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视点
无岗、下岗与上岗
本报记者 王义堂
岗位，是我们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奉献力量的舞台。谁都希望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岗位。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新问题。近日，记者在京走访了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特殊经历的几位朋友。他们为自己创造岗位、寻找岗位的实践和体会，或许会对我们有点启迪。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在首都一些大学的讲台上，他给建材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讲课，居然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谈起他的公司，他是那样的自信：“首都95％大饭店用的是我们的防水材料，二环、三环、地铁、西站防水工程，用的都是我们的防水材料。”
谈起他的市场，他的产品质量，他更是眉飞色舞：“用户提前半年缴款，排队等货。生产规模扩大了几次，产品仍是供不应求。”
谈到上岗下岗，他自有一番高论：“进城农民原本在城里并没有自己的岗位，党的方针政策给了他们机遇，他们就在城里找到了或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岗位，也为城里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我们企业的200多名职工中，就有不少城里的下岗职工。”
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完全称得上一个现代企业家。谁能想得到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位农民，一位来自穷山沟的残疾农民？
他叫潘永斌，出生在山西省临猗县一个三面是沟一面是坡的小山村。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假期帮大人喂牲口，牛棚倒塌砸断了他的一条腿。虽说是工伤，但生产队拿不出足够的钱给他治病，只能穷对付，落下了终身残疾。
1984年，22岁的他拖着一条病腿在北京开始了创业生涯。学生时代的事故，使他的一条腿永远站不直了。但生性倔强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堂堂正正站在人世。从开始推销建材，他就立志要办一个建材厂。他处处留心，向建筑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学习，向书本学习，火车上、汽车上、澡堂昏暗的灯光下，都有他刻苦攻读的身影。至于那些对建筑材料学有所长的人，早就被他记在心里，成了他后来办厂的技术骨干或技术顾问。
经过十数年的奋斗，他创办的东方建材厂和其它几个企业，一步一步发展成一个年产值达数千万元的集团。潘永斌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房，自己的轿车，特别是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有关部门正在为他和妻子、孩子办理北京户口。他们一家都将成为北京市民。因为他们为北京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应该是优秀的北京市民。
他为自己，也为郊区农民、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创造了就业机会。
寻找最能施展才能的岗位
在首都北三环中路边上，有一块“九阳时代广告公司”的招牌。公司的老板，是位28岁的姑娘，叫周月苗。
周月苗1991年从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政府某局担任会计，干了一年多。她对这个工作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清闲了。每个月就是发工资那两天忙一阵。平时上了班，就是打扫办公室，喝茶，看报，聊天。实在耐不住了，便自己要求调到一家集体企业，仍是搞财务工作，干了半年，还是觉得闲，有劲使不出。于是，她决心办自己的公司，实实在在干一场。
创业是艰难的，创业之初难上加难。谈起当时的情形，她轻轻一笑：“那段日子，每天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早上6点多起床，一天两顿饭，多是开水方便面。苦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只知道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
时间过了一年半，今日的九阳时代广告公司，规模、设备、技术力量在首都众多的广告公司中都令人刮目相看。
女经理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她动员大学毕业的妹妹辞去了机关工作，来到公司就业。她周围聚集着几十号年轻人，大家干得开心，也很惬意。
女经理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她现在思谋的是公司新的经营项目，是比同行们高出一筹的发展规划。她说：“凭九阳的信誉和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是可以的，缓慢地发展也能做到，但我们不会满足现状。我们就是要试一试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观念转变岗位多
