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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周恩来的一次讲话
石寄圃（遗作）
时间：一九三七年秋
地点：太原山西省议会礼堂
西安事变结束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战的新局面。一九三七年秋，八路军进入山西前线，周恩来副主席以党代表身份来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商谈联合作战事宜。同行的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值得怀念的是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以个人名义向太原市各界发出请柬，在山西省议会召开了一次茶话会。周恩来三个字的分量是多么重啊！我有幸作为文艺界代表参与这一永生难忘的盛会。
讲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前因后果和国家的命运。在我印象中周恩来有一段讲话最深刻，“……大家一定都看到蒋委员长的《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的回忆录那本书吧？我们也有个有关西安事变的记录，但不是半个月的记载，是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危亡的决策实录。就是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完成联合抗日，大家不尽全晓得真相。是蒋委员长接受联合抗日，获得释放，由张汉卿护送回南京根本原因。大家知道，张、杨实行兵谏，半月间风云变幻，杀掉蒋介石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杀蒋容易，而陷国家于危亡，挑起新的内战，亲日派何应钦蓄意取代蒋，汪精卫匆忙由欧洲回国意在联日反共等后果是至关重要优先考虑的。中共中央决策，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粉碎国民党亲日派的图谋，当机立断，劝告张、杨放蒋回南京……才有今天的抗日局面。”他着重地重复了“委曲求全”四个字，这段话使全场沸腾，掌声雷动，他在结束语中说：“国难当头，抗日第一，我八路军已开赴山西前线，愿与全国人民和抗日友军并肩作战，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击败日本侵略者而奋斗到底！”
讲话完毕，他以亲切的口吻，请大家提出问题。
这时有一位同志递上一张纸条，要求把在场的八路军将领介绍给大家见见面。
周先生看完笑了笑说：“很好！凑巧，今天介绍一位和大家见面，他是你们的乡亲徐向前同志。”说着，他挥手向台下示意。可巧坐在我前排不远有一位起立走向讲台。他显得消瘦，穿一身中山便服，像个教师模样。啊！这就是身经百战专打硬仗的徐向前将军。周介绍说：“徐向前同志将带病上阵，到抗日的最前线，目前正作短期疗养。”在热烈的掌声中，徐讲话不多，但精神焕发。谈到共同对敌，以弱胜强，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战略、战术时，挥拳击案，砰砰巨响，英雄气概，令人敬佩，他哪里像个病人。我左边有人窃窃细语：“他是“五台人”的光荣！”“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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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的怀念
卢嘉锡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这20余年里，他依然活在我心中。每当我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依然给我以教诲和帮助；愈至耄耋之年这种情感愈是浓烈。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个转折的关头，从而决定终生事业的成败。在科学道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果，便是在几个人生的关键时机得益于周总理的教导和直接的帮助。
1956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制定科学远景规划。我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前身）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工作。更令人兴奋的是，周总理亲临大会，在听取了规划工作汇报后向我们做了意义深远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他的风采和学识令我敬佩不已。这次讲话他没有讲稿，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问题，不仅高屋建瓴，而且切中肯綮。他提出的“从学科出发”搞发展规划的思想，完全符合现代科学自身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给我们制定规划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在周总理的指示和鼓舞下，我和唐敖庆同志共同为化学学科发展规划的起草做了许多“戴帽”、“穿靴”的工作。也是从这时起，受周总理的启蒙，我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带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受益匪浅。我的许多科研成果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结果。
1962年2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准备再订一个科技十年发展规划。此时距上次科技工作会议虽然仅6年时间，但国内却发生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等大事。会议是在广州召开的，党和国家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来自科技前沿的人，超标准地用3元一天的伙食招待我们，这在自然灾害的阴影还没有散去的时期是很高的。我们理解到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内心备感温暖。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再一次聆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周总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深刻的阐述，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讲话打动了会场上每一个人的心，听者无不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就如春风吹絮一般，胸臆中的一切块垒都随风而去。我也同样受到极大的鼓舞。
令人慨叹的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制定的科技十年发展规划仅进行了4年便因“文革”中断了。我的研究课题被取消，我也被当做“反动权威”剥夺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被勒令去打扫厕所。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结构化学基地几近毁灭而又无能为力，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不过，我没有失去信心，因为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总在我耳边回响。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立即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企望用科学拯救和振兴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1949年解放前夕，我曾冒着危险多方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先后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我坚信自己是周总理所说的“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大约在1969年秋，当时的“革委会”突然宣布解除对我的监管，让我出来做些科研工作。后来得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在接见从美国回来的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谈到我时，问作陪的方毅同志：“卢嘉锡在什么地方？”方毅回答说：“在福州的‘牛棚’里。”周总理很快派人打电话给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请他马上通知物构所解放我。当我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对周总理的感激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时我年富力强，正是出成果的时期，如果不是周总理对我的解救，年华逝去，对国家和我个人的损失是无法补救的。
出来工作后，为追回失去的时间，我加倍努力地进行科学研究，在几年里相继提出了“福州模型Ⅰ”、“福州模型Ⅱ”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理论模型，此成果比研究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其它国家早了一二十年。在这之后我又在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组织和指导了“中国牌”的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BBO的研究，取得了惊动世界的研究成果。
古人曾用“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句来表达对贤者的景仰和倾慕，如果将此句赋予新的意义，我以为用在像我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周总理的感情上，是很合适的。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完全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情实意地与知识分子相交往。否则，“文革”中他百端缠身，自身都受到冲击，如何会想到去解救一个千里之外与他并无瓜葛的知识分子呢？正是这一点令我强烈地感受到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力量，我只要还有思维和记忆，对他的怀念和敬仰就不会淡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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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
