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兵马俑前遐思
易洪斌
（一）
陕西这片黄土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实在是太古老太斑驳太厚重太邈远了，它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源头，以西安为代表的三秦之地曾是周、汉、隋、唐等十一个王朝的帝都，那巍峨的古城墙墙头，那星罗棋布的皇冢帝陵间，那随处残留的秦砖汉瓦上，都隐隐然飘荡着怀古的淡淡幽思，不时逸出几丝几许尘封已久的王霸之气……但是，吸引我下决心来此一游以不负平生的还不是这古城弥漫着的古文化氛围，而是名动江湖久矣的秦兵马俑。
在这深埋地下达二千余年之久的浩浩荡荡的大秦帝国军阵复现于人世二十余年之后，我才来此观瞻，心中不免颇多感触——人生苦短，有几个二十年？何况这二十年在当代中国史上揭开了那样浓墨重彩的一页！从当年兵马俑的第一块碎片被打井的农民掘出到这支古代大军终于成建制地复现于世，其时尚在中原大地上肆虐的“文化大革命”也戛然而止，紧接而来的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之路。二十年来中国形同再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改变自己，“改天换地”这个被用滥了的近于空洞的陈词至此才有了它的实际意义，才真正有了它的指陈对象，人们才第一次明白了这个词所涵盖的吐纳日月更新万象的恢宏图景磅礴气势。而通过声势浩大的兵马俑军阵这个载体所凝炼起来的二千多年前秦始皇进行的统一战争，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这是自战国时期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以来，新兴地主阶级为在全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一统帝国而进行的壮举，是对旧秩序的无情否定，对新秩序的隆重奠基。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为中国以统一的大国形象跨入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大门铺平了道路。
我忽然又想到：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在这二千余年来承传不断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国今天阔步跨入二十一世纪迈向公元第三个千年的隆隆足音中，难道没有当年一统中国的遥远回响吗？中国的今天，同历史上的昨天、前天，究竟有着怎样内在的微妙的联系呢？
（二）
那绝对是铁与血的英雄年代。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几时猜得？”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铜铁兵器的大量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杀伤力的剧增，昭示着战国七雄争霸天下的战争日趋尖锐激烈：两军对阵，不死即伤；一战功成，血流漂橹。削灭群雄，兼并六国，定鼎中原，君临天下——如此争战所包容的政治功利内容和将个人潜能激活到极致所产生的惊险刺激，的确足以使天下英雄为之倾倒。这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看重个人作用的英雄时代，是一个让生命以超常方式尽情宣泄狂热燃烧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而且也已产生一批又一批精力上、智商上乃至体魄、技艺上都卓拔超群的霸主、谋臣、策士、说客、战将、智者的时代，他们湖海相逐，他们风起云涌，他们雄极一时，他们你死我活，或凭三寸不烂之舌议政议经，或提一旅虎狼之师倾城倾国，烽烟滚滚的历史天空因他们的惊才绝艳壮举高蹈而雄风鼓荡大气磅礴五彩缤纷，成为世界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壮景。可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春秋天下大乱到战国豪杰争雄，五百多年过去，仍不见有定鼎中原的迹象。以至断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亚圣”孟轲也不禁发出浩叹：“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直到出了那么一个人物，既有一个经营六世，中经商鞅变法图强，使天下财力“什居其六”的强国作为其大展拳脚的依托，又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兼之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才使数百年间的滔滔苍生泪无尽英雄血有了一个了断，这个人就是秦王嬴政，后来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秦王嬴政只用十年时间就一举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余年的分裂混战局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他指挥的那支军队用代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最高水平的最先进的物质技术武装起来的，其战略思想及阵法指挥要超出于其他六国军队之上，否则它不能如铁锤般一往无前地将所有的抵抗和阻力一一粉碎，这支大军所到之处演出一幕幕铁与血的史剧来……秦王嬴政一统华夏，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那一年嬴政才三十八岁。