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山海居”里访小丁
王玉芳
丁聪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漫画家。在漫画的艺苑里，丁聪先生长达六十多年的不倦攀登、辛勤劳作，使得他的作品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其人其画早已蜚声国际艺坛。
踏着京城初降的瑞雪，我们为《讽刺与幽默》采写老照片的故事，按响了丁老家的门铃。年届八十三岁高龄的丁老精神矍铄、步态稳健，热情地从书房中迎了出来。环顾丁老居所，陈设简朴，因客厅、书房、卧室都有书、艺术品等随意地堆放着，房间显得拥挤、狭窄，连走廊的过道上，也摞着高高的两排书，我们进房时不得不侧着身。丁老笑着告诉我们，家里乱，书堆得像山一样，我找东西都像海里捞针般难，所以只能称作“山海居”了，这是黄苗子题写的。丁老边说边捧出准备好的几本封面陈旧的老相册，展开了一幅幅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这些照片都保存完好整洁、画面清晰，使我得以观瞻老一辈漫画家、艺术家六十多年前那年轻、英俊的风采。我们沿着老照片留下的轨迹去追寻我国老一代漫画家早期创作与生活的情景。丁老幽默、风趣的谈风，使我们看到了年轻时丁聪那质朴、纯真的身影。也许是受父亲老漫画家丁悚的影响，也许是因常与父亲的朋友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等画家的来往，丁聪从小就喜欢绘画，酷爱京剧、昆曲，仅凭初中文化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在十六七岁就跻身上海漫画家行列。丁老清楚记得1936年在上海参加第一届全国漫画展时，一幅电影明星王人美头像，在展出的第二天就被一个外国人用十块大洋买走了。1937年上海沦陷后，二十岁的丁聪就和张光宇等人去了香港。从此他就用自己纯真的心和健壮的体魄开始体验社会、观察时局，用漫画表现出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世态和人相。他还参加了《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早期画刊的编辑。1940年，他又和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辗转到重庆，投入抗战文化宣传，先后为话剧《雾重庆》、《北京人》、《正气歌》、《家》等作舞台布景和服装设计。多方面的艺术实践使他形成了绘画细腻和独具装饰美的艺风。抗战爆发后，他以战斗的姿态，用画笔直面险峻的现实，画出一组组反日、美、蒋漫画，留下大量的抗战宣传画、解放战争漫画、抗美援朝漫画和《东江百日》等。画画，已成为他的生命——即使在被错打成右派的年月，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他也偷偷地画出《北大荒风情》等一批速写和组画。在1979年禁而复出后，丁老为抢回那被剥夺的二十多年的岁月，他以执著的信念，坚定的步履，投身画坛，以惊人的毅力创作出大量社会讽刺漫画及很多文学的插图，至今已付梓出版了三十多本画集，有的画册译成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从而为自己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也是极为精致的人生蓝图，实现了自己艺术生命的光辉理想。
当我们提到“小丁”笔名时，丁老沉静地说：“早年漫画界称我父亲为‘老丁’，我那时画的画很小，‘聪’的繁体字又难写，签名字太大，别人就说‘你就签小丁’吧！后来画漫画我就一直签‘小丁’。现在有人说‘你都八十多岁了，怎么还叫小丁？’‘丁’在汉字中有人的意思。小丁也是小人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小丁’这称呼对我很合适。”丁老一生以“小人物”自居，让人看到他谦虚、淡泊名利的宽阔胸襟。他的家普通，人也普通得与北京街头退休的老人没有两样。他总是笑吟吟的，笑里含着纯真和友善，使人难以相信是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现任中国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丁聪，除为我国漫画事业的发展奔忙外，平时仍埋首于画稿笔耕不辍。自和陈四益先生先后合作出版的《绘图双百喻》、《瞎操心》等，现在还继续和陈先生在《读书》上合作《诗画话》，和流沙河先生在《文汇报》上合作《Y先生语录》等一系列漫画诗文系列，在艺坛上引起较大反响。
看到丁老身体健康，耳聪目明，我们便问起了老人的养生之道。丁老的夫人说：“自前年肾病手术后，身体恢复很好，平时很少有病。每天特别忙，不锻炼，喜吃荤，因嫌烧水麻烦，坚持了好些年洗冷水澡。每天都被来访的，求画的，信、电话包围着，这么多书、报都没有时间看。”丁老说：“想抓紧时间干点事，现在好多外出活动都谢绝了，因为跑来跑去，时间都跑没了。”也许正是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平常人的心态，使得丁老的生活充实随意，可能这正是老人健康长寿的原因吧！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可是丁老仍有很多老照片的故事未讲完。我们说“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丁老笑着说：“都活到八十三了，时间还不够用。”
