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安江村
吴冠中
安江村是云南滇池边一个面积不小的农村，不通公路，交通不便，到昆明去只能乘船，船停泊在湖畔一座名叫海定山的山脚附近，那是三四十年代之间的情况。西南联大和我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当时均迁在昆明，因经常有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干扰学习，我们艺专便迁至属于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
安江村有好多个大庙，我们借用大庙作课室、宿舍，当然不够用，另租老乡们较大的房舍作女生及老师们的宿舍。偏僻的乡村搬进来一所外省的高等学校，那些学生男男女女活蹦乱跳，到处作画，唱歌，古庙里播扬出洋腔洋调，被遗忘的农村从此不再沉寂。
绘画系最大的难题是寻找裸体模特儿。在杭州时，招裸体模特儿只须登个小广告，应聘者甚众，须脱光衣服当场选择体型，类似考试，因待遇高，尤其女性，每月大洋六十元（三十年代）。离开杭州后，迁至湖南沅陵及昆明上课，为模特儿问题就费过很大周折，不能挑三拣四了，只要有人肯干就不容易。今搬至安江村，情况更困难，女的暂时先穿短裤，将裤脚尽量卷高些，以后由女同学一步步做说服工作。男的较大方，有一个男模特全裸上了几天课，突然将阴毛全剃光，他认为那黑毛太丑。须知，课室是设在大庙里，我们当着菩萨的面画赤裸裸的男女，情况既尴尬又严峻，最后校方只得设法用木板、布幕之类将菩萨封闭起来。搞现代派，毕加索与城隍庙也许情投意合，但我们又不肯放弃裸体的写实基本功，安江村的佛寺被强迫作了巴黎的蒙马特，而其时昆明还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度日。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心态。
学校大闹风潮，起因是滕固校长解聘了方干民教授，据说是方干民和常书鸿互不相容，难于共事，而我们杭州跟来的学生都拥护方老师，要求滕校长收回成命，于是闹成僵局，形势紧张。学生们攻击常书鸿及好多位站在滕校长立场上的教职员，记得图书馆长顾良最是众矢之的，学生追打他，他到处躲藏，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逃到潘天寿住所，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潘老师出面劝架，顾良才免了一顿皮肉之苦。同学们封锁安江村的所有出口，请求、逼迫滕固收回成命，但终于昆明开来警卫部队，卫护滕固去了昆明，同时公布方干民鼓动风潮并开除两个带头掀起风潮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当时并不了解人事的关键问题，只认为滕固不了解艺术。后来滕固病逝，冷静地想，他还是积极想办好这所全国唯一的最高艺术学府的，他曾宣布请梁思成任教务长，但后因梁不能来，又从上海聘来了傅雷任教务长，傅雷好不容易从上海到了昆明，因滕固不能接受他彻底改革学校的方案，他拂袖返回了上海。
战乱期间，老师们大都没有带家眷，租住在农家，因此我们随时到老师处请教比较方便，平时受益比课室里更多。记得有一次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和关良一同去参观筇竹寺的罗汉回来后，我在他们宿舍听他们讨论对罗汉的评价，在一致的赞美意见中，潘老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太巧，宜拙。但这段世外桃源的学习时期并不太长，战事形势不断发展，危及昆明，我们学校决定迁移重庆，从此离开了这泥墙草顶、布满了高大仙人掌群的安江村。安江村本将在我记忆中逐渐遥远、模糊了，1978年我到西双版纳写生，回昆明后，靠几个热心朋友的协助，搞到一辆吉普车，奔驰到呈贡与晋宁接壤的地区一路探问安江村。再见安江村，于是她四十年代的音容笑貌又呈眼前。以下是我探访安江村的日记，1978年6月13日。
五百里滇池沿岸，断断续续播满了农村，几乎一律是赭红的泥墙，虽偶有瓦顶，但大都是近乎紫灰色的草顶，暗黑的门框上闪耀着大红的对联。村头村尾，一丛丛满身针刺的仙人掌，显得高不可攀。层层叠叠明亮的白云，衬出轮廓清晰的紫红间青绿的远山。画家们欣赏这热的暖色调，像品尝云南菜肴中不可或缺的辣味。