与周月苗经历相似的北京新雅购物中心总经理李艳红，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书法才能被发现，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但她更羡慕商海的弄潮儿，几经周折，闯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海。当我们同她谈起上岗、下岗、再就业问题时，她说：“关键是要转变择业观念，观念不变，大家都往一条路上挤，只会越挤越窄；观念变了，就业、再就业的路就显得非常宽广。现在一些大学生，毕业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在家闲呆着。不是没事干，也不是他们干不了，而是旧的择业观在作怪。他们首选的是党政机关，其次是国有大企业。小企业看不起，街道工厂、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统统不考虑。在党政机关已经超编，需要精简，国有大企业也要减员增效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好待业了。至于下岗职工要往企事业单位挤，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找市长更得找市场
采访之中，我们在北京碰到了南风集团董事会秘书、市场部主任朱奇立，他以“市场观念”来谈论上岗下岗问题：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施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观念需要转变。这就是市民不能光靠政府。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领导和部分市民的认识上有误区。有的领导认为，对下岗的职工市政府就该全部包起来；部分市民也认为，下了岗，就必须找市长。实际上，光靠政府是难以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的。
不久前，一位大公司的总经理讲了这样一件事。某市一位副市长给他打电话，要求他们公司安排20名中专毕业生。总经理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婉言拒绝。副市长动了火：“这是政治任务！”总经理也不示弱：“我们企业只接受生产任务，不接受这类政治任务。”副市长只好收回成命。我认为市政府、市长必须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理应千方百计解决市民的就业、再就业问题。但毫无疑问，政府解决市民的就业再就业问题，主要渠道是工商企业。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难做到，只要政府部门下个文件，将招工指标往下一分就行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的十五大已明确规定“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之后，这样做就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是市民要求市长、市政府解决，一方面是市长、市政府在尽力解决，但却越来越缺乏直接手段。面对困境，市民不仅要找市长，更应该将眼光转向市场，靠市场来拓宽就业门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编者按
农村改革，从土地上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城市改革，从工商企业解放出大批的劳动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富余劳力哪里去，下岗职工咋安置？这是一个关系千千万万人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要管，企业要管，同时也有一个转变择业观念的问题。
本期“视点”选择了下岗职工再就业作为议题，派记者在京沪两地进行了采访，所谈观点未必成熟，意在引起关注，推动有关方面，更有成效地解决再就业问题。
第4版(地方新闻·视点)
专栏：
家庭工业大有可为
——上海解决再就业问题新探索
本报记者 马立诚
上海市的再就业工程成果显著，全国闻名。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市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再有，就是上海市有一些新的思路，发展家庭工业就是其中的一条。
发展家庭工业，是上海市南市区在解决再就业问题的过程中探索的一个新办法。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十分有效。
独有优势
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家庭工业还有没有一席之地？有人对此持有疑问，他们认为，现在是“流水线”时代了，搞家庭工业岂不是倒退？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科学技术再发展，也仍然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对此已经给予了回答。
的确，有些产品如飞机、汽车，需要流水线轮班作业，严格控制部件标准一丝不苟。但另外一些产品与服务就不必采取这种方式了。比如工艺品、编织、玩具、包装、饮食、装修、制衣、机电修理、商业零售、家政服务、清洗保洁等等。
