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浓荫永在天地间
高屹
优美秀丽的深圳仙湖植物园，有一处重要的景点，吸引着人们在这里驻足留影。1992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春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在这里亲手种下了一棵四季常青的高山榕。当时，外电曾经报道，邓小平这次种下的这棵高山榕，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植树本身。如今，这棵高山榕已根深叶茂，而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棵树前，睹物思人，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人们不会忘记，是他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使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又重新焕发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是他亲自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为整个中华大地增添了翠绿的秀色。
1979年，邓小平启动的中国改革之船起航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植树节。在运筹改革开放大计的同时，总设计师的心中也时刻装着让中华大地绿起来这一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大事。这年3月12日，他在京郊大兴县庞各庄种下了一棵树。此后，每年的植树节他都要带领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植树活动，推动了一场全民义务植树的绿色革命。
1981年的夏天，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水，我国一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9月，邓小平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他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者五棵树，要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予以支持。中央书记处认真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和建议，并由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决议》（草案）。这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个决议，从而在法律上规定了每个公民植树的义务。1982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同年12月，他又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环境。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关注。1982年11月，他在会见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外国朋友时说，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以前这个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上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好的变化。1983年的植树节，他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中直机关绿化基地植树活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主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1981年8月，他在视察西北地区时，看到茫茫戈壁的荒凉景象，心中非常感叹，随即向陪同的兰州军区政委肖华提出，兰州军区部队要在西北地区种草种树上多做些工作。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又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1982年底，他又找行将赴任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谈话，要求兰州军区部队制定一个支援地方建设的规划，下决心拿出二十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
