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电视文艺
仲呈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总结二十年间我国文艺走过的不平凡道路，对于创造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具有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为此，我们特陆续推出几篇对几个文艺门类进行“历史回眸”的文章，以飨读者。———编者
（一）
准确地讲，年轻的中国电视文艺，起始于1958年由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的话剧《一口菜饼子》；但其真正获得生机蓬勃的迅猛发展，却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间。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引进，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一切都为中国电视事业的腾飞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技术保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广大电视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使中国电视事业突飞猛进，旧貌换新颜。由黑白到彩色，由高塔到卫星，中国电视的传播技术越来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七十年代末，仅能正式播出两套电视节目，其中只有第一套节目能通过微波线路覆盖全国；八十年代中期，发展到在第二套节目采用卫星传送方式覆盖全国部分地区后，又增播了第三套覆盖全国的节目；跨入九十年代，再进而增播了面向世界的第四套国际频道节目；至1997年，通过卫星传送的节目已增至八套。而继西藏、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的省级电视台开始利用卫星传送之后，全国多数省级电视台也都纷纷“上星”，面向全国。迄今为止，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的中央、省、市三级的无线、有线电视台已达七百四十座（县一级的电视台未统计在内），进入社会和家庭的电视机已近三亿台。中国电视观众的日常拥有量在九亿人左右。中国电视观众的人口覆盖率已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中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已逾六千集，而综艺晚会、电视歌舞、电视音乐、电视曲艺、电视小品、电视文学等各种样式的电视文艺节目的年产量亦逾十万小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电视文艺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当今中国，电视剧和其他样式的电视文艺节目已占整个电视节目播出比例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部如《渴望》、《水浒》这样的电视剧，一台如中央电视台春节综艺晚会这样的节目，都能激起席卷数亿之众积极参与的鉴赏热潮，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这在世界人类文艺鉴赏历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奇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电视文艺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因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而起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十年前关于电视艺术是不是艺术，评论界还有所争议，今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电视艺术”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学的重要一脉，写进了国家正式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批准北京广播学院招收第一批电视艺术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一事实说明电视艺术学已经作为一门有独特文化品格和美学风貌的学科引起了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把中国电视文艺的正面积极效应发挥到更加理想的境界，自觉将其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消极效应缩小到最低程度，这不仅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整个人类的文化，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从历史发展角度回顾，近二十年的中国电视文艺大体经历了复苏阶段（1978—1980）、飞跃发展阶段（1981—1986）、稳定发展阶段（1987—1998）这样几个阶段。两年的复苏阶段，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省级电视台，被“文化大革命”中断和破坏了的电视文艺创作队伍重新组建，开始了艰苦创业。一些省级电视台，率先组建了电视剧部和文艺部。六年的飞跃发展阶段，不仅各省、市级电视台，而且包括各地电影制片厂和社会上一些文艺团体（如话剧团、歌舞团、乐团等），也都积极参与电视文艺节目制作。生产力的激活使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数量猛增、品种多样，质量也不断提高。电视剧的年产量，由不足百集激增至三千余集。