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专版)
专栏:

  中国改革成功在于符合国情
  ——访泰国副总理素帕猜
  本报驻泰国记者 成元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不仅使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前夕,素帕猜副总理在总理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颇有学者风度的素帕猜是泰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说,20年前中国卓越领导人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素帕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在中国经济取得“飞跃”发展上: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七;对外贸易列世界第十;吸引外资数仅次于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中国始终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周密和循序渐进的政策和措施。中国的经济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工业部门;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如深圳等,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再发展到整个沿海地区,然后逐步向中西部及边远地区扩展;经济体制也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有这些使中国经济日益与世界经济接轨。
  素帕猜副总理说,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发展中国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时,素帕猜副总理说,泰国很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新一届政府在今年3月就任时提出三大目标,即: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8%;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现在看来,可以肯定地说,上述三大目标中的后两项不存在任何问题。目前人们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8%。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自今年以来,中国出口额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采取刺激内需、增加国内投资等一系列重大措施。泰国高兴地注意到,进入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9%,这将使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率有希望达到8%的目标。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只能达到1.8%—2%,日本、韩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率即使达不到8%,达到7.5%,那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充分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素帕猜副总理高度赞赏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向亚洲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援助贷款,其中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经济进一步恶化,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种种压力,但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有助于促进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充分体现了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的支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素帕猜副总理已被泰国政府提名竞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并得到东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的支持。在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时,他说,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没有中国这个大国参加是不全面的。中国的加入有助于推动世贸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
  素帕猜副总理说,进入21世纪,中国将取得更大成就,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3版(专版)
专栏:

  崛起的年代
  ——俄罗斯记者蒲力瓦洛夫一席谈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刘刚
  蒲力瓦洛夫是俄罗斯《劳动》报常驻北京记者,由于业务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中俄某些事件的看法,时间长了,我们竟成了知心朋友。1996年蒲力瓦洛夫任满回国,而我又作为人民日报常驻莫斯科记者来到俄罗斯。日前我们再次相聚,蒲力瓦洛夫语颇隽永,对在中国度过的日日夜夜充满了眷恋之情。
  蒲力瓦洛夫两次长时间驻留中国,正赶上中国改革的年代。他说,“作为有机会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在短短的20年里取得的巨大经济成绩,感受到蒸蒸日上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10年前蒲力瓦洛夫作为学生到中国进修汉语,当时中国人民已经体会到改革开放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课余与人们交往时,他无时不感受到中国人为祖国的进步而骄傲、自豪的心情。当时在苏联,有关改革的话题已经谈论了5年,但在行动上还没有什么成果。当蒲力瓦洛夫学成回国后,亲朋挚友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他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见闻。
  4年后,蒲力瓦洛夫作为《劳动》报常驻北京记者再次来到中国。“在机场路上我就开始为北京市容的巨大变化而激动。脚下是高速公路,映入眼帘的是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我写的第一篇通讯的题目是《早市》,反映了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那种积极向上、具有创造性的精神”。蒲力瓦洛夫说,“4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有机会走遍了中国大地,北到黑龙江南至广东,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到处都是建筑用起重机和忙碌的建筑工人。中国不但外貌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在思想上再没有束缚,他们热望着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成绩令人震撼,中国的经济奇迹世人瞩目”。
  蒲力瓦洛夫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充分、翔实的报道。他不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还把俄中两国的改革做了比较,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蒲力瓦洛夫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它之所以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是因为它考虑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考虑到了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民族心理特性。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情况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主要经验正在于此。此外,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不管河水深浅,纵身就往里跳。这一理论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每一个新的举措先在个别企业、个别城市、个别省份经过试验,取得成熟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对外来经验,不管它有多么宝贵,绝不盲目、教条地照搬到中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懂得处理好不同历史阶段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蒲力瓦洛夫把中国走过的20年改革开放道路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总的说,中国所走过的改革之路并非平坦。这很像登山运动员,他为了取得登顶胜利而表现出坚韧不拔、勇敢奋斗、在困难面前不气馁的高贵品质。在他的背后是已被征服的很多山顶,但在前方仍有更高的山顶等待攀登,为此将要求他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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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98年2月,我国国际因特网上第一家“中国急救”网站在天津开通。这个以急救为内容的医学专业网上分学术讨论组和专家库系统,采用中英文交流。目前,通过该网进行远程会诊近200次,拓宽了就医渠道和专家交流机会。图为“急救网站”。
