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的父执、良友和严师
——为周恩来同志百年诞辰而作
杨拯民
22年前，一个伟人与世长辞了。他身后什么都没有留下，连火化后的骨灰也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当他的英灵返回大地时，人民千遍万遍地呼唤他的伟大名字：周——恩——来！
我是60年前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认识周恩来同志的。1936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国难日益深重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强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张将军和我父亲杨虎城基于爱国义愤，于12月12日举行兵谏，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先是张学良将军被他扣押、审判，接着我父亲也被他步步紧逼，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军事。周恩来同志不忘患难与共的朋友，1937年4月，一到西安便来看我父亲，刚好我也从上海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时，恩来同志留着胡子，大家都亲切称他“周胡子”。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我急于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便赶到客厅，迫不及待地扒着门缝朝里探望。当恩来同志看到我，便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父亲。父亲会意，立即向恩来同志作了介绍。听完介绍，恩来同志快步走过来，异常亲切地拉住我的手，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才微微笑着和我们告别。和恩来同志的这次会面，前后不过是两三分钟里发生的事，但却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父亲的身份，我自幼曾接触过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要，他们大多是矫揉造作或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没有像恩来同志这样可亲、可敬，令人神往，给人力量。这初见的印象从那时起便一直牢牢地渗透在我幼稚的心灵里，一刻也未能忘却。我暗自思忖：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我要跟这样的人走，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干革命！
1944年秋，我从米脂县调到关中军分区工作，路过延安。由当时西北局安排，在同任弼时同志谈话以后去见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亲切地嘘寒问暖，询问我这几年在米脂工作的情况。谈到整风审干时，恩来同志仔细询问了米脂的审干情况，对所谓“抢救运动”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做好甄别工作。他和邓大姐一再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把西安周围的关系都利用起来，去挖国民党胡宗南的“墙脚”。一席谈话，恩来同志提问题，谈看法，讲政策，那么专注、认真而又细微。虽然所谈内容都是工作，但却使我觉得像是拉家常，既受教育、鼓舞，又增长见识，感觉如坐春风之中。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几十年里，恩来同志始终像战友和兄弟似的关注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安全，像前辈和亲人似的关怀着张、杨两家亲眷以及原有部属的成长。
从“西安事变”发生到抗日战争胜利，张、杨两将军竟被蒋介石毫无道理地囚禁了近10年。蒋介石嘴里不断地高喊着“和平”、“民主”等骗人的口号，实际执行的却是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因此，在抗战胜利以后，恩来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在重庆国、共两党的谈判桌上，在旧政协开会期间，一次次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张、杨两位将军的正义要求。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纪念大会，从历史到现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领导通知我参加大会，并准备发言。我那时在鄜县（今改作富县）任陕甘宁边区所属军分区副司令员，接到电话后连夜赶到延安。12日上午，大会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名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见到了恩来同志。见面问好以后，恩来同志谈起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对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地痛骂它一顿。至于我的讲话，拘于身份，还得有个分寸。”我说：“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放。讲话稿已请西北局看过，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恩来同志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迅速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退给我说：“行了。改了几处，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会议主持者致词完毕后，恩来同志上台讲演。他用愤激的语调，谴责国民党一手挑起内战，揭露蒋介石的各种伪装，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讲得义正词严，有理有节。台下那两个美国记者一直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周恩来同志讲演一结束，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口号声。我也上台把蒋介石国民党痛骂了一顿。会后，恩来同志又问了我近期的工作情况。当他得知我昨天赶了150里路到达延安后，马上说：“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去广播电台骂它一顿。”随即指示我把讲稿压缩在20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再帮我改改稿子。
1949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通知各方面代表陆续到北平报到，我随西北代表团来到北平。不久，接到通知：恩来同志要在北平市军管会大厅宴请原国民党起义人士，让我出席作陪。这时，我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挥师南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如鸟兽散。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我又要见到敬爱的恩来同志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天宴会开始以后，我向恩来同志敬酒，只见他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和高兴。他拉着我向坐在他那张桌上的客人介绍，让我和大家干一杯。他自己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宴会散了，恩来同志仍留在客厅同客人们谈话。我上前探问父亲新近的消息，他就大声向那些前不久起义的国民党人士问道：“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请告诉他。”在座当即有两位应声而至，恩来同志随即介绍他们与我交谈。
政治协商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秘书处通知我作大会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我表示不想发言了，来人告诉我，这是周副主席安排的，还有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我明白了恩来同志的意图，便答应一定准备。我一边起草发言稿一边想，恩来同志主持着政协会议的内外工作，他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会谈、协商，随时征求会议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大会、小组会、宴会，都需要他考虑、安排。在工作如此紧张、繁忙的情况下，竟无微不至地想到要我和张学思发言，以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让恩来同志安排的。他们虽然日理万机，却把我们时时挂在心里。
