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我的回忆在铜川
刘成章
风尘几十年，我往返最多的地方，是在陕北到关中之间的铜川。记得第一次从家乡延安去省城西安，是1954年吧，那时我还年小，跟着表姨，兴奋异常，坐的是大卡车。一路尘土飞扬，我们无遮无拦，一车旅客活脱脱成了一车刚出土的兵马俑，只有眼睛还泛着一点儿活气。头一天在黄陵住了一晚，第二天本来要是在下午3时前能赶到铜川，就能赶上火车，夜间11时多，就可以到达西安。可是因为路况极差，没赶上，我们只好又住在铜川。铜川是一个出煤的地方，本来就黑，而它的所谓旅社又是一个不知什么年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黑窟，里面混住着五六十号男女旅客，而且没床，人们就身挨身地躺在地上，如牛羊或难民一般。汗臭熏天，长夜难眠，一个少年人的向往大城市的美好心绪，全叫它破坏了。后来我在西安上了大学，当了大学教师，春节期间要回家，铜川更是一个必须滞留而又令人发怵的地方。因为每天从西安开到铜川的两趟火车，总是一车厢一车厢地往下倒人，而从铜川开往延安的汽车，数量却非常有限，人们就被密密麻麻地塞在铜川了。于是小小的铜川，汇成了人的海洋，而海洋的浪头整天涌过来，涌过去，涌过来，涌过去，甚至咆哮而又澎湃，而又沸腾，而又惊涛拍岸，不为别的，为的只是能买到一张汽车票。常常有人不是被踏伤，就是挤丢了鞋帽。
那时候全国都穷，铜川显得更穷。你紧张拼搏了一天，失败了，没买上票，心灰意懒地前去填填肚子，可是刚走到饭馆门口，乞丐就把你挡住了。有人很早就提醒过我：铜川的乞丐太多，绝不能赐舍；因为你只要对一个有所赐舍，别的就都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可是有那么一次，我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乞丐是一个残废，没有腿，是趴在地上往前挪的，太可怜了，就破了戒，给了两毛钱。这下糟了，呼地一声，鼠群一样地，不知从哪里钻出来那么多的小乞丐。他们齐刷刷地伸出一圈小黑手。我只好又掏出一把“分分钱”，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分发，他们已经抢得乱成了一团，几乎把我撞倒。我只好手脚慌乱地逃开，他们却还哄笑着撵了上来。最后还是在我的大声喝斥中，才甩开了他们。
但是，就在人们几乎磨灭了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个历尽坎坷的老人复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个崭新的黎明突然升起，世事因此开始了疾速的变化。表现在我常走的这条路上，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先是石子路变成了柏油路，后又有了西安至铜川的高速公路，继而又修通了西安至延安的铁路。而长途客运汽车中，一刀切地废除了卡车，并且有了卧铺车，夜班车，个体户的各种车。营运方面，不同车辆展开了有益的竞争。于是交通空前地便利起来，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坐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上路成了一种享受，再不用为路途的什么事担忧，可以舒心舒意地欣赏沿途的自然景色。与眼前的路相比，从前那也叫路吗？想起它，就像想起几条陈年烂绳扔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那绳断过无数回，结着数不清的疙瘩。它艰难过多少旅人。而现在，行旅如歌———路是曲谱，车辆是词———响在旅人的心上。
为了创作，我一直有着深入生活的习惯，而这一巨变，使我到陕北农村跑得更勤了。我一般坐的是火车。有时为了改换一下情调，也坐坐汽车。似乎坐汽车的感觉比坐火车还要好一些———从西安出发，走在高速公路上，只听风声呼呼作响，只一个小时，神话般地，就到铜川了。从铜川再走，是走在春阳下闪光发亮的柏油路上，也只五个小时，就到了延安了。我的目的地多是榆林。不过因为老母亲在延安，往往还余一半路，我就在延安住下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乘此车前行，天黑就可以赶到榆林。这种速度对中国这二十年飞跃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种最生动的诠释。
