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献上我们的一颗心
——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
张颖
经过漫长的数千个日日夜夜，有些事在记忆中却像刚刚发生的那样清晰，并且时常会激起情感的波澜：那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前厅，拥挤着一张张阴沉肃穆的脸孔，鸦雀无声。我默默站在东边一根圆柱后，没有看周围站着的人群。忽然眼前有人推过一把轮椅，上面坐着一位身躯有些弯曲的老人，他颤抖地站起来，摆手让推轮椅的人和轮椅离去。他独自撑着拐杖支持着，我站在后边蓦地发现，那不是郭沫若先生么？我轻轻迈前一步扶着他的左臂。他抬眼看见是我，紧紧握住我的手。布满皱纹的脸，泪水纵横，所有站在那里的人都没有发出声音……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发生的一幕情景。追悼会结束后，郭老坐进轮椅，轻轻说：你已经好久不到我家来了。我点点头，望着那轮椅慢慢离去。周恩来同志生前有那么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在追悼会上除了郭老，我却没有遇到第二人。
一年多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我才去看望郭老，为了在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里提到郭老，特地去请教他。一年多来，他身体变得健朗了些。不过年过八旬的人，终归是显得衰老了。他见到我很高兴，看着那篇稿子，不断地说：现在可以写了，应该写啊。恩来同志有多少事深埋在人民的记忆中，有多少事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呵。
那是又一幕清晰的景象：在那处荒凉了十几年，还没有修理好的小小四合院里，腿已伤残的夏衍同志安详地抱着小狸猫坐在院中。我踏进小院，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还是那样喜欢问起各种消息，国际国内新闻，但很快他就转换了话题，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同志的各种往事。他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在你有生之年，应该把周公（当年大家对恩来同志的尊称）和文化艺术界的人和事整理出来，这是功德哩。我愕然地说，我能吗？他语气近乎批评：你有决心就能做成。这句话一直梗在我心里。
1979年第四届文代会期间，我去参加了会议，那时我离开文艺工作已经十五年了。第一次进入会场，我见到那么多许久不见的朋友，都互相拥抱在一起，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几乎都一样：你还活着！活得还好吧？当然，大家心里都怀念着那些遭到不幸的同志。大厅里我们不是都见到坐着轮椅的、拄着拐杖的、被搀扶进来的人么？还有长眠于地下的。十年浩劫，同志们都变了，但又都企盼着新的开始。
会议讨论文艺的过去和未来，多少人都在深深怀念着同一个人———周恩来。倘若他还在，能和我们共享这份欢乐该多好！倘若他还在，能和我们共同总结过去计划未来，一定更受鼓舞！倘若他还在……心灵深处的怀念，来自每个人的艺术生命甚至是政治生命中都有过的难忘的记忆。有人写下了这些记忆。
1994年春节后不久，我去探望夏衍同志，谈起多年前他给我的提示。他说：四十年代你在重庆时期就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和文艺界人士很熟悉，情况也很了解，应该整理周恩来同志与文化艺术界朋友们交往的事迹。离休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恰好有位朋友鼓励我以此为主题拍部电视片，我没有经验，特来向他求教。他立刻说，这是个好机会，你现在不上班，正好做这件事。他让我立即找张光年、陈荒煤、周巍峙等几位前辈商量，还积极提出不少好主意。我很快就找到这几位前辈商量。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我们很快商定并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们联络，也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部有三百分钟的专题片终于完成并初次播出，固然有许多缺点和遗憾，总算留下不少珍贵的资料。令人惋惜的是，在这期间，又有十数位同志离我们而去了。
近两年我又参加编写一本有关周恩来与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书。虽然我们尽心尽力，但仍难以表达恩来同志与许多文化界朋友的深情厚谊：我们忘不了，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是恩来同志以捍卫民族独立尊严的满腔爱国热忱与豪迈的精神领导着文化艺术界的朋友，投入到人民抗战的洪流，并肩战斗，开创并发挥了文化宣传的伟大力量。当抗战陷入低谷重庆迷雾漫漫凄风阵阵之时，还是恩来同志不畏艰险，领导大家创造了戏剧运动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在艰苦困难的共同战斗中，周恩来同志与大家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有不少沟沟坎坎。