我于1949年底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重庆解放和我父亲惨遭杀害的消息。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请示恩来同志，他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要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他还亲自关照沿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给我们发来电报，无疑是对我们的莫大安慰。父亲的遗体大殓之后，于翌年1月15日上午11时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嗣后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西安沿途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深切关怀。
1961年12月上旬，我在北京参加计划工作会议。11日晚接到通知：让我出席第二天晚6时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12日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知名人士共20余人应邀到会，张学思、张学铭夫妇都参加了。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相偕而来。同大家见面后，恩来同志说，原本要请叶帅参加，他去了延安。席间，恩来同志致词，充分评价“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深切表达了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怀念之情。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御用文人篡改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思同志提起此事，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向恩来同志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重，恩来同志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他的话，使所有到会的人心情无比激动，这表明伟大的党一刻也没有忘记张、杨两位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解放了全国人民，也挽救了我，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党的感激之情。我克制着感情，对恩来同志说：“多少年来，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相至今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现在不抓，再过若干年有些人不在了，就不好搞了……请总理考虑。”在场的东北、西北方面人士都表示赞成。恩来同志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当场指定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张学思同志伤感过度，未能终席。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特意到休息室去看他，亲切安慰。临行时，他说：“我今天为你们准备了三个小时，现在还不到。”然后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1966年我已调到天津市委工作。这年春节，恩来同志来到天津，我立即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西安事变”30周年到了，我便问：“今年还搞不搞纪念活动？”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回答：“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很明显，他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兆。在坐车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路上，他突然浮想联翩地说：“有人问起，‘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看到他的面容十分清瘦，我不禁担心地问：“您还是不休息地那样工作吗？”恩来同志说：这次到天津，就是为了休息两三天。记得那天饭后，我陪他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身体很好，经常运动，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接着，他又讲了一件事：“有一次照相，主席不穿大衣，我穿呢子大衣，少奇是皮衣皮帽，三个人是三个样。自那以后，我就向主席学习，冬天不穿大衣，不戴帽子。”我再次敬告：“您年纪大了，还要保重身体。”恩来同志笑笑，说：“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么时候消耗完了，就结束生命。”这就是恩来同志的生死观。
敬爱的恩来同志对我来说，几十年来既是领导，又是保护人。他是我的父执，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总是平等相待，和蔼可亲。他是我的良友，他的关怀给我温暖，他的批评使我舒心，他的教导催我奋进。他是我的严师，表扬时告诫我勿骄躁，批评时告诫我不气馁，教我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倾心，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他的坚毅性格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周恩来行政思想 发扬周恩来奉献精神
武树帜 宋德慈 高小平
我们是原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有幸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做过一些具体工作，亲眼看到过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精神，亲耳聆听过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诲。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至今留在我们脑海里；周总理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铭刻在我们心中。
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
周恩来总理作为我国政府首脑，率先垂范，用他的崇高思想和一言一行的实际行动，在全国和全世界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堂堂大国总理，位高权重，德高望重，一举一动，世人注目。但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面前，却甘为一名勤务员，没有一点特殊，没有一点特权，没有一点官气，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经常表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曾多次说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周恩来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生活。他领导的人民政府植根于人民之中，也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经常说：“我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经常到群众中间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特别是哪里发生重大灾情，哪里群众遇到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及时送到哪里，体现了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73年6月，周恩来年事已高，重病在身，他借陪外宾参观访问延安之机，亲自了解到陕北有的地方人民生活还比较困难，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说：“陕北人民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20多年了，战争创伤是恢复了，但文化、经济建设还不够迅速，还有问题，一些群众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当场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连夜召开座谈会，指示陕西延安地区领导动员和组织群众改变陕北面貌，并指示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派力量支援他们建设。
