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永远向前看
张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二十年来，这个口号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和思想作用。就是在这个口号的指引和鼓舞下，全党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开阔胸襟和宽广眼界向前看，保证我们经受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向前看，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具备的特殊的政治品格，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永远向前看。
向前看，是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世界总是向前发展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事物总要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地完善和丰富起来，在不断变化的自然或社会环境中进化、发展下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从群居者的刀耕火种到当代知识经济，几千年的缓慢沿革和积累，终于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只有向前看，也就是面向明天、面向未来，我们才能准确地定位历史，判明方向，按照发展的规律和道理来行动，与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及社会历史一道前进。
向前看，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人的实践永远不会终止，它推动着人类自觉地生发理想，勾画未来，走新路，干新事，实现新目标。时代总是向前进的。无论是谁，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你生活在人群中，就必须随着时代向前进。社会生活一日千里地奔腾向前，在以电子计算机广泛推广使用为标志的信息社会里，传统的人类生活方式将被彻底地改变，唯有向前看，把握主动权，勇敢地走在人类进步和发展潮流的前列，才能自觉创造历史，做时代的主人。历史上小到实践的个体，大到阶级、政党，哪一个不是向前看才有所作为的？
共产党人总是向前看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和论证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尽管实现这个理想需要几百年以至更长时间的奋斗。革命导师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世界的未来和人类的前途。他们研究历史、制订纲领、组织和推动各项事业，目的只有一个，把社会推向前进，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想。他们都是用向前看的态度去评价新发展、新事物、新力量的，从哲学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深刻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预言阶级、政党以至整个人类进步活动的基本走向，号召和带领全世界无产阶级改写了百年以来的人类历史。邓小平同志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胸怀向前看的。那篇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题目强调的就是向前看。“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很显然，向前看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全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邓小平理论也是向前看的理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都是在向前看，也是只有向前看才能做出的判断和结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号召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也是一个向前看的号召。正是在这个报告里，我们党具体描绘了下一个世纪前十年、二十年和五十年的奋斗目标，鼓舞十二亿人民意气风发地奔向新的世纪。未来总是越来越好，向前看就能充满信心。现在的努力是为着将来的大目标，向前看就有奋斗的力量。当然，我们也面临许多困难，今后还会遇到更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困难和风险。如此，更要向前看。因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向前进自然要冒风险。敢于向前看，证明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有力量去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向前看，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前进，我们的事业必定欣欣向荣，灿烂辉煌。
第10版(理论)
专栏：理论信息
武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讨会综述
李伦
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日前在武汉举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回顾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建设等方面的成就，并就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经济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金融、名牌产品战略和再就业问题等进行研讨，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见解。
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最近二十年是中国面貌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中国人民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专家们指出，中国二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我国的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状况根本变化，商品琳琅满目，货源充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与会专家认为，总结二十年的发展，基本的经验是，依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廓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促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去，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二十年，是实践飞速发展的二十年，也是思想异常活跃、学术创见不断涌现的二十年。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由于改革的深化，整个学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济学的进展及其特点。二十年间，经济学一方面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出谋划策；另一方面，经济学自身的学科结构和体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专家指出，二十年来经济理论的突破、变革和创新，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完善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新的所有制理论；形成了新的分配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了新的企业制度理论；形成了新的宏观调控理论；形成了新的消费理论；形成了新的发展战略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大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获得的大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这种变化和发展具有根本性、全面性、探索性、创新性、曲折性和阶段性。
产权制度改革与新的实践。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对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具有广阔探索空间的领域。一些专家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朝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对公有产权本身进行改革，主要包括调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重塑公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和经营权主体；二是调整公有产权与非公有产权的结构，允许一部分非公有产权的产生和发展。大家认为，理顺产权关系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重要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与对策。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大家认为，造成国有企业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竞争乏力、亏损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看，我国投资政策的周期性，产业结构的老化，体制改革滞后，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具有很大影响；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经营水平的落后以及社会负担过重也是重要原因。关于怎样尽快扭转多数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局面，专家们提出了两种改革取向：一种是调整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产业性质及其在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调整；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变革，也就是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规模，按照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采取不同方法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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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析
贾高建
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著作之一。它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1888年修改后作为单行本出版。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全面系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一本概论式的经典著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扬弃了旧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在这里，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在肯定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作用的前提下，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同时又深刻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与其辩证方法的矛盾，考察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对于费尔巴哈哲学，恩格斯则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确认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肯定了其推翻黑格尔哲学的“绝对观念”、“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的“解放作用”；同时又指出了它的重大缺陷，即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特别是没有摆脱唯心史观。
在批判分析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恩格斯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首先借助于费尔巴哈这一“中间环节”“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并且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与此同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使之“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冲破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特殊性给人们造成的认识上的障碍，揭示了“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结束了唯心史观在历史观领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哲学的新的哲学。
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中，对其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阐述，这应该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恩格斯指出：“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关于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强调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最为详尽，恩格斯在科学分析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基础上，从阶级斗争的直接动力作用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别是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秩序”（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以及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对国家、法、哲学、宗教等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些基本原理都是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和把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已经一百多年了，但它的基本原理并不过时，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这是因为它使哲学真正具有了科学的性质，同时又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开放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指导我们前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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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论（8）
三种标准的历史意义及其内在统一
潘叔明
