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项南同志哀辞
赵朴初
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意态惊英发，言辞喜真挚。及君主闽政，我偶访福州。相见辄欢喜，劝我南山游。游归道所见，为我解烦忧。古刹脱虎口，令行众愿酬。岁月去如飞，我已称耄耋。病身托医院，不意君亦至。朝夕相过从，谈笑如昨昔。知我念家乡，太湖贫困邑。为筹千万元，周济饥寒急。忠爱与友情，众我咸感泣。君年少于我，体魄亦魁梧。方期百岁宴，同倾甘露壶。孰知噩耗传，君竟挥手别。岂惟亲友悲，闽民同泣血。君生有自来，世代传功烈。尊翁为革命，铁骨甘百折。山路任漫漫，登攀无断绝。君今逢盛世，且为尽心力。一瞑应无憾，千载留勋绩。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载入中国农业机械化史册的贡献
——悼念项南同志
杨立功 袁成隆 于明 刘昂 贾鲁峰 武少文 李本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们无不感到震惊、惋惜和悲痛！
项南同志1918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从小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和中央苏区环境的影响，少年时代就认真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寻求革命真理。青年时代，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为党工作。50年代，他在共青团的领导岗位上，为团的建设和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血，提出了许多有胆识有价值的改革意见。1961年，他调任农机部办公厅副主任，从此与农机化和农机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热爱祖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了20年，作出重要贡献。在离开农机行业的工作岗位之后，他仍然关注、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改革与发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们曾与项南同志一起在农机行业长期共事，无不敬重他的为人，钦佩他的胆识，崇尚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对工作满怀激情；他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他坚持真理，敢于仗义执言，作风朴实；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待人真诚。他一生坎坷，但他都能正确对待，顾全大局，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他崇高的思想品质、优良的工作作风、顽强拼搏的革命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们追忆他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的精神，回顾他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艰苦奋斗的实践，略寄沉痛的哀思，以慰英灵。
一
项南同志1961年调任农机部办公厅副主任，后任农机局局长。他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农机部的调研工作，显示出敏捷的思路、务实的作风、卓越的才华和领导能力。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2年底，项南同志在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方针政策、借鉴国外农业机械化经验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内外关系，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全面、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切合我国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1963年到1964年间，他又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中南、华北和东北农村，对9个省、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这些地方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当时，农机部树立的几个农机化先进典型，如广东省的南海县、湖北省的新洲县和辽宁省的阜新县，其典型经验的总结大多出自项南同志之手。他还将调研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经过整理和提炼，撰写成上万字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阐述了稳产高产离不开农业机械化、人多地少的地方也需要机械化、机械化后劳动力不愁没有出路、要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与半机械化要并举、农业机械要综合利用、制造维修与销售使用要相互结合等重要观点。他撰写的论述文章和考察报告，曾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等报刊上发表，对于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许多观点、意见和主张，与196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确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体现出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二