曾经给我留下恶劣印象的老态龙钟的铜川，简直像少妇一样地光彩动人了。在那里，再没有人因买不上票而久久滞留了。由于班车很多，可以随到随走。要是想在那里玩上几天，不同档次的饭店应有尽有，由你挑选。特别重要的是，在那里，成群的乞丐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去搜寻了。但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的，还不是铜川，而是一个叫做圪劳的地方。圪劳是洛川县的公路边的一个村子。它正好处于来往的长途旅客需要吃饭的地段。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农民瞅准了这一点，办起了小饭馆。他们以质优价廉引得司机和旅客频频下车。久而久之，声名远播，旅途中的人们几乎一提起圪劳就勾起了旺盛的食欲。现在，这里已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小镇子了。而最早行动起来的兄弟三人，都已成了镇中显要人物。他们的铺面不但越开越大，越开越气派，而且，各人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奥拓、夏利、桑塔纳，一个赛似一个。镇中其他人家的富有，也是我们这些工薪族所不敢相比的。前不久我围坐在他们收拾得非常干净的餐桌旁吃饭的时候，亲自目睹了他们按捺不住的满腔喜悦。而炉火似乎善解人意，正好在那一刻配合了他们，映红了他们的脸和他们手中的炒瓢。那一刻我感到，那些炒瓢中扬起来的，不光是菜，是肉，也是对天地巨变的深情咏叹。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玩”也不易
毛志成
前一阵有“玩文学”之说，确也有“玩”出了大名的。不过，那个“玩”仅仅是“玩”，似与“文学”不贴边儿。也许正因为“玩”的是“非文学”，才“玩”出了文学本身不可企及的热闹，因之才出了大名。世上有许多事都比文学热闹，有刺激性，诸如不良女人玩裸体，疯狂赌徒玩赌博，一流泼妇玩骂街，或是“二百五”式的莽汉玩命，都会造成“轰动效应”，其刺激性都是文学望尘莫及的。
若将“非文学”、“伪文学”当成文学来“玩”，出了名便算是“著名作家”，这样的事只能算作文学上的“非常现象”。
真能玩一玩文学本身，并玩出真正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大玩家”是应当受到世人几分尊重的。
什么叫“文学本身”？至少要有几个特定的品格界定，即：理念格、知识格、笔力格、文采格。格者，标准之谓也。
譬如赤壁大战前夕，曹操设宴长江水寨，喝了几口酒之后突发诗兴。倘若曹操只有“玩”意，而无“玩”才，满肚子都是俗浊之欲，吟出的诗也就无非是对自己“政治大腕”身份———汉丞相、三军统帅———的直接吹牛或间接陶醉而已。而曹操之所以是曹操，就在于他的理念悟性高于常人甚远。他仰望朗朗夜空，俯察浩浩江水，一经“入境”，便发现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无涯，而个人毕竟是渺小的、乏力的，于是便有了千古名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特别是那几句神来之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决非庸才和伪才子能够“玩”得出来的。欧阳修有篇《秋声赋》。这个题目若是让别的才子们去“玩”，写出的无非是秋雨淋淋、秋风飒飒、秋叶萧萧、秋虫唧唧。而欧阳修偏偏超越了这些有“形”之声，直涉“秋本身”之声。单是这“秋本身”，就不是芸芸俗客所能渗透的。
这样的“玩家”其理念格调何其出色！
说到“知识格”，更是很难强充。《镜花缘》并非是多么高明的书，行文又以对话为主。为什么读者读之不厌？因为这些对话不是“淡话”，很有知识含量，涉及了文学、音乐、棋经、药经、茶经、花经、算经。连书中的灯谜酒令也不是没有文化功底的人能效颦的。《红楼梦》写太医看病就附药方于后，写烧茄子就一气讲出十几道工序，连写缝制衣服的杀裉、编织络子的针法也一笔不虚。《西游记》第八十六回写了个“野菜宴”，作者一连气写出了近七十种野菜名号，而且无一杜撰。