内容提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二十年实践来说，它已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就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对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需要更有深度的思想解放来保证。价值论上的思想解放比真理观上的思想解放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更贴近改革开放的实际。
邓小平理论深刻地内含着三种标准，即作为真理尺度的实践标准和作为唯物史观最终尺度的生产力标准以及作为价值尺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而每一个标准又蕴涵着真理、价值和实践的深刻的内在统一，它们逻辑地展现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实践标准
关于真理标准，马克思很明确地说过：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列宁和毛泽东都重申了这一基本观点。而毛泽东又讲得最多。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却在1978年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虽然是由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但涉及的重大的历史政治背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该采用何种基本观点、基本立场，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
所谓“两个凡是”，就是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为准绳来对待和处理上述重大历史政治问题。“实事求是”，就是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对待和处理上述重大历史政治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以后，我们举的旗仍然是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不能用“两个凡是”的办法来举，只能用“实事求是”的办法来举，因为“两个凡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实践为标准，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又肯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从思想路线上看，邓小平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是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本身是有待实践检验的，因此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理性认识，其中许多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是经过了社会实践的检验的。但社会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真理性认识（观点、思想、理论等）的确立不是一劳永逸的。真理在此表现为一种过程、一种历史范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认识、理论（包括政策、构想等）还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实践检验之下，让它在社会实践中放出其颠扑不破的真理之光。这种检验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不断修正真理适用范围，因为越出这个适用范围，真理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真理适用范围的变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未能涉及的新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在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要靠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解决。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因而每当需要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时，我们就有可能从那时被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依靠这种解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在既不搞无谓的争论又敢于面对风险的情况下，让实践发言，消除了各种疑虑，从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新道路。
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的提出，事关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事关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即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根本问题。
按照历史发展线索，首先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提出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于是不仅开始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方面、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方面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结论；同时也开始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方面进行科学分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也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重要。于是，就得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结论。这一结论为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我们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即基本路线，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在确立党的政治路线的初始阶段，邓小平集中地讲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主张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生产力标准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根据上述观点，党的十三大重申了生产力标准。指明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并根据我国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其生产力水平又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实际情况，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党的十四大，在党纲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党的十五大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于强调对此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指出，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不能提出超越这个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但又必须抵制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就是二十年来我们所以能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根本原因。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因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决定这一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因此，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最终尺度。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来说，只有新的生产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政策对不对，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所产生的许多经验教训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最终根据，因此，它不可能直接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特征中来抽取，必须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来揭示。社会主义也会发生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发挥其优越性。所以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是社会主义本质中最基本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是它能够从根本上解放在自身社会形态中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根据和本质所在。所以，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内在统一的。同时，也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以往阶级社会所不能达到的社会进步，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特定的社会进步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最终根据，即它的本质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从改革开放20年来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生产力标准作为唯物史观的最终尺度，一直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整个过程。所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就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虽然与生产力标准有承接的关系，但它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全面改革面临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有人怕改革开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需要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标准。1992年春，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是价值标准，它从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上规定着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现实应该与之相符合的理想，尔后又反过来按这种理想去剪裁现实生活。
十五大重申“三个有利于”标准，指明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我们必须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三个有利于”标准，从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上指引人们去区分制度与体制、区分制度性范畴与非制度性范畴、区分制度性范畴与客体效用，然后大胆地进行改革，大胆地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制度与体制的关系上，体制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它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是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至于如何完善，就需要在大胆的试验中按“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寻找适合的体制。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公有制应有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实现形式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同时也要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的实际情况，这就决定了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我们选择哪种实现形式，完全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但选择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在“三个有利于”的范畴内，不仅改革的路子被大大地拓宽了，而且连整个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都正在得到根本性变革，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日益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在制度性范畴和非制度性范畴的结合上，采取了高度灵活性。认为在非制度性范围，各种不同制度都可以用，像商品、货币、市场、计划、股份制这些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就是非制度性范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结合原则和结合形式，是可以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不断被重新确定重新选择的。如何创造？如何选择？也必须在大胆的试验中按“三个有利于”标准来确定。至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那就更要大胆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社会主义和旧社会的决裂，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可以自外于人类全部优秀物质文化遗产。相反，只有更好地继承这些遗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制度性范畴和客体效用上，采取一主多容、共同发展。我们在正确处理不同制度范畴的相互排斥关系时，还必须注重非社会主义范畴的客体效用。如何掌握这种客体的实际效用，也同样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进行操作。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容纳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多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并把它们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认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因素，包括资本主义因素，作为被社会主义所契合了的客体效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的规约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在于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要求我们“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
总之，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刻地内含于邓小平理论。真理、价值统一于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我们谨以这种认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