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来自北京、台湾、香港、澳门的十三家艺术团体五百多位音乐家，将聚首北京人民大会堂，以一台音乐盛会，迎接1999年，祝福二十一世纪。
迎新年音乐盛会筹备就绪
迎新年音乐会是近几年各大城市的时尚，但多数各自为阵，零零散散。而今年12月29日，一台盛大的新年音乐会将以独特的面貌、宏伟的气势、空前的阵容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来自北京、台湾、香港、澳门的十三家文艺团体参与盛举，五百余位音乐家为新年为新世纪欢歌欢奏。
中华海外联谊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中华文化联谊会共同主办的这场名为“华夏世纪情”的新年音乐会极具象征意义，因为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是澳门回归年，是香港回归二周年，也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以联合举行音乐会的形式可以昭示出民族同根、热爱和平、追求光明前途的时代主题。
十三家团体有中国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台湾省立交响乐团、澳门室内乐团、香港圣乐团、香港明仪合唱团、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合唱团、中国广播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儿童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陈佐湟将指挥台湾作曲家吴丽晖的交响序曲《中华民族序曲》；香港小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叶聪将指挥香港作曲家陈永华的交响诗《晨曦》；澳门室内乐团音乐总监袁方将指挥《黄河大合唱》选段《黄河颂》；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将指挥中国民谣组曲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三、四乐章。歌唱家傅海燕、杨洁、张建一、袁晨野将登台演唱。音乐会将在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中结束。（文同）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随笔
精品与制作
赵先德
生产领域的每一个行业，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各行业，都存在精品意识的问题。制陶大师为烧得一批或一件精品往往毁掉整窑整窑的平庸之作，绘画巨擘们也是如此。在他们，毁弃平庸是对伟大的靠近，舍掉粗糙是对精细的追求。
这是一种胸怀，大师的胸怀。
十九世纪的东西方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却能追求艺术的精益求精。这是一种对艺术的虔敬。
虔敬是成就艺术的要素。浮躁则是致命的敌人。前不久，调查一个地区的精品创作，竟发现这样的怪事：长篇小说创作评奖即将开始，两个平级的文化单位从市级精品工程费中各得数万元后，甲单位买一书号为业余作者早已写就而难以问世的长篇出书，书稿付印后，因款不到位，印刷厂只让提走百余本书参加评奖，而该单位评奖之后也就万事大吉；乙单位经济实力较强，除买书号外，还给作者开了讨论会，只是有一点让人哭笑不得，因为登记精品的时候，作者刚刚动手，作品是赶制的，以致那带到讨论会上的作品是刚刚出笼的新货，评委们接到新书后只得连夜翻看。
一本书下来，从买书号到请评委，五六万人民币填进去，而作品只是走了从印刷厂到造纸厂的过程，没有发行，没有读者，放在个人的贮藏室里又占空间，何利之有？何益之有？平心而论，精品最要紧的应是它积极的社会效益，是从众多的置于社会中引起反响的作品中拔出来的。一部作品不论多么成功，当它还没有经过读者（不指评委）检验的时候，当它刚从印刷厂出来的时候，评委们的意见也只是主观的，而那种只拿几十本面世的作品来参评更是对精品评奖的亵渎。上述怪现象的产生，也有艺术家自身的毛病，那就是浮躁与功利。
针对文艺产品的粗制滥造提出精品意识，有关方面还以各种称号鼓励，出发点无疑是对的。精品的制作是一种提倡，一种大环境的设立。有了这种大环境，艺术家们精雕细刻就有了动力。
“大会战”式的、“办现场会”式的生产精神产品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不足取的，而且，也不符合文学艺术自身的创作规律。如果怀有热情的地方领导们能将钱花在作家深入生活、反复改稿上，而不是花在请评委送红包上，或许能出真正的精品，即使那样可能节奏慢了些，影响了政绩，但，历史会记住的。
渴望精品意识主导精品制作。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圆明园
此梦如何圆
本报记者 刘琼
圆明园情结：
实在难释
世人瞩目的圆明园，作为清代皇帝的夏宫，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一百多年不断地增修，建成总面积约五千二百亩的宏大华美之皇家宫苑。除去一半水面外，园内主要有一百四十余所宫殿楼阁和三百余处港、埠、岛、堤，各式建筑占地面积大约十五万平方米，故号称“万园之园”，又因云集古今中外园林特色和建筑风格于一身，被法国文豪雨果誉为“东方梦幻艺术杰出代表”。
然而，这座收藏无数稀世珍品的艺术宝库被英法联军1860年的一把无耻的劫掠之火焚毁，炎黄子孙“修炼”了几千年的尊严也在烈火中焚烧殆尽。1900年，圆明园复遭八国联军洗劫后，清廷放弃管理，国内的军阀、官僚、买办、歹民趁势拆移、盗运残园的建筑材料以修建自家屋舍、花园和墓地。在中外强盗的劫掠下，美丽的圆明园从此沦为一片废墟。