“文化大革命”中，项南同志遭受迫害和冲击，被列为审查对象，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身处逆境之中，既要干重活脏活，又要接受审查批判，但他从未动摇过革命理想与信念，始终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错误。他坚持一边干活，一边看书学习。1970年5月恢复工作后，他先后担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主管农机的副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竭尽全力地抓好分管的各项工作，在农村、在工厂、在牧区、在研究院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发展农机化和农机工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措施在他的奔忙中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项南同志在主持农机局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发展村镇“五小工业”（即小煤矿、小钢铁、小水电、小化肥、小机械）的方针，强调指出发展“五小工业”与发展农业机械化是“越富越‘化’、越‘化’越富”的关系，提出了通过发展“五小工业”为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的思路。在抓农机修造厂方面，他提出要“南学中山，北学双城”。在抓小型柴油机质量和名牌产品方面，他总结出“农民喜欢莱阳造”。他非常重视农机产品的结构调整，针对一些地方上拖拉机厂劲头很大而忽视“两配”（即农机配件和配套农具）的倾向，他深刻地指出：“‘化’不‘化’，在于‘挂’（配套）。”他提出要“先修后造”、“宁肯少装主机也要满足农民修配需要”，同时连续3年向计委申请了“两配”专项投资，为农机专业化协作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这期间，他还参与筹备第二、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
三
项南同志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快，办事果断，富有远见。1975年，他组织调查国内大中城市鸡蛋供应情况，得知从农民手里收购鲜蛋到商店零售，中间要经过十多个环节，时间长，损耗大，政府要补贴不少钱。项南同志说，为什么不能用政策性补贴的钱来建机械化养鸡场呢？同年（1975年）8月，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副总理提出的“要强调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农村可以搞一些机械化养鸡场”、“要考察引进外国新技术”等重要意见使他深受鼓舞。1976年，为及时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他率团赴美国考察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和经验。在随后的一两年时间内，他又先后组团到意大利、法国、英国和丹麦等国家进行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综合考察，总结出欧美国家解决农业问题的主要经验是把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使生产手段现代化，生产方式机械化，生产组织集约化、专业化，生产管理企业化。十几年来，机械化畜禽养殖场遍布全国，为保证城市肉、蛋、奶的供应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推广草原网围栏养牛、养羊和农田免耕少耕等技术方面，项南同志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项南同志还大力倡导农机行业开展国际交流，学习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978年10月，在他的主持下，来自罗马尼亚、瑞典、瑞士、荷兰、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西德和丹麦等12个国家的320多家厂商，参加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北京外国农机展览会”，共展出农机具725台（套）。这次展览会不仅规模大，而且影响大，作用大，特别是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举办的，因而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1980年10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北京联合召开发展中国家发展农机工业经验交流和合作会议。这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较大规模的国际性农机工业会议，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名代表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项南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的发言，向外国同行介绍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遵循因地制宜、有先有后的原则，农业机械化要和多种经营相结合，争取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并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受到国外代表的欢迎和好评。
四
1979年2月农机部恢复后，项南同志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刚刚付诸实施，项南同志就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推进农机工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艰苦工作中。当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业机械作为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必须是公有制，农民个人是不能拥有的。当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开始将拖拉机卖给农民时，农机部领导层对于农民个人能否购买农业机械认识也不一致。项南同志认为，农民拥有自用的生产资料，只会有利于农业生产，而无损于公有制，因而他对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给予了坚决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机械进入市场，以生产资料形态进行商业流通，在理论上是一大突破，是我国国情之需要，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之需要。后来国务院于1984年2月27日正式发文规定私人可以购买农业机械，但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行动上，农机行业都超前了一步，这与项南同志思想解放、不怕责难、敢于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1979年底至1980年初，项南同志到湖北、江苏、上海等地调查研究时，就听到各地对农业机械化有不少议论，对中国应不应该搞农业机械化以及什么时候搞持有不同看法。他及时撰写文章，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干部学校宣讲，并在《农业机械》等农机报刊上发表。