离开“山海居”，丁老那辛勤耕耘的身影和一脸天真的笑容，至今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雪村画（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粮篓与粮仓
周大新
我的故乡邓州，在南阳城的西南方，和湖北的襄樊地区接壤。那个地方，没有名山大川，不出金银和稀有矿产，有的只是土地——起伏很小的一望无际的农田。史书上记载，这里盛产小麦、玉米、绿豆、芝麻、红薯。按说，那么平坦肥沃的土地，不长庄稼不产粮食不是偷懒？可自打我记事直到1970年我十八岁从军离开，这里的庄稼一直长得不好，粮食产量很低，分到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很少。那个时候，乡下农家盛粮的用具，就是用麦草扎的篓子，高度和直径在两尺左右。劳力多挣工分多分粮稍多的人家，用几个篓子盛粮，人口少的人家，一个篓子就够了。这一点盛在小篓子中的粮食，怎么可能够整天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吃一年？那时，吃饱饭一直是乡下农民盼望的大事。我记得，最好的年景，一个成人一年也就能分百十斤麦子，通常，多是五六十斤。再就是一点玉米和一些红薯。那些年月，全家人只有大年初一才能吃上一次白馍，而且是每人一个；十天半月才敢吃一顿糊汤面条——汤碗里的面条屈指可数。如今我还记得，那时逢了娘要蒸馍，不知道家里细粮少的我，总要闹着让娘给蒸白馍，娘有时被我闹得没法，只好在一笼黑馍——红薯面馍里单独给我捏一个白馍。我看见后转而不再哭闹，望眼欲穿地站在锅灶前等，一直待娘把白馍递到我手上我才飞奔出门。手里拿着白馍，心里的那份高兴和快活简直无法言说。白馍拿到手里常常舍不得大口吃下去，先是闻着那特有的香味，然后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吃下去反而更饿——它唤起了我更大的食欲。那时，红薯是农民的主要吃食，一天三顿吃红薯，直吃得腻味透顶。村里人常常看着不大的粮篓感叹，啥时候能天天吃的白面馍喝白面条就心满意足了。当时以为这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没想到一进八十年代，这希望竟真地实现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已经当上了军官的我回乡探亲，因为知道家里白面稀缺，我特意把平时节省的粮票都带在身上，预备回家去粮店买点白面给全家人改善生活。临上火车前，我又干脆买了十斤白面装在提包里。进了家门，家里人一看我从提包里拎出了一包白面，就都笑了，说：如今这东西不缺了。娘拉我进里屋，指着一溜十来个粮篓说：看见了吧，那里边盛的全是麦子。我吃惊了，叫：这么多？爹接口道：如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都精心尽力地种着，亩产比过去高出许多，除了交公粮，剩下的全归自己，所以不缺吃的了。我当时手摸着篓里的麦子，长舒了一口气：我的亲人们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在部队上工作的我，因为家里人不再缺吃的而变得心情宽舒多了，日子就在这种宽舒的心境里飞快地流逝着。去年冬天，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这次回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看到村人们几乎家家都拿出一间房子做粮仓，过去那种用草篓盛粮放在睡屋里的情景已很少见了。这种家用粮仓，地板都是用水泥抹的，能防老鼠；有通风口，可防粮食霉烂；门窗上有保护装置，能够防盗；远离柴草，可以防火。走进粮仓，可见仓房的中间，多是一个可盛几千斤粮食的大囤，或是用高粮秆席圈成的大茓子，用来盛放小麦；靠四周墙跟，摆着一溜躺柜或麻袋，用来盛放玉米、绿豆、谷子等杂粮和薯干。走进这种家用粮仓，你会在闻到粮食香味的同时，立刻感受到农家日子的那种殷实。
由于粮仓里有了粮食，农人们的饭食也讲究了许多，如今，白馍和白面条已是家常便饭，饺子也不再是奢侈的饭食。一些年轻人白面吃多了，反倒又想吃红薯了，红薯竟又成了稀罕物。一向俭省从不挑剔饭食的我的父母，来我这儿小住时，也提出不想吃白面条，只想吃点大米。
看来，故乡的那片土地，是真地担负起了养育栖息在它身边的儿女的责任。
但愿我的故乡人能因而更爱故土并细心地对它进行侍奉，我相信，那片土地也会更加慷慨大度，使我的父老乡亲们能变得更加富裕！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
翁同龢怎样收润笔费？
尉翔
在中国的酒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趣闻佳话，但翁同龢为张裕公司题字收取润笔费一事，大概鲜为人知。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时期的状元，光绪帝的老师，曾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清末维新派，是大名鼎鼎的饱学之士。
张弼士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十八岁只身闯荡南洋，为人仁义宽容，具当机立断的勇气，处事善于效法伊吕之谋，能选择人和天时，事业获得惊人的成功，而成为南洋的首富，号称亿万富翁。腾达之后的张弼士，不忘早存心间的“实业兴邦”宿愿。在他成为红顶商人之后，终于有机会与北洋通商新政红得发紫的盛宣怀称兄道弟，也被李鸿章电召，参与清廷的朝中议事。有了盛宣怀、李鸿章这样大人物的撑腰，张弼士实业兴邦创办张裕公司，自然是一马平川，不会有任何障碍了。