历史是不能忘怀的，尤其是记录着落后遭打的耻辱年轮、曾经显示中华文化的博古精深、放射着人类文明灿烂光芒的圆明园，更是时时牵动着华夏儿女的心扉。建国初期，因百废待兴，财政紧张，无力顾及的圆明园被定为遗址公园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直有意重修圆明园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务必保留圆明园，不要把地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行恢复。十年“内乱”，圆明园再遭重创，据说曾一次性地被运走五百八十二车石料、拆掉八百多米围墙、砍伐一千多棵树木。“文革”结束，满目疮痍的圆明园再次映入人们关怀的眼帘。八十年代，宋庆龄等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参议“复圆”，因种种原因并无定论，但此后圆明园所在的海淀区政府开始加强绿化，有计划地迁移园内居民。在这期间，许多高校尤其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始终把圆明园发展规划作为课题加以研究。圆明园已成为民族不可或忘的记忆。
1994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法期间，特意请人查对当年雨果怒斥英法强盗火烧圆明园的信件。同年11月1日，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纪念建院四十五周年茶话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对在场的八百位科学家谈及此信，感叹不已。这封信被光明日报全文发表后，在全国掀起圆明园爱国主义教育高潮。
重修还是不重修：
意见不一
八十年代以来，圆明园是“重修”还是“不重修”，意见始终不一。今年10月22日，作家从维熙在《北京晚报》上发表《重建圆明园的话题》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重修圆明园，时隔不久，一位学者发表意见截然相左的商榷文章，从而再次挑起了“重修”与“不重修”的“战火”。
“重修”乃再现昔日之美。清史专家王道诚、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不久前就重修圆明园正式向北京市政协提交了议案。此举一出，得到北京建工学院教授何重义等一些建筑学者的大力支持。理由很简单，五十年代确定圆明园为遗址公园，无非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整修，如今条件好了，自然应该再现这一人类历史的建筑奇迹，否则太对不起子孙后代，因为，如此之美的东西如果永远消失，未免太可惜了。此外，一部分社会学者也从开发旅游资源和扩大投资的角度，响应了这一提议。
反对者则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动议重修圆明园，无非是对历史和美毫无感知而已。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是爱国教育最有力的历史教材，其本身就是文物，现存价值无可替代。文物古迹价值最大的就是“真”，重修圆明园是对其文物价值的轻视。除了从历史和文物角度审视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的价值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等学者还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废墟也是一种美，并且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内敛的凄美比张扬的华美，更具审美价值。何况，由于缺乏原始图纸，重修后的圆明园只会不伦不类，既无多少观赏性，更无任何现实功能。可以说，在反对重修圆明园这一观点上，文物界、历史界、社会学界和文学界的意见比较一致。
除上述两种对立观点外，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等则主张部分修复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现存遗址部分实际上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大部分景点已荒废了。像“九洲清宴”这样的中国建筑史上的精华，如果能在不影响遗址观瞻的前提下加以修复，使之与维持现状的西洋楼和大水法及其他景观相对比，在视觉落差中给人以心灵的震撼。那么，无论是观赏价值，还是教育效果，都远比现在好。主张部分修复者还提出易地重现圆明园全景、建造博物馆的方案。圆明园缩微全景，可与作为遗址公园的圆明园形成新与旧、残与全对比之美。
规划圆明园：
刻不容缓
圆明园的现状确实不容乐观。有报载，曾经是圆明园中心部分的九洲清宴景区如今一片狼藉，连残迹遗址都荡然无存；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园林，其西区到处是房舍和畜厩，随处可见大堆大堆的垃圾，臭气熏天；百分之四十的山丘被挖成平地或基本挖成平地；遗址的残垣断壁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挖地三尺。抬花轿等喧闹的市井游戏也纷纷登堂入室，徜徉圆明园，再也找不到昔日的静穆之美。此外，圆明园里二千多居民和十四个单位，仍无时无刻地对圆明园的保护构成威胁。管理之混乱，规划之无章，就更不用提了。
专家们纷纷呼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圆明园将会彻彻底底地成为废弃之园，不能再沉默了。9月份，上海社科院牵头专就圆明园保护和发展一事召集社科界人士集会商讨。
国家文物局早在前年已专款下拨圆明园三十万元经费。文保司孟副司长强调指出，圆明园的发展规划实在不能再拖了，本世纪内一定要解决。当前首先要尽快迁出园内居民，清理圆明园遗址。据悉，北京市政府已成立圆明园保护委员会并专门投资新建了一个居民小区。