登上宏伟的殿堂，看着俯拜的满朝文武，在颂祷的乐音缭绕中细细品咂君临天下的滋味，嬴政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向他的臣民，同时也是向历史宣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设郡县，订法令，同文字，筑直道，修长城，搞得轰轰烈烈，真个如太史公引贾谊言，“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个大秦帝国如一轮太阳升起在东亚大陆，不但以它高度文明的不世辉煌照亮了四周原始蛮荒的不毛之地，而且在当时的地球上，就文明程度、人口疆域而言，也只有距它万里之遥的马其顿帝国及其衰亡后取而代之的罗马帝国差堪与之比肩。
可叹的是，这轮太阳升得快坠落得也快，时隔十五年，秦就二世而亡。楚汉相争的铁骑夷平了秦帝国的峥嵘气象，战火轰毁了始皇帝传之万世的宏愿。除了那由太子扶苏监修的长城依然在北方的群山上蜿蜒起伏孤独千年，秦帝国其他的一切几乎从秦始皇及其大军驰骋过的中原大地上被彻底抹去，只留下始皇陵二千余年独向黄昏……
（三）
离开兵马俑坑之后，我们还在心驰神往，逡巡于浩远的历史长廊。我们比造成这个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古人幸运的是，我们有他们所没有的二千多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听到了他们身后留下的悠久绵长深沉如黄钟大吕般的历史回响，我们看到了他们所期待所寻求的东西是如何在他们身后二千年的历史中次第展现开来——
秦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汉王朝以泱泱大国的万千气象耸立在进入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之始，而以其阔大气魄独领当时世界文明之风骚的大唐帝国终于第一个千年之终。汉与唐构成了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历史上两大文明高峰，营造了千年辉煌，千载之下的我们哪怕是触摸一下秦砖汉瓦唐碑，仿佛也能感受到它们所传递的撼人心魄的历史信息。
当然，一部统一奏鸣曲中也夹杂着若干离乱之音，如汉之后的三国鼎立，东西晋交替，南北朝对峙，唐以后的五代十国，等等，但是，这种分裂局面在秦一统天下后的二千多年中只占五分之一弱，而连续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统王朝却占五分之四强，成为中国历史走向的基本轨迹和主要内容。而且，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造成分裂割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和措施的失误及自身腐败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在于统一均势的被破坏，而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登台角逐的各方神圣，除少数是真的唯恐天下不乱，蓄谋从分裂中捞取好处的枭雄外，多数还是希图在群雄逐鹿中实现一统天下大业的，只可叹他们不是缺乏重整金瓯的雄才大略，就是时候未到，历史的机遇尚未成熟。在隋统一全国之前，被迫南迁的晋朝廷为统一全国曾多次努力，祖逖北伐，尽复黄河以南领土，后因受制于后方土著势力，功败垂成，之后庾亮、殷浩、桓温、刘裕等相继北伐均未成功；到了南北朝时期，双方互有攻战都意图一统天下只是由于势均力敌宏图未竟。所以，即使在分裂中，统一的思想统一的努力仍在顽强地付诸行动，也正是这种一时未见成功的统一行动造成了强大的统一趋势，一旦这种趋势达到某个临界点，此时只要有隋文帝杨坚一类的真英雄出来登高一呼，四海定会掀波扬澜，天下必将重新归一。
第二个千年看似不及第一个千年辉煌壮观，但统一的趋势更加强大，例如，汉末之后分裂局面达四百年之久，而唐之后只经过六十年的分裂就由宋太祖复归于一统。统一的大宋王朝肇建于第二个千年之始，此后虽几次改朝换代，元、明、清相继登场，但它们之间再没有插入过分裂的年代，哪怕是清末腐败无能到与洋人割地求和，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中国也没有分裂，这表明，秦皇汉武开创的一统大业，中经隋唐的继承、加工和发展，在政治体制经济格局上反复夯实焊牢，已臻完善至不可移易；合了分，分了合，合合分分，分分合合，最后定于合，归于合，统一的观念和思想得到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朝野内外的一致认同根深蒂固，并成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衡量功过的人心所向的道德准则和行为价值取向。
