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蟹猜
邓伟志
每到桂花开、稻子熟的时候，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就吃起大闸蟹来。大闸蟹只有中国出产，因此动物学的学名定为“中华绒毛蟹”。世界各地的大闸蟹全是中国出去的。中国吃蟹的历史比外国早得多。
据记载：差不多一百年前，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德国军舰无意地卷走了许多大闸蟹的幼虫，在汉堡渐渐长大。德国人没见过，自然也没人吃过。越是不吃，繁殖越多，以致在汉堡酿成蟹灾。螃蟹凿穿堤岸，河水横溢。别以为当时德国科学多么发达，他们对没见过的东西，就是有点怕，甚至还出现向大闸蟹下跪的事情。可见，鲁迅提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很勇敢的”，有着多么大的针对性。
说中国吃蟹的历史早，是根据第一部《蟹志》写于唐代，表明至少有一千年。一千年便是十倍于德国。可是，人们怕蟹的历史远远多于吃蟹的历史。
为什么怕螃蟹呢？唐代的《蟹志》，宋代的《蟹谱》、《蟹略》，清代的《蟹录》上都没有写。这样只好由我来作“蟹猜”了。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它横行。螃蟹之所以称之为“螃蟹”，就是取其旁行，即横行之意。横行霸道的东西是有点儿吓人的。可是，从本质上看，横行并没有什么可怕。你怕它，它还更怕你呐！“文革”时，我们五七干校在海边。海滩上的螃蟹密密麻麻，一望无边。可是，当我们走到螃蟹跟前时，螃蟹都吓得往洞里逃。我当时就在想：应该把金代元好问的名句“横行公子本无肠”改为“横行公子本无‘胆’”才好。“横行公子”也是色厉内荏啊！
不过，直行还是横行并不碍食。我猜想古人怕吃蟹的原因，可能还有一条是蟹的腥味太大。可是，要知道天下没有不变的味道。一旦找到对付腥味的佐料，就能变不可食为美味可口了。后来人们爱吃蟹，就是因为找到了适当的佐料。《红楼梦》里的蘅芜君说得好，“酒来涤腥还用菊”。用酒和菊一压，腥味就走了。怡红公子又说：“泼醋擂姜兴欲旺。”他这里说的是另外两种去腥剂：醋与姜。一物降一物。只要找到对付“盾”的“矛”就可以了。
事情都是这样。番茄长期被视为毒草，尤其是高纬地区，上饭桌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我们能不能从螃蟹和番茄价值的变化得到启发，进一步开拓食物资源？过去说“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今天我们说万物皆可为我所用，大概是战斗唯物主义了。纵观历史，天下没有冲不进的思想禁区。问题是有没有找到酒、菊、醋、姜。找到了，思想就可以解放到更高层次；找不到，那就只好受禁区奴役。本来蟹壳做垃圾都不受欢迎。最近听说蟹壳可以做药，对降血脂颇有效。这不又是蟹史上的一大突破吗？
对禁区，你处于必然王国里，就觉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也冲不破，一旦进入自由王国，便觉得不用吹灰之力了。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应该冲破而很难冲破的禁区呢？谁也不能说没有。多一点前瞻意识吧！莫让后人耻笑我们怎么到二十一世纪还不敢吃“螃蟹”。
第12版(副刊)
专栏：
长思久想
——读汪道涵先生文随感
陈菲
嚼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的大作《东亚文明与世界潮流》（1998年10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刊载），启示良多。文中说，《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虽然这是两千多年之前的话，但对二十世纪末以现代化寻求发展的人类来说，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洞见却能够引出长思久想。汪老先生精辟地指出，现代化是从“尽物之性”开始的，但现代化的圆满却是在“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同一、经济和伦理的同一中实现的。读罢，深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长思久想的重大话题。