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的学者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庭工业也存在很大空间。遍布瑞士城乡的家庭钟表配件加工就是一例。专家指出，家庭工业不仅能拓展就业空间，还能减少占地，降低企业和行业的生产成本。对于上海人来说，在家里挣钱免除了上下班挤车的烦恼，并可照顾孩子，兼顾家务。
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祝均一说：从全社会来看，对经济起支撑作用的是大中型企业，但真正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还是小企业，其中包括家庭工业。家庭工业灵活，富有个性，较少污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降低失业率的有效手段，所以家庭工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工业。
“百帮”帮忙
南市区几万下岗工人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上，个人身体、技能情况差别很大，而且他们散居各处，信息不灵。有些人喜欢自己动手做点什么，但也无从下手。因此，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指导、培训和扶持。
南市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经过调查研究，于1996年12月成立了“南市区百帮服务中心”，给予优惠政策，专门解决发展家庭工业方面的问题。该中心的工作由一位副区长挂帅负总责，具体业务由区劳动局就业部门的干部负责，这样有助于协调各方力量开辟就业门路。
“百帮服务中心”大力开展再就业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宣传就业形势、就业政策，启发下岗人员转变就业观念；也包括讲授营销学、财务管理、市场学和顾客心理学；还有美容美发、汽车摩托车修理、点心制作、居室装修等具体技能培训。仅营销员培训就办了6个班。
中心广泛收集市场信息，按需定产，监督质量，沟通产销，逐步发挥产销集散中心的作用。在家就业的人可按技能领取加工材料，按质按量按时交货，计件取酬。
中心在全区5个街道都设立了“百帮服务中心”分中心，形成了区、街道、居委会三级再就业网络，有力地拓宽了再就业门路。同时，中心还创办了百帮家庭工业设备租赁处，购置编织机、注塑机等租给下岗人员，帮助困难户起步搞生产。
同时，中心还实施家庭工业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工作，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这样一个集指导、培训、管理、产销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中心受到下岗人员热烈欢迎。他们说：“要上岗，找‘百帮’，‘百帮’帮你忙！”
成绩显著
一年来，中心在组织家庭生产的过程中，组建了装修队、家政服务队、工艺品生产组、家电、汽车修理组等各种下岗工人的劳动组织150个，向社会提供家电维修、居室装修、清洗保洁、工艺品生产等10大系列近百个生产服务项目，从业人员3000多名。人均收入610元。去年，中心服务总收入为922万元。
“百帮服务中心”十分注意培养一批自谋生路的“带头羊”，通过他们推动滚动发展，带动一批人就业发展。下岗工人张文荣牵头的家电修理业已有11个网点，解决了三十几人就业问题。下岗工人林明刚组织的清洗保洁队业务不断扩大，上海市为举办八运会建设的能容8万人的新体育场的清洁工作就由该队负责，有100人在他手下就业。下岗工人梁美芳带领200多下岗人员做锦盒，由于质量好，最近已接到人民大会堂的礼品锦盒大批订单，活多得做不完。
这些“大户”目前已走出起步阶段，在社会上有了名声，正准备扩大业务范围，独立发展。
一年来，已有近百名家庭工业从业人员通过中心建立了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并交纳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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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头条竞赛
成都火车站放下“铁老大”架子
把一张车票当一份请柬
本报成都1月31日电 记者刘裕国报道：“把一张车票当做一份请柬”这一工作思路，在西南地区唯一的特等客运站——成都火车站，引起了决策者指导思想、车站服务范围、员工服务方式的变革，使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真正成为“窗口”行业的先导，实现了精神文明向物质文明的转化，取得了全盘皆活的效应。去年，成都火车站旅客发送量达790余万人，货物发送量达6万余吨，实现运输收入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1％。
随着航空和高速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铁路运输面临严峻的挑战。前些年，成都火车站虽然做了不少改进工作，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严峻的现实使成都火车站党委一班人意识到：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放下“铁老大”的架子，从讲文明、树新风入手，强化服务意识，重塑企业形象，善待每位旅客，变“卖方”为“买方”，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去年，成都火车站首先抓了职工的职业道德培训和规范化管理。举办各种培训班14期，培训职工970人，培训率达97％。车站实行路风逐级承包责任制，通过车站、车间、班组三级承包，建立了路风监督网络。在售票厅、候车厅、计划室、行包托运处等重要场所公布路风监督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对每个工作岗位都制定了相应的形象化标准，并严格实施。售票、客运、行包等重点窗口开展了以创造温馨、优质、舒适的候车环境为目标的优质服务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来培养外在形象美、内在素质高的职工队伍，使每一张车票都成为铁路职工向旅客奉献的一份爱心。