周恩来身为国家领导人，最反对政府工作人员脱离群众。他常常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对同志、对人民，不管是负责干部，还是普通工人、农民，他都满腔热情，平等相待。他到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经常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亲切交谈。一年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市交通拥挤，广大职工上下班很不方便。为了亲自了解情况，他也乘公共汽车在北京绕了半个圈，然后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问题。他还特别重视和搞好群众信访工作，并亲自接见和处理人民来访，从政策理论到工作方法，教育政府干部搞好信访工作，从信访中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使政府同人民群众结成鱼水的关系。
周恩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倾听群众意见，改进政府工作。他严于责己，勇于作自我批评，经常用“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句话鞭策自己，勉励别人。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对政府部门负责同志要求很严，对形形色色的不良作风和习气，及时进行严肃批评。他检讨自己，认真深刻，时常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和群众。他在大会小会多次说过：“有错误要逢人便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以给同志们借鉴”，使其避免犯类似错误。他提出批评，总是从关心爱护出发，从不盛气凌人，使受批评的同志心悦诚服。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或错误，他经常主动为下级承担责任，绝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和蔼可亲，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使下面和基层工作的同志敢于和能够畅所欲言。他经常指出：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地造成一种下面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
周恩来当了几十年总理，在革命艰苦年代养成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一直没有变。他会上、会下，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要提倡艰苦朴素”，“不能大手大脚”，并且一点一滴地作出了表率。他衣食住行都很节俭，从不要任何特殊照顾，群众说他“工作做得多了又多，生活要求是少了又少”。他事事都想着国家和人民，就是从来不想自己，不追求一点个人享受。他到地方工作，住的都是普通房间，吃的都是普通饭菜，坐的是普通的车辆，从来反对专门为他准备饭菜。1971年6月，周总理到江苏，吃第一顿饭时，指着桌上的菜问：“谁叫你们弄这么多的。”接待人员说：“总理难得回来，搞几个家乡菜给您尝尝味道。”周总理接着说：“正因为我是到了家乡，你们更不要把我当客人，吃点粗茶便饭就很好。”他每顿饭只吃一菜一汤，而且吃得很干净，生怕吃不光浪费掉了。一次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周总理工作到深夜。服务员端来夜宵，周总理吃剩了半个咸鸭蛋，他再三叮嘱，这半个鸭蛋不要浪费了，留给他下顿吃。一次周总理陪外宾到南京，在客厅，服务员为他泡了一杯茶。会见结束后，他微笑着说：“这杯茶还没有喝完，不能浪费掉，我要把它带到餐厅去。”接着，服务员要替他端去，总理亲切地说：“不用了，我自己来。”使服务员感动得热泪盈眶。中国的政府总理就是这样对待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东西。伟大出自平凡，在这些日常平凡的事情中，人民看到的正是人民总理的高大形象。
二、保持政府清廉本色
建立“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是周恩来行政管理一个核心思想，也是永葆人民政府清廉本色的根本。为此，他从多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保持廉政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如何使新政府初创时树立起廉政的新风？1949年12月，周恩来指出：“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要保持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在新中国初创时期，周总理又特别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精兵简政”，不要把新政府搞成国民党腐败的“官僚机构”；二是要“艰苦朴素”，不要“奢侈腐化”。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廉政的新风。当时周恩来针对新政府的筹备工作指出：“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周恩来在任总理期间有人提出盖政府大楼，把国务院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解决，他不赞成。坐落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三间老式旧平房，是周恩来的办公室。1959年，工作人员趁他出国访问之时做了一些必要的修缮。他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还两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他常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金应更好地用在其它方面。”他还多次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学会理财，当好管家，少花钱，多办事。他经常要求外事工作的同志对外宾的接待要一律用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他说，讲排场，摆阔气，有失革命精神及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是世界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曾接待大量外宾，周恩来指示招待外宾一定要体现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吃一点小米。
1956年，周恩来针对党和政府中仍然存在的封建习俗问题时说：“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因此，周恩来对腐败现象十分警惕，经常教育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为政清廉。周恩来曾经形象地把这称之为过“五关”。他说：“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强调说：“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他要求，“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注：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对于过生活关，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周恩来认为：“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对于精神生活，周恩来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现象的一系列教导，如果每一位国家公职人员都能够严格地遵循，在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等各方面严格自律，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保持政府的廉洁。