历史难再，重修或不重修，圆明园都永远是逝去的辉煌。采访一圈下来，记者的心情愈益沉重，高楼大厦易建，圆明园、长城、古城墙这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旦毁坏了，就再也不能恢复原状。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有关部门作规划前，最好能充分耐心地听听专家意见。
题图：圆明园残迹，摄于1860年劫后不久。图中图系圆明园原西洋楼和大水法全景。（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信箱
山区文化生活贫乏
编辑同志：
我所在的地方是山区，十年前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那时有电影队，各村轮流放影片；有小书店，图书品种多而全；有文化站，天天对外开放；有文化室，日日开展活动；有文化户，夜夜热闹非凡。乡里每年还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农民文化节”。农民在闲暇时间，或去书店购买自己所需书刊，或呼朋引伴去看露天电影，或到文化站借书看报，或在文化室学习交流，或去文化户家游戏娱乐。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各展所长各取所好。
可是，近年来，电影队解散了，农民们一年到头难得看场电影；书店被百货店取代，农民买书需要到一百多里外的城里去（邻近乡镇的书店也或撤消或有名无实）；文化站消失了，群众没有了借书读报的去处；文化室人去室空，娱乐器具早已不知去向；文化户也逐渐萎缩乃至偃旗息鼓。至于备受农民兄弟欢迎的节日——农民文化节更是多年未曾举办了。农民们在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唱卡拉OK外，就只有闲逛、打牌搓麻将看录像，有的则热心于修庙建祠堂。一度销声匿迹的赌博、黄害、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据了解，这种文化场所（设施）从有到无、娱乐活动由多变少、文化生活从丰富返回贫乏的现象，并非只有个别地方存在。
面对村级集体经济日益壮大、乡镇财政年年增长、社会经济空前发达，而文化设施日渐削弱、文化活动逐渐减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现实，我们呼吁：请多多关心关心我们吧！ 江西 黄永东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当代音乐创作与民间音乐的传承关系如何看待？
●剽窃和音乐再创作究竟如何分辨？
《好汉歌》风波再起
赵季平状告三家
柳布章
11月18日清晨寒意逼人，偏居陋巷的北京朝阳区法院酒仙桥派外庭气氛却很热乎。不到9时，听众席已挤满来自京城大小媒体的记者和一些音乐人，电视台的摄像机也被特许架设在不起眼的角落。
9时整，法官宣布开庭。
今年5月底以来，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插曲《好汉歌》风风火火的歌声中，一场围绕《好汉歌》与民歌《王大娘补缸》是否相象的笔墨官司在圈内外热热闹闹地打将起来。半年后的今天，曲作者赵季平一纸关于名誉侵权的诉状，将以《“好汉”与“王大娘”咋就这么像？》一文率先“披露事实”的中学教师刘鸿志、最早刊发“刘文”的羊城晚报社、转载该文并配题“《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竟是剽窃之作”的《法制文萃》报分别作为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送上法庭。但被告始终否认对赵季平的侵权，认为是学术争执。
原、被告因故均未到庭，由法律代理人根据事实宣读起诉书和诉讼要求。原告胸有成竹，拿出的“武器”有中国交响乐协会和中国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对第一被告会员身份给予否定的书面证明，尤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对《好汉歌》作曲的明文肯定、《水浒传》全剧音乐作品获近日揭晓的电视“飞天奖”优秀音乐奖的证书，杀伤力很大，有力支持了《好汉歌》曲作者的“原创身份”。面对原告的咄咄气势，被告并不示弱。刘鸿志代理人凭借钢琴对两首曲子的弹奏，详细分析了《好汉歌》和《王大娘补缸》曲谱。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着棋。清脆的钢琴声使干巴巴的法庭陈说显得活跃而感性。羊城晚报社力陈刊发“刘文”意在引导学术研讨之立场。法制文萃报出示了其他报刊“剽窃”报道，说，“《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竟是剽窃之作”一题忠实转文原旨，不应承担名誉侵权责任。四方各执一词，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法庭上空。鉴于该案技术性太强，法庭要在有关专家充分论证后尽快再行审判。
休庭后，记者就这桩因著作权而引发的名誉侵权案件采访了一些作曲家和乐评人。该案事实上已超出个案意义，关乎许多吸收民间音乐的优秀作品的作曲权如何界定。音乐人普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认为，作曲是非常复杂的艺术创作过程，不能简单量化，有时候看似不多的改动可能会改变整个音乐情境和旋律节奏，希望庭审务必慎重，以使今后解决类似纠纷“有案可依”。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瑞奇·马丁’98中国行
正如亚运会之后我们没有记住会歌而只记住了“亚洲雄风”，’98世界杯后更多的人记住的也不是会歌，而且“GO，GO，GO！ALE，ALE，ALE”和演唱这首歌的那个帅小伙儿。