作为北京市的市民，从1979年到1989年，邓小平连续十一年参加了北京市的义务植树劳动。大兴县庞各庄乡、海淀小西山、十三陵水库、天坛公园、景山公园、亚运村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挥锹培土的身影。每次都是那样地认真：填土、踩实、浇水。每次都要说同样的话：“要年年种树，人人种树。”不仅在北京，他每到外地视察，只要有机会和条件，就一定要植树播绿。1984年2月，他在厦门视察时，原计划10日上午在万石岩植物园参加植树后即乘火车去上海。但是，这天一早下起了雨。当地的同志建议取消这次植树活动。邓小平却不顾风雨，上山植下了几棵南国佳树———樟树和南洋杉，给特区人的心中留下了浓浓春意。1992年初春，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的过程中，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又在深圳这块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验田，亲手种下了那棵具有象征意义的高山榕。
十年树木。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全民义务植树已经蔚然成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当年邓小平种下的那些小苗，现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有的已具参天之势。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情的爱，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华大地的青山绿水之间。
第8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征文
球星出拳
吴兴人
球迷遇明星，欣然求签名；“大腕发脾气”，当众送老拳。这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有其事的社会新闻。据1月15日《新民晚报》报道：
“昨天下午2时10分左右，本市球迷顾生荣巧遇这位上海甲级劲旅的头号明星，从鲁迅公园附近的足球俱乐部出来，便兴冲冲地跑上去，请他在一张图片上签名。这位球星不答应，径直进了自己的自备车。顾生荣情急之下，便敲敲车体请他开门，岂料球星勃然大怒，冲出来一把摁住顾生荣的头颈，挥拳便打。经医院验伤结果，顾生荣被打得左眼挫伤，有乌青块，面部流血，肚子疼痛。”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种瓜得豆，求名得拳，诚一大怪事。然再思一下，此事亦不奇。
大凡成了名人，不少人都有点架子。有的架子是别人帮着搭的，有的架子是自己搭的。名人有点架子，只要无害于社会，无害于他人，既有所好，只管请便。但这位球星从搭架子到挥老拳，其行止实在是太出格了。报纸批评他是“街头失态”，是很客气的。那么，球星何以“失态”呢？
也许是因为忙，成了“星”后，光芒四射，公事私事，自然要比凡人为多。倘因忙而顾不上签名，尽可以婉拒，或回避，或推脱，又何必赐以拳头呢？也许是因为烦，有那么多人盯着，紧追不舍，不得安宁，不免心烦意乱，无名火会升腾起来。但你想想球迷的“拳拳之心”，你下得了手吗？也许是成“星”后身价不同，岂能随便被人拉来就签，挥之即去。不料此人竟不识相，挥之不去，盯住不放，还敢敲拍他的心爱的轿车，这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于是“星”勃然大怒：你敢敲我的车，我就敲你的头！
球星不自重，发脾气，违规犯规，在球场上要吃黄牌、红牌，在场外也会吃“黄牌”、“红牌”的。
这一拳既出，使球星头上的光环迅即化为乌有，换来了一片谴责之声：“如此球星，太不像话，法规法制意识到哪里去了！”“×××，你在足球场上是明星，但是在足球场外，请你学会做人。”踢球与做人，是两回事，但又是一回事，思想、道德素质不努力提高，到头来，球也难踢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什么“星”，人们也不会尊重你。
求名得拳的风波，以这位球星赔球迷医疗费、精神损失费若干了事。事虽“私了”，其社会影响仍未了。此事对那些已成的“星”、“腕”们来说，仍不无教益。当然，这一拳，多少也该给那些盲目崇拜明星的这迷那迷们一点清醒。（作者单位：文汇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谈“山人气”
黄裳
浙江文艺出版社新刊《钱钟书散文》，是一本收罗丰富的汇编本。它将钱先生过去所写的散文几乎搜罗净尽了。钱先生过去是一直反对旁人“发掘”他的“少作”的，现在却一反旧说，汇集了这一本散文，使爱读他的文字的读者得以一窥全豹，是值得感谢的。
书中收有1932年发表于《新月月刊》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批评介绍周作人同名的一册讲校纪录的，他称此书为“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文末有一段是：
“但是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钞》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intohis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
钱先生这篇书评好像不曾引起什么反响。但周作人确是写过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的，这就是收入《风雨谈》中的《梅花草堂笔谈》等。不过没有指明是答钱先生之作而已。周作人在此文中对晚明文坛“旁门而非正统的空气”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可以看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补充。