至于笔墨功力、语言情采，同样骗不了人。中国古才子并非都有文集传世，有的只留下几个名句，乃至几个用得很妙的字，但你只要认真揣摩一番，就会服气那一片龙鳞只能长在龙身上。王勃的《滕王阁序》，并无深意，写得也不苦，颇似“玩”，但句句有笔力，句句有文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是四言体诗，句句含典，但你不去理会“典”，也完全读得通。鲁迅的《阿Q正传》中，对秀才娘子未用任何重头笔墨，较用心的只有一句“她瞥了阿Q一眼，看他感动了没有”，认真揣摩一下这个“瞥”字，详解起来能写出几百字的发微。鲁迅杂文中的许多“顺手一击”之语，都可以理解成“玩”，但那“一击”的掌法又何等有功力、有法式！
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名著，里头都不乏戏语、碎语、缀语、亵语，但只要是出自大家手笔，都有其“文采格”，决不用空话、昏话、脏话充数。《聊斋志异》的《胭脂》一则中，最后的判辞是用骈文写的，不乏戏谑、幽默色彩，这显然是作者有意“玩”一点文采。但人家“玩”的是货真价实的文采本身，而非“文外”杂技。同是这部书中，写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性交场面、男女调笑，但又找不到一句秽言、一个秽字，这才叫文学本事！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死去，全军痛哭，作者此外又写了几句“碎语”，一是吴国太后闻之痛哭失声，一是刘禅哭得近乎昏厥。这两句“碎话”何等重要！吴国太后为一国至尊，且是女人，居然能如此痛惜别国一个“臣下”之死；刘禅是个昏君，只贪享乐，在许多事上“全无心肝”，惟独为孔明之死而哀恸欲绝，足见孔明在人格上的感人至深。
玩文学毕竟和玩麻将、玩酒色、玩贫嘴不同，不同点就在于文学首先是文化，不是从人的生理本能、无聊行为中直接分泌出来或随意发挥出来的，要通过学、钻、练。任何从“非文化”的“玩笑”中跳上文坛，并通过对“非文化”的“玩味”而弄出“轰动品”的现象，都是“玩”错了把戏。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二十年间征文
家事
彭程
近二十年来，我们这个六口之家（父母和四个孩子）的聚散分合，像是一道小学生的算术题，等式右边是个恒数，左边却可以拆分成不同的几种组合。八十年代第一个秋天，排行老大的我考取大学，从冀东南平原一座小县城来到北京，从此揭开了家庭成员流动的序幕。三年后，大妹也考上未名湖边这座学府，和我作了一年同学，宿舍楼号都是紧挨着的。家庭人口的三分之一寓居京城。四年后，大妹继我之后也毕业留京，小妹又考取了山东大学到济南。这样，一家人第一次分布在三处。又过了四年，类似的情形又重复了一次：小妹毕业从泉城来京，最小的弟弟也以全省高考状元入读中国人民大学。于是三处重又减为两地，儿女聚京华，父母守故里。
孩子们如候鸟远征，使六百里外那个故乡小院，除去寒暑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显得十分安静，甚至有些冷清。聊可慰藉二老心情的，是街坊邻居的称道和孩子们频繁的问候。几年前安了电话，这问候就更加直接便捷了。因为交通也还便利，父母每年至少能来一次北京，尤其在我和大妹成家后，来时短则三五天，长则月余，最长一次住了半年。住在谁家，那里就成了大本营。
中国古代谚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的虽然是天下大势，但同样也适合百姓家事。本以为从此兄妹四人可以安家京城了，但弟弟毕业分配去了深圳，并很快进入角色，每次回京，言谈间都掩饰不住对那个充满朝气的城市的喜爱，今年春节还把在当地找的女朋友带来北京，笃定要在南海之滨落户了。而在一家合资通讯公司担任技术骨干的小妹，在和同一部门的一位芬兰小伙子共事四年多后，终于向家人朋友明确了两人的关系。缺乏心理准备的父母在经历惊讶、不理解、一次次表露担心后，也只得默认女儿的选择。
像过往的好几个春节一样，去年除夕之夜，四兄妹围拢在来京过节的父母身边，按家乡的习俗，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笑语连连。报纸编辑、大学教师、电脑工程师、证券交易员……二十年前，拥挤在故乡两间狭窄的屋子里的孩子，会想到他们目前拥有的这一切么？一份喜爱的工作，堪称小康的生活，使每个人都对将来的日子充满憧憬。是新的时代给了我们美好的机遇。试想，如果不曾恢复高考制度，我们怕只能够在那所小城的有限空间里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如果不是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开放，小妹和弟弟所能从事的工作也是无从想象的。