无可讳言，明代的闭关锁国、腐败无能一度使领先世界达千多年的中国被抛到时代大潮之末，屡遭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欺凌，使列祖列宗为中华民族的受苦受难而长太息，“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山云岳低”，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人的百年屈辱百年长恨意犹未足。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走到了那个时候，仿佛是为了更好更高地跃起，为了更有效地聚集力量蓄势而发，为了奋力攀上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峰，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为了震动、激发被二千年辉煌的沉重负担弄得有些麻木了的民族深藏的活力，为了降大任于斯民，才有了这百年的跌宕，沉沦，回旋，曲折，蹉跎。而历史唯其有此一踣、一跌、一沉、一折，国步坎坷，蹉跎岁月，才有了此后的雄狮之吼金鸡之啼，才有了清末志士仁人的放眼向洋，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惊雷乍响，才有了帝制的结束民国的诞生，才有了新的主义新的政党的崛起。本世纪二十年代，一群从嘉兴南湖木船上登岸的身着青布长衫的青年转瞬之间就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巨人，他们唤起工农千百万，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以再造乾坤的伟力将一个如日初升的人民共和国置于自秦汉以来逐步定形的中国版图上，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亚洲东方漾起的一派耀眼红光。
此时此际，我们正站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交界处，千年等一回的公元第三个千年即将经由我们的双手将它迎来，每念及此，幸何如之！我们今日的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国际威望空前加强，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在当今之世弘秦汉之遗烈，扬隋唐之风骚。继香港回归之后，澳门的回归已指日可待。“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也必将在台湾海峡两岸实现。我们虽无法准确地预言下个世纪这小小环球将会发生的每一变化，更无法估计公元第三个千年中人类世界的每一进程，但我们可以由历史而推知未来，坚信曾经创造过秦汉以来无与伦比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定会将一个空前统一、更加强盛、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新的世纪，已经实现了小康的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将稳步步入更高的大同境界，在第三个千年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我们这些正生活在当今之世的人将会如我们秦汉先人一样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但有二千多年寿命的秦兵马俑将继续存在，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将继续存在。既是如此，我们何不将这有限的暂时的生命为时代为祖国尽情挥洒以融入无穷而与金石同寿与日月同光呢！
已经睁大双眼在地下苦苦等待了二千多年的秦兵马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破土而出，是不是一种吉兆、一种预告呢？他们要瞻望要躬逢其盛的，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在第三个千年的腾飞嘛！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 大地之光
走出黄土地
封筱梅
二十年前那个隆冬的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间低矮潮湿的茅屋里，十八户农民秘密集会，商议着结束老少几代沿街乞讨的日子，以包产到户的方式向贫困宣战。当他们以“干部杀头坐牢，孩子我们养到十八岁”的朴素文字签下生死之盟，并以中国农民最庄严的承诺形式按下十八个血红的指印时，他们何曾想到，一场席卷神州的经济大变革，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止了。
无独有偶。1979年，在中国版图最中心的大地原点之上，陕西省泾阳县何什村的漆包线厂，也正经历着不得不承包的命运。
安分守己的终结
何什漆包线厂的前身，是泾阳县泾干公社何什大队“五·七”修配组。单看这“修配组”前面长长的定语，就知道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并且是“文革”中间极端政治的产物。修配组的四个成员和一个组长，分别来自何什大队的五个小队。主要任务是修马达，也修自行车、大车和砸铁皮。报酬是“在厂劳动，在队分配，每年拿全大队前十名劳动日的平均值，修配组收入归大队”。
陈元杰就是这四个成员之一。
修配组的马达好修，但绕线圈的漆包线不好找。从陈元杰进修配组那天起，就为大到水车马达、小到半导体线圈上的漆包线犯愁。旧的找不到，新的又买不着。细心的陈元杰在四处奔波中忽然猛醒：为什么不自己做漆包线呢？于是查资料、拜师傅、搞实验，居然设计制造了两台漆包线炉，一上马运转，就有了像样的产品。
从那以后，陈元杰的脑子里，一圈一圈就缠绕起一个漆包线的情结。
报酬呢？报酬嘛，依然是记工分、算劳力，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生产队年终分配的恩赐，但他们也过得平静、安宁、与世无争。
