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田野沐新风
  ——湖北黄梅县水月庵依法治村纪事
  本报记者 杜若原
  春天在鄂东平川上播下满眼新绿和生机。去年3月,一位来自武汉的学者领着一班年轻人入住黄梅县水月庵村。村民们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们不像县里驻点的干部,能够带来大把的钞票,为村里修马路、办企业,更不像进村收购农副产品的外地商人……这些读书人能够为水月庵带来什么呢?
  第一次投票选村干
  夜幕刚刚降临,户建华从江对面的九江市卖完小菜回家,吃完晚饭便准备睡觉。每天凌晨3点多,他和村民便要下地摘菜,然后赶往九江农贸市场。
  忽然响起了叩门声。戴着眼镜的张厚安教授和两位青年笑吟吟走进来。户建华不知来意,只是随便应付客人。可是,城里客人的几句真诚问话,却撩拨起户建华藏在心底的一股冲动,睡意一下子逃走了……
  “让我投票选村干?”户建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近10年来,水月庵村支委会和村委会班子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哪一次不是“上面画框框代表画圈圈”?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村支部和村委会成员“人心思走”,一些干部还撂了挑子。迄至1997年3月,村出纳已有一年未上班,村主任、村会计、村副书记又先后离职或被解职,村领导班子已陷入瘫痪状态。
  水月庵村绝大多数村民抱着与户建华相同的心态,起初不大相信直接选举村干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进行的依法治村试验,得到了省委书记贾志杰、副书记邓国政和黄梅县委书记的支持,投票参加选举的热情马上升腾起来。
  试验组逐家逐户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当问及“假如选举日你很忙,或者要做生意,你是否参加选举?”访问的73位村民中,有70位肯定地回答“去参加选举”,并说“生意亏了只一天,选举亏了是三年”,“如果选出我们的能人,为咱们办好事,耽误一天两天都合算”。
  70岁的老教授张厚安,问一位姓余的老人:“如果你请人填选票,他不按你的意愿填,咋办?”老人回答说:“我让他先念顺序,然后我说一个,看着填一个。”
  等到试验人员跑完全村10个村民小组,访问了近百位村民,直接选举的呼声已在水月庵飘荡。
  虽然有的干部对直选存在忧虑,但水月庵村民以行动证明了这份担心是多余的。
  1997年5月20日,村民们穿上整洁的衣服,高高兴兴来到村委会选举现场。在此之前,试验人员已对村民进行了广泛的选举法宣传,并采取选民联名提名、村党支部提名、村民小组或选民自荐等形式提出28位初步候选人,随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差额选举确定8位正式候选人。经过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了6位村委会成员。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李普山,70年代曾担任大队副书记,工作相当出色;后来因公负伤退了下来。这次虽然他一再以年龄大身体弱为由力辞,但还是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村民用掌声和欢呼声迎接第一次按自己意愿选出的水月庵村村委会主任。李普山也没有辜负村民的希望,上任之后,他跑遍了10个村民小组,收集村民意见,针对村务管理混乱,迅速提出了理顺村务工作、加强村务管理的“百日计划”……
  民主从哪里起步
  1月上旬,记者初到水月庵,便听到一件出乎意料之事:去年上半年,县领导多方求助筹得几百万元资金,准备投入水月庵村办企业。殊不知消息传开,村民竟是一片反对声。
  明摆着的一件好事,水月庵人为何作出了悖于常理的反应?
  这几年,水月庵成为县委的点,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村民们亲眼看见,从村中穿过的105国道建成了高标准的水泥路,路两边还竖起了明晃晃的街灯。县直部门给予水月庵约500万元的资金投入,村里相继办起了真空镀膜厂、卫生材料厂和制镜厂等几家企业。
  但是,这些资金的运用往往由村干部拍脑袋决定,村民对使用情况、企业经营状况知之甚少。开始,村民觉着反正是县上的钱,与己无关,懒得去过问。及至去年,村办企业未见效益,一个个停产,这才引起村民警觉。那巨额的债务会不会由全村人负担?