已是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仍然关注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从宏观领导到具体疑难问题的解决，甚至文艺上的某个作品，他都那样关怀备至。比如电影《青春之歌》、《烈火中永生》，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的关切，也许就永远被压在仓库里或被批判。话剧名作《茶馆》、《霓虹灯下的哨兵》，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关切，也许已经夭折了。这些事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然而老一辈人怎么会忘记呢？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指的是1938年至1976年），周恩来同志与新中国的文化艺术运动，与众多文化艺术工作者，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些年来，往事时常萦绕在心中，尤其是永远使人难忘的周恩来精神：对祖国无限热爱，对人民无私奉献，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值周恩来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我们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编写了这本书———《周恩来与文化名人》（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记述那些难忘的多少往事，也留给后人了解研究。
第12版(副刊)
专栏：
周恩来与卓别林
于志恭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左图），我已保存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来，我不时拿出这张照片来仔细端详——周总理和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肩挨肩地紧靠着站在一起，两人都发出由衷的微笑，那么放松，那么自然，那么亲切。这不像是一位大国总理与一位外国艺术家的会见，倒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一起合影，欢畅而随意。
这张照片是当年我在冯玉祥先生身边任秘书工作时的老同事王倬如送我的。1954年，当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王倬如随同周恩来总理去日内瓦参加会议。当时，卓别林正居住在日内瓦。于是，周总理便委派王倬如与卓别林联系，并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送至卓别林的庄园内，请卓别林观看。卓别林十分高兴，亲自送王倬如出庄园，并在庄园门口与王合影留念。后来，卓别林又亲自到周总理在日内瓦的住处去致谢，两人交谈十分亲切融洽。这张照片就是卓别林告辞时在总理行辕门前照下的。这历史的一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故事，也留下了一位大国总理的可贵风范。
1938年我在冯玉祥先生身边工作时，就认识了周总理。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导我终生难忘。值此周总理诞辰百年之际，我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提供给党报，希望更多的人能一瞻当年周总理的神采和风范，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第12版(副刊)
专栏：
读梅
左文龙
大运河在这里恭听，恭听着岸上奔涌一种永不流逝的读书声。
傍岸的淮阴城（古清江浦）河北西路一百七十四号，前面青砖花墙围护的广场，曾是设立私塾的陈家花园，后面是二十二间坐北朝南的三进深宅小院，第三进十四间院落为周恩来六至九岁时生父母、嗣母、乳母及其三兄弟的居室和书房。占地三千五百六十平方米的古宅，花木扶疏，窗明几净，昔日典雅的书香门第，而今成为著名的“周恩来童年读书处”。该处大门楼上悬挂着李鹏总理亲笔题写的“周恩来童年读书旧址”的匾额，大门槛边竖立着“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大门左右墙上镶嵌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志牌。该处自1988年对外开放后，来访者已达二十余万人。
在周恩来童年那间小小书房向西的门窗前，有一株周恩来童年亲手浇培的腊梅。五十五年后的1962年初，正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然念念不忘询问当时与会的淮阴地委领导同志：“那棵腊梅还在吗？”哦！早扎根心田的这株腊梅，难道就是他留给童年读书处的唯一的一本最珍贵的书吗？
这里虽不是赏梅胜地，人们却留连忘返这庭院一隅。这株虽不是奇异品种，人们却对这中国梅谱里三百二十三个成员之一赞叹不已。论色，腊黄如金，朵似磬鼎，色胜红梅，雅胜墨梅，怡胜绿萼梅。论品，百年花龄，苍劲挺拔，珍如早梅，贵如杏梅，名如宫粉梅。论香，暗香浮动，浸身难捉，浓似朱砂梅，馨如照水梅，馥如素心梅。论形，冠盖荫地，枝柯擎天，欹曲适度，疏而有致，或俯，或仰，或侧，或倚，或盼，或聆，无姿不景，无态不美。论韵，稀、老、瘦、含，众长凝一，饱经沧桑，恩泽沁溢，丰而不盈，约而不浮，俏而不艳，香而不腻，卓尔不傲，逊而不俗。论时，花有佳时，赏无定期，摩肩接踵，不只属于乍暖还寒的初春，阴晴朝夕四季，亦有心仪已久者云集。