  (新华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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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人士谈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

  改革开放的见证人
  ——访英国前首相希思
  本报驻英国记者 蒋千红
  曾于1965年—1975年期间担任英国保守党领袖、于1970年—1974年任英国首相的希思爵士,是迄今为止在英国下院做议员时间最长的人,被尊称为“议会之父”。在1974—1998年间,希思24次访华,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当记者10月5日来到他在伦敦的家中采访时,他才从中国回来不久。
  记者请希思爵士谈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名见证人,他如何评价这一政策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希思说:“我对中国的印象既来自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也来自我在访问中亲眼看到的事实。”他回忆起1974年同已故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次会面,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总理、外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邓小平同志也在座。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毛主席讲,周总理偶尔插上一两句话。他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关于文革,毛主席向他解释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且很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希思说,毛主席希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感到毛主席当时在这方面非常倚重周恩来。18个月后希思再次访华,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主席,这是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同毛主席谈及他在访问期间看到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善。毛主席对他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时间太少了。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曾会见希思。希思回忆道,邓小平所关心的是发展。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第二件事是教育。他主张提高工资,使人民过上富裕、满意的生活。在会见时,他们还讨论了香港的未来。
  希思说,从那时起的20年来中国发生了显著的、惊人的变化,中国的改革是很成功的。它为中国带来了很多投资,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和机械。在访问中,他对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最近访问北京时看到了高速公路、宾馆和写字楼,还有很多公寓和住宅。人们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这使他们显得更通人情。北京看上去是一个可爱的城市,与1974年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希思以赞美的语气回忆起他在上海参观访问时所见到的美丽的城市广场和博物馆,还特别提及在沪期间他所参加的上海歌剧院的预演。在最近的这次中国之行中,希思还访问了香港,会见了很多老朋友。他说,香港的回归在政治上很平稳。目前它虽然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问题,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决心坚持港币不贬值,香港经济没有被金融投机搞垮。希思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笔者采访希思的这天,恰逢英国首相布莱尔启程访华。希思说,他为布莱尔的访华而感到高兴。作为英国首相,他应该去亲眼看一看中国。他说,我们希望英中两国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香港问题的解决为这一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良好的英中关系将使双方受益。英国已经有大量的对华投资,我们还可以在贸易上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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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开放使中国面貌一新
  ——访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中国部总裁赖雷明
  本报记者 王如君
  “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中国部总裁赖雷明先生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于1981年作为夏季硕士生来北京大学学中文,那时中国的色调基本上是灰色,每个人穿的都差不多,餐馆很少,经常难以买到食物。买香蕉要排3个小时的队,香蕉看上去还是黑的。直到8月份才能买到茄子,我们一天要吃三顿茄子,而且是连吃一个月。我曾经花了三天时间才搞到一张可以买到饺子的票。再看看今天的中国,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吃顿饺子是再容易不过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现在北京有那么多卖家庭装修材料的商店,到处可以买到瓷砖、木地板、窗帘等,而80年代初,没有哪家商店卖这样的东西。”
  赖雷明说,邓小平是一位世界伟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十分杰出,他们其中不少人会讲两三种语言,又是技术方面的专家,相信他们会领导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赖雷明先后在中国呆过16年,称得上“中国通”了。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有许许多多的中文书,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无所不包,至今他已编写出版了3本有关中国古家具的书。谈起自己与中国的联系,赖雷明深情地说:“我在12岁时就收集中国邮票,直到今天,我的集邮册中仍然有中国二三十年代的邮票。60年代上大学时,我开始学中文,对中国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大学毕业后,我先后被派往中国台湾工作3年,后又在香港工作了6年。1981年来北京学过中文,1992年我再回中国大陆,担任联合技术公司中国部总裁至今。”