1892年，在张裕公司成立的大喜日子，西式叠柱大门与双麒麟照壁相辉映，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的确别具一格，又显得气派。只是令张弼士头疼的是，叠柱大门头上的字由谁来题写。要知道，张老先生在南洋及两广一带有许多公司和铺面，常取“裕”字作为宝号，如裕兴、裕和、福裕等。而在“裕”字之前加上张姓，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由此可见，此为张老先生特别看重之意。
张弼士早就深思熟虑，张裕公司是花三百五十万两白银兴建的，是实业兴邦的重头戏，一切都要做得尽善尽美。别看门头只有几个字，这可是张裕的门面啊。题字的人自然既要是达官显贵，又要是谙熟文墨书法的饱学之士，查遍朝野王公大臣，确实难寻这种两全之人。就在张弼士绞尽脑汁，感到山穷水尽之时，有人提议请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题写门头大字。张弼士听罢兴奋不已，连呼“正合我意！”
其实，翁大人对张老先生早有所知，对张老先生实业兴邦办张裕也心怀敬意，张老先生一请题字，翁大人自是满口应承。翁大人题字一气呵成，连写六个大字：“张裕酿酒公司”。翁大人的字确实苍劲有力，令在场的人赞不绝口。至于润笔费不收不吉利，翁大人每字也只收润笔费白银五十两。依照翁同龢当时显赫的地位、不凡的身手，这种价位的确称得上“价廉物美”了。
张弼士到底是精明的实干家，他在解决“门面”之后，更注重实效。在他推动下，张裕的葡萄基地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基地，烟台也为此被称为中国的“波尔多”；历时十年之久，经过三次改建的张裕地下大酒窖成为亚洲最知名的地下大酒窖；张裕酒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获得四项金奖，这是中国葡萄酒第一次饮誉海内外，今日张裕商标已成为中国葡萄酒业唯一驰名的商标。
百年的葡萄酒风云，只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如今葡萄酒市场格外精彩纷呈，各种品牌的葡萄酒不断推出，著名品牌的葡萄酒已成为市场上的主导产品，葡萄酒的春天已经来临。在面对我国葡萄酒工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会忘记张弼士和翁同龢。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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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九州风物
奇石三峡
张冬
三峡石静静地蛰伏在宜昌市云集山庄的小小展厅里，最博学的人也无法判定它的身价。是的，那些形状怪异、充满奇趣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有幸走进了三峡，在经历了漫长的艰苦磨砺之后，被三峡藏石人的目光打磨掉世俗的尘埃，顿然焕发出艺术的光泽。其间充满了多少千载难逢的偶然和新奇！
比如那块名曰“寿龟”的石头：墨绿色的石体上看不见一丝杂质，钛白色的纹线网状遍布其上，好一个屏息伏眠的老龟！藏石家讲述了他觅得此石的奇特经历：数年前，他去三峡旅行，在一片广袤的河滩上，他随同行的人缓缓漫步，渐渐落至最后。突然，他被一块石头一跤绊倒。爬起来一看，呀，他惊呆了：这哪里是石头，活脱脱一只老龟呀！等了一会儿，不见老龟游动，伸手去摸，硬硬的，又分明是石头……一件宝石就这样走进这位老人的生活，支撑起他的晚年岁月。许多石商闻风而至，出巨资购买，可老人不为所动，他要固守三峡对三峡人的这一份恩赐！
长江在鄂西南最大的支流清江，是一条充满柔情和豪气的河流。也许因为清江两岸风光如画的缘故，清江石便多出了几分美艳。那些涂满水墨丹青的图画石，令再优秀的画家也要自愧弗如。这是一幅“千里江陵一日还”，你看，三峡的远山近岭皆笼罩在浓稠的烟雾之中，峡门开处，一叶扁舟疾飞而来，船头的少年挥篙击浪，高高的山崖上，巫山神女若隐若现……是大自然走进了诗人的视野，造就这诗画相宜的绝世奇观！
文字石在三峡奇石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些年，三峡的一位奇石收藏家就因为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他收藏的“中华奇石”文字石而蜚声海内外。今天，人们又能从“巴楚石匠”、高级工艺美术师王文华收藏的“长江铭”上领略三峡文字石的绝妙：在二十平方厘米大小的一块椭圆形卵石上，如隶似篆地书写着“长江”二字。其线条朴拙，其意酣畅，堪称书中精品，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大自然的造化竟会这样鬼斧神工！
三峡奇石，不仅记录了三峡地区神奇的自然风光，也铭刻着三峡的沧海桑田。震旦角石和各种化石，是三峡地质地貌沧桑变迁的实证。谁会想到，在若干年前，三峡地域还是一片只生长初始动物的汪洋大海。地质学家们就是依靠这些化石来获取宝贵的地质资料，从而为三峡水能资源的开发提供可靠的依据。三峡奇石，更记录了三峡水电开发的历史，从葛洲坝到三斗坪，三峡工程的荣辱兴衰，都能在藏石家手中大大小小的岩芯石上找到历史的见证。也正因为三峡工程的最终兴建，三峡奇石才会这样几乎一夜之间被千百双慧眼相识，走进了神圣的艺术殿堂。