  一位村民代表告诉记者,去年水月庵议论最多的是资金使用情况,村民强烈要求清理财务;在财务、债务没有弄清之前,县里再要投钱,村里害怕又背上包袱。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水月庵只有550户人家,背上500万元的债务,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张厚安教授说,正在走向小康的农民对空洞、抽象的民主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关注自己的既得利益。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联,这是启动普通农民关注公共事务的契机,由此农村的民主管理才能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实验小组抓住这个时机,决定清理水月庵的财务,这遇到个别村干部的阻拦。关键时刻,黄梅县委书记陈水国明确表态,一定要排除阻力,清理村里财务。
  由村民代表组成的清查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把几年来混乱的账目查了一遍,其中的主要问题如白条过多、报账手续不全、浪费太大等问题暴露出来。
  弄清了账目、查出了问题,村民们心里仍不踏实,因为毕竟还有200多万元的亏空挂在账上。一些村民代表提出,这是由于村干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应通过一项决定确认这笔债务与村民无关。
  这个棘手的问题只有留待日后处理。但谁都会明白:再要想在水月庵侵害农民利益,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田野呼唤“政治软件”
  曾经参加过土改的张厚安,至今对土改时的民主选举记忆犹新。那时,张厚安在红安县永河区主持了村和乡干部的直接选举。农民要从18个候选人中选出11名乡干部,便在每位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但每位选民只发11粒黄豆;选民信任谁就在碗里放一粒豆子,谁的豆子多谁就当选。
  可惜,农村民主的进程后来被迫中断。在公社化时期,社员与人民公社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几无民主可言。而在联产承包制推行了20年的今天,许多农村的基层组织仍然没有转变过来,依然喜欢用行政命令、家长制的方式管理村务。由于缺乏民主和干群沟通的渠道,更由于缺乏对干部的监督,干群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以致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
  这些年,张厚安、徐勇教授倾心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对山东章丘、莱西,河南刘庄、南街,四川渠县,甘肃榆中县的村治工作进行跟踪,他们选择水月庵——一个既不先进,也不落后,对中国中西部农村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村子,作为试验的基地,把自己多年的村治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他们抱定的目标就是要在农民拥有了生活、生产自主权的时代,建立新型的农村运行机制,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农村“政治软件”,它涵盖农村的各种管理和办事程序;只要照着这个基本的程序办事,也就能按着民主、规范、科学的方式去管理村务。
  水月庵的试验,在各级党政领导和村民们的真心支持下,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者们的试验还将深入下去,也许困难会有许多,但他们期望这次的社会实验能结出硕果——那就是水月庵和整个农村的进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边地行

  比肩先贤护水源
  ——漓江上游行(下)
  吕朝晖
  在漓江源头的大山大岭间旅行,山深而人不少,地僻而与现代文明不隔膜。即使在号称可以“摩天”的越城岭上,也有公路可通。竹子、木材等一切林副产品都可以很方便地运销各地,然而,人们并不简单、过量地向森林索取,而是学会爱护青山绿水,就连柴薪、建房等必要砍伐也很有节制。生产加工用材也是多种少砍,对因生活所需,合理采伐的竹木也要深加工,避免出售原材料,尽可能提高林产品的经济价值,减少林农因生活必需对山林的砍伐。