人，生生不息的人，繁衍于天地之间，生存于自然之中；人，代代承传的人，推动社会进化，延续历史发展。古今中外，诸家学说，均极力推崇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中国文化有个基本思想，即是“以人为本”。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孙中山提出“民生”主张。毛泽东强调“人的因素”。近代西方人士对于人的异化也甚感忧虑，爱默生认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时代或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使人日益丧失了他的完整性，“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各个人里面。梭罗甚至说，人类已经成为工业化的工具的工具了。
毫无疑义，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体。作为世界主体的人，为着自身的生存和环境的优化，不会也不可能让世界处于一种静止、停滞的状态，总得想方设法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创造，让万物为我所用，并发挥物的更大能量，从而使世界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更加繁荣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首先乃是物质的现代化。人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既满足生存的需要，亦雄辩地证实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然而，正如汪道涵先生所言“尽物之性”只体现了一面之理。“尽物之性”的一面应该结合“尽人之性”的一面。这是对现代化含义的辩证分析和阐述。
“尽人之性”不仅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人作为世界主体的充分凸显。倘若在现代化进程中，人被丰厚的物质所迷醉，所奴化，所湮没，人则失衡了，残缺了，扭曲了。人究竟是理性的，正因为理性的导引，人才有可能正确地、合理地去“尽物之性”；若失去理性，则会失控地、掠夺性地“尽物之性”，打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成生态的摧残、破坏，甚至灭绝，其结果是人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自食其苦，自受其害。人更是伦理的，必须遵循道德法则去创造、获取和使用财富。若淡漠摒弃伦理，则会使“尽物之性”出现异化，违背了人的初衷。失却物质为基础的伦理，乃是苍白的、脆弱的、空洞的；财富的创造、获取和使用没有伦理的渗透、导引、制约，则会损害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协调谐和，导致对立、排斥、争夺和冲突，从而社会不会安宁，世界不会平和。尽管世间之人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社会结构是多极的，但真正意义的“尽物之性”，不是一部分人损害、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生存条件，不是一部分人弱肉强食另一部分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尽人之性”了。
两千多年了，世事更迭，社会嬗变，老祖宗那句“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的箴言，依然闪耀着睿哲的光芒，烛照我们在不断发挥人的智慧、创造力去“尽物之性”的同时，不断确立人的理性、伦理而“尽人之性”。人，才是真正的人，完整的人，无愧于世界主体的人。诚然，这个长思久想的重大话题，一代人只能有所认识到的叙述，只能有所处这个时代实践的叙述，从而丰富拓展这个话题的内涵，但不可能穷尽。由此，人类在繁衍，世界在发展，历史在延续。