“车票是请柬，旅客是亲人”的服务观念，还促使成都火车站变过去的“等客上门”为“走出去服务”，进而拓宽了服务领域，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扩大售票网点，在站内开设电话售票点110个，在市区和郊县开设售票窗口38个，还在进站口、站台、出站口、行包房等处组织机动车售票，去年零售票达15万多张；二是改变售票时间，实行昼夜不间断售票，对学生、军人等旅客提前10至15天发售；三是发展客、货、行一体化延伸服务代办点，在附近县市设点10多个。同时，组织职工帮助旅客办理托运，去年组织货物托运7000余件，增收350万元。成都火车站连续11年获省、市、铁路局、分局四级“文明单位”，被评为“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国卫生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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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耦耕乡里新风扑面来
八千农户喜挂文明牌
本报南京1月31日电 春节前夕，江苏省射阳县耦耕乡的村组干部敲锣打鼓地为8797户“文明户”、“五好家庭户”、“遵纪守法户”登门挂牌。
在评创“三户一村”工作中，耦耕乡党委、政府采取了自我申报、群众互评、村里审核、报乡批准的办法，实行半年初评和年终复评，对评上“三户”的由乡、村、组干部敲锣打鼓登门挂牌，并在乡、村广播里予以表扬。
耦耕乡的“三户一村”创评有一鲜明特点，那就是凡被评上“三户”的只有当年度有效，如果在下一年度因邻里团结不好，或其家庭成员有违法违纪行为，在参评中都视情况给予降格或免予参评资格。由于此项工作的严肃性强，乡里群众很重视参与这项活动，就连姑娘、小伙子谈对象都要看看对方门上挂没挂牌和挂的什么牌子。
去年，在“三户”创评的基础上，耦耕乡又开展了“十佳文明新事”、“十佳先进人物”、“十佳标兵文明户”的三“十佳”评选活动，全乡涌现出了近200件好事。
近几年耦耕乡有4个村被评为市级文明村，11个村被评为县、乡文明村，有30多户被评为“市、县、乡”标兵文明户。1997年全乡农、副、工三业总产突破3．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392元。在耦耕乡干群中普遍流行着这么一段话：“小小三块牌，新风树起来，邪气压下去，正气扑面来。”（董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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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宁二院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南宁1月31日电 记者罗昌爱报道：急需救治却又一时没钱或者是亲人不在身边怎么办？广西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从去年6月起增设“绿色生命安全通道”，至今已抢救了1031名患者，在南宁得了好名声。
他们先是在急诊室亮出“绿灯”，只要是急需救治的病人，既来之，则救之。据医院透露，在接受“通道”治疗的患者中，90％以上都能在治疗中或出院后交纳医疗费。由于开辟了“通道”，二院信誉大增，前来求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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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现场目击
天津“百姓商场”少百姓
本报记者 陈杰
春节前后，本是商业批发销售的黄金季节，然而，在天津，一座被称为“百姓商场、富翁摇篮”、建筑面积达5．8万平方米的百货批发商场“天津都行”却冷冷清清。
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天津都行”是目前天津单体规模最大的商场，坐落在天津商业的发祥地红桥区“大胡同”，是“大胡同”再建工程的第三期。1月22日，记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进“大胡同”，只见一、二期商场内各种百货琳琅满目，购货的人摩肩接踵，节日的喜庆气氛迎面而来。而与一、二期工程比邻相通的“天津都行”，一层仅有30多人出摊，几百个柜台、店铺默默无语，不少的店铺、柜台张贴着“出租”、“转让”的纸片，三三两两的摊主聚集起来嘁嘁喳喳，无心做生意。
“天津都行”由红桥区政府策划、天津泰丰工业园投资有限公司置业公司投资兴建。据了解，它萧条的局面始自去年11月28日建成试营业之前。一层角柜台的承租者进场后，发现柜台临着两条通道交口，经营位置虽好，但柜台后面呈三角形的面积太小，无法放货，难以营业，所以多数人不出市。泰丰置业公司和红桥区政府、市有关部门多次磋商解决办法，至今拿不出最终为各方接受的方案。
天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已于今年1月8日作出明确的批示。1月22日下午，经多方采访之后，记者来到红桥区政府，分管商业的副区长正在参加人大换届选举，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回答说：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与投资方商讨的意见尚未落在纸面上，实施要到春节之后了。