然而无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终于有一天，陈元杰和他的伙伴发现，不知从何时起，何什电磁厂已被周边的同行逼进了死胡同。产品不仅不再抢手，而且卖不出去。即使卖出去的，也被一批批退了回来，退货单和投诉书成了家常便饭。厂里的产品已经积压了六万多元，亏损越来越大，资金无法周转，银行停止贷款。生产队里大锅饭养就的懒惰和散漫犹如晚期的毒瘤迅速扩散。工具乱扔、材料乱堆，连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成品也四处乱放，丢失和盗窃司空见惯，损坏和浪费无人查问。
有技术的师傅纷纷离厂，自谋生路。
干部心急如焚。村民心急如焚。陈元杰更是心急如焚。
“不承包怕是不行了……”
如果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面临的问题是敢不敢承包，那么，何什村三千村民所涉及的则是——
“谁来承包？”
答案是唯一的。精通技术、精通生产、熟悉工厂管理的，只有一个人——陈元杰！
而何什的干部群众依然疑虑重重。陈元杰出身地主，是跟父母一起遣返原籍劳动改造的。让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掌权，会不会犯错误？
这些看起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确实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禁锢着人们正常的思维。
与小岗村不同的是何什村的果断决绝。既然是死里逃生，就得背水一战！与其看着工厂倒闭，不如请陈元杰出来承包，至少，可以挽救集体财产不受更大的损失。
中国农民历来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正是因了这，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进步。
生性倔强的陈元杰，在历史的选择面前，也当仁不让地选择了历史。他以合同书的形式向三千父老立下军令状：年底上缴村里利润一万元；职工人均年工资不少于五百元；完成任务，自己拿双份工人的平均工资；完不成任务，分文不取！
何什的父老乡亲们也以合同书的形式授权于他：承包人有权决定生产方向；承包人有权改革工艺、改革管理；承包人有权调配资金和安排人事。
理解和信任，温暖着陈元杰那颗年轻的心，他大胆运用自己的经营韬略，调整产品结构，停止不对路产品的生产，转产市场紧缺、前景看好的小规格漆包线。用陈元杰自己的话说：“中国刚刚进入家用电器时代，市场潜力是无法用数字估量的。而家电专用的小规格漆包线生产，在中国基本上还是零状态。”
陈元杰当机立断，拿出两万元更换热工仪表，采用新式圆图记录仪，使漆包线的温度实现了自动控制。由于成功地采用了可控硅技术，使漆包机的运转速度有了一个较大的调节范围，并且和温度的控制连接起来，将漆包线的工艺流程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产品的规格达到了四十多种。
这一年，全厂二十四名工人创产值二十四万元，利润四点四五万元，不但完成了交给村上的一点二万元纯利润，而且厂里还有节余，工人们也兴高采烈地拿到了奖金。
探索新的出路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在寻求民族振兴之路的同时，都没有忘记中国广袤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这一个最根本的国情。然而，从唐绍仪的“共乐园”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战争年代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和平时期的合作化、人民公社。成功也罢，失败也罢，留给后人的，都只能是无尽的思索。
1983年，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画上句号的一年。这一年，悲哀和欢乐同在，向往和迷惘同行。如同1958年公社化时的繁乱一样，中国大地上“拉牛退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关中腹地的泾阳县泾干公社何什大队电磁厂，此时已经发展为泾阳电器总厂，但也依然无可规避地遭遇着这一历史的变迁。“拉牛退社”者理直气壮，分田分地者当仁不让。陈元杰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
但是他想不通！难道就这样拆机器分零件，拆厂房分瓦片？
况且，陈元杰想：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也并没有把贫穷的根子动摇一星半点。
工厂是集体的财产，也是每一个社员的共有资产。社员们要分光吃净，理由很简单。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公社所有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必须解体。可是我们真的就没有一个通融的办法了吗？
我们能不能把厂里的固定资产和公共积累加以量化分给个人，再由每个资产拥有者将其折算成股份，以入股的形式联合经营呢？这样，既不损害群众的个人利益，也保住了集体的经济不伤元气。陈元杰说，我们给自己的模式起了个名字，叫做——折股联营。
“折股联营”的实质在于既还权还利于民，又联产联营规模发展。泾阳县和咸阳市两级政府一致决定，将泾阳电器总厂作为全市第一家“还权于民，还利于民企业”的试点单位，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经验，为工矿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道路。