同时，获得了“飞天奖”的《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巴桑和她的弟妹们》和《红楼梦》、《努尔哈赤》、《雪野》等一批电视剧，引起了社会和文艺评论界的广泛注目，使电视剧这种新兴的艺术在中国文坛占有了一席重要位置。《秋白之死》、《围城》、《南行记》、《三国演义》等一批佳作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已经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其他样式的电视文艺也绚丽多彩，繁花似锦，并呈现出栏目化发展趋向。这一阶段，中国电视文艺开始逐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购买中国优秀电视文艺作品的播映权和录像带。《红楼梦》、《西游记》、《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三国演义》、《水浒》等分别先后在美国、日本及欧洲和东南亚的国家播映。中国还开始选送电视文艺节目参加某些国际电视节的评选活动，《太阳有七种颜色》、《小木屋》、《南行记》、《穷街》、《丑角风波》、《小船小船》等作品分别在参赛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得大奖。
从创作队伍方面考察，近二十年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迅猛发展，成绩斐然，培养造就了一支蔚为壮观、阵容整齐的中国电视文艺的编、导、演、摄、录、美、音、化、服、道的专业人才队伍。七十年代末，中国专职从事电视剧创作的人员不过数十名，而专职从事其他样式的电视文艺创作的人员则几乎没有。但到九十年代，仅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从业人员就超过四百人，全国的百余家具有电视剧制作资格的单位的专职从业人员恐当以数万计。全国七百四十家省、市级的无线、有线电视台的文艺部的从业人员，恐也当以数万计。在这支生气勃勃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视文艺导表演人才。
从审美历程角度梳理，近二十年的中国电视文艺曾吸收过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的美学营养。当现代化的电视传媒与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如音乐、歌舞、曲艺、杂技、小品、小说、散文、诗等）结缘产生新的电视文艺品种时，既需要创作者初通与之结缘的文学艺术门类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美学规范和优势，又需要创作者精通新兴的电视艺术视听语言的美学属性和语法规则，并进而把握两者的“通点”，从而在新的审美层次上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以电视剧论，如果说，文学的营养始终不断地滋润着迅猛发展并日渐走向成熟的它，而《围城》与《水浒》等四部中国小说名著的成功搬上荧屏正标志着它吸取文学营养所达到的较理想的审美境界；那么，尚处复苏阶段的它，则主要吸取的是话剧的美学营养，如《凡人小事》、《有一个青年》等；待到飞跃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的它，就在相当程度上侧重于向电影美学吸取营养了，如《新闻启示录》、《有这样一个民警》、《9·18大案纪实》等作品向郑洞天、张暖忻分别导演的电影故事片《邻居》、《沙鸥》吸取长镜头纪实美学营养，《希波克拉底誓言》、《秋白之死》、《太阳从这里升起》等作品向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故事片《黄土地》吸取构图造型美学的营养。总之，中国电视剧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审美历程中，吸收过文学的、话剧的、电影的、戏曲的、音乐的美学营养。所有这些营养，都产生过积极效应。但自九十年代五十集室内电视剧《渴望》问世后，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鉴于中国的国情国力，鉴于中国电视节目源的需求量与节目制作能力的突出矛盾，中国电视剧创作再也不能主要靠沿用拍摄电影故事片的办法了。相反，中国电视剧创作要力争多快好省，就必须改革工艺流程，走一条主要靠“基地化”生产的新路，这就需要逐步摸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别于文学、话剧、戏曲和电影的独特的电视剧审美体系。这是摆在中国电视剧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三）
从一定意义上讲，历时十八届的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和历时十二届的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忠实地记录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电视文艺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历史，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电视文艺所达到的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双奖”获奖作品的创作经验，值得珍视和推广。