周作人先是说明他年轻时曾读过张大复书的旧刊本，接下去就对《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提出意见，“目录中有些书我以为可以缓印的，如《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柳亭诗话》等”。所持的理由也不只是“原书都不大难得”，而是别有原因。他接下去说，翻印晚明文集的流弊是分不清而助长了“假风雅之流行”。三十年代忽地卷起了一阵袁中郎热，周作人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但他与林语堂、刘大杰辈有绝大不同处，即在反对“假风雅”。他说明他对《梅花草堂笔谈》的看法：
“他（张大复）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樨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樨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这里回答的正是钱文的批评。认为翻印旧书如不加别择，夸多争胜，必将“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是很无聊的事。
这是六十多年前一段文坛论争旧事，从来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天的出版界有一种新风气，即是大量印制各种丛书，往往煌煌数十万册，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以新文学的前驱的理由而大量推出，更不论四库未收书的汇编了。保存文献资料是一事，为读者提供有益读物又是一事，似不可混为一谈，终致陷于无聊而后已。周作人又说：“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时下的散文，确是存在这一类“山人气”的文字。或夸夸其谈，汪洋恣肆；或描眉画眼，搔首弄姿；或涂泽饾饤，眩人目睛。总之，使尽本领都无救其假。“假”也会有人赏识的，如《西青散记》，就为并非没有眼光的谭复堂所激赏。可见喜欢“山人气”的也正有人。但蛋糕究竟不能当饭，多吃了难免反胃。陈眉公往矣，人们对“山人”也久违了，但其流风余韵终未歇绝，有机会就会变个花样卷土重来。人们只有深知此种区别，加以别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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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夕歌新唱
范用
元旦清晨，旭日初升，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之后，播放了一首《夕歌》，颇感意外。歌唱得很动听，我这个七十几岁的老头子，听了甚至动情。
这是一首老歌。六十多年前我上小学，每天放学，都要唱这首歌，我们叫它“放学歌”。
歌的词曲作者是谁？我不清楚，说是李叔同。歌词如下：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课毕放学归。课毕放学归，同学们，明天再会！我们仔细想一会，今天的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一路上切莫徘徊。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落日向西垂，同学们，明天再会！
唱毕，相对一鞠躬，跳跳蹦蹦走出校门，路上还吱吱喳喳，说不完的话。那时候，没有多少作业要带回家做，书包轻松，心里轻松，用不着登山运动员。听《夕歌》，追忆儿时，此情此景，犹如昨日。
这一节目，扬州电视台制作。歌词有所修改，其中有一句“长大了，治国平天下”（未记下），用心良苦，鼓励小学生立大志。跟小学生讲“治国平天下”，是不是早了一点，超前。再说，能够担当“治国平下天”大任的，乃是大才，出类拔萃之辈，非人人可为。对小学生，要求做到：把功课做好，知道尊敬老师长辈，知道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如今日之“三好”，合乎实际。
在《作家文摘》报看到，江泽民同志在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上，曾经唱六十多年前的《夕歌》给大家听，可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首难忘的歌。
记得二三十年代，颇有几首流行于学生之间的歌曲，像《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满江红》《苏武牧羊》《木兰辞》《寒衣曲》《送别》《踏雪寻梅》，以及这首《夕歌》。
小朋友们唱新歌，还可以选唱一些好的老歌，老歌新唱。这比摹仿歌星，扭扭捏捏唱什么“妹妹我……，哥哥我……”要强得多。
第8版(副刊)
专栏：
纪念许广平同志
周而复
襄擎文纛战顽酋，
濡沫相对斥寇仇。
怒抗兽群遭炼狱，
身残骨硬不低头。
女界英豪国士风，
共促民主济和衷。
诞纪百年欣盛世，
遗文璀瑰傲苍穹。
第8版(副刊)
专栏：
写在母亲文集出版之时
周海婴 马新云
终究是非常高兴的事，这部《许广平文集》能够呈献在读者面前。
母亲逝世已经三十年了；她含愤远去。那是“文革”初期的1968年3月3日；是江青私自窃取鲁迅书信的全部手稿，已出版的和被压制未能出版的，还有一直争论不休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使母亲忧愤交加，心脏病突发去世。
三十年了，今年又恰巧是母亲诞辰一百周年，有这部文集也算可以告慰母亲了吧！
母亲一辈子自立自强，忙忙碌碌，从没有止步不前，从没有歇息过，即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写成《鲁迅回忆录》，由于劳累过度出现高血压、冠心病之后，也没有休息、喘一口气。她随身带着硝酸甘油含片，忍着不时突发的心绞痛，工作，工作。哪怕清晨天微亮，就要到西郊飞机场去迎送妇女界外宾的事，也决不懈怠。
