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化)
专栏：
让我们敲响希望的钟
——1999新年音乐会展望
本报记者 卢新宁
如果你是中华儿女，1998年12月29日，无论你在何处，请在这一天回过头来，向着东方那块熟悉的土地，凝神注目。
如果你恰好在北京，请在这一天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暮色苍茫的时刻，在京城轻吹的风中，侧耳倾听。
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穿越百年沧桑，来自各地海内外华人艺术家第一次走向同一个舞台，在“华夏世纪情”1999新年音乐会上，用世界上最优美纯净的语言———音乐，表达一个古老民族的团聚和希望。
音乐盛会：凝聚一个民族的深情
我们的面前摆放着这样一份节目单：
中国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澳门室内乐团、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合唱团、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团、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合唱团、香港圣乐团、香港明仪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合唱团13个艺术团体将联袂演出；
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陈佐湟，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团长、指挥陈澄雄，香港小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叶聪，澳门室内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袁方，以及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女高音歌唱家傅海燕，澳门女中音歌唱家杨洁，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张建一，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等将同台献艺；
500多位华人艺术家将在辞旧迎新这一特殊的时刻，向8000多名观众传送深情。
超强的阵容、空前的规模，使得“华夏世纪情”新年音乐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室内新年音乐会。它隐含着一个强烈的时代主题：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在港澳已经或即将回归、海峡两岸经贸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之际，中华民族用这种仪式，向世界昭示心心相印、苦乐与共、团结合作的渴望和信心。
“金石管弦汇京华，黄钟大吕绕华夏，手足之情深切切，携手欣迎世纪霞。”这是著名指挥袁方从澳门为音乐会写来的一首诗，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情。而张建一为能从美国赶回来参加音乐会，像其他音乐家一样，推掉了早已安排好的年终演出。他们是声名显赫的艺术家，更是一个中国人。
筹划此事的北京北辰创新高科技城等3家大型科技文化企业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慷慨解囊，承担起承办这台意义重大的世纪音乐会的重任。为使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盛会顺利举行，北辰创新高科技城抽调精兵强将悉心协调每个环节，光是印制节目单就花费了16万元，因为他们找的是中央工艺美院一流的设计家、中国最好的印刷公司。而闻知此事的厦门市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为这次演出提供支持，发挥侨乡的优势，尽力促成华人艺术家的大团圆。
世纪情怀：唯音乐表达纯粹的情感
负责整个曲目设计的陈佐湟先生为突出显现中华民族和平团结的主题，最终确定音乐会以演奏民族交响乐作品为主。他精心选择了两岸三地音乐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采用了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这使音乐会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开创了在新年音乐会上以民族风格演绎交响音乐的先河。
音乐会将由台湾现代作曲家吴丽晖的《中华民族序曲》开篇，气势恢宏；然后是由香港陈咏华作曲的《晨曦》、人们熟悉的《黄河大合唱》选段《黄河颂》，以及中国民谣组曲《阿里山的姑娘》、《太阳出来喜洋洋》；最后由参加演出的5个交响乐团和所有合唱团500余人共同演出《欢乐颂》，将音乐会推向高潮。新年音乐会上这样的曲目安排在世界各地并不多见。
陈佐湟感慨，近十年来，无论在交响乐的创作、演奏，还是指挥演唱上，华人艺术家都已不仅处在简单的继承地位上，他们令世人瞩目的音乐才华已在为推动和发展人类音乐文化传统做贡献。遗憾的是，多年来，华人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并不太多。这次音乐盛会创造了这样一个沟通和展示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全球华人艺术家的一次检阅。
文化盛典：构造中国人的音乐生活
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认为，“华夏世纪情”或能表明，新年音乐会在中国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形式。
举办新年音乐会自欧洲始，亚洲经过10年演练有了一些探索，而“华夏世纪情”新年音乐会将给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新年音乐会带来新意———除了迎新之外，每个国家的新年音乐会还应该通过音乐这种无需翻译的国际语言，体现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如果只能演奏外国人的作品，势必难以持久。
这或许是“华夏世纪情”蕴藏的又一层深义。它引发了我们对新年音乐会乃至我们的民族文化建设的深沉思考。
新年音乐会是一种仪式性很强的活动。而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寻找一种具有庄严的仪式感、冲击力并体现国民文化品位的形式，来传载自己的文化精神。举办新年音乐会因此被不少人郑重地视为一个文化建设的课题。6年来，日渐富庶的中国人已经逐渐习惯了在传统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喜庆喧腾之外，接受一台庄重高雅的新年音乐会，并把它视为一种文化品位和追求。