项南同志1981年底离开农机行业的工作岗位，调任福建省委书记，1987年退居二线之后又先后担任中顾委委员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职。地位变了，职务变了，但他对农机化事业的热爱之心，对农机行业干部职工的深厚感情始终没有改变。1983年，在《农业机械》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已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给编辑部写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以一个老农机战士的身份对杂志创刊25周年表示祝贺。1988年，《农业机械》杂志创刊30周年，时任中顾委委员的项南又写了题为《祝三十而立》的贺信表示祝贺。项南同志把他对农机化事业的热爱，把他对农机化发展的关注，把他对农机行业广大干部职工的关怀之情，通过《农业机械》这本普普通通的科普杂志，传送到全国，传送到每一位农机工作者的心田。直到他逝世前10天，他还与在北京的美籍农业专家和农机科研单位的领导畅谈改革，畅谈如何发展农业、发展农机化事业。
项南同志在农机行业的岗位上全身心地奋斗了20年，离开农机行业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农机化的改革与发展，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史册！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献给一个世纪的怀念
——纪念伯伯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
彭钢
今年是我的伯伯彭德怀诞辰100周年。这个世界上能够活过百年的人很少，通常来说，人生如同一颗流星，总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间，这本是大自然的规律。然而，也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已经属于过去，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却在人间长久地留着，注视岁月光华拂过他曾经生活的世界。我想，我的伯伯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人民却永远怀念他，而且这种怀念还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深化。这是我在怀念伯伯的时候最感到宽慰的。
不尽的亲情
我的父亲彭荣华是伯伯彭德怀的小弟弟，他和二伯彭金华入党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先后牺牲。靠地下党的接济，靠两位母亲咬紧牙关在苦日子里煎熬，我们全家人顽强地活了下来。湖南解放后，我们兄妹5人被送到北京上学。
那是1950年的春天，伯伯彭德怀到北京开会，我第一次见到了他。我是彭家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那年11岁，伯伯见面就叫着我的小名说：“你就是玉妹子呀。”那天晚上，我们在屋里搭了一个大地铺睡下，让伯伯睡在床上，他却出去开会了。第二天天亮，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而伯伯睡在沙发上。原来他把我抱上床了。
1953年，伯伯从朝鲜作战回来，我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来看他，向他叙述了我父亲和二伯父牺牲的情况。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我们这些孩子也哭了。这时，眼泪从伯伯的眼角大滴大滴滚落下来，他的嗓音沙哑了，说：“孩子们，不要哭，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而自豪，我为有这样的好兄弟而骄傲。”从这时起，我和他住在一起。除了他或我不在北京和他被囚禁的日子，我们始终生活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终止的那一天。
中南海永福堂里有两棵海棠树、两棵杏树。那时我很淘气，有一次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卫员发现了，大声喊：“快下来。”结果惊动了伯伯，他也跑出来了，冲警卫员摆摆手，示意不要再喊。原来他是怕我害怕摔下来。我在树上冲他作鬼脸，他在树下冲我笑。等我下了树，他狠狠责备我：“风吹树摆你也摆，吓不吓死人呀？就这么棵小树，还爬到尖子上摘海棠，摘那么多海棠做什么呀？”我说：“给同学吃。”一句话就使他转怒为喜，笑着说：“个人吃了烂牙腔，大家吃了喷喷香。”伯伯知道我不是为自己就不再说什么了。伯伯是三军统帅，举止威严。这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面，但世上很少有像我这样能够长久地在他身边，领受他充满温情的疼爱。
就在我考上大学的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伯伯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对庐山会议的思考
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回忆录和历史文献，使人们对伯伯彭德怀在庐山上“万言书”，为了纠正不正确做法，向领袖提出批评意见的过程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
我没有跟随伯伯上过庐山，对庐山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听伯伯下山以后讲的，后来又看到了许多历史档案和文献。就亲身经历来说，在我印象中最真切的是伯伯下了庐山以后的思考过程。这段日子是痛苦的，也是他在思想上不断升华的过程。
刚下庐山，伯伯彭德怀首先面临的是对无中生有的“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在当时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气氛非常紧张。在这个问题上，伯伯不再退让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事后对我说，当时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可以作检查，要什么给什么。但决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和名单。否则就要把军队搞乱了。如果搞垮了人民军队，我的罪恶就太大了。伯伯的想法是，哪怕把全部罪名都揽到自己头上，也要保护他人，保护战友。
后来杨勇叔叔告诉我，当时有人找他谈话，要他“划清界限”，不然“也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可见如果伯伯提到谁的名字，谁的处境就会十分危险。王平叔叔也对我谈到，当时追逼“军事俱乐部”时，他曾和几位战友议论：“我们都是彭的老部下，他要搞‘军事俱乐部’，为什么不拉我们几个参加？”事实上，伯伯一向最反对搞宗派，拉山头，即使对于历史上形成的“山头”，他也一贯主张削平。这是伯伯的云水襟怀，也是他面对历史可以胸怀坦荡，问心无愧的地方。