人生易老，四十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国立艺专大学”没有被老乡们遗忘，为数已不太多的老年人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就是年轻人，也继承了这段不肯被遗忘的记忆，甚至还告诉我有个叫黄雅琴的女生病死后埋在海宝山，后来遗骸又被挖走了。
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们坐下来，像是开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边远农村的活动的外调工作。
“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其中有许多图画。”“有一本书里画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滕校长门旁的牌坊是×年×月拆掉的。”“我当年给老师们送通知，还送过方先生（方干民）到海边搭船去昆明。”“张权、叶百龄……”“你们那个亚波罗商店……”我惊讶了，从老农口中提到“亚波罗”，真新鲜，我已茫然记不清是什么回事了。“亚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经济来源断绝，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
在佛庙里画裸体，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记得画裸体时如何用炭盆取暖，画一阵还让休息一阵，并举了好几个模特儿的姓名，其中一位李嫂，今日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我估计我也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迁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了，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得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解放后还保存一些。”我们问：“村里有老师们的画吗？”“多的是，有人像、西画、国画……”“谁家还有？”“破四旧都烧掉了。”
最后我重点找潘天寿老师居住的旧址，凭我的记忆找到了区域位置，但那里有两三家住过教师的房子，房子结构和院落形式彼此很相似，我不能百分之百肯定是哪一家，偏偏关键的老房东那天又未能找着，便只好找旁证材料。潘天寿、吴茀之、张振铎三位老师当时合住一层楼上，雇一保姆做饭。我们问三人合住一楼的是谁家。老乡领我们到一家，这家今天的房主人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对我们十分热情，搬凳倒茶……我们满怀希望，但她耳已聋，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找来了老头，老头说楼上是住过三个男的，但是学生，一个姓李，爱养马，我说是李际科吧，他忙说对！对！他说他们三人有时打麻将，缺一人便找村里×××凑数，×××还在，我们立即去找到了他，他本有哆嗦病，听我们打听往事，还问及打麻将，以为不妙，哆嗦得分外厉害，回答也不知所云了。
别人又提供线索，当年的小学教师，有文化，可能与潘先生接触过。我们找到了这位教师家，他已是卧病的老人，先在蚊帐里与我们隔帐会话，接着慢慢伸出一条腿，脚在地上探摸着，套上了鞋，跟着第二条腿也出来了，最后全身显现，是个高个儿老头。他摸到眼镜戴上，一只眼镜是黑的，像是用墨涂黑的，另一只无色透明，可看到他的眼神，神情是平静的，但他不认识潘先生。
时间已近下午四点钟，看来当天是落实不了潘老师的住址了，虽然我基本上能辨认，但缺少确证，只好怀着惜别的心情，与围拢来的老乡们挥手告别了！
车驰到宽阔的柏油公路上，回顾安江村已很渺茫，但安江村没有遗忘我们，而我们大多数学艺的青年同学已不知消失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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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小家”与“大家”