1985年春天，泾阳电器总厂董事会以1983年底在册户口为准，按各村民小组的户数、人口，将电器总厂量化折股。每人二十二股，每股十元，登记造表。九个村民小组合计七百一十户，三千零五十四人，按“股金管理条例”逐户发放了股金证，规定股金每年年终分红一次，不计利息，不许转让。分红时间定为当年12月15日至来年的元月底，所有股东持股金证在企业股金管理办公室领取。
“折股联营”的当年，第一次向全体股民分红，按百元股金分红十三点五元兑现。第二年的红利，村委会用来购买了三台上海丰收拖拉机、一台打麦机。从那以后，每年的红利基本上用于集体福利和教育事业。何什村的农民在享受个人利益的同时，更深切地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安全感。
从何什到吉元的飞跃
就在泾阳电器总厂折股联营、规模发展的同时，党中央发出了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1号文件，号召大办乡镇企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倾斜。
这是一个机遇。
泾阳电器总厂是以生产漆包线为主的乡镇企业。过去，生产漆包线所用的铜盘条，都是把原材料送往苏州、南京、太原等地加工成型后再运回来，一去往返三个月，路途远，周期长，既不方便又不经济，而且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想快也快不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整个西北地区没有一家铜材加工厂。每年，仅从陇海铁路出潼关进行异地加工的铜材就有五点三万多吨。西北是矿山能源发展的重点地区，铜材加工市场有无限潜力，谁捷足先登，谁就会抢到头一把交椅。陈元杰当机立断：筹建西北第一家铜材加工厂。
建一座年加工能力逾万吨的铜材厂，总投资需要三百多万元，这对只有五十六名员工，年产值只有一百五十万元的村办企业来讲，谈何容易？然而规模经营、规模发展的前景使陈元杰只能向前，不能退后。陈元杰贷款六十万元，招收了四百名新工，顶风冒雪，开赴工地，拉开了建设铜材加工厂的序幕。
然而，铜材厂的地基刚刚处理完，建筑材料正陆续进入施工现场，工厂就开始面临生产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何况还有那基建工地上散乱的材料，以及那四百名一筹莫展的新工。
陈元杰这次真的是一筹莫展。
陈元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不睡。
陈元杰找来所有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书籍，跟书较劲，跟自己较劲。从纷乱的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陈元杰理出了一个头绪：大凡优秀的实业家，都是在萧条时期打好腾飞基础的。既然会有相当多的企业经不起这番挫折而廉价拍卖，我们何不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萧条大做文章，乘机收购我们急需的机器设备甚至技术人才呢？
陈元杰冷静地分析着自力更生的可行性，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决策者的思想变成每一个职工的自觉行为，把低谷的徘徊变成向高峰冲刺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再一次组织起股民这支队伍，重新拿起股金这支武器，自筹资金，共渡难关。
不到一个月，工厂职工个人入股就达二十多万元。陈元杰当然知道，这是员工们准备盖房的钱、准备买车的钱，甚至是准备结婚的钱。这是全厂职工的情感归属，这是全厂职工的希望所在。陈元杰几乎是含着热泪接过这二十万元人民币的。陈元杰深深懂得，这杯水车薪的二十万，比以后的二百万，二千万，甚至两个亿的资金都更有价值。
陈元杰又冒险从社会上征集高息股金二十万元，凑足了四十万元，使停顿了半年之久的漆包线生产恢复正常。
把营业款变成原材料收回来，把厂房盖起来，把廉价的设备买回来，实在买不起的就租回来。那是一个精神会餐的时期。“奋斗五年，实现产值一个亿，员工收入翻一番”的口号就是在那个最困难时候提出来的。
泾阳电器总厂的现象，终于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这么好的企业不支持，你们还支持什么？”
就这样，在别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泾阳电器总厂已捷足先登。
1988年3月15日经县政府乡镇企业局批准，将“陕西泾阳电器总厂”更名为“陕西泾阳吉元企业总公司”。陈元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吉元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泾阳电器总厂已经完成了从社队企业向专业集团化发展的飞跃。
1988年，经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民政局批准，泾阳县何什村正式更名为“吉元村”，并同时标上地图，记入方志。
历史和地理终于在这一个交叉点上感慨：中国的地名，因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传说或一段历史命名者甚众。但因一家企业而命名的，却甚为罕见。
吉元是个工业区
何什村改名吉元村，固然是对吉元公司已有业绩的肯定，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对吉元未来的整体设计。