人们是为着读梅而来。青砖砌就的花坛，就是传道的课堂；滋润疏松的沃土，就是授业的课桌；俏立的百年腊梅，就是解惑的课本。这营造着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极致。此处，也许纸感到苍白，字觉得无力，唯有鲜活的梅，才是那承载博大精深的读本。如今正是这株树冠三十多平方米、铁干腕粗的腊梅，向读者散发着魅力，散发着卷帙浩繁的诱惑。看，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啊，就是专来拜读这册无纸的书，这册无字的课本！
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心境，贪婪地饱览着。红领巾朗读，拄杖者轻吟，轮椅上凝视，蓝眼睛默观。青工读到了病危中关怀矿工的那句叮嘱，老农读到了邢台抗震棚内的忧容，新战士读到了高扬的“八一”军旗，小学生读到了十四个补丁的浴巾，机关干部读到了胸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春天，能读进“她在丛中笑”的灿烂；炎夏，能读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诚；清秋，能读见“只争朝夕”的憔悴；严冬，能读得“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锋芒。读吧，读不完总理脸上那张共和国的晴雨表，读不尽公仆满身的风尘。读吧，有的读宽了视野，有的读硬了脊梁，有的读进了尴尬的窘境，有的读出了忏悔的泪水。老百姓从枝叶上读到了故事，艺术家从花蕾上读到了灵感，政治家从主干上读到了策略，史学家从根本上读到了规律。
面读虬曲挺拔的百年腊梅，犹如缅怀弯贴胸前右臂、静垂一侧左臂的百年恩来。人们就这样在思念中年复一年地读着梅，也在读梅中日复一日地思念着，思索着，思辨着：
繁枝茂叶，周详地书写着丰功传绩；
芬花芳蕾，完美地书写着高风亮节；
八支主干，条理地书写着无我，求是，创新，民主，廉洁，严细，守纪，牺牲；
一条总根，书写封面上的“为人民服务”；
四方园土，书写扉页里的“周恩来精神”。
哦！大运河畔的周恩来童年读书处，这里有着不灭的读本，无尽的读者。
第12版(副刊)
专栏：
浓浓淡淡故乡茶
徐忠
俗话说，“见物如见人”，“见物想亲人”。每当我见到淮安的茶馓，立即就会想到世纪伟人周恩来与其故乡的茶馓相关的几件表面看来极其平常，然而内涵却颇有深刻寓意的往事。幸好，由于工作关系和职业的习惯，当时随手作了笔记，不但无需凭空回忆，而且永远不会磨灭。现在正逢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又逢江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之时，我想把这几件实录摘要见于报端，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一件是发生在1960年的春末。一天夜晚，皎洁的月光下，首都的长安街上，一辆高级轿车载着三位基层干部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总理的临时住处。乘车的是淮安县委常委兼淮城镇党委书记刘秉衡及其两位随行人员。他们是受县委、县人委所派，代表全县人民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家乡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情况，同时请求国家计委批准淮安建一个纱厂，请总理为革命烈士纪念塔题词，并带去总理家中祖辈的画影像，另外还带一些茶馓，送给总理和邓颖超同志。
据刘秉衡同志回来说，周恩来总理很喜欢吃家乡的淮菜和特产“鼓楼茶馓”，特意要他帮助外交部总务司找两位既会做淮菜又会做茶馓的厨师，并交待在场的秘书孙岳同志说：“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这次他们带来的淮安茶馓很好，只是多了一些，少带一点就更好了。”为了表示珍惜浓浓的乡情，同时又在经济上有来有往，嘱咐孙岳秘书说：“我们也要找点东西送给他们。”后来，总理叫秘书送一箱外国的白兰地、威士忌和红、白葡萄酒，按价格计算，高于茶馓十多倍。刘秉衡同志再三推辞不要，孙岳秘书劝说：“我们跟总理多年了，知道他的脾气，他说的话要听，他送的东西要收，不要违背他。”于是只好把珍贵的外国酒带回了淮安，分送给省委、地委和县委负责同志。
对淮安的茶馓，邓颖超同志也很喜欢，她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刘秉衡同志等一行三人，有童小鹏同志作陪。席间，邓大姐指着茶馓，微笑着对童小鹏等人说：“这是淮安的土特产，很好。名字很有意思，风味很有特点，请淮安同志介绍一下。”
“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食品，叫鼓楼岳家茶馓。既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性，又有制作精细的科学性。”刘秉衡同志作了概括性的说明之后，扼要地讲述了茶馓发展的由来及其实用价值。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淮安这一带就有人会做馓子，又叫“细环饼”，后来才叫茶馓。茶的意思是上好的茶点、茶食，边干吃，边喝茶，香脆酥松，初食甜，细嚼咸，别有风味；如果用开水或豆浆一泡，则散软细绵，极为可口，两个特点合一，就叫茶馓。