作为老大，我清晰地记得当年捉襟见肘的困窘。孩子们常常为了争夺书写作业的地盘而闹得心绪不宁，父母也常为筹集学费的艰难忧心忡忡。读小学的弟弟盼着我放假回家能给他带几个学校食堂烤制的面包，在他看来那是最好吃的东西。读大学时，大妹的穿着在班上女孩子中是最朴素的，小妹省吃俭用，曾因学习紧张营养跟不上而晕倒过。今昔对比，每每使人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不但衣食住行的大幅度改善，确切无疑地显示了改革带给人们的好处，甚至某些不确定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更大的生活空间。做法律工作的妹夫，从机关辞职，和人组建了律师事务所，工作忙碌多了，生存的压力也大多了，但几年下来，识见、才干，都得到了拓展和磨炼。弟弟毕业时没能留京，曾让父母郁郁不乐，打破了他们早就抱有的全家在京团聚的梦想，但一旦了解了那边的工作和生活后，他们又很觉欣慰，自嘲地说“旧脑筋要改改”了。弟弟计划请没有到过南方的老人去过冬，还要争取到香港一游。我们也嚷着要已出国多次的小妹什么时候也带父母出去看看世界。许多过去只能向往的，今天都已或即将变成现实。
父母都已年近七旬，来京城养老是最为现实的归宿，凑钱给他们买一处单独的住房，是我们兄妹共同的心愿。但面对京城吓人的商品房价，工薪收入的我们，只能将这个想法一次次搁置。好在近来房改步伐加快，房价有望降低，特别是开始推进住房贷款制度，让人看到了希望。不久前，报纸上报道国务院户口管理新规定出台，其中一条就是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虽然细则尚待制订，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我们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一样乐观地想：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坚信这一天不会遥远。
明末欲力挽明廷颓势的东林党人，曾写过这样一副对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家事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作为构成社会最微小的细胞，家庭的悲欢离合、际遇遭逢，直接折射的正是社会的风云变幻、国家的治乱盛衰。回首近二十年间，我们家庭成员工作生活的变化，再鲜明不过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我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国家庭，对于社会来讲，仿佛沧海一粟，但一滴水珠却可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们家庭之“一斑”，也足可以窥见社会之“全豹”！人们拥护改革，因为它给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带来切实的好处，虽然体现的形式不同。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诗五首
周南
静海寺钟
百年伤心地，
萧条野寺中。
风云人事改，
肝胆古今同。
涤雪当年耻，
长鸣此日钟。
遥闻狮子吼，
回响万山空。
登石头城
解绶南行上故丘，
六朝人物擅风流。
摇来麈尾氛埃定，
敲罢棋枰虏运休。
羲献挥毫欺造化，
孙吴跃马却曹刘。
雨后朱雀桥头立，
箫鼓喧喧送客舟。
阳羡旧事
贤哉范大夫，
千载存遗爱。
沼吴位不居，
逍遥五湖外。
人传隐阳羡，
教民制陶鼐。
细读五千文，
饱食鲈鱼脍。
手植兰九畹，
悠然见世态。
憩息林泉下，
静坐闻天籁。
烟波渺无际，
浩荡失所在。
无锡寄畅园
海棠初绽
城春草木尽生烟，
雨后湖山一抹蓝，
自是天然姿色好，
淡妆含笑立庭前。
喜得湖石一片
磊磊一拳石，
空灵本自然。
貌经风雨皱，
身是浪涛穿。
未预补天事，
遂得滞世间。
携归几案上，
日日对云烟。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台南道上（外一首）
莫文征
走过太多的陡峭和崎岖
忽然享受到这平坦和旷阔
然而我的心并不平静
依然不忘那段历史的风雨
它跨越久远的时空而来
令我时时感受坎坷的严酷
逝去的时光播下的遗踪