一些艺术家希望“华夏世纪情”这样的尝试能够在将来一直保持下去，在听众的选择中逐步形成一个能够得到广大民众认同、足以显现我们民族喜庆仪式特点的新年音乐会曲目，在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作为一种文化庆典，抒发华夏民族的情怀。
我们因此期待12月29日。期待这块土地上能够用美丽的音符展现那万众一心载歌载舞的民族狂欢。
让那流泻在人们心头的热望，那奔涌着亿万华夏子孙渴念的旋律，凝聚成一股力量，去撞响新世纪的钟声。
第12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规范化培养“点子大王”
商务策划走进高等学府
直到90年代初，商务策划似乎还是少数高智商人士的专利。有些所谓“点子大王”走南闯北，做报告、出点子，好不威风。但也有人对这种主观随意性极强的“策划”投出怀疑的目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处理和决策需要大量专业化知识和规范化操作，那些灵机一动、信手拈来的“点子”恐怕仍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纵能显灵于一时，却终究不能成为市场上的常胜将军。重庆商学院于1994年试办了我国第一个商务策划专业，1996年又正式成立了商务策划系，从而把策划纳入规范有序的教学、科研体系。由于学生知识口径宽、专业基础厚、策划能力强，在企业十分受欢迎，不少人担任了部门或分公司经理。广东健力宝集团人事负责人专程来到重庆商学院，坐镇选拔商务策划人才。
商务策划系由重庆商学院与太极集团合作创办，系管理委员会由厂校双方出人组成，实行董事会体制。太极集团已经给商务策划系注入60万元资金，协助改善了办学条件，并资助师生到太极集团等企业进行各类商务策划实践。太极集团经营管理决策得到商务策划专家的参与和支持，自身也由80年代一个300人的小厂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企业，已培养新员工930人次，还从该校得到了30名毕业生。（庄新）
第12版(文化)
专栏：文化百态
让幼鹰“断乳”“离巢”
淮安中学塑造自强人格
当初，江苏淮安市中学对初一新生进行军训时，许多人不赞成。但学校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坚持了下来。结果表明，军训对初一学生而言虽然苦了些，但是完全能够承受，并且很有效果。他们还把乘车春游改成步行春游、骑车春游，让学生在浏览祖国大好河山时，一方面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一方面又能锻炼体格。
让学生自主管理班级和宿舍，是提高学生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该校的44个班级都由班干部制定班级管理计划，组织班会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的班级还让学生轮流担任值日班主任、值日班长，使一些从来没有尝过管理者滋味的同学兴奋不已。学生宿舍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很多人来校参观都赞不绝口。
自立、自理能力是学生比较薄弱的一环。该校根据不同年龄的特点，分初高中编写素质自测“100个会不会”。这些“会不会”问题具体、易操作，很多同学由此逐渐学会做很多事。
对孩子们的进步，老师感到欣慰，家长更是喜出望外。家长周海萍高兴地对女儿说：“原来妈妈心目中娇生惯养的女儿一下子长大了，妈妈为能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陈同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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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电视与我们征文
“焦点访谈”：爱你没商量（六）
大家谈
近期将讨论电视小品、春节联欢晚会，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教科文部。邮政编码：100733，传真：（010）65092740。
（六）
20年前难以想象
“焦点访谈”的红火，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要是在20年前，中国到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群众不敢说实话、讲真话，更不用说通过媒介当家作主了。
（湖北松滋市八宝镇政府唐鹏）
看到了党和政府痛击不正之风的决心
从每期“焦点访谈”的解说剖析中，我们不仅受到了一场法制教育，增强了同社会不良现象抗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党和政府痛击社会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力度，精神大振。（扬州发电厂夏元明）
知情权，发言权
在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的转型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和潮流非常之多，其中主流是光明，同时又有灰暗，还有罪恶。各个阶层的群众自然对此拥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非常希望找到一个能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地方，而“焦点访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这一愿望。如果一概否定对社会上消极因素和负面情况的揭露与批判，那么群众将很难相信你的正面宣传，社会上的丑恶行径因缺少新闻舆论的监督而愈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
（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市分行毕纲）
把握好一个“度”
“焦点访谈”既要表达对不正之风的愤怒，又要掌握一定的尺度，注意不要吊观众的胃口。
（厦门湖里三航公寓赵恒章）
“焦点访谈”太累了
从舆论监督方面说，“焦点”必须“访谈”，才算尽到了职责；可是，“有关方面”又干啥去了，为何平时不去研究这些“焦点”，而非得等到“访谈”以后才“迅速行动”？长此以往，“焦点访谈”也太累了。“有关方面”应该履行职责，吃哪一行饭干哪一行事，才对得起每月拿的俸禄。
（宝钢五冶机械化施工公司杨国生）
记者型主持人
“焦点访谈”的成功还在于它开创了我国记者型主持人的先河，从过去那种背稿子、带有表演性质的主持人，变成了集采、编、播于一身的学者型、理性化的新闻主持人。像中央电视台的“四大名旦”———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成了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明星。（毕纲）
“公关团”也应曝光