三峡奇石，是奇石造就的另一个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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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图文20世纪中国史》出版首发式举行广东旅游出版社日前在京召开《图文20世纪中国史》出版座谈会。该书规模宏大、资料完整，采用编年体的形式，全景式地再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全书计六百万字、一万余幅图片。
●凡夫寓言研讨会举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襄樊市文联、襄樊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凡夫寓言研讨会”，在襄樊学院举行。来自二十多个省市区的寓言作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凡夫是一位比较有影响的寓言作家。他的寓言集《凡夫当代寓言》、《100个动物寓言故事》、《狐狸的神药》（与人合集）均荣获寓言最高奖“金骆驼奖”。
●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等在京举办画展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四川绘画艺术院、四川嘉州画院联合巡展近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参展作品共三百五十五幅，作者以中青年画家为主。他们在吸收诗书画艺术精华的同时，也广泛吸纳民间美术、音乐、舞蹈等姊妹艺术之长。（徐鼎一）
●唐嵒书画展在日本举行《唐嵒书画展》近期在日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开幕。此次画展共展出书画四十幅，有花卉、山水、书法作品。
●石玥独奏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12月19日晚，石玥独奏音乐会在她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举行。（江初）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大地书讯
△女作家季红真的散文集《女性启示录》由珠海出版社出版。（泰友）
△山东作家李心田的长篇思辨小说《寻梦三千年》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山风）
△郑国贤著长篇报告文学《漂泊的家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文丽）
△由潘永修、郑玉琢编著的纪实文学《根在洪洞》近期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段和平诗文近作选《今夜星光》近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孟文）
△余飘教授、王畅研究员主编的《成仿吾研究的新开拓》，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洁明）
△梁惠民著《小城聚焦》，日前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刘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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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爱国虾”
孙为刚
黄海、渤海盛产对虾。对虾个大味美，营养丰富，被称为海珍品中的上品。将鲜、活的对虾加工成美味佳肴，也是一门学问，最常见的是盐水虾，还有什么“两吃虾”（一只虾，两种吃法）、“大虾三吃”（虾头、虾段、虾尾三种不同的加工方法，三种不同的口味），总之，要求色、香、味、形，样样俱佳。在我们这个对吃十分讲究的国度里，对虾这等美味，其烹调方法自然是发挥到了极致。在好多地方，一桌宴席有没有对虾，甚至成为判断宴会档次的标准。
在胶东沿海，判断对虾的标准论头，一市斤能称四至五只的对虾，被称为四个头的虾或五个头的虾。头数越少，单体越大，价格越高，反之亦然。现如今，四五个头的对虾已经很少见了，偶尔上得宴席，那价格也高得令人咋舌，不过，大凡能吃上这种对虾的人一般是不用自己掏腰包的。
渤海湾是对虾的集中产区，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每年秋天，渤海湾便会出现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万船齐发，千舸争流，众船云集捕对虾，鱼有鱼汛，渤海湾有虾汛，高峰时一网捕捞上万斤对虾不算稀罕事。
俱往矣。几十年过去，我们制造过红海洋，冷落了蓝海洋，岸上的污水肆无忌惮地往海里流，对虾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如今，对虾已无法成汛，成群的也为数不多了。加之捕捞工具越来越先进，船比鱼多，人比虾多，虾群越来越少，对虾的个头也越来越小，“晚上回来鱼满舱”只能当歌唱了。宴席桌上的对虾也只好有毛不算秃，不管个头大小，上桌就算数。