依然在这土地上随处密布
于是，我忽而觉得冷热失调
忽而又领略到颠簸的急促
看安平古堡在侧旁雄踞证明
赤嵌楼记着屈辱也展示威武
有多少殖民海盗令人憎恶
也有多少英豪引人敬服
也许正是这知痛知恨的历程
缔造艰辛也酿造着富足
我终于懂了，历史总是
在风雨之中开辟前途
但不管经历怎样卓绝的艰苦
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在花莲谒太平洋
我曾经歌赞过黄河
不舍昼夜奔向你这
“蓝色的诱惑”
如今，我万里迢迢走来
真想拥抱你每一朵蓝波
在那无尽的波涛中
我想一定有一朵属于黄河
带着世代走向世界的夙愿
浓缩着我人生的向往与焦渴
它是世界最高峰上的乳汁
理应承载这无比的浩淼与辽阔
在这密如蛛网的航线上
唱出一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歌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
郭洞访树
沈志权
郭洞非洞，实乃村名。村以洞名，引人探奇。
初秋的一日，与二三文友，由武义县城出发，往东南驱车十公里，即至郭洞村口。郭洞人氏、金华市广播电台退休干部老何早已在那里等候。
郭洞村口，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古城墙，上面爬满了薜荔，显得很有历史感。城墙西首，有一石门，门框上有一石刻对联：郭外风光古，洞中日月长。城墙内外，古树参天，遮天蔽日，据树身上挂着的标牌显示，这些树年长者有六百多岁，年轻的也有三百余年。我们围着古树用手抱量树身，仰头赞叹树之高大。老何介绍，村口这片林子有八十多棵古树，有红豆杉、香枫、香榧、苦槠、罗汉松、秃瓣杜鹃等等，多为名贵树种。郭洞村有个好传统，无论是谁外出，只要看到有好树苗，就带回栽在村口。祖上还立下家规，村口的树只准栽，不准毁。此风长存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在老何的导引下，我们游览了郭洞的海麟院、凤地书院、文昌阁、何氏宗祠等古建筑，领略了保存完好的明清时代的建筑风貌。那气势恢宏的建构，那轻灵飘逸的飞檐，那古朴简练的雕梁画栋，那惟肖惟妙的牛腿拱托，那栩栩如生的砖雕壁画，或人物，或动物，或花草，或古诗写意，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而最令人叫绝的是，这些古建筑的房前屋后或天井之内，总有一棵棵古树点缀其间，它们有的擎天而立，有的绿荫如盖，有的古枝虬盘，有的铁杆横斜，庇人以荫凉，给人以美的享受。
老何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兴奋点，道：“你们这么喜欢古树，我带你们去龙山，那才是真正的古森林呢。”
龙山就紧挨着郭洞村的东头，山不高，但很陡，远远望去，竹幽树密，雾缭云曳。山脚立一块警示牌，上面赫然写着：进林区不准带火种！老何唯恐我们没注意到，还一再提醒我们别带火种进入林区。
一条小径伸向林间，不浇水泥，不铺石板，纯粹是泥路，或宽或狭，宽的不足一米，狭的仅有盈尺，蜿蜒曲折。林中的树，或枝条纷披，或古藤缠绕，或落叶护根，显出十足的原始味。林间山鸟婉转如歌，涧中山泉絮语淙淙，时有松鼠跳跃枝头，偶见黄麂隐没于树丛中。云雾起处，丈余之外不见人影，但闻人语，越发显得幽暗神秘。
老何告诉我们，龙山海拔三百九十米，占地一百余公顷，山上树已有六七百年的树龄，是个原始森林。此山突兀而立，又紧挨村庄，据传山上原先无树，大风起处石头落，砸伤过村里的人畜，更别说山洪暴发沙石俱下村庄遭殃了。于是，郭洞的祖先带领全村人上山植树造林，并立下极为严厉的家规：凡村中人，上山伐一棵大树者，断其一臂；伐一棵小树者，断其一指；折一树枝者，拔其一指甲。从此，村中人未敢毁山上一草一木。大跃进年代有人要上山砍树烧炭炼钢铁，“文革”时有人要上山毁林造“大寨田”，村中老人结队上山，以家规劝戒欲伐树者，用身体保护古树，终于使龙山古森林免遭劫难。老何最后说：“你们别以为自然界没有灵性，其实不然。人类尊重自然一尺，自然会报答人类一丈。我们祖先在龙山栽了树造了林，龙山则六百多年来庇护了我们郭洞的平安。”
从龙山下来，我在心里想：虽说郭洞的家规严厉得似乎有点残酷，但唯其严厉，才成就了这片龙山的森林，才保住了郭洞的安宁。如果我们各地特别是江河的上游，都能像郭洞人这样严格封山育林保护植被，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今年的长江、嫩江洪水也不至于如此肆虐了。
第11版(大地周刊·作家文苑)