  赖雷明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麦当劳、肯德基等一大批外国企业进入了中国。同时,中国的产品也在世界上声誉日隆。“两年前我去过缅甸,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里的中国货和美国货平分秋色。在缅甸各地都可以买到中国的香烟、轮胎、汽车、酒类等等。前不久,我去邢台市访问了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从来没见过‘洋鬼子’,我是他们见到的头一位。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个村里有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盯着我看,他穿着一件印有英文字的T恤,上面赫然写着‘芝加哥公牛’。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明显可以看出,外部世界的信息已经传递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谈到联合技术公司与中国的交往,赖雷明先生款款道来。他说,联合技术公司同中国的合作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合作始于本世纪初奥的斯电梯落户中国。20年代,上海出现了第一台空调,然后是30年代的第一台飞机发动机,这些都是联合技术公司的产品。1984年,联合技术公司重返中国大陆,在天津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中国天津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随后,联合技术公司旗下的开利公司办起了8家合资企业;奥的斯电梯公司开办了4家合资公司;普惠公司、国际航空发动机公司、哈密尔顿标准公司、西科斯基直升机公司成了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供应商。今天,天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城市都有联合技术公司的身影。中国已成为联合技术公司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目前在中国组建了24家合资企业,雇员共有8000多人,合作项目涉及航空发动机、空调设备、电梯、汽车零部件和工业用燃气轮机等。我们同中国伙伴的合作非常顺利,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有利环境,联合技术公司很难在中国立足,更谈不上今天会取得这样的业绩了。”
  和中国人打了16年交道的赖雷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很深的感情。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奋、友好、热情,而且和美国人一样富有幽默感。
  当记者问到他在中国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什么时,他说:“墙,既有现实中的墙,也有象征意义的墙。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墙的文化。我有时开车在北京城中转,常会看到许多墙。我曾数过,有些部门共有7道墙。有时我为了去见某单位的要人,至少要走过四道墙。象征性的墙就是有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直接了解中国同行的真实意图。这是一道看不见的墙。我真心希望早日拆除这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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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向前发展至关重要
  ——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柯世康访谈录
  本报记者 吴绮敏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的关系可追溯到1913年,当时,福特的T型车首次销到中国。1978年和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先后两度会见亨利·福特二世以后,福特公司与中国的往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兼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行政官柯世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谈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感受。
  作为一个企业家,柯世康对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的发展印象很深。他说,中国过去推行供给制,人们的思想定式就是供给制,对于客户到底要什么心中无数。现在的中国则非常重视市场因素,重视可行性研究。同时,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在加强。当前,人们非常关注企业的运行情况,包括外资企业;非常重视流通领域的各种问题,包括售后服务、融资等,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
  80年代中期,柯世康任职于福特汽车公司亚太业务部门,时常往来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地方。3年前他担任现职,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长期生活。上任之前,福特公司总部为他安排了一个用中文进行的特别培训,老师大部分是中国人。这使他初到北京就对这里的一切有一种熟悉感。
  3年的北京生活使柯世康感受很深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个人,都有很强烈的促进国家发展的愿望。他认为,中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很大,特别表现在改革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很好的政策,比如不对国有企业优惠贷款,促使企业具有竞争性和自立能力,这是迈向市场竞争所真正必需的。改革过程中应注意合理配置资源和资金,资本的流向应当合理。此外,为促进中国企业成为工业全球化的一部分,应适当对外商扩大市场准入,这样可以加强本国企业竞争性。同时中国国民经济中有几个行业的改革需要有过渡期,合理的过渡期是对改革的支持,可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但需要明确的是何时取消保护,使其真正具有竞争性等问题。
  “我非常高兴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两国元首互访极为成功,大大有助于增强相互信任。希望这种精神能够发扬下去,而且希望这种进展能扩展到两国经济、商业领域中来。我坚定地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的。”他举例说,在美国,汽车工业以及与汽车工业相关的行业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美国服务行业提供70%—80%的就业机会,服务领域所占比例相当大。而中国的服务领域创造的就业机会据说只有15%—20%,比例偏低。“我感到,美中双方可以进行合作,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
  谈到中国的汽车工业,柯世康认为,无论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的汽车工业都应当得到发展,汽车工业可以带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他预言,全球兼并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多少年以后,世界上可能只剩下数家大汽车公司。无论从汽车市场的规模、汽车产品的开发,还是从开发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有很大的潜力。发掘潜力的办法就是与全球汽车工业的厂商联合起来,相互合作,使本国的汽车工业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组成部分。
  柯世康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这不仅是我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也是我的最好祝愿。中国继续向前发展不仅对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采访结束前,柯世康颇为动情地说,“在中国工作使我了解了中国百姓的生活和愿望,丰富了我的阅历。”他认为,美国人不应只通过自己的报纸来了解中国。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加强沟通的责任。人们在承认这个世界总会存在分歧的同时,应该担当起民间大使的角色,这不仅可以加强国家间的关系,还能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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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月9日,中国政府在纽约成功地发行了1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图为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前左三)与主持发行的美国信贷波士顿第一银行总经理帕特森(前右二)、高盛集团董事长杨柯赞(前左二)在发行中国全球债券的文本上签字。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前左一)出席了签字仪式。
  (新华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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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立于一九九三年的海南航空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该公司首先在国内开展豪华公务、商务客机租用服务。这架客机从美国引进,机内设七个豪华座位、移动电话等设施,旅客可在飞行中继续工作并保持和世界各地的联系。(新华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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