蒋玉君
前一段，当有关领导慰问山东籍抗洪烈士岳福勇亲属并叙说烈士的英勇壮举时，烈士亲属中一位老人激动而又慷慨地说：“福勇就应该这样做！”此话虽不是豪言壮语，但却掷地有声。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句话折射出老人情愿以“小家”服从“大家”的高尚情怀。
“小家”与“大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在我们社会里，国家利益和每个家庭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这时候是以个人“小家”为重，还是以集体“大家”为重，很能看出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低。岳福勇在与决堤洪水的英勇搏斗中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对此，老人心里深藏着的无尽悲痛可想而知。但“位卑未敢忘忧国”，烈士的老人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能从失去自己亲人的无限痛苦中，极为理智地认为岳福勇就“应该这样做”，其思想境界之高，着实令人敬佩！
没有国，哪有家？舍家为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少数人，却背离了做人的宗旨，亵渎了自己的良心，专以自我为半径，划小家之圆，以权谋私，投机钻营，变成社会的蛀虫和败类。崇高与卑劣，奉献与贪婪，是如此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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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树时节
黄詠杰
我的家乡是一个大村子，有五六百户，两千多口人。
村子处在一个黄土山坡下。村子前面横着一枕石头山，村居与石头山之间，是一带狭长的田塅，从西向东梯田似地延展过去。这一带长田塅实在太窄，只肯给村里每人七分耕地。
“七分耕地也能养活人，而且会越活越好。”每一个人都充满自信，每一户都计划着致富建房子。老房子也实在太老太小，装了电灯担心不安全，买了电视机找不到个合适位子。建栋新房子，是各家的最大心愿。我每隔两年三年回去一次，每一次回去都有一种大惊喜：又耸起了好多栋新房！
有父老告诉我，目下每户人家都已经建了新房，哪怕不会划算，不懂生计的人家，也都建了不同规模的房子。难怪，这些年我每次回去，总有几个少年时期的伙伴，我找不着他们的住处，老屋子早就挂锁了。新房都建在新开的地基上，村周围的几块树林子都砍光建了新房。老屋呢，搬出后便空着锁着，任其风雨飘摇淋洒，总不肯在原地基上拆旧建新。据说这是祖业，倒了也要保留废墟。
是啊，我自己家那两间破房，不也是欲坠而不倒，拆毁又不忍心吗？其实是要永久占住那一方土地。
信步走去。老村子的后面，老村子的东边西边都是新房子，密密麻麻的，不是鳞次栉比，是错落无致的一大片，又一大片。每栋房子能建大一点都建大了，屋内宽敞舒适，屋外就窄得难以侧身了。
我很惊奇，我寻不着记忆中的世界了。
村子后面那座黄土山坡，原是长满着高树矮蓬的，是村里的禁地，称“后龙山”，是全村的龙脉。小时，我们总是三五成群，结伴钻进林子里，拾捡从高遥遥的栗子树上掉下来的栗子，和豆子炒着吃，捡得多了，则可磨成粉，做成栗子豆腐。
村东边原是一片枫树林，真是长得俊茂伟岸，大的两个大人连手抱不过，几十株枫树争着长高长大，还有幼小的樟树也来争阳光，荆棘蓬则悄悄地缠着树身而上，遮天蔽日，白天也是幽暗暗的。老人说，就在那个荆棘蓬下，有一只金母鸡带着一群金小鸡，每到夜半就会出来游荡，照得满林子金光灿灿，谁见了，谁就会交好运发财。我们偷偷地想发财，不少夏秋之夜，一群孩子躲在外边窥视，但始终没有见着。据说，祖辈和他们的祖辈，谁也没有见过。
这两片林子不知毁于何年何月，虽则是近些年来的事，但说不准。建一栋房子，砍去一些树木，像没有惊动谁，人们只兴奋地看着一棵一棵树倒下，欢呼一栋一栋的房子建起来。