《本草纲目》中早有记载，“馓性甘咸，温，无毒，有利便尿、润肠，温中益气之功能。”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经专门作诗赞茶馓：
纤手搓来玉树寻，
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无轻梦，
压褊佳人缠臂金。
明清两代是淮安茶馓的鼎盛时期。住在淮安城市中心鼓楼附近的岳家，世代相传专做茶馓，配料精良，造型奇特，细如线，黄如金，环环入扣，丝丝相连，人称“鼓楼岳家馓”，技术保密，只传儿媳，不传闺女……
邓颖超听到这一介绍，风趣地说：“那，我可以学了，我是淮安的媳妇啊！”把吃馓子的人都逗得笑了起来。
另一件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即1961年春节前夕，淮安县委、县人委负责同志听周总理在淮的亲属说他和邓颖超同志为了带头节衣缩食渡过难关，营养不良，身体都不好，便托人带去一些茶馓、藕粉、莲子和工艺品及针织品送给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不久，即于1月16日收到了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室代写的一封信，婉转而又严肃地批评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和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再一件发生在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出席会议的中共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和副书记王纯高赴京之前，同县委、县人委领导人商量，是否带点家乡土特产，送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考虑到上次送藕粉、茶馓的教训，又考虑到党中央号召增产节约，还是按照淮安以茶馓作礼品的民风民俗，只送些茶馓，花钱不多，礼轻情意重，既可表达故乡人的一点心意，又不违背大的原则。
邵、王两位书记到了北京以后，经过多方联系，把一小铁桶茶馓送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负责接待的秘书当即告诉他们，总理反对请客送礼，要他们把茶馓带走。邵、王两人反复说明茶馓不是什么贵重礼品，不值多少钱，再三请求秘书代为收下。不料时隔两天，总理秘书带着茶馓到了江苏代表团秘书处，把邵、王两人叫去，耐心而又严肃认真地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你们的心情是完全理解的，茶馓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茶馓，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一个浪费……”一听这话，邵、王两人傻了眼，愣了半天，一人说：“这样吧，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另一人说：“千里迢迢一片故乡人的心。我们照收粮票和钞票，请你还把茶馓带给总理吧？”
秘书先是一笑，说：“这个主意，我们也向总理说了，不行。”后又收起笑容，说：“上次你们送过莲子、藕粉，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送茶馓了。要是这次再收下来，你们以后还会送。因此，总理再三讲：茶馓一定不能收！”说着，又拿出一份中央文件交给邵、王，文件上有周总理亲自用铅笔作的批示：
“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秘书最后交待说：“总理叫把这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带给你们，要你们好好学习！”
普通的茶馓，竟和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联系在一起，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当时邵、王两人被感动得眼睛湿润，请求秘书转告总理：“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教育与爱护。”如今，仍然健在的王纯高同志经常联系党风、政风的实际，教育中青年干部要以总理对处置茶馓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为教材，自觉学楷模，廉洁自律不含糊！
第12版(副刊)
专栏：
艺文短波
为了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文化部主管的《新文化史料》今年的第一期特编发了纪念专栏，刊出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撰写的《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李颖的《北方新剧运动的先锋周恩来》和朱立人的《周恩来与古雪夫探讨芭蕾舞剧》等文；还在封二、封三、封四刊出周总理生前接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演员的历史照片。
（舒晨）
第12版(副刊)
专栏：
声声慢
周恩来遗物陈列馆
顾浩
是在淮安？
还是京城？
到此怎生辨识！
因有万缕情思，
精纺细织。
雕栏画栋庭院，
一股清流润巨石。
陋室里，