首先，繁荣中国电视文艺，必须贯彻执行好“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精神内涵和辩证关系，从而坚持做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电视艺术家们正是因为努力把握时代精神，才创作出了历届“飞天奖”和“星光奖”榜上有名的一大批佳作。强调弘扬主旋律，既是时代的召唤和人民的需要，也完全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和文艺自身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不是限制了题材，而是开拓了题材，并赋予题材以作家艺术家的理想之光；不是限制了创作自由，而是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在先进的历史观和美学观引导下自由创作的更广阔的天地；不是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为作品的艺术性奠定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其次，繁荣中国电视文艺，必须善于发挥电视艺术工作者自身的优势，善于学习古今中外文化名著，善于借鉴其他艺术形式中有用的东西，并注入到审美创造全过程中去，以形成自身鲜明的中国特色、电视艺术特色、地方特色和个性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即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从内容到形式的中国气派；所谓电视艺术特色，即从视听语言、造型构图、色彩影调、表演规范、镜头运动到审美环境诸方面的区别于其他姊妹艺术的独立的美学体系；所谓地方特色，即不同地域的人文背景、地理环境、民族风格、生活习俗诸方面的特色；所谓个性特色，即电视艺术家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综艺大观，河北电视台的音乐电视，浙江电视台的电视戏曲，以及北京的“京味”电视剧、上海的“海派”电视剧、山西的“晋派”电视剧、四川的“川味”电视剧等等，都异彩纷呈，共同促成了中国电视文艺的百花齐放。
再次，繁荣中国电视文艺，还必须强化宏观调控意识和精品意识，努力促进电视艺术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实现精神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没有数量就无所谓质量，但没有质量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电视艺术创作的导向、总量、结构，以及题材、风格、样式的比例，都要靠科学管理来加以有效的宏观调控。电视艺术还是一种集体创作，其题材资源、场景资源、投资资源乃至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音等方面的人才资源，也都要靠科学管理来实现最佳配置和优化组合，以形成审美创造的最大合力。“飞天奖”和“星光奖”获奖优秀作品的成功经验证明：科学管理和宏观调控，是确保产品思想、艺术质量的重要一环。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戏剧二十年
王蕴明
新时期二十年，是我国戏剧文化发展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阶段。
新时期的最初几年，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呈现为一种复苏与回归的景象。十年浩劫几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戏剧迅速回归了革命传统，涌现了一批像话剧《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等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愤慨之作。而像话剧《丹心谱》、《陈毅出山》、《彭大将军》、《转战陕北》、《平津决战》、《孙中山》、《报春花》，儿童剧《报童之歌》，京剧《蝶恋花》、《南天柱》，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等则满怀深沉的敬仰之情，讴歌了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戏曲现代戏《四姑娘》、《八品官》、《六斤县长》、《母与子》、《张王李赵》、《红柳绿柳》、《奇婚记》、《姊妹俩》等清算了极左路线的恶果与毒害，同时展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与此同时，建国后一批经过舞台检验的优秀剧目，如话剧《茶馆》、《骆驼祥子》、《关汉卿》，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剧《李慧娘》，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卡门》，舞剧《天鹅湖》、《渔美人》等，尤其是一大批戏曲传统剧目迅速得到了恢复，并产生了像话剧《大风歌》、《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与魏征》、《王昭君》、《松赞干布》，戏曲《徐九经升官记》、《司马迁》、《胭脂》、《春草闯堂》、《正气歌》、《新亭泪》、《五女拜寿》、《凤冠梦》、《秋风辞》、《血溅美人图》、《千古一帝》等一批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新编古装戏。戏剧舞台呈现出一派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繁荣景象。这种回归与复苏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思想内容上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二是在文艺思想上恢复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呈现出各类戏剧样式，各种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竞艳共荣的多彩局面。三是在创作方法上摈弃了十年浩劫期间统治文坛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诚然，在这种一片繁荣的景象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是少数新创剧目带有“伤痕文学”的印记，哀伤有余，高亢不足。二是恢复上演的某些传统剧目还残留着明显的封建色彩，或丢弃了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的积极成果，或仓促上演了未加整理的菁芜杂陈的旧剧目。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国策的新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到了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中国戏剧开始进入了整体性的反思与探索。