不过村西那株几百年的古樟树，我是亲眼看见它被砍倒的，如托尔斯泰写的，“树全身动摇着，弯下去又忽地竖起来，只在根上心慌意乱地颤抖。静了一会儿，可是树又弯下去，干上砉的一声，树枝忽地折断，树便连着顶峰倒在潮湿的泥土上。”鸟啼着飞走了，人们再不聚在树荫下歇息了，孩子们再也不能躺在它如龙身的根上，听薛仁贵征东，听罗通扫北了。
我绕村转着。没见到一棵树，一丛荆棘，甚至一根草，只有那些变黑了的老屋，瓦楞上有些短草，墙壁上有层苔藓。
我想，我们不该再担负祖宗的重荷，我们应有新的观念，在这块古老的地基上，作个新的装点。我决定先行拆除自家两个破房，交给村里一块空地。
晚上，我去了村长家，谈了我的一些想法。村长有些内疚地说：“这些年大家富了，最大的欲望就是盖房子。盖房子本是好事，但热情太高，来不及规划，村民却把两片树林规划完了。现在想来真的很痛心。”关于拆除旧房，村长认为确实要费点心力，不但是动员村民，还要说服村干部。但他又说：“你家的先拆了，我家的也先拆了，工作是会顺利进行的。”
离开村子时，我崇敬地注视这片祖业，心中幻化成了“将来的花园”，有树有草，还养了许多的花。花丛中间是文化娱乐场所，有阅览室，有歌舞厅，有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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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挺立的老白杨
齐路
多年在部队工作的我，每次回到家乡——新疆农五师89团场8连，总少不了陪父亲到连队的西北角，去看望那棵独尊的白杨。
这棵白杨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进疆时所栽白杨中唯一留下的一棵。老白杨笔直伟岸的身躯，两个大小伙子也休想搂抱得住，岁月这把无情的雕刻刀在树身上留下道道纵横交织的刻纹，在离地面有半米处，还留着斧子砍过的痕迹……
89团场所在地叫塔斯海。如果把时间推回到三十六年前，父亲那批知青们来到这里时，除了“无风一片白，有风白满天”的盐碱戈壁滩外，就是隔两三天一场从阿拉山口刮来的强风，在这里别说是种庄稼，就连一些生命力极强的野草也很少。面对着空旷寂凄的荒原，这批来自五湖四海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没有退却，他们发誓一定要让塔斯海披上绿装，让它充满生机和活力……
烈日灼人的盛夏，泛着白碱的戈壁滩上，眨眼间便出现了一条绿色的长龙，给荒原带来了一线生机，那是穿着绿军装的农垦战士们。他们挥锹舞镐，开通渠道，引水排碱，改良土壤；他们形成一个团结奋战的集体，在与自然进行着一场空前的较量。
“植树造林，抵御风沙”，是当年父辈们与大自然会战的第二战役。在这里种什么树才能生长呢？“种白杨！”许多人大胆地提出来，对！就种白杨。
“白杨树，它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然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口粗细，它在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茅盾《白杨礼赞》）
也正是有着白杨树这种精神，父辈们坦然面对大自然的肆虐，以锹镐为画笔，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画出了奇迹，荒原画出了绿色，碱滩画出了粮食，一排排白杨树茁壮成长。
然而，一场“文革”的风暴席卷而来，把是非刮得完全翻了个。整块的良田开始荒芜，那一排排白杨树也未能幸免。
“十年浩劫”结束了，成年的白杨树繁茂的绿叶伴着和畅的春风，发出阵阵悦耳的掌声。渐渐富裕起来的老职工们，开始盖新房，添置家具，白杨树派上了应有的用场。老连长了解白杨树是职工们的寄托，就留下了这棵“文革”时砍伤的白杨。
如今，家乡塔斯海已被农工们的巧手调理得井井有条。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被挺拔的白杨林带包裹着，宛如条条腾空的绿飘带；一望无垠斑斓富庶的原野上，一块块错落有致的条田任拖拉机随意驰骋。
今年10月，我再次踏上故土，父亲已从农垦一线退了下来，他说：“已经干不了什么大的活了。只是要把几个孙子看好，让儿子们放心地为经济建设作贡献。”说着话，父亲和我又转到那棵老白杨树下。金秋时节，树叶纷纷落下，飘落在一旁新栽的小白杨林里……
