拉OK亮两嗓子，或跟着舞曲轻盈移步或狂奔迪斯科。能产生稿子对己对人是个交代，不能产生稿子也无妨，所消耗时间不过几个小时，犹如秋日逛枣林，“有枣无枣打一棒”，岂不悠哉、美哉，真可谓潇洒也。
等到宴席散了，酒醒了，冷静下来回想：记者似乎像个智能电脑打印机，别人每天给你输入一段文字（即材料），你将其编排为媒体所需的文字传送出去，记者被动地让人家牵着鼻子去干活儿，在这种状态下记者“我要写”的事少，“要我写”的情况多。一个人苦思冥想地去写自己所不愿写的文章是痛苦的事情，而且这种苦苦往外挤的“文章”一定是苦涩的，绝对不是精品，连作者自己也不愿读。是自己不辛苦？不勤奋？非也！天天马不停蹄、疲惫奔波，可一年写不出几篇自己和别人能记住的作品。快乐尽了，痛苦来了，悔恨自己没有得意之笔，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心焦、心慌，更忆少年壮志——“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慌乱。越慌乱，越写不出好文章，如此这般周而复始，记者陷入一个怪圈，一个误区——一个被动的、痛苦的采访写作的环境。这个误区误了记者的才华和岁月，误了记者的事业，也误了媒体的受众。
因此，一个有追求的记者，要跳出这个误区，把采访、写作的主动性发挥出来。只有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写出动人的精品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书潮涌过浪纷纷
——从’98北京图书定货会看图书发行
本报记者 钱江
书潮翻卷在京城
春节刚过，北京卷起一场势头颇健的书潮———2月6日至11日举行了第十一届北京图书定货会（以下简称“定货会”），创下17.38亿元成交额。1987年，首届定货会有44家出版社参加，本届共有478家出版社参加；定货码洋（即书上的定价）总额，第一届为676万元，去年已达12.6亿元。本届会场外，各色横幅和垂幅五彩缤纷，宣传牌连片；展厅内人头攒动，喧声四起。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向来不参加此类定货会的商务印书馆也破天荒参加进来，而且夺得成交额1.25亿元的骄人成绩。其负责人说，他们是“放下架子”进行竞争的。其实，“竞争”正是定货会的核心。开春之际的图书定货会，一向被称作年内图书业发展的“风向标”，今年的“风向标”给人什么启示呢？
出版发行新势头
本届定货会设在丰台体育中心、京丰宾馆，有4000平方米场地，比上届增加了1000余平方米。出版社供样本，经销商看样订货。组委会积10年之经验，将场地从已经举办过5次定货会的中央党校迁出，以解决原场地展厅较小，场地分散，管理失控等问题。此次展场布置对横幅和宣传牌的位置和制作尺寸都有明确规定，除指定区域外，不能随意张贴、悬挂其他宣传品。整个展区给人一种比较整齐的感觉。
站在展位后的出版社发行和编辑人员略带紧张地注视来到面前的书商———定货多少完全取决于客户的满意度。记者在现场观察，参加定货会的各地书商普遍有着追求“多品种、小批量”的倾向，图书采购人员年轻化亦是当前图书发行业中的突出现象。中青年采购员拿着圆珠笔在图书订单上填写数字，很少在某一品种后写下10以上的数字。一位来自长春的书店经营者告诉记者：“现在读者层次分化了，每种书都针对特定的读者，书店业‘少进勤添’，好避免经营风险。”
读者群的分化和明晰化，使各地出版社在出好特长书的前提下，纷纷延伸出版范围，并加强对出版物的包装和宣传，只要某种图书出版5000册以上，出版社就印制精美的大幅宣传画张贴起来，在定货会上组成一道新奇的风景线。前些年盛行的靠定货量“回赠”精美挂历的做法现在吃不开了。穿行在出版社货位前，虽然还能听到“我社备有精彩挂历”招徕声，采购人大都笑着摇头，没看到有人认真地问个究竟。一位来自海南的图书经营者对记者说：“靠小礼品办不了大事业。”
发行渐渐成龙头
地方出版社崛起，作者资源紧俏，市场意识强化当是本届定货会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图书发行显示出龙头作用。
除了年轻化，近年来书店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彭松建说：“现在，一些大学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出来办书店。在北大周围，有了几家有名气的书店，像‘风入松’、‘万圣’、‘国林风’，都是北大人办的，办店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根据改革开放方针，图书发行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已成潮流，正在酝酿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传统体制下，基层店的订单需上报省店协调，外版书的发行多少有些阻力，有的省店甚至规定省内出版社必须将相当比例的图书交本省书店发行，省店发行本省（区）版图书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有此种种壁垒，推行图书销售代理制自然遇到了困难。作为对应，民营书店的发展崭露头角。80年代起，民营书店在各地出现时大都规模很小，有许多是夫妻二人在临街的家中卖书或是到高等院校摆摊售书。几年以后，北京的“三味书屋”、上海的“自力”、福州的“树人”、漳州的“晓风”书屋渐渐壮大，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进入90年代，民营书店业已成气候，一些企业集团看到了图书发行业的潜力，也在投入资金，公司购股、行业兼并是主要形式。也有一些国外的图书出版集团经批准后进入我国图书发行业，如已在上海开展业务的贝塔斯曼公司即是。人们还在考虑，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国外资金大量投入我国图书发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未雨绸缪抓改革