在这段时间内，话剧界率先开展了关于戏剧观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着对于戏剧本体的认识，即关于戏剧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的相互关系和其自身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延伸到话剧的传统、借鉴、民族化、创作方法、表演体系等问题。基于对文艺创作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反思，党中央在思想界、文艺界“拨乱反正”过程中提出不再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八十年代末，在当时一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曾出现过另一种倾向，主张戏剧要远离政治，远离生活，只关心人的“内宇宙”、“性心理”，“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广大观众也是不欢迎的。在这场讨论中，人们较多地关注了对于“人学”的研究，强调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与全面展现，强调戏剧的哲理思考、人生体验、强化戏剧自身的美学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时期话剧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在对创作方法、演剧体系和民族风格的研讨中，在注重现实主义回归与民族精神的张扬以及对斯氏体系的完整理解的同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戏剧流派，如荒诞派、存在主义、贫困戏剧以及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演剧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开拓了戏剧创作的视野，丰富了中国话剧舞台的风貌，也促进了民族艺术的变革与发展。
戏曲的探索主要围绕着关于戏曲化与现代化即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讨论与实践。具有近千年发展史的中国戏曲，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完整的演剧体系。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戏曲与当代社会便产生了某种错位与不适应，改革与创新的要求就应运而生，戏曲界的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积极的研讨与探索。在这一阶段，不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以及歌剧、舞剧，都呈现出一种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生动活泼的蓬勃景象。在这种探索与创新中尽管也产生了某些失误，但其主流是健康的，诞生了像话剧《绝对信号》、《中国梦》、《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搭错车》、《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戏曲《弹吉他的姑娘》、《风流寡妇》、《膏药章》、《泥马泪》、《田姐与庄周》、《红楼惊梦》、《邯郸记》、《换魂记》、《节妇吟》、《山鬼》、《少年天子》、《洪荒大裂变》、《金龙与蜉游》、《曹操与杨修》，歌剧《芳草心》、《火把节》、《深宫欲海》，舞剧《丝路花雨》、《铜雀使》等一批优秀剧目。这批剧目以其艺术思维上的超前性、开放性、变异性，作品中渗透着作家清醒的当代意识：对真、善、美的礼赞，对假、恶、丑的鞭笞，对人物鲜明个性的雕塑，对复杂心态、深层心理的开掘。整体剧作达到了历史感与时代感统一、文学性与舞台性统一、“守格”与“破格”统一的审美高度，赢得了广大观众，为新时期中国戏剧的革新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戏剧艺术团体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进行了管理体制与经营方式的改革，增强了自身的活力，改善了生存环境，在队伍建设、艺术生产、市场开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戏剧界整体走上了一种健康有序的运行轨道。据初步统计，新时期以来，除大批优秀保留剧目继续活跃在舞台上，新上演的创作、改编、移植、翻译的古代、现代与外国题材的剧目约四千余个。就有全国性影响的剧目而言，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设立的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有话剧《陈毅市长》、《屋外有热流》、《双人浪漫曲》、《红白喜事》、《李白》、《OK，股票》、《死水微澜》、《虎踞钟山》、《沧海争流》、《炮震》、《圣旅》，戏曲《汉宫怨》、《巴山秀才》、《南唐遗事》、《皮九辣子》、《玉珠串》、《爨碑残梦》、《变脸》、《丑嫂》、《金魁星》、《苦菜花》、《大森林》、《狸猫换太子》等二百八十余部优秀作品获奖。由文化部设立的文华奖有戏曲《虎将军》、《天鹅宴》、《画龙点睛》、《荒唐宝玉》、《明月照母心》、《高高的炼塔》、《红楼梦》、《西厢记》、《山歌情》、《三醉酒》、《山杠爷》、《歌王》等，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天下第一楼》、《大桥》、《同船过渡》、《地质师》等，歌剧《阿里郎》、《党的女儿》、《苍原》、《张骞》等，舞剧《春香传》、《阿诗玛》、《边城》、《虎门魂》等，儿童剧《远山的花朵》、《一二三，起步走》等二百六十余个剧目获奖。