其实，下了庐山，假如伯伯继续认错，他的处境也许会稍好一点。1959年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要伯伯前去中南海谈话，在座的还有一些领导人。毛主席针对伯伯提出要去农村劳动一事说，你年纪大了，不必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伯伯说，这样的话，他打算去党校学习4年。毛主席说，两年就够了。说完这些话，毛主席和屋子里的人都没有说话。在座的人看出来，如果彭德怀此时表态认个错，领袖会有所表示。
对于这种期待，伯伯看出来了。但是他倔强地不说话，沉默片刻之后起身告辞，表示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彭德怀又一次错过了与毛泽东谅解的机会。以我对伯伯的了解，他是觉得，在庐山上认错检查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如此”。但在山下认错则只是为了个人的处境。他认为个人不足惜，不能再认错了。
这也是伯伯对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
下了庐山以后，伯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又以其中两件事为最。第一是事实证明了，他在庐山上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继续“反右倾”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农村出现了严重饥荒。1961年暑假，当他得知安徽农村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时，他的痛苦有如万箭穿心，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当时看到他那么难受，我想安慰他，说：“要是庐山会议接受你的意见，纠‘左’就好了。”
伯伯的神色却更痛苦了，说：“我倒希望真的是我完全错了。开庐山会议时，我是看到比例严重失调，国家经济困难，感到再不刹车不得了，所以才写那封信。没想到写信的结果是进一步反右，使得问题更严重了。早知如此，这封信我就不写了。”他痛心得连连摇头，说：“唉！我这个人哪，当时不写信也不可能。”
伯伯的这番话说明，庐山上发生的事情是有其必然性的。与此连带，另一件使他痛苦万分的事，就是他在庐山作的违心检查。最初，他认为在庐山作检查是“为了顾全大局”，是为了领袖的威望、维护党的团结。渐渐地，他的想法改变了，认识到事情未必如此。1962年“七千人大会”文件继续批判彭德怀，又给他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看了那份文件，他对自己在庐山的违心检讨更加痛心了，在几天中对我说了多次：“也许我应该坚持到底，即使我垮得更彻底。开除党籍，坐牢，也许这样对党更有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下了著名的“八万言书”，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中的经历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
当时，曾有人劝伯伯再作检讨，按文件说的那样去检讨。说这样能取得谅解，也许还能出来工作。
伯伯愤慨极了，拂袖而起，连声说：“庸人之见，庸人之见！”在对真理的艰苦探求中，伯伯的骨头变得更硬了。事后他对我说：“不负责任乱检讨，更要给党增加混乱。”
在吴家花园，他种树种菜，并随口吟诗赠给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然而，他在吴家花园吟诵最多，也最喜欢的是明朝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陪伯伯走出屋子散步，在不远处的池塘边停下，看到他亲手栽下的藕已经长出了挺拔的荷叶，荷叶上的水珠在微风抚弄下滚来滚去，在夕阳照耀下闪光。看了很久，伯伯对我说：“荷叶下面是藕，藕生长在烂泥里，它抽枝、长叶、开花，出污泥而不染。一个人也要这样。”
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我的伯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贫，伯伯只读过两年私塾，他靠顽强的自学丰富了自己的知识。1918年，20岁的伯伯在湘军中作文《论立志》，他写道：“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这时的伯伯立志了，要杀富济贫救中国。从此以后，他的思想不断升华，视野愈远，胸襟愈宽，要为普天下人民谋幸福。这也是一条艰难的、不断追求真理的道路。
谪居吴家花园，伯伯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和像《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科普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他还从中央党校请来教员讲解政治经济学。他对我说，过去打了几十年仗，从来没有时间系统地学习，现在我可要深钻一下了。
伯伯钻研了大量经济学著作，这使他对当时经济决策中的问题看得更加深刻。他反复阅读八中全会决议，在这份文件上写下一个批语：“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这是他对这份错误文件的最初批判。
伯伯一边看书一边写笔记，在看过的书上写了大量眉批。这些笔记和眉批，是研究彭德怀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可惜，伯伯的大量藏书在他身陷囹圄后被“专案组”销毁了。
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是不能被禁锢的。他逐渐深入考虑了国家的法制和民主建设问题，这是他在庐山上没有更多思考的。他严肃地对我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敢讲真话？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说“里通外国”，不调查，不取证，一句话就定罪，党章还要不要？宪法还要不要？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周武王伐纣”的故事，传说武王出兵前，第一次听到报告说纣王荒淫无道，第二次听到报告说人民怨声载道，武王都按兵不动。待到第三次有人报告说纣王统治下的百姓都不说话了，武王立即出兵灭了商朝。伯伯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老百姓不敢讲话，问题就确实严重了。”“八万言书”就是伯伯带着要讲真话的念头写下的。
我认为，这时的伯伯，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比庐山上更加深刻。这种认识上的深化是他在认真读书、亲身搞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取得的。当然，他也免不了带有许多认识上的局限性，带有很多思想上的矛盾。我认为，如果他继续学习和研究，他的思想火花还会进一步迸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剥夺了这一切，伯伯晚年的悲剧是永远发人深思的。