保持廉政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周恩来认为“加强立法工作和革命的法制”对于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切实推行廉政，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52年2月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周恩来亲自过问了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在周总理的领导下，1952年3月28日政务院作出了《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规定要求人民法庭要用法律的手段严肃、适时地处理在“三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分子、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等。
周总理十分重视廉政制度建设。1952年3月8日，政务院根据“三反”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官僚主义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国家各级机关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官僚主义错误对于国家事业危害的严重性，并从建立工作、学习、生活新制度等入手，促进工作人员树立起廉政、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1955年，根据周恩来关于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节约开支、反对奢侈浪费的多次指示精神，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节省中央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经费几项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行政建房能不建的就应停止建筑，凡必须建筑的，应按通知的有关基建新规定执行；一律停止购买汽车、沙发、地毯及其他家具；今后除接待外宾外，各种会议一律不招待纸烟、水果、糖果、点心；对会餐、便餐、看戏、看电影等一律自己出钱购票，不得向公家报销；各机关在使用汽车上应严格控制以节省汽油。此外，对业务、电讯、修缮及办公等费用的开支，要克服浪费，加强管理，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时规定》，以严明的纪律来规范工作人员清廉从政的行为准则。
人民政府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就要充分发扬民主，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这是周总理行政管理方面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权力与腐败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由于权力是由人掌握的，掌权人如何使用权力，将决定权力功能的取向。如果掌权人将权力与公利结合，权力就会为民造福；如果掌权人将权力与私利结合，那么权力就会为腐败滋生提供种种便利的条件。鉴于此，周恩来主张防腐促廉，必须建设民主政治，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广泛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为了保证群众监督活动的正常化，1952年8月，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通知》，将群众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与腐败行为制度化。1953年7月，为了切实加强政府机关内部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政务院又公布了《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进一步强化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行为的职能。1954年，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通过国家权力机构来监督政府活动，他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监督我们的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的行为。”为使这种监督落实，周恩来又提出人大代表应经常去接触人民，视察工作，发现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广大行政人员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要扩大人大代表的监督权限。周恩来指出：“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周总理创导和实践上述“一套制约的办法”，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从而保证了人民政府的清正廉洁。
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周恩来总理主持决策谋划时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决策，这就能使政府工作避免失误，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经常强调“干劲要大，步子要稳，讲究实效，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1950年，周恩来提出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然后才能在稳固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建国初期，由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依据“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恢复时期的正确路线与决策，政务院有效地组织领导了恢复时期的行政管理工作，使我国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大部分超过了战前1936年的历史上最高水平。以后围绕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中央高层决策中，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国务院提交“八大”的“二五”计划就体现了既积极稳妥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后来，周恩来与陈云等国务院领导人的反“冒进”虽然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周恩来的决策方案终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时指出：“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56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拖拉作风，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周恩来对官僚主义危害不断地进行抨击。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大声疾呼反对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当时列举的官僚主义20种表现形式，其中直接与行政效率相关的有：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老爷式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表现为“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表现为“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些分析，一针见血，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对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