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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部部长 朱丽兰
要讲改革开放20年的科技发展，不能不结合建国近50年来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党的事业来讲。近50年的前30年，《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奠定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学科布局，“两弹一星”的成功则在确保国家安全、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年“文革”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科技领域成为这场灾难的重灾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三句话，是那个时期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集中体现。
1978年，小平同志主动提出抓科技和教育。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著名的论断，明确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他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提倡科学，只有靠科学才有希望”。10年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此为基础，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动力。今天，知识经济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印证了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的英明和远见。
如何让第一生产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呢？小平同志“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战略决策，直接导致了我国第一个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出台，在高科技发展中去占领制高点。
在1995年的科技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党的十五大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科教兴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将小平同志的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化作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和全社会行动的指南。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和十五大的决定成为了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指针。
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所以它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紧密联系的。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首先从农村、农业、乡镇企业开始。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相适应，我们提出的星火计划和燎原计划、丰收计划等，都是围绕农业怎样提高生产力进行的。经过10多年的实践，这些计划硕果累累，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已经决定明年召开科技大会，着重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构筑一个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突出创新的体制框架，为我国迎接21世纪建立一个扎实的基础，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实施两个战略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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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国方略根本性转变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 杨景宇
二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这个过程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此期间，从中央层次立法看，除现行宪法和两个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三百三十九个，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共八百一十个，合计一千一百四十九个，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已经是有法可依，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法制保障。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
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五大继承并在新形势下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执政党领导方式和国家政权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它本身就是对政治体制的重要改革，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前提还是立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按照这个要求，今后立法任务仍然十分繁重，需要对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与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作通盘考虑，服从并服务于大局，突出重点，始终把握以下几条原则，努力提高立法质量：
（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立法实践。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导原则。
（二）坚持党的领导，把改革重点作为立法重点，把立法决策同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决策结合起来。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法的实质内容。
（三）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坚持和维护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是为了执行的，不是为了好看。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无法还要坏，因为它败坏了法制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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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外经贸历史性发展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石广生
总结20年来的发展实践，我认为，我国外经贸之所以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和巨大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外经贸发展的根本指针。
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外经贸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外经贸的历史性发展。
2.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外经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物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七，经济增长率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外经贸提高竞争能力、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扩大规模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从而为外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物质保障。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外经贸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实践证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为外经贸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外经贸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
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外经贸的各项方针和政策，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国情出发。
5.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为外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外经贸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展望未来，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在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同时，不断扩大引进外资，努力推动我国外经贸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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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战线充满生机活力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李铁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决策。各级组织部门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共复查“文革”中及其以前各类问题案件418万件。与此同时，各级组织部门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对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进行了清理。
这些工作，标志着党已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年来，各级组织部门始终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组织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性工程来抓。并且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大力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各级组织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重点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1993年以来，全国参加各种形式脱产学习的干部约2100万人次，其中地县级干部39万人次，省部级干部1200多人次。各地采取“述学”、“评学”、“考学”等措施，引导各级干部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
20年来，各级组织部门大力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了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供制度保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5年中央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使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各地普遍推行了民意测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提高了干部工作的民主程度和群众参与程度。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选拔领导干部、在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等办法，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委任制，逐步形成了委任、选任、考任、聘任等多种任用形式相互配套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开展了以整顿后进党支部为重点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使17．5万个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的党支部得到有效治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普遍得到加强。去年以来，组织专门力量，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考核和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
20年来，组织工作的有关制度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逐步建立健全了党建工作领导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通过抓制度建设，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执行。
21世纪就要到来，做好面向新世纪的组织工作，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抓根本。始终不渝地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党员和干部，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二、抓关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抓基础。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之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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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和研究党史相结合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龚育之
今年10月22日，江泽民同志在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写道：“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过，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要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拿出更多的成果，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迎接建国50周年和新世纪的到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话，语重心长，对于党史研究和党史教育，对于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建设工作，都是很重要的。
理论从历史中来。只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党的历史，才能深入掌握党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它的正确性为全党所认识，也是通过党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和总结。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重新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过程。这个过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基本完成。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清理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和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是非，从而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个过程说明，重新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成为推动伟大历史转折的杠杆，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有它的历史根据，即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的现实根据，这就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这新的实践，到现在已经经历20年，成为新时期20年的历史。
因此可见，为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需要很好地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20年党的历史。
在这20年间，全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热潮。在这三次热潮中，理论界、党史界对党的历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贡献了不少研究成果。现在，党史界响应党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的号召，正在努力工作，以期拿出更多的成果，来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迎接建国50周年。（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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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央行改革开放新篇章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明康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提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金融体制逐步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入改革新时期。
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对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1993年7月，国务院决定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一举推出了金融、财税、投资、外贸和外汇五项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独立实施货币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人民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1994年1月1日，宣布国家外汇挂牌价和市场外汇调剂价并轨，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也为中国人民银行行使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3年以后的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整顿金融秩序，连续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贷款规模，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1998年，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在防止通货紧缩，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中，中国人民银行走过了光辉而又曲折的发展道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宏观经济综合调控部门，其重大决策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进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改革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中国人民银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人民银行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开拓进取，继往开来，谱写出我国中央银行的21世纪新篇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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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文明办副主任 胡振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同志立足全局，高瞻远瞩，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辟地阐明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这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全部历史经验的最高总结，是指引我们胜利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问题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坚强决心，大大增强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两手抓的自觉性。
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以科学理论武装人的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是我们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最大成果，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大成果。经过改革开放20年伟大实践的洗礼，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以往自我封闭、裹足不前的精神状态。开拓进取、自主自立等现代意识大为增强，奔小康、求富裕、讲文明成为共同追求。亿万群众发扬传统革命精神和新时期艰苦创业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和建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公民素质普遍提高，城乡环境明显改善，社会服务不断完善，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城市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为我国文化园地带来了复兴繁荣的春天。精神产品的创作生产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精神文化产品从极度匮乏到空前繁荣。一大批弘扬时代精神、艺术质量上乘、受到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充分发挥了鼓舞人民的作用。以农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社区文化为主体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宣传文化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步得到满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必须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推进跨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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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
国家经贸委秘书长 蒋黔贵
回顾20年来的改革，是围绕国有企业的属性、功能、作用这一重要问题展开的。20年的改革是极其深刻的。通过改革在国有企业、职工自身，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和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一是从观念上看，长期以来形成的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捧“铁饭碗”、“等、靠、要”的状态已经改变，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逐步建立，企业能生能死，职工能进能出，职工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风险意识进一步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和承受能力大大提高。
二是从企业自身看，国有企业已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附属物转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人实体。
三是从国家对企业管理方式看，政企分开取得实质性进展。
四是从发展思路看，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的增加，在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单纯数量扩张的发展思路转向买方市场条件下控制总量、调整结构，通过实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进行“三改一加强”的发展的思路。
五是从宏观经济调控看，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到综合地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实行宏观调控，为各类企业进入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努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改革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有经济发展壮大。1978年至1997年，国有工业总产值由3289亿增加到29759亿，增长了8倍多；资产总量年平均增长15．5％，到1997年底，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增加值和实现利税分别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59．9％、46．2％、49．6％、46．9％。今年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一系列困难，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可望实现9％，实现利润400亿左右。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方针、目标已经确定。即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的目标：即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特别是全体国有企业职工团结奋战，一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去实现3年改革与脱困目标。（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