围绕“角柜台”的争执，从牛年持续到了虎年，一年中最好的“商机”就这样错过了。黄金季节、黄金地段收不到黄金效益，承租者、投资方乃至国家的税收，每天蒙受着损失，这种现象已不独“天津都行”一家，难道不令商家深思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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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联欢
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春节，福建省科技馆特意为青少年举办了“科技联欢会”，广大中小学生可免费参加各种新鲜有趣的科技竞赛活动。图为一月三十日孩子们在观看“旋涡”电动试验。新华社记者 李开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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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前美容荒山 身后万木成林
马村区为护林模范姜化川立碑
本报焦作1月31日电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最近为姜化川立下了一块功德碑，这位普通护林员矢志绿化荒山的精神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1月12日中午，薄雾低垂，凉气袭人，马村区林业协会的同志与当地百余名干部群众聚集在安阳城乡姜冯营村北的山坡前，为去年底去世的护林员姜化川立下了“护林功德碑”。姜化川是姜冯营村的一名义务护林员，自1989年以来，他早出晚归，除草挖坑栽树，在土少石多的坡地上硬是开辟出了一条长1500余米、面积为3万余平方米的防火隔离带。9年中，他使365亩荒山披上了绿装，12万株树木常青不衰，他所管护的区域9年来未发生一起烧荒毁林事件，他本人也因此3次荣获区劳模，1995年被评为市绿化先进个人，去年又荣获河南省绿化奖章。（董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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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款消费锐减价高挡住布衣
大连娱乐业不景气
本报大连1月31日电 记者张书政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娱乐行业在公款消费锐减后，收费仍然居高不下，高门槛挡住老百姓。一边是娱乐业市场整体不景气，一边是老百姓节假日玩处少。
据大连市新闻媒介报道，满街的练歌厅每小时包间费平均50元左右，某些娱乐场所的酒水价格更让人咋舌。
有识之士认为，工薪族消费不起，加强廉政建设使公款娱乐受到抑制，如今的娱乐业市场整体不景气便不足为奇了。繁荣娱乐业市场，心系百姓方为上策。随着公款消费的锐减，中层及中下层消费群将是市场中的主流。如果练歌厅等娱乐场所包间费及酒水的价格降些，面向大众，市场的潜力很大。目前大连的酒店、饭店正处于“度淡”期，看来，娱乐场所降低价格，既是为老百姓娱乐着想，也是为企业自身生计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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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工商局不当地方保护伞
严厉查处本地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宁波1月31日电 记者范伟国报道：宁波市工商局最近公布新近查结的8起重大经济违法案件，有3起是本地企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
这3起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一起是一家港商独资企业侵犯美国一家电脑公司的商标专用权案，市工商局认真查处后，没收了所有的侵权商标标识和包装箱，并处以人民币200万元的罚款。一起是私人生产名牌电器开关面板案，工商部门没收其假冒产品和非法所得并处罚款共计14．9万元；司法机关还依法对制售假冒产品的案犯判刑两年。另一起是私人制售假冒品牌的摩托车案，虽然非法经营额只有30．9万元，但工商部门依法处以罚款15万元，并责令清除现存100辆摩托车上的侵权商标。市工商局负责人表示，查假就要真查，而且要一查到底，决不能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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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均期望寿命63岁
比解放初期提高了33岁
本报乌鲁木齐1月31日电 记者祝谦报道：记者日前从新疆卫生厅获悉一则喜讯：昔日缺医少药的新疆，如今人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0岁提高到63岁，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
新疆如今已有9万多名卫生技术人员和1万多名乡村医生、卫生员服务在城乡医疗机构。这支机构完善、设备较先进、人员充足的医疗队伍，终使危害新疆农村的各种传染病，如鼠疫、霍乱、肝炎等，得到有效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