中共中央统战部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和模范实践者。他毕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周恩来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缅怀他对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和卓越贡献，学习他崇高的革命品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尚的风范，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对统一战线提出的各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分清敌、我、友，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推动了两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时，他亲临西安，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贯彻执行党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他长期战斗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善于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他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爱国民主斗争。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南京和谈期间，同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定地支持和发动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成功地开辟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加快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为奠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格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空前广大的规模。周恩来同志在多党合作、人民政协、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民族、宗教、知识分子和祖国统一等许多方面，为党制定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发展壮大我国统一战线，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些重大理论、政策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如何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成为当时统一战线内部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5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俄国、东欧资产阶级的不同特点，根据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和资产阶级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1952年“五反”运动后，一部分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有种种疑虑，周恩来同志邀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座谈，重申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说明“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之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用和平赎买的办法，经过统一战线工作和国家资本主义，在联合资产阶级中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把人改造过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伟大创举，成功地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实现了这一创举。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一起奋斗，在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一党制好，还是多党合作制好，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大理论政策问题。建国初期，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民主党派中一些进步朋友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主张解散民主党派。一些思想偏右的朋友则主张民主党派应当成为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也认为没有民主党派可以少些麻烦。周恩来同志深刻阐述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他分析了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各民主党派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民主党派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其内部关系上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民主党派只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合作，而决不能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走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老路。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一些人认为搞社会主义应该只有一个党，否定民主党派存在的思想倾向，周恩来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客观依据。他比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提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关系的普遍原则。他说，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奋斗，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就不能同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互相监督实际上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周恩来同志是非常清醒的，有许多深刻论述。他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
建国以后，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是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采取联邦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接受了李维汉同志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意见，在1949年9月7日，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就此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1957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他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我党的民族政策。着重指出：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作为政务院总理，为民族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派出大批医疗卫生队、民族贸易队、工作队，帮助少数民族医治疾病、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先后组织了五个民族访问团，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达党和政府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次访问团下去前，他都要到场讲话。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到国家民委举办的民族研究班讲话，多次到中央民族学院视察，看望各民族学员，接见毕业生。此后，在他主持下，政务院会议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确定了普遍地、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
二、坚持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建设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内的最广泛的联盟。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实现新中国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奋斗。