我坐车回城时，注视着老白杨树下父亲向我示意的手臂，如同老白杨逸出的劲枝，我的眼睛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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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疾风劲草（摄影）
董晓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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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小镇两味
洪忠佩
炒河螺
小镇夏秋之夜，没有什么比小吃摊上的炒河螺更能刺激起人们的食欲了。徜徉街头，未见摊点，先闻螺香。尤其食客们一吸一吮之中，发出有滋有味的声响，吊人胃口。每每至此，便情不自禁地坐在摊前，汇入津津有味的食客行列。
隐于青山之中的小镇，水系发达，方圆数十里溪涧纵横，河流飘逸。丰腴的星江，水草丰美，河螺甚多。十年前的一个夏日，镇上来了一位沪籍的度假青年，在河中游泳消暑时，见河螺如此众多，十分欣喜，提桶捡回，稍作处理，便炒作食用。青年邀集邻里品尝，众称口味甚佳。翌日的黄昏，青年在闹市处支起小灶，摆起家什，练摊炒起了河螺。“沙、沙沙、沙……”的炒螺声，虽说引来不少围观者，但食客甚少。几天之后，恰逢电视播映连续剧《公关小姐》，镇人被剧中的炒田螺和青年摊上的炒河螺所感染，还是经不住河螺的诱惑，落座摊前当起了食客。刚开始吃螺的时候，无论小孩还是成人都有些尴尬，有的满嘴满手的螺汤，有的不是吸不出螺肉，就是过猛吸出了螺肠。一些人不得不斯文对待，用牙签或钢针挑螺。后来，吃螺吃出了经验，筷子轻夹，入口双唇一吸，自然利索，潇洒得体，一吸一吮之中，回味悠长。
酷暑一过，秋风开始点缀起小镇的秋色，青年带着螺香告别小镇，回沪去了。天渐渐凉了，小镇的炒螺却热俏了起来，小吃摊通宵达旦，螺香四溢。小镇炒螺的手艺虽属“舶来品”，久而久之，却融入了地方的烹炒调制特色。镇上人把捡来的河螺用清水漂净去腥，剪去螺尾，用啤酒或黄酒猛火焖炒，加入姜、葱、蒜、酱、辣椒、花椒、香叶等佐料，色香味俱全。走近小吃摊，炒上一盘河螺，辅以小酌，在收获小镇夜景的同时，又有了爽口、畅快之感，尘世喧嚣也就抛到脑后了。
小镇的夜，总是悄然而至，又悄然而去。小镇的夜在不紧不慢中，因河螺而多了滋味。
艾叶饺
艾叶饺，野生艾草汁拌糯米粉作皮，包馅捏成饺状的小吃，皮薄馅多，玲珑剔透，色绿翠，味清香。
南方小镇，气候湿润，雨量充沛。人们田间山野劳作，患风湿者居多。传说小镇的先人为了减轻人们的痛苦，踏百川，尝百草，终于在暮年发现了艾草的驱寒祛湿之效。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批批生命从大地中走来，又纷纷走进了大地。镇人为祭奠先人，每家每户在清明节前都包艾叶饺，且作为不成文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开春的时候，是镇上人野外采艾的日子。人们或提篮、或提桶、或背篓，结伴而行。洲滩边，山坡上，绿丛中，散布着采艾的人群。春光和煦，艾青人欢，笑语欢歌与百鸟争鸣，五彩服饰与春光竞媚。追随着纷纷的清明雨，小镇人家飘出了艾叶饺沁人的清香。
青山逶迤成曲线，小镇在走向市场中丰满起来。古朴、热情的镇人，把艾叶饺作为一种大众小吃，四季敬宾待客。
艾是绿的，茶是绿的，树是绿的……正是这一棵、一丛、一片的自然之绿，凝成了生命的绿色。小镇人开诚布公，是绿色就要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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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生晒参”
高低
仲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报社的三楼值班。门卫打电话上来，告知有一位老年读者来访，说是有东西要转交姚杰……