理万机，
尽是粗衣淡食。
只见件件遗物，
人何去？
念之满襟泪湿！
千古风范，
英姿永不消失！
如今红日高照，
神州地，青松挺直。
月圆了，
伟人含笑飞花拾。
第12版(副刊)
专栏：
他与云冈石窟同在
王颂
那是一个令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1973年9月15日，周总理抱病亲自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专程来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并向客人和中外记者庄严宣告：“云冈石窟一定要三年修好！”他把最后的关怀和爱护留在了云冈，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犹如千年大佛一样，永远映在了人们的心中……
总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面仰望大佛，一面专注地倾听解说。他兴致勃勃，不时地询问云冈的保护情况。当进入雕饰富丽、保存较为完整的第六窟时，总理被这座中心塔柱变化繁复、四壁雕满佛传故事的精美洞窟完全吸引住了。他在这里看得非常仔细、认真，犹如在欣赏一件件艺术珍品。从三千多大小造像的设计布局，到每一幅反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本行图画，从集众坐姿于一体而展示的佛像雕刻，到维摩、文殊对坐问答像；从反映古印度、希腊、波斯情调的图案花纹，到显示汉晋以来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的天幕垂帐及其兽面雕饰；从大面积布局中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到中心塔柱上层四角的九层塔柱和中心四方主佛的镂空雕刻，都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兴趣，他显得非常高兴。可当他转到北壁，看到大面积石雕被自然风化、渗水侵蚀得面目无存时，脸上流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马上询问陪同人员关于防止石雕风化水蚀的技术问题。在场的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说：“我们已搞了个十年维修规划。”总理紧蹙双眉陷入了沉思……
他两眼凝视前方，目光里千言万语，好像从现实的今天，直看透十几个世纪；他双臂抱在胸前，这动作多么熟悉，好像在紧紧搂住中华民族的荣誉。释迦牟尼的雕像雄伟庄重，引他点头称赞；迦叶弟子的奇特造型，使他笑展浓眉；断头菩萨，缺臂罗汉，让他沉默不语；佛身剥落，洞窟风残，令他深感痛惜。总理，此时此刻，您在想些什么？您的心海里正酝酿着怎样的旋律？……
在第五窟，蓬皮杜总统指着十七米高的摩天大佛赞扬说：“整个云冈和他一样，是世界艺术的一座高峰，我看后非常满意。”周总理笑答：“感谢你把我带到这里！”记者拍下了这生动的一瞬，照片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一位法国记者问总理：“你过去知道这个地方吗？”总理铿锵地回答说：“怎么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忙，没有时间。”是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他根本无暇涉足祖国的名山大川，古迹名胜。
秋花竞艳，草木峥嵘。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进入接待室，稍事休息。在休息室前总理面对数以百计中外记者大声宣布说：“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下来！刚才说有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我说三年搞好，三年以后请你们再来参观！”总理坚定而熟悉的声音在武周山间久久回荡……
总理的指示很快传遍了文物战线。中央、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了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组，从1974年开始，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原则，投入巨资对主要洞窟进行大规模抢险加固，工程采用科学的新工艺、新方法，进展十分顺利。1975年总理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关心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三年后的1976年9月，维修工程如期完成，云冈石窟多处岌岌可危的悬石裂隙得以治理，残断落石归位复原，抢救了一批濒临倒塌的洞窟，石窟面貌焕然一新，艺术宝库焕发出了青春的光彩。遗憾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却未能再来云冈，亲自看看三年保护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老人家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周恩来同志对云冈石窟的绵绵深情和无限关怀，将永远镌刻在这部宏伟的艺术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