据报载，来自各地的“公关团”找到中央电视台，企图阻止批评当地的节目播出。能不能从中选出一两个典型公开曝光，追究那些能派团赴京“公关”的权势人物，刹一刹这股歪风邪气。
（开封市玻璃钢厂薛开云写于常州出差途中）
呼唤新闻法
有一些人不喜欢“焦点访谈”一类节目，千方百计干扰记者的采访，有的组织围攻、打伤记者、砸坏镜头。在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今天，我们热切呼唤新闻法早日出台，保障记者采访的正当权益。（淮阴市纪委刘长顺）
“焦点访谈”，走好
“焦点访谈”正处在它的最好形势、最好形象的时期，既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又有广大观众的热爱。但盛名之下要切记古人说过的话：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前面的路还很长，千万要走好。听说节目的“公关”、“说客”越来越多，“焦点访谈”可要珍重啊！
（镇江市贺家弄小区22幢302室 李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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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观察
“焦点访谈”为什么成功？
本报记者 祝华新
电视成为时代宠儿
进入90年代，以市场为枢纽的新的社会格局渐次成型，以世俗关怀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新闻媒介发生了一场结构性的转变。曾经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显身手的综合性报纸读者流失严重。视听媒介后来居上，商业性调频电台唤回了相当一批听众，电视更赢得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程度的观众。“焦点访谈”每晚的收视率竟达到3亿人！
电视台最早挣脱了计划经济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其经营运作开始与市场接轨。电视的广告收入远远超过其他媒体，使它有足够的财力更新技术手段、改革报道方式、聚合新闻人才，把电视独具的远程采访、现场直播等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深度报道走上荧屏
80年代中期，全国性大报出现一种叫做“深度报道”的新体裁。在“深度报道”中，赋予若干新闻事实以一定的时空纵深感；它不仅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还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近年来，当一些报纸明显弱化这一优势时，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为代表的一批电视人却乘势接过了“深度报道”的接力棒。一批思想活跃、知识面开阔的中青年电视人立志用摄像机进行社会调查，用画面展示当代人的思考。他们在传统的新闻流程中正式引入“策划”这个环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都有一个很强的策划班子，除了台内记者外，还延请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前来发表高见，其中包括学者、有关决策部门的官员，以及报界同行。
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阀与粘合剂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在某些方面获得新的利益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又会失去原有的利益，尤其是面对收入差距拉开、权钱交易等严峻考验，能否维系社会公正，给公众一个表达意见、宣泄情感的渠道至关重要。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安全阀”。“焦点访谈”比其他类似栏目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其建设性的文化心态。它批评时弊总是落脚在党和政府的意志与人民大众呼声的契合点上，使观众看到希望，用健康的舆论导向增强社会的向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的舆论监督也是社会的“粘合剂”。
在我们这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由于行政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情况还大量存在，舆论监督的力量便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由于吏治、法制不够健全而形成的某些真空。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是舆论监督的黄金岁月，“焦点访谈”可谓生逢其时。
作为“群众喉舌”的记者形象
目前，新闻界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是某些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出现把版面、节目资源置换为记者个人和单位利益的巨大诱惑。而“焦点访谈”以其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对社会正义的担当精神，为新闻界赢得了作为“群众喉舌”和社会良心的声誉。
日渐宽松的大环境
舆论监督能够有所作为，首先要归功于近20年来党和政府努力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法治氛围。
拨乱反正时期，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的保护和支持，新闻界是不可能冲破“两个凡是”所设置的重重阻碍的。今天，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一再倡导和鼓励舆论监督，对“焦点访谈”揭露出来的问题作过很多批示，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法治国的远见和胆魄。
媒体的组织创新
中央电视台把“焦点访谈”作为改革试点，实行某些特殊政策，以确保他们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养护新闻的职业自尊，集中精力办好节目。这是一种以广告收入滋养名牌栏目、靠名牌栏目提高收视率、用收视率扩大广告收入的良性循环。现在某些媒体默认接待单位吃住行“三包”式采访，以弥补经费不足，但这样写出的东西恐怕很难赢得读者。