  在灵川县的青狮潭水库区,一个农民对我说,“桂林山水吸引了世界上那么多人,我们生活在漓江上游的人有责任把森林和水源保护好”。事实上,为了调匀漓江的水量,当然同时也为着下游的农田灌溉,青狮潭库区的群众作了很大的牺牲。当年为修建漓江上游一座容量为6亿立方米的水库时,淹没了上万人居住的村庄、田园。人们把家搬到了山上,开始了艰难的种山耕水生活。数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他们在山上种了一片又一片树林,在水上设置了一条又一条画舫、游船。这天,我们泛舟平湖,只见绿树掩映着村庄,从白墙蓝窗间不时传来欢声笑语。主人告诉我们,如今包括公平、九屋、兰田等乡镇的青狮潭水源林区,有林面积达4.53万公顷,比1988年增加了2689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0.1%,绿化程度达到93.8%。那翠竹林海,那秀水长湖,不仅成为桂林山水的一处迷人的新景,当秋冬雨少游船搁浅的枯水期,还为漓江补水上亿立方米。
  这些事真让人感动。感动于这里的人们重视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漓江源头的湘桂走廊,前人留下了大量诗文、题咏,至今读来仍有很强的感染力。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清代文学家袁枚的《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写得十分别致。诗人们面对这青山绿水,寓之于目,发乎于声,有了千古绝唱。而今天许多人却把绿水青山看得那么平淡,反而没有了古人的灵感和激情,缺少了天真和想象力,这是令人十分困惑的。
  我们来到湘漓分派的秦堤,众多的碑刻记录了历代开凿、疏浚灵渠、加固堤岸的史事。伫立于三将军墓前,徜徉在飞来石畔,我为前人的雄才大略、巧思宏构所震撼。对于千百年来有功于灵渠的建设者,对于当今为保护漓江源头生态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我希望目前正在修志的兴安、灵川两县的“太史公”们,无分轩轾地都记上一笔。(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本报一月二十七日第三版刊发的《吕梁妹子下江南》一文,介绍了两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吕梁妹子——十五岁的刘丽霞和十三岁的孙文林跟随支教老师头一次坐火车去江苏的情景。江南水乡与吕梁山区的环境不同,习俗不同,两个山里妹子又是头一次在外过年。她俩的节日过得好吗?请看——
  吕梁妹子在江南
  本报记者 龚永泉
  2月3日,记者来到江阴市周庄镇刘家桥村,见到了两位赵老师和13岁的孙文林,孙文林个头不高,一副小孩子模样,很腼腆,有时只是低头吃吃地笑。
  到江阴后,赵新忠带孙文林去了江阴长江大桥风景区鹅鼻嘴公园,还第一次坐了碰碰车。年夜饭是应邀在一家饭店吃的,同桌的还有团市委书记和市电视台的记者,孙文林的评价是:“吃得可好了!”其间,饭店总经理向孙文林和刘丽霞赠送了新书包和无锡泥人工艺品。
  听说赵新忠带了吕梁的学生回来过春节,江阴人民商场主动前来联系,在商场举行了签字仪式,承担孙文林在初中及高一级学业的学杂费及必要的文具用品,当场向她赠送了新羽绒衣,并为两位赵老师精心新配了眼镜,“让他们用更明亮的双眼为吕梁助教”。
  春节期间,孙文林共得到各方的压岁钱300多元,记者问她打算如何安排,她说:“买一些有意义的小纪念品送给同学和老师,其余的都交给爸爸和妈妈。”
  中午饭是在赵新忠家吃的,孙文林不习惯吃米饭,专门为她下了面条。饭后,在赵忠惠的陪同下,记者来到江阴市区徐金娣家,刘丽霞和庞圆娜正在做作业。刘丽霞说,来到江阴后就住在庞圆娜姐姐家,已打了3次电话给家在方山县城的爷爷。听说她写了日记,记者喜出望外,提出想看看,她爽快地答应了。打开日记,只见扉页上写着:“除了老师外,别人不准看”,记者表示感谢她的支持,她大大方方地说:“您本来就可以作我的老师嘛!”大家一起笑起来。
  日记中写道:“在美丽的环境中,造就了可亲善良的江阴人,这就是我初来江阴的第一点感受”;“人间处处真情在!我这次来江阴,虽然远离家乡,但却受到许多叔叔、阿姨的欢迎、帮助和鼓励”,“我相信,通过努力奋斗,我的家乡也可以像江阴市这样漂亮,家乡人民也可以同江阴人民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
  到江阴后,刘丽霞也感到饮食上不习惯,还特别想家,甚至一度后悔为什么要来江阴,但旋即一想,自己是从贫困山区来到富裕江南,而两位赵老师却是从富裕江南来到贫困山区,不是更不习惯,更应想家喽?她说:“这么一想,心里就好受了,也更敬佩两位赵老师了。”
  庞圆娜同刘丽霞结对子已快一年半,其间通信有十几封,记者看到,刘丽霞的来信都保存完好。庞圆娜说:“自从结了对子,心里多了份惦记,学习上也多了份动力。”
  春节期间,徐金娣还带刘丽霞回了一趟不远的老家,目的之一是让她看看富裕的江南也有欠发达的地方。徐金娣告诉记者,剩下的一周时间将安排刘丽霞参观徐霞客纪念馆和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纪念馆。刘丽霞从政治课上知道江阴有个全国闻名的华西村,很想去看看,徐金娣也将满足她这一愿望。
  两位赵老师到潘家蕃半年后,赵新忠曾写有一诗:“一别家园半年春,此心日夜忆江阴;几回梦游应河水,难涤乡思万斛情。”再有半年,两位赵老师将完成使命。记者要告慰读者的是,江阴市有关领导已到方山县进行了考察,并制定了扶贫助教的五年计划,两位赵老师助教期满,江阴将继续派志愿者前来接掌教鞭。江阴吕梁千里远,扶贫助教心相连!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闻追踪