第12版(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
黄梅村戏
张雨生
故乡黄梅留给我的记忆，至今鲜明地活跃在脑子里的，还有村戏。
村戏是一种乡土戏。文化人说得雅一点，称之为“文曲戏”，乡里人说得俗一点，称之为“调儿”。“调儿”流传在黄梅下乡。黄梅上乡流传的，俗名叫“采子”，雅名叫“采茶戏”。“调儿”和“采子”，最初都是坐唱，后来才演绎故事，铺陈情节，登台表演了。
我的老家在唐司村，属于黄梅下乡，湖区。村里有两位人物，一位叫龙安就，是坐唱的代表；一位叫柳成义，是演唱的代表。戏剧对我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他们那儿获得的。
我最早听戏，是听安就爷唱“调儿”。
安就爷家很穷。夏天，湖水泛滥之后，无地可供耕种，他便背着道情筒，出外卖唱。冬天，湖水退去了，他常常去湖滩设卡子，捕野鸭。我还记得，他背着野鸭，从湖里回来，边走边唱“调儿”，很是得意。
他还到别的村去教戏，唱戏，人家称他为“调儿师傅”。这类演唱，算是乡间自娱自乐，不拿钱，只赚一顿酒饭。有时候，应他的邀请，邻村的“调儿师傅”，也过来或教或唱。大伙凑几个角子铜钱，让他出面，办一桌酒饭，招待一顿，算是答谢人家。
唱戏，多是在村头的稻场上。月朗星稀的夜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着板凳，抬着竹床，围成一个圈子。安就爷端坐当中，或自唱，或领着他的徒弟对唱。那时候，唱戏没有女的，女角的戏，由安就爷变腔拿调地唱，逗得大伙捧腹。乐器极简单，只有锣鼓和二胡，有时候，什么也没有，干唱。戏文，有的是学来的，有的是村里人编的。有一段《告坝费》，唱的就是本地的真人真事，解放后的县志还收入了这个剧目。
光听别人唱，乡亲们都觉得不过瘾，还要学唱。安就爷便拿出师傅的架势，唱一句，让大伙跟着学一句。人人拍着手掌，敲着凳子，闹得沸沸扬扬。夜深了，尽兴了，家家扶老携幼，哼着“调儿”散场。
成义叔主持村里的戏班子，是解放后的事。
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农民被高度组织起来。村里成立了业余剧团，伢子们参加，女子们也参加，兴盛时，有六七十人。成义叔是村里的民兵连长，还兼着团支部书记，自然成了剧团的头头。
这时期，黄梅乡下的村戏，已完成了从坐唱到登台表演的过渡。县里和龙感湖农场，成立了专业剧团，从安庆学会了黄梅戏。乡音回娘家，比原始的“调儿”和“采子”高出一筹。乡村的业余剧团也跟着学。唱土戏的老师傅们教不了，请的是城里来的新师傅。乐器也丰富了，服装道具也有了。
演新戏，得搭戏台子，乡下的办法是用牛车。拖来五六辆牛车，拼到一块，铺上木板，就成了戏台子。找几卷竹席芦席，当中一遮拦，前台后台就分开了。
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村剧团排好了一出新戏，准备大年初一演出，但没有钱买服装和道具。唱戏的几十号人，由成义叔领着头，扛着水车，下湖去了。他们找个荡汊、港湾，围起来，把水车干，竭泽而渔，赶节前卖了个好价。一台新戏，一色新装，唱的人美极了，看的人也乐极了。乡亲们都说：“过了一个泰实年！”
村里的剧团不光演戏，还兼有第二职能，提倡自由恋爱。
解放初期，乡下包办婚姻很严重，提倡自由恋爱，是移风易俗的大事。青年男女进了剧团，一块儿学戏唱戏，接触的机会多了，相爱也自由了。乡里区里经常搞会演，演得好的，得了奖的，出了名，都会成为异性青年的崇拜者。开始，老年人看不惯，慢慢地，观念也改变了。
后来，我进城念中学，读唐人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老师说，“醉人”是喝多了酒的人。我说，不见得，“醉人”也可以是听戏入了迷的人。不信，到乡下听听村戏去！
第12版(副刊)
专栏：
千流归大海 高路入云天（书法）
李新炳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重获感动
耿翔 江彦博
一种很少有过的感动。