前些日子到北京出差，顺便去看望姨夫。姨夫是五十年代末期转业到北京工作的“老八路”，不知怎么就说起了渤海湾的对虾，姨夫感慨地说：“我们在胶东的时候，对虾多得很，那时还没有修兰烟铁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冷库，每到捕虾季节，满街都是卖对虾的，卖不出去就要烂掉，渔民的损失就大了，所以上级动员我们买对虾，吃对虾，把吃对虾叫吃爱国虾。”
乖乖！吃不吃对虾，竟然提到爱国不爱国的高度。这话在今天听来像是天方夜谭，足让我辈目瞪口呆。
姨夫又问我如今渤海湾的对虾情况，我如实相告，姨夫感慨万端，叹息不已。
老人们怀念吃爱国虾的年代，但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人们把吃对虾叫吃爱国虾，今天，对宴席桌上那一只只加工精美的对虾，人们该叫它什么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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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念文化战士张曙
光未然
今年秋冬，是我国杰出的作曲家、我国新音乐运动先驱者之一张曙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为国殉难六十周年。我国音乐界文化界同志们，怀着痛惜的心情纪念这位多才的、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文化战士。
我和张曙相识于1937年5月的上海救亡运动热潮中。那时由我作词、由阎述诗作曲的救亡歌曲《五月的鲜花》从北平流传到上海，冼星海、张曙同志在远郊大场陶行知主办的山海工学团广场上教唱这支歌曲。市内由青年学生、店员、工人组成的歌咏队、读书会等救亡团体成员数十人远足而来，聚集在广场上。星海、张曙轮流登上方桌，一遍一遍地反复教唱《五月的鲜花》。那时在蒋管区，呼喊抗日是有罪的。在广场周围反动军警监视下，大家越唱越有劲。这不只是歌唱，也是呐喊，是抗议。我也在群众中大声歌唱，眼见两位音乐家汗流满面地反复指挥着，深受感动。那时我从武汉逃亡上海不久，用的是个化名，很少人知道我的真名和笔名。在这个广场歌咏会中间休息时，山海工学团教师、诗人李雷同志径自说出了我是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光未然。我受到意外的热烈欢迎。就在这个热情的场合，我结识了慕名已久的冼星海和张曙。
那时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三岁，张曙比我大四岁，星海比我大八岁，也刚过三十。他俩和田汉合作的几支名曲，通过舞台、银幕和电台的传播，已为广大青年所共赏。我很高兴能结识这两位艺术上的兄长。我们一见如故。歌咏会的第二天起，我们在星海家几次聚谈，谈时局，谈文艺，谈各自的处境和抱负。我和这两位作曲家开始了艺术上的合作。我和张曙合作的歌曲是《在绿星旗下》。这是应世界语学会要求所写的会歌，主题是以斗争求得自由与和平。这首歌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罪名是“宣扬和平主义”。由于曲调那么热情而宛转动听，我国很多世界语者（ASPERANTISTO）和青年朋友们还是喜欢歌唱它。
“七七”、“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们先后离开上海。1938年4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我和星海、张曙相聚于武汉，都被安排到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艺术处（处长田汉）戏音科（科长洪深）工作，又同住在武昌昙花林第三厅后楼一间寝室里。我和星海、张曙朝夕相处将近半年，却也只能朝夕相处。我们很少坐办公室。张曙同星海一样，每天兴致勃勃地到武汉三镇各团队教唱新歌，我要过江参加文化界艺术界各种集会，往往夜晚临睡前才得交谈一阵。记得张曙的得意之作，有根据老舍新词创作的民歌风味的女声独唱曲《丈夫去当兵》，深受群众喜爱。他有民歌和戏曲音乐功底，写来得心应手，哼来悦耳动心。在他就近指导下，我也能从容哼唱了。
1938年9、10月间，我和星海、张曙先后离开武汉。我去西北战地。星海到延安，张曙经长沙等地到了当时的文化重镇桂林，坚持在大后方的革命文化阵地上。这年12月下旬，几乎是我在晋西游击区山沟堕马折臂的同时，张曙同志在桂林遭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中牺牲！这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惨死得太早，他还不满三十岁啊！噩耗传到战地，我和战友们放声痛哭！在那些年月，多少革命的、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多少仁人志士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英灵，激励今天和今后的文艺战士和青年志士发愤图强，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事业，并且唱出新世纪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