为了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强调实行民主改革要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去进行。在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少数民族不同意的，就不忙着去做。要安排好上层人士，使他们的生活不比以前差。从而团结争取了大批民族上层人士，使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实现了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同志还十分注意加强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他指出，宗教是长期的社会现象。要贯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证公民信仰自由权利，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种种社会力量，使人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共同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他热情赞同和支持宗教界的爱国民主运动，实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我国宗教逐步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始终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同志首次正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深刻论证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积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和理解，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在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数十年间，他始终如一地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坚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努力创造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早在1949年9月，周恩来同志就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将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但是它们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然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政协会议还将对各级政府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作用。他说，政协系统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全国各方面群众的一个重要的民主渠道，既要同国家的中心工作相配合，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与讨论，又要动员广大的力量来发扬民主，从各方面加强对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
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适当时机恢复我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是周恩来同志生前的一大夙愿。1956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庄重宣告：“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并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当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又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
关于香港问题，周恩来同志早在1957年4月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让香港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他说：“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香港应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周恩来同志在这个谈话中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将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
三、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形成了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出崇高的革命品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尚的风范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重要历史关头，周恩来同志总是亲临统一战线的第一线，同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党派、各方面党外人士密切接触，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者。他对统战工作不仅有宏观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指导，而且从策略、方法、守则上给予具体的规范要求，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今天仍须大力继承和发扬。
广交朋友，相见以诚。周恩来同志认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他批评那些不敢和不屑与党外人士来往的共产党人是“画地为牢”、“孤陋寡闻”，长此以往，必然“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来越窄”。他还指出，党外朋友如果听不到共产党的意见，也会想得不那么全面。所以，党内外应该相互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朋友。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结交几个党外朋友，而且是畏友、诤友，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能“在大的关键问题上互相提醒”，因而“才是真正的朋友”。
自我改造，严于律己。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严于律己的典范。在《周恩来选集》、《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许多文章中，他那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品格随处可见。他常常现身说法，循循诱人，教育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士，用“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等座右铭自勉、励人。他注重身教，身体力行。周恩来同志认为自我改造是靠自觉完成的，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他支持、倡导具有统战特色的思想教育方式，即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逐步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
民主协商，兼听则明。周恩来同志为统战工作规定必须遵循的又一原则和方法是民主协商。它不追求多数表决的通过和形式上的一致，而要“会前经过多方面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到共同的协议”。周恩来同志善于听取各方面、各阶层和各民族党派的各种意见，重视反面和批评的意见，允许和提倡争辩。他说，听取不同意自己主张的和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意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补充修改自己的主张，这样才不至于做出不切实际的决策，避免犯主观片面性的错误。
求同存异，坚定灵活。在统一战线内部，既有在共同目标下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存在各自具体利益的差别性。周恩来同志根据历史经验，强调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同异关系，在求同的基础上存异，在存异的条件下求同；求同不是简单划一，存异并非放弃原则。在统一战线内部，周恩来同志提倡要善于寻求和增进共同点，求大同、存小异；通过存异而更好地求同。他认为，如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他强调，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谦虚谨慎，平等待人。周恩来在与党外人士几十年的交往中，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发号施令，而是尊重他人，平等相待。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和风格，赢得了党外人士由衷的信任与爱戴。原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回忆周恩来同志时，深情地说：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使我敬佩不已的是他既给人以教益，却从来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从不锋芒毕露。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干什么”。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他所凭借的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自己的模范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同志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他实事求是地解决统一战线中的重大理论政策问题，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远见卓识；他坚持团结、民主、建设的方针，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他在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主持正义，见义勇为，保护同志和朋友，体现了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他广交朋友、广开言路、广纳善策的民主作风和优良传统，为全党树立了楷模；他坚持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倡导全党做统战工作，为全党重视统战工作、全社会支持统战工作，提供了思想保证。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各项工作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继承和运用他的宝贵思想财富，把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62年春节前夕，周总理邀请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屈武（左四）商谈对台工作问题。图为会后的合影。（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