那一刻，我想象着原始人，突然在剧烈的阳光下，看到一束神秘的光焰时，会如何动作？而我真心地感动了，感动得无法生出一些声息，只能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感动着我的人。
他叫李甫运。
他是那种面对天地万物，能够剖白自己，勇于创造的人。因此，一坐在充满活力的他身边，我就抑制不住自己要想起久远的凡高，想起凡高的那幅《向日葵》，想起凡高对于太阳的那片激情。
他是一位硬汉。从他的一段不可逆转的遭遇中，我才获得了这种极大的感动。如果与李甫运初识，任谁也不会想到，在他灿亮耀眼的生命链上，竟有一环，是用难以承受的痛苦锻造的。因此，我要有意识地强调，在他人生的问卷里，首先是一位父亲，一位很理性的父亲，一位很高尚的父亲，一位从不对命运怀有怨声的父亲，一位总想营造一颗轮廓粗糙、内核精致的爱心的父亲，每次与人说起二十七岁的残疾儿子，他都想从这个被不幸扭曲的生命体上，找到他最完整的一面，发现他可塑造的地方。他曾十分乐观地讲述过儿子对于音乐，特别是世界经典音乐的奇特感觉。从他不轻易流露痛苦的表述里，我觉出造物主也有不可容忍的地方，也应该为不幸背上命运十字架的人，留下忏悔。要不，怎会从李甫运儿子的残体上，连接起那根对音乐，还存有一丝感觉的神经，从而带给他一些安慰呢？
面对这位硬汉，让我感动的是他身上的激情，一种有如画家凡高对于太阳的那种激情。可以想象，那棵金黄金黄的葵花，就是他永远朝向天空的头颅。而每一次的旋转，都是为了让激情，更加充分地燃烧。
带着这种激情，李甫运告别了大学讲台，卸下政教系主任的头衔，把一个拥有多种杂志，表面庞大，而内里空散的杂志社，揽在自己身上。李甫运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走进陕西师大杂志社，真有进入一座被废弃的古城堡的感觉。仅有两个印张的七份教学杂志，不仅是一些毫无美感的“白皮书”，还分散在各个系上，杂志社的领导，只有坐在上边唱空城计的份儿。难怪教师们戏称这里是“发射台”，是大学校园里的一块流放地。李甫运也清楚地记得，他是在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1993年，开始挑起社长重担的。凭着一腔激情，他唱出了琢磨已久、终要出台的集中编辑、集中发行、集中财务的三部曲，使这座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古堡，不仅开始恢复元气，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套管理模式、一个校园热点，突然进入一群知识分子们课外的话题里。
人们迅速思考着，真正文化积累厚重的知识分子，一当浮出文化的层面，在别的领域内，首先显示的，还是文化的力量。李甫运把讲台上的魅力，转化为另一种激情，全用在杂志社的管理上。或许，由于存在于他行为中的人格力量，杂志社迅速由量到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规模变了，十种杂志，这在陕西出版界，是一个无人比肩的“托拉斯”；其次是效益变了，利润由十一万上升到一百万；再次是士气变了，人们兴奋、激动，第一次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喜悦。也是李甫运身上的激情，感染了这群在传统文化中生活得太呆板的知识分子，他们生命基因中，一些被抑制了的东西，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李甫运则谦逊地说，这是杂志社的机遇来了。当整个中国走到市场经济这一步时，作为部分肌体，我们只有调节自己的呼吸、造血和其他功能，与之紧密地合拍，否则，就会被淘汰。是的，这位虽然来自大地原点泾阳，一个很诗意的地方的人，没有在一种浪漫里流连忘返，却因几十年的政教系生涯，在一条很理性的河道上，拼命地漂流着，从而决定了机遇一旦出现，他准会因接受过经典的训练，而十分敏感地抓住它。
有如证明生命的顽强，任你用尽怎样绝妙的语言，都无法触及其本质，都不及在干涸断裂的河滩上，或在峭立千年的绝壁上，突然发现一株幼小的草木，而让你忘掉描述，忘掉表达，而在无言之中，突然破译出生命的密码。现在，让我们放下所有很主观的方式，回到这位硬汉出生的大地原点上，那里所有应该有记忆的风物，会从头告诉我们，生活是怎么把他磨练成一位硬汉的。