母亲生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读小学的时候辛亥革命成功，思想认识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到“洪宪盗国”，已经萌发“为国效命”的志愿。入女子师范，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学生会干事之一。配合运动，发表抨击教育当局、呼吁教育改革的文章，虽然遭到“即令出校，以免害群”开除学籍的打击，毫不灰心，毫不退缩，毫不妥协，坚持斗争。父亲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曾经对母亲说：“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从文集中所收母亲早年的文章，读者当能看到实证。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心怀终生未能稍减的哀痛，不遗余力地宣传和维护父亲的事业，重新独立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在“孤岛”上海，曾遭日本侵略者的宪队逮捕，身受包括电刑的酷刑，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同志和朋友，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母亲显得年轻了许多，更加意气风发，她的大量文章，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文集中的《两地书》是父母的合著。出版社认为显示了我双亲的两个人的世界，特别是他俩的爱情，主张收入。我们自然十分赞成，十分高兴。是的，这部在父母原始通信的基础上，经过双方增、删，修改而成的合作作品，既然一直收入父亲的全集，自然也理应收入母亲的文集。他俩的生命是“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们的《两地书》是此情的结晶，是此情的写照。我们对母亲的一生感到骄傲和崇敬。
第8版(副刊)
专栏：
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曹晋
山河岁月，绵绵来，匆匆去。人海茫茫，许多人连点头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彼此分享智慧和友谊了。幸运的是跋涉的旅途中，获得了不少老师的鼓励与关照，鞭策自己永往直前。那份精神的营养和人情温温可喜的感受，给了我生命的欢悦与责任。博士三年算是在塔尖上修行，接触的老师个个是学界泰斗，可日常的生活中，他们是那样的平易、素朴，再平凡不过了。我永生不能忘怀的就是北师大民间文学博士导师———钟敬文教授。
钟老在二三十年代，就以散文、诗歌走上文坛。中学时代展读他的文学作品，犹如清泉流过心灵的土地，或是春风拂面，心旷神怡。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赴京深造的三年会承蒙他老人家的惠爱。1995年4月参加完北师大的博士生入学考试，顺便替单位办一件公事，因此见到了钟老。他那间十平方米左右的书房，简易的书桌上堆满了信件、稿纸，各种民间工艺品散落于书堆中有限的空位。钟老穿着整洁而朴素，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对我所在大学民间文学的硕士课程设置十分关心，问长问短，临别还将他新出的书签名相赠，叮嘱我带回去给民间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参考。
这一年的金秋，我踏上了攻博的程途。京城，在秋高气爽的10月结束后，便转入漫长的冬季，冷风阵阵席卷满地的枯叶，偶尔的几声鸟鸣，更显寂寥与冷落。一年级的学习压力颇大，英语、古典文学、社会活动……片刻的轻松也是人生无限奢侈的享受了。当时钟老在给民俗学的博士生开课，他让我也去听，虽然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可钟老认为学海无涯，博士应该具有知识的广度。就是在听课和平常的往来中，我目睹了钟老的学养的深厚和他那份对待生命的努力与坚持。他使我相信，燃烧一个人灵魂的，正是对待生命的热爱，那是至死方休。
难以想象年寿已达九十五的老先生会不减当年的辛勤与热忱。钟老至今还带着十余名民间文学的博士生；领衔民间文化研究所的学科建设；间周步行到主楼的教研室兴致勃勃地给学生传经授道，三个小时也不嫌长；他对学生的每一次发言，反应极为敏锐，及时听出问题之所在，而后细心解说；同学中的精彩发言，他往往记在笔记本上，并当场加以表彰，以便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自信心。
北方的冬天，肃杀逼人，而最后的英文过关考试就在一月底进行。那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不是怕考试，而是一种环境的震荡。从外地入京求学，专业上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而那又不是三天两头的功夫，越是投入于业务，经济上就越发清贫了。很多同学为此苦恼，乃至决定毕业后放弃业务的钻研，干另外的行当。我也为此困惑过，自己的专业导师———聂石樵先生，在古典文学界享有实力派的美誉，他那一本又一本厚重的专著，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学生的循循善诱与一丝不苟的要求，常叫我们每一个学生产生无边无涯的紧迫感，当中还夹有几分敬畏。要使聂先生满意学生的业务水平，真不容易。一边是爬山的艰辛、清贫，一边是商海的喧闹、丰收，这样的氛围让许多做学问的人没法静心。