由中宣部设立的五个一工程奖有戏曲《黑头与“四大名蛋”》、《桃花汛》、《啊，山花》、《铁血女真》、《契丹女》、《石龙湾》、《程长庚》、《木兰传奇》、《油灯灯开花》、《榨油房风情》、《烟壶》、《贬官记》等，话剧《毛泽东的故事》、《情结》、《甲申纪事》、《十三世达赖喇嘛》、《孔繁森》、《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周恩来在南开》、《旗长，您好》等，歌舞剧《洪湖的女儿》、《丝海箫音》、《也兰公主》、《木兰古罕》、《芦花白，木棉红》，舞剧《土里巴人》等，儿童剧《雁奴莎莎》、《白马飞飞》、《托起明天的太阳》、《雪童》等一百二十个剧目获奖。伴随着当代社会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与审美节奏的加快应运而生的小品、小戏异军突起，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支有生力量。产生了像《超生游击队》、《杨白劳与黄世仁》、《鞋钉》、《吃面条》、《打扑克》、《如此包装》、《班务会》、《老乡》、《温馨》、《二娘开店》、《实诚人》、《开眼界》、《全都忙》、《乡长与八路》、《歪打正着》、《一瓶茅台》、《酒楼杀场》、《小时工》、《咫尺天涯》、《稻草人》、《赶火车》、《入静》等数百个在全国性各种评奖中获得荣誉的优秀之作。新时期以来，陆续引进的在国外拥有广大观众群的新兴的音乐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以湖南省“映山红”戏剧节为代表的民间职业剧团近几年来正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一道壮阔的群众戏剧的风景线。这一时期的大批剧目以其对社会生活深切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谱写的时代主旋律，以自觉的精品意识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以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热情所驱动而寻求民族化、大众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以广阔的视野、宽松自由的创作心境带来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兼容性、独创性和地域民族风情等，呈现出一种鲜活、亮丽、强劲的时代特色。
青年一代的戏剧队伍很快地成长起来，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与朝气。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创立的旨在奖掖青年演员的“梅花奖”受到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更是声名远播。自1982年以来已有三百二十余名佼佼者获此殊荣，他们已成为当前戏剧舞台的中坚力量。他们面向基层、深入群众，活跃在第一线，深受广大观众、尤其是广大农村观众的喜爱。他们在老一代艺术家的培养、带领下，肩负起继承与发展民族戏剧的历史重任。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成功实施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外戏剧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跃，艺术交流的规模、层次与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戏剧真正开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学体系全方位地走向世界。我们坚信，中国戏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社会的不断进步，必将有一个更大的繁荣与发展，必将对人类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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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曲发展需要理论人才
张炳玉
王正强是地道的甘肃人，他的学术研究，自然立足于甘肃地方文化之上。《兰州鼓子研究》是这一地方曲种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理论专著。正强同志从其历史渊源到演进流变，从其繁荣昌盛到衰落衰微，从其每一个曲本、曲牌的来龙去脉到发展变化等等，都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考证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全新观点，这对该曲种今后的研究和探讨，无疑奠定了理论基础；《甘肃秦腔唱论》也为甘肃秦腔的历史成因首次树起一面理论丰碑。其中对古代所佚甘肃西秦腔的探讨，在充分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和各种调查材料基础上，有理有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这一争论数百年的学术悬案方见端倪；他的《秦腔名家声腔选析》，也是系统研究我国地方戏曲声腔艺术的一部专著。其中不只涉及到秦腔唱腔的美学问题，还涉及到秦腔的旋律创作、声乐技巧、形象塑造和演员表现心态、戏曲声腔发展规律等诸多领域，它对当前的戏曲改革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尤其他为秦腔首创《词典》，这在全国地方剧种中，也是一个开拓性创意成果。此外，他的《陇剧音乐研究》也出版在即，使甘肃这一新生剧种在不足四十年的发展中，及时得到理论上的总结。
正强同志的许多学术观点，都是针对当前戏曲改革实际提出来的，并使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他在《秦腔音乐概论》中，论及当前戏曲音乐改革普遍存在的种种弊端时写道：“秦腔音乐作为一个剧种所独有的音乐，其本身必然会有相对形态和绝对形态两种基因并存。相对形态就是它在历史延续中，能够进行再创造、再发展的部分，诸如旋法、板式以及表现形式和手法等等；绝对形态则是作为剧种存在、延生以及创造发展基础的一种特有文化品性，而且更大程度上则指从其音乐内核所显露出来的那种地域性风格而言。因此，当我们今天论及它的改革与发展时……都是在保持其绝对形态下而言的。因为，越是显示其自身特点的东西，就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反之，只能有害于斯，沉灭于斯，这一点，也早被历史所证实。”短短数言，切中当前戏曲音乐改革之要害，这些年来，各个地方剧种之所以出现“非驴非马”、“京歌”、“秦歌”之弊端者，其根源不是昭然可揭了么？