他说，埋在他记忆深处的1962年，只剩下两个字：苦难。那时，他正好十六岁。十六岁，要挥泪告别校园，十六岁，要挑起家庭重担，这是命运的安排，为了母亲，为了活着，他只有咬牙认了。当他一把大火点了作文本，要开始当农民时，给了他生命和顽强的母亲，也忍不住哭了。谁会记住，就在1962年的中国大地，就在大地的原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在二十里外的山里拉煤时，人和车栽进大渠里；在荒凉的棉田里拔棉秆时，累得失去了知觉；在凄凉的雨夜里拉萝卜时，被恐惧和饥饿包围着。事实上，那几乎是整个民族，都在经受着的苦难，而对于十六岁的李甫运，这苦，似乎更苦，这难，似乎更难。那时，他是挣死也不放出哭声，挣死也不叫人耻笑。当他终于熬出苦日子，奇迹般地考上大学，走向“长安”时，一村人都说，这是一条硬汉。
硬汉，使他承受的苦难总比别人多。
硬汉，使他背负的压力总比别人大。
硬汉，也使他成功的机会总比别人多。
或许是因了少年的苦难，李甫运一见到穷地方的苦孩子，心里就不由得发酸。他们渴望的目光，总像一根善良的鞭子，抽打着所有善良人的心。当李甫运率领全杂志社的员工，狠抓质量，抢占市场，把十种杂志办得有八种邮局订数居全国第一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贺自己的成功，而是救助陕南的三十名失学儿童。前年过“六一”，包了两辆大轿子车，拉着这些老区的孩子，上古城墙，看兵马俑，参观师大附小，恨不得把山外的世界，全给他们打开。或许，父爱在李甫运身上，很多时候是超血缘、超骨肉、超现实的。对于在生理上有着缺陷的亲生儿子，他更多的是从精神上，惦记着他无法自理，但又必须走过的每一天。
在与李甫运结识的日子里，我思考得最多的是，一颗肉长的心，到底能承受多少苦难？
答案是模糊的。
因为李甫运不只笑着谈他的人生磨难，也是笑着谈儿子的生命不幸，于是，我注意从他的眼神里捕捉什么，间或的一丝忧郁，也是一闪即逝。终于，是他落在宣纸上的墨迹，向我闪现了他的内心。
原来，儿子带给他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只是把它藏得太深了，让它在心的一隅，悄悄地折磨他一人。于是，我明白了一生喜爱书法的李甫运，为什么对隶书情有独钟。他是想用它的厚重、它的干硬、它的拙中有巧、它的丑中有美，来把痛苦压在最深处。因为草书，很可能让他的痛苦，随时从不堪重负的心底里飞出来。
硬汉，绝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硬汉。
硬汉，一心把大路走向朝天的硬汉。
他确实像凡高笔下的葵花呵，或许是因受过太多的苦难，他才不断地宣泄着，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太阳——的激情。
他也让我，在这个物欲容易横流，生活少有诗意，很少让人感动的年代，重获一次真心的感动。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茶道新说
姚昌忠
都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个字摞在一起就成一个中国人。细想，这话有理。茶拓印出每一个中国人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踪迹。譬如一幅画或一出戏，洒一种颜色或编一段新腔，就活了。人也这样。
小时候家在扬州广储门。记忆中许多景物已经模糊，唯独案桌上一把青瓷白地粗花茶壶印象明晰。这种壶现今不多见了，圆柱形，上有凹入两只凤眼般的圆盖。铜把手呈优美的弧形。放下，落在茶壶顶盖上会发出清脆的瓷器与金属棒的碰撞声。整只壶嵌置在棉布衬套的茶篓子里。暑热天气将茶篓略加倾斜，壶口就汩汩地倒出凉茶。隆冬季节则是茶水的保温桶。这种壶一般小户人家都有，是苏北苏南家居不可少的日用器皿。它告诉来访的客人，这家人日子过得平易，安谧。
抗战末期狼狈行走在闽西山中。日出而行，日没而止。正午最难受，太阳晒、肚里饥、口渴、脚肿，汗水跌落在山路石板上，嗤地一声化作轻烟不见了。再一滴，又嗤地一声不见了。这种山中石板路是宋、元驿道，宋、明两朝末代皇室宗亲都曾走过。三十年代国民党“剿共”，剿出了贯通福建全境专供汽车轮子滚动的公路单行道，把古驿道切割成不相连续的虚线。但用脚走路的山民百姓仍愿走驿道。虽然它峰巅起伏却取向直截，比公路要少走许多。