在本届定货会背后，国有图书发行机构的兼并和资产重组正在进行，不久后北京市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将消失，新的图书发行集团——北京新华外文出版发行集团正在扯起起航的船帆。北京新华书店现有100多个网点，净资产2亿多元，还有即将竣工的全国最大的图书城——西单北京图书大厦。外文书店净资产约为1亿元。两个书店的相似问题都是体制不顺畅，发展乏力。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找到出路。
本届定货会改善了管理，但会场拥挤混乱，喧声一片的“赶集”式现象还是一目了然。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如何通过计算机技术解决图书出版和发行信息化问题？
只有新华书店具有这样的能力。本届定货会后不久，书业界瞩目的“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物发行信息网络”即将开通，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配置将使图书发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使我国书业从信息到内部管理运作都发生质的变化。仅就图书征订期而言，可由原先目录征订的两个半月缩短为网上征订的48小时，不出门即可查阅全国出版物，简化了现货添订手续。也许，通过这样的一步步改进，“赶大集”式的图书定货会可以渐次式微了。
题图：不久前举行的杭州西湖书市汇集了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6万多种出版物，交易空前火爆。这是两位学生在选购图书。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无悔人生
浙东山水育斯人
本报记者 范伟国
过了春节，年过花甲的曹厚德还在忙碌，认识他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现他清闲过。曹先生笑道，人生的第二个青春从退休以后开始。
年近古稀的曹先生身板硬朗，在诗、书、画、印和雕塑方面有相当造诣，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他主著的百万余言《中国佛像艺术》一书，是我国佛像艺术论著的扛鼎之作；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还被黄帝陵，郑板桥、齐白石、刘少奇、朱德等纪念馆收藏或刻石勒碑。
退休了，他可以在家安享清福：品茗治印，鉴赏文物，外出塑像，挥洒书画。但曹先生只是喜欢忙碌，他深情地爱着这块养育了他的土地，立志在有生之年踏遍浙东的山山水水，发掘古代艺术品的精华。
曹先生对我说，他没有上过学，从父学艺，从漆招牌字开始。回头一看，虽然生意不错，可惜难脱匠气。1960年，他进入宁波市工艺美术所，广泛接触传统的泥金彩漆、金银彩绣、骨木镶嵌。他为民间工艺的精湛技艺所折服，更为它的生动灵气所倾倒，从此决定了一生的追求。此后30余年中，曹厚德从浙东民间工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学识大进。他开发的现代工艺美术品一度畅销海外；他周游浙、苏、闽、皖、鲁、辽6省，参与主持修复名寺20余座、造像2000余尊。
退休之后的1994年，他和好友杨古城一起，顶风冒雨到宁波四乡八村调查民间工艺品，继而扩大到调查遗存的历史文物。一次寻访民间佛像时，他们从一个村民口中偶然得知，山上还有不少石像！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湮没在荒草之中的南宋墓道石雕，为石刻艺术历史长廊补上了一节断链。
从那以后，他们的寻访更加起劲：找到了唐代一批寺院的遗址，吸引了美、韩、日的不少学者前来探古；找到了北宋《神童诗》作者汪洙和南宋《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墓道。宁海县前童村即将被拆的明清民居，由于他们两位的发现和自费邀请记者采访而得以保存。曹先生还将在民间艺术搜寻中的所见所闻，在《宁波日报》上以“宁波一绝”或“宁波之最”撰文百余篇。
曹厚德若想赚钱，只要找些文物卖一下就行了。他可不，还倒贴积蓄用于发掘和保护。长途车费自己付，食宿自己掏，还自己拍照洗印，时常请人带路也是自己掏腰包。我去了他家，两间屋子一点没有装修，房门裂开了缝，屋里的书堆得和墙一样高。
请曹先生谈谈此中酸甜苦辣，他回答说，不过走点山路，喝点凉水，也是一种锻炼。感到难受的是，我们在保护文物，撰写介绍文章，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像前童村的明清民居，有人趁保护措施没跟上，低价收购木建筑雕刻件，甚至不惜偷盗，好端端的建筑没有消蚀在岁月中，却败坏在不肖子孙的手里。
曹厚德有一幅宁波地图，上面打了不少记号，都是他想去之地。他自撰一联自谓：“平生劳碌，岁月每从手下过；一世奔波，山河多在忙中看。”他自号“碌翁”，为的是激励自己多干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