艺术作为反映现实的精神创造，有着永无竭止的升华潜力，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同样如此。当今影、视、剧评论，滥施吹捧之风日盛，人情文章满天飞，这种貌似“捧”而实则“杀”的不良学风，并无助于演员健康成长，也反映出评论者鉴赏能力还不到位，或者职业道德上的欠缺。正强同志在《秦腔名家声腔选析》这本书里，则一扫此风，既充分说透各个名家艺术创造上的高超过人之处，又中肯指出他们艺术上存在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尤其对那些声望极高的名家，更是如此。因此，在他笔下，秦腔名家一个个成为真实的艺术楷模，而不再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偶像躯壳。尤其令人折服的是他能够牢牢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价值取向，以散文式抒情笔触，使以往最易于枯燥乏味的理论引证、论证与呈述，写得引人入胜，给读者创造出一种循循善诱的阅读气氛，耐看易记，还能留下许多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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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新中国军事文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军事文学专业委员会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新中国军事文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探讨了新中国军事文艺五十年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成败得失。老、中、青三代学者、作家、艺术家各抒己见，分别从各个不同的门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军事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历史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还探讨了军事文艺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历史出路和发展方向。（张鹰）
●纪念谭云山博士诞辰一百周年《越过喜马拉雅山：印度——探索了解中国》一书出版发行 谭云山博士是一九三三年建立的中印文化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出色的诗人和书法家。精通印度哲学、文学，于一九三七年创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宫，为增进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毕生努力。《越过喜马拉雅山：印度———探索了解中国》一书是为纪念谭云山博士百年诞辰而发行的。季羡林教授和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先生在纪念会上热情致辞。（孙双琴）
●高尔基研究的新境界 陈寿朋先生和夫人孟苏荣教授的新著《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最近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有《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等上百万字的著作和译著。该书以时间为序，结合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形势，全面细致地回顾、梳理、剖析了从一九一三年回国到一九三六年逝世这二十年间，高尔基的活动、言论和创作。信息高度密集，持论令人信服，堪称高尔基研究的新境界。（梁鸿鹰）
●《守望家园》研讨会召开 环境文学研究会与湖南科技出版社日前在京举办了诗人徐刚的作品《守望家园》研讨会，探讨了人类生存环境这一跨学科的命题。自一九八八年发表《伐木者，醒来！》至今，徐刚致力于环境文学创作。在《守望家园》上下两卷中，作者以诗的语言探讨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给人们留下深深的思考。（高桦）
●《台港文学选刊》出“人与自然”作品专辑 《台港文学选刊》于第十期集中推出了“人与自然”作品专辑。从小说、散文、诗歌三大块分别予以介绍。早在七十年代，台湾作家就开始了“生态文学”或称“环保文学”的创作。八十年代，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的生态文学更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构成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坛的一道特殊景观。（马一川）
●作家姚辉云《金陵血泪》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采访了前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军法官，在实地采访和大量搜集的史料基础上，写出了这部多侧面立体式反映南京大屠杀全貌的长篇作品。（晓敏）
●抒情长诗《世纪颂辞》创作讨论会召开 患有严重眼疾的青年诗人丁正耕，冒双目失明的危险创作了这首长诗。诗人通过多年来徒步民间深入民众的生活体验，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入思考，关注人类正直、善良、勇敢、博爱的本性。与会诗人、评论家对作者长诗的创作得失给予了热情中肯的评价。（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