驿道大约每隔十里或过一峻峭岭隘就有驿亭，其结构可繁可简，但大多有屋瓦墙壁挡风遮雨。烈日下走山路的人到此顿感凉冽，歇息片刻人就有了精神或云有了人气。布鞋、草鞋、赤脚、斗笠、草帽陆续进出。驿亭中常坐一茶嫂，一只大盆，内盛凉茶，任由过往行人自己用瓢舀了闭目牛饮，不要钱，是山民自古流传下来的积德善行，不像如今市面上的大碗茶，碗碗要钱。当然，如果袋里有，也欢迎买她自制的凉粉喝，那是用一种山中植物的汁液熬煮出的，入口微甜，不知其名。
有时，或可见一男子挑两只竹编大油篓过此，是贩运鱼苗的。他见驿亭依傍山中人家，便舀一碗水，几只针头鱼仔游弋其中，鱼乐，人也乐，议论起贩鱼生意经来，刻画出一幅活脱脱的陆放翁“雨余山客卖鱼苗”的山中生活画卷！
1949年到北京，其时尚未开国，七八月间正午的太阳一点也不饶人。站在天安门前石板御道上真所谓骄阳似火，心比天热，上熏下烤，空气也发生奇妙的扭曲折射。从天安门城门洞往南看，可以一直望到正阳门与箭楼城门洞套城门洞，洞里偶或晃动过走动的人影。往北，进天安门城门洞再进午门城门洞，大石路面的两侧都有人席地而坐，在此享用北京特有的高大城门洞和洞里特有的嗖嗖凉风。其中也有几个大嫂在此飞针走线、织袜底、补衣裳，赚几个辛苦针线钱。她们当中也有兼卖茶水的。这种城门洞中的茶水风味独特，一碗下肚，暑热全消。若仍不解渴，再要，也不加钱。北京人的大度很使初从南边来的众多“小南蛮子”感动。
也有几盏下肚仍不识茶滋味的。解放前上海复旦大学淞庄或沪庄门外有小茶馆，跟西南联大一起复员来的。这些茶馆表面上平静如水，茶客们一卷在手，读书打牌，洒脱得很。老板也睡意惺忪，浑身茶味。其实呢，这里的茶泡出来的几乎全是来自延安的声音。有几个真心来此寻访世外桃源跳出人间是非的青年学生，才一落座竹榻，门外“袁大头要么？”和银洋丁当声音就把他们吸引出去了。镌有袁世凯肥头的银洋每日涨落十七八次，那时候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在诸般功课之外首先选修国民党政府特有的通货飞涨经济学。
解放后，“一杯茶，一支烟，一身轻闲来游园”的好日子实在过得舒坦，但喝不出茶味的时候也有。五十年代末北京几个大公园纷纷开办茶社，广设茶座供游人休憩饮茗。可是生意又太兴隆，每一张椅子后边几乎都站一个等座位的茶客，叫那坐着喝茶的仁兄怎么品得出茶味来？
“文革”初起时，从延庆进北京城看大字报，见长安街上两个年轻人席地而坐摇头晃脑摇唇鼓舌为一个什么原则问题辩论不休，当时颇有君子之风，后来原形毕露，君子不但动口也要动手，就不像样子了。这个时期的北京城里好像没有茶，或虽有，也喝了，似无茶味，没有留在记忆中。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去成都出差，过一闹市茶社，满室数十盘象棋围棋子儿一起发出急风暴雨般爆炒板栗声音，直使人联想“文革”杀气，不禁愕然。
近读《老北京风情记趣》，内称：“民国以后的北京茶馆，事变前是西洋味，事变后是东洋味。”（这里是指的“七七事变”）可见茶味随时代更易。所谓茶文化的内涵原不是一成不变的。茶道也是这样。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茶味：《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于老者和平头百姓荆元大哥的百姓茶，《梦粱录》记载的汴京茶肆浪荡子弟茶和杭州南宋小朝廷的贵族茶、贪赃枉法茶、五子登科茶。至于今年夏天长江全民抗洪大战中，就有长髯老者白发老妪们上堤为英雄子弟兵送茶送水抹汗扇凉的动人场面。这种茶别处喝不到，能喝得到的人也不会太多，但那象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茶中滋味却让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掉泪。
的确，柴米油盐酱醋茶组成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茶的确拓印出每一个中国人在人生路上留下的踪迹，不仅于此，更映射出每一代中国人在时代画卷上留下的精神，从中可见茶道。茶虽末节，以小见大，此说或不为过。
据此，写出我的这篇新茶说。
第12版(副刊)
专栏：
岁月（摄影） 杨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