  难忘的五十二天
  本报记者 周立耘文/摄影
  1月6日,本版曾报道过昔日的“小英雄”戴碧蓉患病住院的消息,在治疗期间,她得到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英雄深深的祝福。
  1月26日,连续几场大雪后的长沙,又断断续续地下起了冰雹;湖南省肿瘤医院八病室抢救室里却温暖如春。上午9时,戴碧蓉(下图前排)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带着社会各界的关爱,康复出院了。临行前,戴碧蓉紧紧握住侯淑媛副院长的手说:“这52天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
  去年12月5日,戴碧蓉住进了医院,医院很快组成专家组为她会诊。戴碧蓉被确诊为早期宫颈癌,必须尽快手术。
  经过5次放射治疗和半个多月休息调整后,1月8日上午9时30分,戴碧蓉走进了手术室。经验丰富的陈志明主任为戴碧蓉主刀。
  手术室外,一支术后义务特殊护理服务队已准备就绪。原来,戴碧蓉住院的消息传出后,卫生系统许多人打电话到省肿瘤医院和省卫生厅询问她的病情,并向有关部门表示,愿为病中的戴碧蓉做点什么。
  1997年12月22日,湖南省卫生厅团委向厅直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发出倡议:“为了帮助戴碧蓉同志战胜病魔,报答英雄对社会作出的奉献,组成为戴碧蓉义务特殊护理服务队……”
  一时间,要求加入“义务特护队”的多达百余人。
  但是,湖南省肿瘤医院的职工们却明确表示:戴碧蓉住在我们医院里,要献爱心,也轮不上外面的人。
  院方组成了以李玉芳为责任护士、赵玉珍为特级护士、10多个人轮流值班的一支特殊护理队,以确保戴碧蓉尽快康复。
  连日来,贺卡像雪片一样飞到八病室,鲜花充盈着病房,自发涌来的探望者络绎不绝,为保证戴碧蓉的休息,医院里不得不在病房门口贴上“谢绝一切来访者,有事请与院办联系”的告示。尽管如此,50多天里,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八病室里来的,少说也有上千人次。
  1月7日上午,地处湘北的澧县棉纺总厂十分热闹。尽管企业亏损,但自发赶来捐款的职工排起了长队。人们议论着:“戴碧蓉明天就要手术了,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捐点钱给她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吧!”不一会儿,钱箱里就聚集了1500多元钱。厂办主任孙永红取出钱箱里的钱就往长沙赶,硬是在戴碧蓉手术前夜,将钱亲手交到了她的手里。临走前,孙主任还将自己攒下的500元钱塞给了戴碧蓉。
  1月22日,阴历小年,卫生厅机关党委书记向阳没忘记这个日子,他代表厅直单位的干部群众赶到八病室,给戴碧蓉拜年,还捎去了全系统1285人捐助的14410元钱。(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无悔人生

  牛年岁末,记者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去新疆汽车修配厂采访共和国第一代女司机。原想通过剖析个人的命运,来透视人生。没想到这60人“抱团”那么紧,她们坚持要写就写这个群体。
  共和国第一代女司机
  本报记者 祝谦
  1950年,鸭绿江畔烽烟突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掀起了一个保家卫国的热潮。中央决定在华东地区招收一定数量的女学生入伍,校园里一片沸腾,热血青年,纷纷立誓言、写血书,决心赴朝抗敌,报效祖国。
  王贤出生书香世家,从小爱唱歌,是南京育群女中高中部的文艺活跃分子,已被上海复旦大学声乐系录取,只待面试。张静父亲已故,兄长在外,她是母亲身边的独女。她和伙伴们都是偷偷报名参的军。谢军是年级的团支部书记,郭凡的姨夫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两人分别成为一、二区队的队长。赵淑坤说,她们这批人有3个特点:穿旗袍的富家小姐、大多不满18岁、任性的“小公主”。
  10月25日,这批接到入伍通知书的女兵,有100余名,最小的只有15岁。由于普遍不满18岁,不符合参军条件,尽管她们第一志愿是空军、第二志愿是海军、第三志愿是炮兵,但却都被分配到未填写的“第四志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汽车学校。
  这批特殊的女兵,学的是全新的课程:讲马列、看《白毛女》、打背包、搞操练、学驾驶技术。在建国初期的解放军部队,她们算是“大知识分子”了。
  女兵们抓紧学本领,翘首以盼赴朝参战。谁知,东进令变成了西行曲:进军新疆。
  6月5日,70名女司机,分成两个区队,由谢军、郭凡带领着,从繁华的大上海西进。当年,火车只通到西安,后改乘大卡车。卡车还得拉货,女战士坐在货垛上,憋屈着不说,还颠得翻肠倒肚。走了近24天,到达乌鲁木齐,编入军区后勤部的运输部。