12月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您将在现场直接感受这份属于1998年的生命律动：瑞奇·马丁和你面对面。
拥有四张屡破白金记录的畅销专辑、场场一票难求的演唱会、参与各种演出均受欢迎的瑞奇·马丁，不仅是拉丁美洲当红巨星，更凭借一曲《生命之杯》，获得亿万球迷的心。（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大舞台
“梅花奖”得主和“第一老生”出演《初定中原》
山西晋城上党戏剧院的新编历史传奇剧《初定中原》，11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展演。全剧围绕年轻的皇太后与摄政王多尔衮、小皇帝福临三人之间皇权与爱情、亲情的复杂矛盾，展开了一场爱与恨、生与死的较量。饰演孝庄太后的吴国华是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饰演多尔衮的张保平素有上党梆子“第一老生”之称。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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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香凝美术馆致力学术交流
“首届何香凝美术馆学术论坛”最近将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开幕。此次学术聚会旨在通过邀请文化界人士共同研讨当代文化情境中中国艺术的性质、问题及发展前景，为全国学界提供一个跨学科交流的机会。（建武）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大舞台
十位书画家联袂开展览
由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主办，中国青年书画家协会承办的“第六届当代中国书画家十人联展”最近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展出，共展出了马世富、王宗都、吕少华、李安胜、张执中、张宗彪、陈奕秋、陈福耀、赵忠、高天庆等书画家的精作五十余幅。
（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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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舞台
《昨日的承诺》描绘反贪内容
电影《昨日的承诺》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毕，近日在深圳召开研讨会。由深圳市反贪局长林石喜创作的《昨日的承诺》描绘了反贪战线的斗士赵汉青和他的战友们，不屈不挠、英勇机智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同腐败分子斗争的事迹，刻画了在权与法、金钱与道德的较量中，人民检察官的凛然正气和与民同忧的英雄形象。杨在葆执导并主演。
（孙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信箱
农村文化建设难
编辑同志：
笔者在乡镇工作，长期和农民打交道，深知群众的喜怒哀乐。但在近几年中，农民的这种朴素愿望和要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经济发展和文化滞后的矛盾突出。
第一，农村文化建设力量薄弱。在笔者调查的百余个乡镇中，有文化站和文化专干的乡镇不到三分之一，而真正把文化专干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文化建设上面，充分发挥文化站职能的乡镇更是少而又少。文化专干既无权又无钱，大都陷于与文化无关的事务性工作中，文化工作只能听之任之，仅有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能停留在办证、收钱、罚款的被动管理上。乡镇文化建设既没调查研究，也无规划行动。村社文化组织和建设更是一片空白。难怪，笔者问及对乡镇文化站和文化专干的印象，九成以上的群众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和人员。
第二，农村文化传播渠道不畅。受市场因素影响，新华书店经营困难，乡镇营业机构普遍面积减少或转作他用，农村读者购书困难重重。邮政服务难尽如人意，重征轻订发行的痼疾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挫伤了农民订阅报刊的积极性。农村广播电视发展缓慢，曾经普及入户、群众喜闻乐见的有线广播网络已荡然无存，而分村分片安装的高音喇叭既难做到定时广播，又难保证收听效果；县、乡电视转播重有线、轻无线的现象愈演愈烈，农村电视收看效果普遍较差，频道极少，主要面向农村的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不少地方根本无法看到。大多数乡镇已不放映电影，过去十分活跃的农村电影放映队已销声匿迹多年，绝大多数农民一年难看上一两部影片。
第三，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缓慢甚至有所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剩下老弱妇幼留守家园，不少地方迷信、赌博盛行，治安状况恶化。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已经成为农村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四川 张重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