专栏：二十年间征文
去西部之路
肖复华
中国西部之路，紧系着柴达木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西出阳关，平沙漠漠黄入天，一川石头大如斗。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第一支勘探队的驼铃摇响在这条西部之路的时候，这条路只是土匪马步芳修的一条土路。翻过阿尔金山和祁连山，过冷湖和油砂山，到柴达木西部的尕斯库勒湖畔的花土沟，只是在这样细如鸡肠断断续续的土路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一条道路，依然是飞沙扬尘，崎岖不平。
二十多年过去，路和柴达木的建设一样缓慢。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这条路，饱受其苦。正是冬天，我和几个刚刚到这儿当石油工人的北京学生，从花土沟好不容易搭乘一辆解放，驾驶室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只好爬上空荡荡的车斗。寒风呼啸，冷还倒在其次，关键是路况太差，颠簸得我们不住想呕吐，司机师傅甩上来一个水桶，大家便都围在水桶旁情不自禁地吐，恨不得把肠子都吐出来。我们那时都骂它是“万墩路”、“搓板路”。司机师傅说我们别不知足，有人搭不上便车，只好搭辆油罐车，爬到车顶上得双手死死抱住油罐的圆口，几百里路颠簸下来，那滋味就别提了。更不用说天寒地冻，路途遥远难走，曾有司机冻掉双手双脚，甚至冻死在驾驶室里。
那时，只要踏上这条西部之路，就考验着意志品质。我在这路上走了不知多少次，一条几百公里的路，得走将近三天，快要走出柴达木的当金山的时候，常见有人用石子垒成的大字，那都是石油人一抒胸臆的即兴之作，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有一次看见的石子垒成的字是“司机大人万岁”，心里真是充满感慨，能够跑这条西部之路的司机确实不容易。不只我一个人希望这条路能够重新修修，修得像样些。这条路一直蜿蜒在我们和柴达木的梦中。
一直到八十年代，大概柴达木的地心深处也被改革开放大潮所振奋，弄得滚烫止不住要喷油，要给我们多年的渴望一个回答一个惊喜。尕斯库勒湖畔邪性了，打一口井出油，打一口井又出油，铺铺展展，终于发现了一个大油田。从不长草开花的花土沟终于盛开出石油花来，破天荒赢得了名副其实的美誉。柴达木建设的中心一下子轰轰烈烈转移到了西部。路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咬牙不惜血本（其实是有了油才有了钱）买来一流的筑路设备，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一条国家二级公路像缎带一般飘飘洒洒向西部飘去。
今年的秋天，我再一次踏上了去柴达木西部之路。我简直认不出来了，路越修越好，平坦的柏油路面有十几米宽，跑的是一色“金龙”豪华大客车，里面有恒温的空调、有电视、有可调节的软椅。原来要跑三天的路，现在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中途花上两元钱即可吃上一顿相当不错的自助餐，舒适得像在观光旅游。想想那些年爬到大解放车上抱着水桶呕吐的情景，实在是今非昔比，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其实，所有这些变化不过是这些年的事。路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可以说，没有油，就没有路；有了滚滚的油，才会有路的扬眉吐气。
司机师傅是当年我师傅的儿子。新的一代已经长大。我们付出了一代人的代价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赢得了这条西部之路。他兴奋地告诉我：咱这路下还埋藏着一条路呢，是花土沟通往格尔木的输油管线，尕斯库勒湖油田的原油源源不断地就可以运出去了，这条地下之路养着这条地上之路呢！
从花土沟返回的时候，路过当金山是黄昏时分，金色的霞光辉映在积雪的山顶。我忽然看见路旁用石子垒成的字，一边是“平安、友爱”，一边是“雄浑”。不知这是谁的杰作，用“雄浑”形容这条柴达木的西部之路，太恰当不过了。当然，是路雄浑，也是修路人雄浑，开发柴达木西部的石油人雄浑。霞光把这两个字镀得一派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