  当年的乌鲁木齐,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冬天是“玻璃”路。尤其是数九隆冬,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这些江南姑娘谁见过?爬到车下用喷灯烤车底壳,汽车发动了,女司机却冻昏了。修车吹输油管时,舌尖冻在油管上拔不下。揭引擎盖、扶保险杠,手掌“沾”上拿不掉。吃的是高粱米,啃的是窝窝头,用的是“炮弹”肥皂,脚上穿的是大毡筒。
  但是,她们个个心比天高,志比钢强。吴俊康患了病,组织决定让她转回南京某部。她哭着恳求:那不是让我当革命的逃兵吗?我不走,我不当逃兵!张振武到北京参加全国公路运输系统演出,节目荣获二等奖,全总“挖”人才,动员她留在北京,张振武流泪谢绝了,说的还是那句话:我不当逃兵!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70名“女知识分子”大多转业到了十月汽车修配厂,有的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的进了党政机关。
  尽管70名女兵的经历各有不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箍着。有的下放务农,有的调岗打工。淘大粪、赶牛车、种庄稼;当牛娃、干马倌、做牧女。但是,这些女兵,“衣带渐宽终不悔”,她们认定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错,无论什么环境,都没有灰心泄气。这是她们聚首时最感自豪的事。
  记者问及她们历尽的坎坷时,几乎众口一词:旧社会,我们的家庭生活虽然优裕,但国家积弱积贫。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这才是国民的最大幸福。
  沧桑变换,第一代女司机已经变成了“白发一族”。6人仙逝,36人留在新疆,28人随丈夫、跟子女,天南地北地在全国的8个省市和海外。但是,健在的64人,“同心结”越系越紧。在新疆的36人,常聚首,“比亲姊妹还亲”。(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勤政要讲效率
  河南省方城县委书记 张国伟
  张国伟,1963年生,大学文化程度。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1994年11月任方城县县长,1997年任县委书记。
  勤政是为政者的立身之本,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道德素质。但要真正做到勤政,仅仅是忙忙碌碌远远不够,必须追求快捷、扎实的工作效率。可以说,效率是为政者才能的表现和追求的目标。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勤政为本、效率第一作为座右铭。
  基层领导干部肩负着搞活一地经济,带富一方群众的历史重任,必须牢记宗旨,珍惜位置,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只争朝夕的时间观念,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我到方城工作以来,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节假日、星期天大都是在基层度过的。基层的干部、职工、群众看到领导能敬业奉献,对县委、县政府工作中一些不满和误解则不解自消。
  农村有句口头禅,叫“方法大似气力”。领导活动需要讲究科学和艺术,不可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否则即使做到了勤政,也谈不上效率。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坚持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分级负责制,自下而上逐级负责,不越权办事;自上而下实行层次领导,不越俎代庖。这样做,不仅较好地发挥了副职和主管委局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了下属的工作积极性,解决了人浮于事的问题,而且我自己也从繁琐的事务中跳了出来,集中精力谋全局,抓大事。
  扎扎实实集中精力抓重点、办实事,是勤政和效率的最佳结合点。这几年,我们从电、水、路、城等几个方面突破,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经济发展的后劲明显增强,振奋了全县人民的精神,鼓舞了士气,全县上下已初步形成勤政、高效、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干事创业的氛围。(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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