百年忠魂的归处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伯伯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自1967年夏天被“红卫兵”揪斗打断肋骨，接着被“专案”监禁，到1973年4月发现癌症晚期进入医院直至1974年11月逝世，则是整整7年。受了那么大的冤屈，遭受了那么非人的折磨，伯伯的生命力怎么如此顽强？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希望自己顽强地活下去，看到希望重新回到自己的面前。
以我的理解，伯伯胸襟宽广，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早已把个人的命运置之度外。在庐山会议以后，他认为自己经受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而是一个民族在发展中经历的曲折。他发自内心地希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只留一身清白。他和我谈起自己蒙受的冤屈时说，这种事情历史上多得很，现实也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历史将会为我作出公正的评价。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你是能看得到的。”
他被监禁以后，亲人不能探视，直到他于1973年4月被确诊患了癌症，我才得到允许去看他。这时，他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了。他在病重期间，对医务人员和我说过多次：“我没有什么可以给党和人民了，只有这个身体了，把我的身体解剖了给人类作最后一点贡献吧。”
在这最后的探视中，我再次感受到伯伯的深情。他一生转战，到过许多地方，他最怀念的是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乌石峰下。庐山会议以后，他经过批准曾回过一次家乡。那里有他的家人，长眠着他的两个弟弟。1974年10月23日，我和堂兄去看望他。伯伯突然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很快就要结束，他说：“看来，我是不行了。我死后，骨灰是不是能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呀？你们的父亲是光荣的烈士，可我……我怕玷污他们呀……”这是伯伯临终前表述得最完整的话，他分明是希望告别人世之后回到他可爱的家乡。
36天以后，伯伯与世长辞。
他逝世4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过去对彭德怀作的错误结论，为他彻底平反。
如今，又是20年过去了，临近伯伯彭德怀百年诞辰纪念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商议，为实现伯伯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让他和亲爱的弟弟永远长眠在一起。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家乡的人民也希望迎回自己忠诚的儿子。
亲爱的伯伯将要回归故土了，从他出生到永远回到家乡，正好100年。从物质财产的角度来说，他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从精神财富的意义上，他留给后人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0年来，我不知遇到过多少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向我倾诉对伯伯彭德怀发自内心的怀念和景仰之情。这种感情也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伯伯的认识和理解，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伯伯一心为人民，因此人民也还他一片真情。
写于199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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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注释赵朴老《项南同志哀辞》
汪志馨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年逾九十高龄的赵朴老送来了《项南同志哀辞》。这是他亲手书写的长达四十多句的五言诗。言真意切，表达了他对项南同志的厚爱和深情。我们全家人感动万分，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现对文中的掌故略作注释。
一、“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赵朴老和项南都是由安徽省选出的代表，编在一个组里，他们初次相识，一起学习讨论，互相有了了解。
二、“古刹脱虎口，令行众愿酬。”
一九八一年底，赵朴老视察福建。项南带他们看了福州的西禅寺，并请他们再到漳州的南山寺看看。赵朴老一到漳州，看到南山寺后面是个动物园，动物园占用了寺庙的一部分房子，园里还养了老虎。赵朴老看了很难过，回到福州就把这些情况同项南说了。项南听了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打电话给漳州市委处理这个问题，把占用寺庙的房子立即退还。并要各地彻底落实宗教政策，把寺庙的管理权归还给佛教协会。今后要尽可能帮助寺庙进行修缮工作。赵朴老对这些做法很满意，解除了他的烦忧。他称赞项南办事认真。
三、“病身托医院，不意君亦至。”
一九九六年六月，项南同志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三个月。赵朴老因病也在住院。这一时期，他们朝夕相处，过往密切，谈得就更多了。
四、“知我念家乡，太湖贫困邑。为筹千万元，周济饥寒急。”
安徽省太湖县是赵朴老的老家，当地农民非常贫困。赵朴老每年都要拿出点钱去救济乡亲。项南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就请安徽省扶贫基金会帮助解决。经过实地调查，基金会给太湖县扶贫资金一千零三十六万元，并帮助县里认真选择了投资项目。赵朴老知道后，认为此举解决了太湖县贫困乡镇的“饥寒急”，他和当地群众都非常感动。
五、“尊翁为革命，铁骨甘百折。”
项南的父亲项与年，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是福建省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特科”工作，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后来到延安，一九四五年到东北，“文革”中被下放到龙岩。一九七八年在龙岩去世。赵朴老称他为了革命而“铁骨甘百折”，并为反映他革命生涯的《山路漫漫》一书题写书名。
在这里，我再一次向赵朴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撰写悼念文章和发来唁函唁电的项南同志生前友好和各界人士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