我答复门卫，那就请他上来吧。搁下电话，却搁不下姚杰这个名字。这是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生，因患脑瘤而被迫辍学，而他的在同一亏损单位工作的父母，别说已无经济能力为他治病，就连每天起码的营养都无法保证。在承受了七十六次化疗后，这位身高一米八二的小伙子体重已减至四十四公斤，且左颊面神经瘫痪，但他仍在渴望康复，渴望恢复学业。为此，我们报纸发表专稿《一个大学生的渴望》，呼吁社会力量的援助。连日来，读者来信、来电、来访不断，纷纷向姚杰伸出热忱的手……眼下，又有一位老人为此事而来。
时光过去了二十分钟，可那位老年读者并未上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疑惑之间，走廊里有了响动。我走到门口，只见一位腰背弯曲得接近九十度的老人，由门卫陪着，走两步，停一停，慢慢地过来。我现在值班的这幢老大楼，星期天是不开电梯的，这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一步一走走上来的呀！早知是这样，我就下楼去接待了。怎奈，他已经上来了。
这位年届耄耋的老人，扶杖而行，步履维艰，我将他搀进值班室之后，他一面放下手中的东西，一面喘气，汗珠从额头沁出。我让他坐下歇歇，还绞了一把凉水毛巾给他。
待缓过气来，老人费劲地抬起了头，他的头颇大，须发白而稀疏，脸上的皮肤皱而松弛，布满了老年斑。
老人听觉失灵，生怕别人也听不见，大声告诉我，他看了报纸，很受感动，也很同情姚杰的遭遇。说着，他那双粗糙而青筋凸突的手，抖抖索索地解开系紧了的马甲袋，从中抓捏出六十元钱、四支生晒参、一盒蜂蜜即食珍银耳、一小瓶大黄苏打和一封信，要我们转交姚杰，略表自己微薄的心意。信上强调：“……陆拾元给您订一瓶牛奶，牛奶宜饭后吃，空腹吃不太好，晚饭后吃对睡眠有益……”落款是“一老人”。
钱物虽不多，但是情真意挚。
老人耳聋，我在纸上写下一行字：“请您留下地址、姓名。”
老人动作迟缓地摸出随身带的厚厚的放大镜，罩在我写的字上，待一个个地看清后，摇摇头说：“我不想扬名。”
我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意思，当然仍是用笔：“您最好还是留下地址、姓名，这也是个手续问题，再说姚杰领受了您的心意后，也好知道是谁的善举。”
老人再次将纸条和放大镜凑近眼睛，放大镜来回移动了好几遍，看懂我的意思后，固执地表示，他不愿留下姓名。还问我：做这种事可不可以不留姓名？
我笑着写道：当然可以。并问：大热天的，您从哪儿来？
他用放大镜“照”过我的“书面问话”之后，迟疑了一会儿，才说，他从普陀区的长寿路赶来，他来连子女都不晓得。
嚯，这么远的路！从他家到我们报社，至少要换两三趟车，而且中间有些路是必须靠脚走的。我对老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可却感受到了淳朴的古道热肠……
炎夏盛暑，一个已届桑榆暮景的老人，从大老远的地方颤巍巍地赶来，向一位贫病交加的大学生“略尽绵薄”，令我为之动容。我通过“笔谈”请他放心：所有捐赠者的钱物，报社都会及时转送到姚杰手中的。
老人透过放大镜看清我写下的“谢谢”两字后，连连作揖。临走前，他又用线绳将钱和物品小心翼翼地扎好，回复成先前的样子。
站在大门口，我目送着他那弓一般的身影，真有点放心不下，要不是正在值班，真想送他回去。
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交班了，那时，未知老人是否已安然抵家。
我在记事本上登记着老人送来的钱物，当写到“生晒参”三个字时，我揉了揉被塑料袋包着的四支生晒参，琢磨：它们周身起皱，毛须也断落不少，但却能叫人提起精神，给人以活力。这位刚刚离去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不就是一支有着滋补作用的“生晒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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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嘉兴秀州书局藏书票
《弘一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