“焦点访谈”实行聘任制和业务骨干负责制，避免了传统的行政化弊端。只要有能力，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也可以出任编导，指挥一套工作班子。如果实践证明你不能胜任，将会被不留情面地调整工作。评论部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系外聘，流动性很大，是一盆充满生机的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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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坐拥书城
政要、巨贾、明星、名媛莫不有传，其实传记本身也值得研究——
拓荒之作《传记通论》
臧恩钰
近些年，在书店、书市、书摊徜徉时都会发现，举凡革命领袖、总统要人，以至名媛名妃的传记，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界名人无不有传。虽然这种现象在我国是十年“文化浩劫”结束以后才出现，但在世界上传记从20世纪初就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这些传记的写作，材料准确可信并写出传主个性者有之，部分真实而辅以文学笔法者有之，对历史真人大加演义者有之……可谓五花八门，各行其是。那么，传记要不要真实可信？怎么才算真实可信？
与传记出版的盛况相比，传记研究的系统论著在国内外的图书馆里却寥若晨星。在西方，除了安德烈·莫洛亚的《传记文学面面观》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之外，连类似的书也难以找到。在我国，早在“五四”前后，梁启超、胡适等倡导过传记写作，并身体力行，但在理论上还比较零散。“五四”以来，虽经郁达夫、许寿裳、杨振声、朱东润先生等再次倡导，同样没有产生系统的传记理论。
近年来，朱文华的专著《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填补了这个空白。作者有写作传记作品的实践，出版过《胡适评传》、《郑振铎评传》、《陈独秀评传》，以及《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等。作者有充分的阅读准备，曾浏览和研读了古今中外上千部（篇）传记作品。
纵观《传记通论》，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传记理论方面，着重探索传记的特质、分类、要素、功用及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二是传记发展史方面，分别描述了西方和中国传记发展概况，以及传记理论演变的轨迹；三是传记写作方面，针对中外传记写作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诸如准备工作、原则方法、谋篇布局、语言文字技巧、体例和细节处理等等，分别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归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者提出：“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因此，传记作品的写作要贯彻历史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不能受文学的诱惑而作任何虚构、想象和夸张等等。否则，文学侵蚀史学，科学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必将消亡。”他认为坚持了这一点，便是坚持了传记发展的根本方向。
作者的传记写作正是严肃地躬行自身的原则主张，每一判断均以可靠的文献材料为依据，“言必有据”，决不虚构、编造。作者的研究方向是近现代思想史，他的传记写作采用“评论”式，有传有评，便于阐述个人对传主的研究心得，提出某些独到的意见和观点。作者之所以写传记，是对传主所涉及的学术文化课题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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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出版
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藏书事业而言，进入近代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随着闭关锁国状态的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密藏、私藏观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更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隋唐以降并称为藏书四大系统的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逐渐衰落，中国藏书文化进入了以公共藏书为主、私人藏书为辅的新时代。
由中国政法大学年轻学者李雪梅积多年研究之功写出的这部《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将藏书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观照，把它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以传统藏书的私秘性转变为近代藏书的公开、公用性为主线，论述了公共藏书意识、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完善，以及公藏与私藏并存等问题，大致反映了近代藏书的基本面貌。
第12版(文化)
专栏：
一缕清香说人生
80年代初，张华救人牺牲曾经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大学生舍身营救老农民是否值得？今天，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再一次引起议论———该不该派8人小分队营救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永恒话题，社会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需要有心人详加辨析。文心出版社的新书《铸造辉煌的人生》阐发了一系列令人奋进的思想。
谈起人生目标，书中建议青年人不妨定位为“跳一跳，够得着”，还要学会建立“目标树”，化大为小、化远为近，一步一个脚印。说到人生境界，就引用了郑板桥劝告叔父不要与邻相争的诗———“千里告状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昨日长城今日瓦，何处去寻秦始皇。”读者在莞尔一笑中当有所顿悟。（戴鹏）（附图片）
第12版(文化)
专栏：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军业余文艺调演汇报演出中，武警部队代表队跳起欢快的士兵腰鼓《奔向新世纪》。
新华社记者 赵建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