钟老对此十分关注，有一天上完中国民俗学史课，我们送钟老回家，他询问我们的学习生活是否有经济困难（最近物价上涨，研究生院对博士生的学术论文也有新的政策出台，业务压力更大）或是过重的学业压力？我们如实谈了自己的想法，钟老语重心长地说：“专业方面不可操之过急，凡事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焦急会丧失坚持挖一口深井的信念。尽力看书，多思考，勤动手，至于结果，慢慢会有的……做学问就得甘于寂寞和清贫，‘板凳要坐十年冷’啊！”说到我的古典文学，钟老说：“聂先生一生踏实治学，那种韧性与沉着就是你学习的榜样，现在不是问收获的时候，而是埋头耕耘，认真读书，一步一步积累。古典文学还要一种深厚的学养，所以用不着心急。”钟老的一席话，回荡在那个寒冬里的暮色黄昏，结在我心中的冰天雪地顿时化作漫天杏花烟雨洋洋洒洒地落了下来。
钟老还是一个积极的体育爱好者。启功先生在今年“钟敬文教授诞辰九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幽默的发言。他说：“钟老每天坚持散步，是北师大最美丽的一道风景。”钟老每天早晨要在校园的操场，拄着拐杖走十圈。有时早锻炼遇见他散步，总要顺便问问最近我们学习如何，看了什么书，有什么体会……遇到天气不好，或是起晚些，我就偷懒，放弃跑操。钟老再碰见时，总会婉转告诫我们看书不可太晚，早睡早起早锻炼才好。就这份生活的毅力，我们作学生的也没法与他老人家相比，真是惭愧。
钟老对民间文化这一学科可谓爱之深，忧之切，曾专门就当前民俗学界如何对待外来民俗学学说、理论的态度问题作长达数小时的专题发言。他作为学界元老，既要求大家学习外国民俗学的先进理论，又提醒学员不可“囫囵吞枣”，要用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倡导中国现阶段的民俗学应有自己明确的指导思想，并强调中国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别的国家民俗学的附庸或“派出所”。这足见钟老开阔的学术胸襟和身为一个中国学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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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温情哈尔滨
四平
没有想到，冰雪严寒时节的哈尔滨，却到处洋溢着动人的温情。
一年一度的冰灯游园会，早已成为哈尔滨人引以为自豪的节日，它的意义已化入人们的情感和生活中。冰灯游园会主场地在松花江畔的兆麟公园，哈尔滨众多的冰雕艺术家和经验丰富的设计者，从松花江采来二点零五万立方米天然冰，按照“庆世纪盛会，迎国际友人，架起通往世界之桥”的主题，别具匠心地雕塑成一千四百八十座形态各异、生动有趣的冰雕作品，并利用现代声光手段，构成了“中华腾飞”、“异域采风”、“长城故事”、“丽岛欢歌”等九个景区，真可谓聚天下胜景、展古今奇观，显示了冰雕艺术创作的高超水平。
随着夜色降临，哈尔滨展示出最具光彩的冬夜风景。一盏盏冰灯，组成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一座座冰雕，展现一片晶莹美妙的艺术天地。形态万千的冰灯作品，如彩色的诗篇，在寒夜涌溢着一种激情；而每件作品，又像一个个曼妙的音符，穿透凛冽的夜色，回荡在密密的白雪中，一直渗入人心。透过冰雕作品，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松花江的清澈、明润，更能领略到哈尔滨人的才情、巧智；身处多彩的灯火间，令人感到一股驱寒逐冷的春意，体味到冰城人对生活的自信和热情。更何况那观灯的人群，仿佛是一道道在飞雪中不会凝冻的暖流，融解着冬夜的严寒，体现着他们对冰灯的喜爱，对冰雪的钟情。
哈尔滨人偏爱冰雪，更把冰雪视为大自然丰厚的馈赠，是自己一展才华的绝妙材料。在为期两天的冰雪雕塑比赛中，不仅有成年人发挥想象，挥洒创作，而且还有许多男女学生参赛献艺，施展本领，在呵气成霜的寒风里，在飞溅的冰屑中，让自己巧妙的构思凝固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在他们手中，坚硬、冷漠的冰雪有了生气，有了灵性。冰雕，传达着创作者的心声、情感，也装点着冰城人的生活。
建筑艺术广场，在冰城人的心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即使雪花纷飞的夜晚，人们也乐意到这里流连。明亮的灯光下，夜色远远退去了，雪花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翩翩地轻盈落下，整个广场像一个巨大的白色底托，上面耸立着红墙绿顶的圣·索菲亚教堂和亮起多彩灯光的冰雕群，组成这座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景观。尽管白雪飘飘，而流连在这里的人们却显得悠闲恬适，冬夜的冷寂消释得毫无踪影，一种暖意融和的别样情境，让人怦然心动。
哈尔滨特有的温情无处不在。街道往往是人们认识一座城市的“画廊”，著名的“中央大街”就是这样的所在，一座座美丽的冰灯在雪中透出缤纷、温暖的灯光，在强化冬季城市的个性时，增强了这条街的魅力。
冰灯的瑰丽，冰雕的精妙，使冬天的冰城变得美丽；而这里冬日的温情，则令哈尔滨更加美好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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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傲霜临雪雀追松（中国画）温六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