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指导思想下，神州曾经地动山摇。家家点火，村村冒烟曾经是相当一些地区考核乡镇干部的标准。何什村没有例外，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吉元公司也不能免俗，先后建立起了养殖厂、服装厂、副食厂和真菌实验站等等。
然而，饮料厂因技术不过关，质量一直上不去，产品滞销，人员过剩，问题成堆；养殖厂违反奶牛和鸭禽饲养规律，防疫防病困难重重，加上饲料消耗和奶蛋产量都处于无序状态，死亡和损耗无法控制；最后只好把这些从东北用飞机运回来的奶牛和鸭子统统处理掉；真菌实验站种了几十亩咖啡，长出来的却是中草药决明；服装厂、木器厂、装潢厂、副食厂，也归于失败。
村民们的家庭作坊，也由于资金、信息、技术、质量等问题半途而废。
于是，陈元杰开始警觉。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稳固的产业，既然我们已经占有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走弯路呢？何况我们的目标是集体致富，何况我们的目标是带领我们的父老乡亲走出黄土地，走进大市场，走向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
尽管中国农民在维护旧传统时固执得可爱，但在探索新事物受到挫折时，他们急刹车的决心却大得惊人。一个“关、停、并、转”的经济调整战略，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但在这里，在关中农村这个普通的村庄里，却是一步到位，甚至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建设一个以生产电磁线为主的专业村，建设一个全国性的电工产品集散地，建设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新型小城镇！
吉元村的蓝图清晰地描绘在村民们面前。
吉元工业区的蓝图清晰地描绘在党员干部们面前。
拍卖固定资产，再一次以股份的形式拍卖！在历史的选择面前，吉元人又一次举起股份的铁拳——造纸厂、面粉厂、服装厂、饮料厂、副食厂、装潢厂、家具厂……所有四百八十万元的固定资产费用一次性收回。
其次，分化电磁总厂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
陈元杰逼着自己的得力助手们离开自己，走出总厂打天下。厂里提供给他们最廉价的设备、最廉价的材料，甚至把厂里稳定的客户也一个个地让给这些分化出去的工厂。于是，一个又一个的经理从总厂培育，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从总厂放飞，一个又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围绕着吉元公司派生、繁衍。西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海口，一个又一个新的市场气候独立形成。
吉元村成了货真价实的电磁线生产专业村。
资本运营的启示
或者是从十五年前“折股联营”开始，陈元杰就本能地思索着股份制的问题。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迷途知返，一次次死里逃生，每一次危急时刻，总能千方百计地化险为夷。
如果不是消极地对待危机，而是积极地创造机遇；如果不是被动地求救于“股金”，而是主动地操起“股份制”的武器，那么，同样是站在二次创业起跑线上的吉元人，将会创造出何等的奇迹？！
如果说吉元公司发展史上的每一次改制都是迫不得已，那么此刻，陈元杰的构思里已经充满了资本运营的探求。
陈元杰又一次关起门来读书，这一次是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他想绕过那些暗礁，他想把吉元公司历次改制中不规范、不合理的成分用新的资产量化来一个扬弃，他想把二十年来困扰企业发展的乡土之情用资产重组来一个扬弃，他想把干部职工中靠山吃山的农民意识连根铲除，他想把吉元工业区彻底推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优胜劣汰，让它置于死地而后生！
首先是产权界定。这次股改既然是以泾阳电工厂和新元无氧铜厂的整厂合并为主，那么泾阳电工厂同历史上生产大队的关系、同自然人的关系，以及同干部职工的关系、同企业决策者、管理者的关系，都必须以价值的形式和股票的形式体现出来。
这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量化，这是一次彻底的产权明晰，从何什村到吉元村，从修配组到吉元电工，二十多年产权纠纷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界定。
1998年6月3日，注册资本为五千五百万元，以泾阳电工厂、泾阳新元无氧铜厂为基础，联合咸阳偏转集团等法人和自然人发起设立的陕西吉元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终于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吉元公司漫长的股份制改革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吉元村的现象再一次引起理论界的注意。
吉元村的现象再一次引起社会学家的注意。
一场以求生本能开始的经济变革，终于找到了自觉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