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我的家园征文
村口的石墙
邓宏顺
面对地图，我无法找出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用一串文字符号写出来也还如同通常小村的路程绵延而曲长：湖南省辰溪县伍家湾乡邓家湾村。然而，自古以来就和城市相距很远很远的小村，如今已被车轮滚得变近，翻过那座被锄头开挖成了红色公路的山坳，就见村后的电视差转台和小村屋楼上晾晒的红绿花衣，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富有时代的美丽。下车在村口的水泥拱桥上和乡亲们相拥而坐，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现实。我记起十七八岁在村里务农时秋季出村送粮和夏季担化肥进村的情景。鸡叫头遍就起床，肩上压着重担，要在一天里走完一百二十里路程，而且途中要翻越三座大山，还吃不上一顿中饭。想起这事，即是今天也还使我浑身筋骨发软。我凝望着伸出山外的公路和停在村口的客车，我又不能不相信我是坐着自己村里的客车回到我故乡小村的。
走过拱桥，迎面就是那堵石墙拉长在村口，墙头上如今长着很多宜人宜时的花草，把日月气候和乡亲们高兴的心情全都融在花和叶的鲜艳里。墙面是小村的“史记”，那儿曾重重叠叠地写过各种各样的标语。这标语就使我们那偏远小村的妻子邑人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是每一幅标语的背后都有些故事和祖国的命运相联。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在湘西剿匪时最早写上石墙的。五十年前小村人记得，自从有了那幅标语，土匪才在这块土地上消失，一个又一个生命才又让母亲的奶头喂开了眼帘，一块又一块田地才又让父亲耕耘出丰收。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这幅标语总使我记起妹妹那双饥饿的眼睛。那是黄昏，我领着妹妹站在食堂门口盯着饭甑冒出的热气，米饭的香甜使妹妹的眼睛瞪大得出奇。其实那种企盼全是白费，我们每天的二三两米饭都必须由爸妈从食堂里称回家中“开餐”。四岁的妹妹饿得受不了，伸手去抓高坎上的草叶吃，一下子跌到一丈多深的坎下污泥坑里。妈骂我没有带好妹妹时，爸却流着泪说：“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能怪罪他？”
“造反有理！”这幅标语，我是看着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用石灰浆刷上石墙的。那时小村虽没有人拖枪打派仗，但“社会主义的苗”和“资本主义的草”在小村斗争得一天比一天激烈。已经告别了物物交换的社会，买盐必然要钱，因而，妈带我到山上摘了两篮子猕猴桃到八十多里外的镇子上卖钱，“生意”还没有开张就来了人将我们的“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地踩成一滩软浆。我和妈饿着肚子赶回家，当我看到自己村口那三棵亲切的古枫时，我软在了路边。妈说：“儿啊，到家了，快走！”我说：“妈，我再也走不动一步……”就在那些日子，三十六岁的爸爸患病无钱医治永远离开了我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幅标语在石墙上出现时，小村人开始有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那日子，我也离开小村去城里当干部。一天，突然有人带口信告诉我，说妈妈夜里去别人家看电视，在屋后摔了一跤。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妈妈伤着哪儿了？重不重？村里有人买电视了？妈妈这是向往文明哪！……回家看妈时，我跟妈说：“什么时候村里有车进城，我把我家的电视带给你。”没想到，这年春节前，妈冒着大雪搭一辆“手扶”拖拉机专门进城取电视来了。当我把电视放在车厢里她准备好的那堆防震稻草上后，她激动得连我的家门也没进，马上又返回了小村。我凝望着雪花里妈妈的背影，有兴奋，有安慰，也有惭愧，因为我给妈的还只是一台“黑白”。
如今，小村的石墙上写的标语是“致富光荣！”妈妈当然也看上了彩电。我站在村口往里看去，满盈盈的一山窝青瓦房群。这是稻香豆黄过后的日子，刚近黄昏，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开了电视，他们洗去脚上多情的泥土，整个世界的事情就都由他们手中的旋钮来决定闪去或出现。
村边的小溪沿水泥道路弯曲，有牧童骑牛晚归，无笛横吹，却和都市同步有新近流行的歌曲甜口。小村的狗也肥胖，尾巴翘如风帆，从小村里踱出，浑身厚肉颤颤；鸡群相邀飞过小溪，沉沉地落进竹园，正好有小虫美餐，且可吃出一种生命的平衡；有猪如牛，肥胖拖地，任那姑嫂梳毛量脊，等到年边，又会传出些屠桌压歪或腊炕吊断的新闻。自行车已经锈在屋角，摩托才算惹眼，但也已不如新近买来的客车神气。
每次回村都在古枫下和父老相见，散过一轮香烟就得回答哪天去哪家吃饭。村儿太小，自然家家都亲。劝酒叙谈，自然离不开昔日匪患，今日幸福的话题。如有年轻人怨这怨那，老辈人常要唠叨训话：“你们还不知福？是好是歹，你去问问那堵石墙……”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记忆追寻
青春之别
曾卓
发表在章靳以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上我的一首小诗《别》，是我跨入文坛的第一步。时间是1939年2月。
1938年暑假，我初中毕业。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武汉形势危急。在家长的逼促下，我只身流亡到重庆。在那一年的秋季，进了位于化龙桥的复旦中学。我喜爱文艺，经常到图书室去翻阅一些文艺报刊。其中《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很受我的注意。因为主编章靳以是著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编者，抗战前主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等很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而《文群》上的作者又大都是我很喜爱的作家，如芦焚、缪崇群、肖红、亦门等。但我从未想到要向它投稿，因为自认为远未达到那水平。抗战前，我在武汉时，在《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上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和杂文，但那时报纸的发行量很小，编者又是熟人，所以那些幼稚的习作才得以发表。事实上，进复旦中学后，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写作。1939年的元月，却突然向《文群》投寄去了一首诗，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一首诗。
那原由是这样的：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组织了“吼声剧团”，在校内校外开展一些救亡宣传活动。我参与演出了陈荒煤写的一个独幕剧《打鬼子去》，饰演一位老人。女主角则由同班的一位姓谭的女同学饰演。她是湖南湘潭人，性格热情、爽朗。在排戏、演出的多次接触中，我对她滋生了一种朦胧的感情。但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感觉到。
1939年初，快放寒假时，她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这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我毫未考虑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多次动过念头想去的。但在当时我的允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她本身。于是我们悄悄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一位亲戚的家里（她自己的家还在湖南）。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姓段的同学（是三青团员）向校方告发。外号张老虎的训育主任找我去盘问，我矢口否认，但还是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并勒令我不准离开校门一步。我立刻设法通知了她。她离开了亲戚家到一位熟人处躲藏了起来。由于我不能离校，我们的计划受阻。她再返校不大合适，在那位熟人处也不便久住，她托人带来一封信，告知她决定和一位女友先去成都，在那里再寻找去延安的机会。而为了逃避学校和监管她的亲戚的寻找，她们将不乘长途汽车，而是搭一条运货的大木船沿江到乐山转成都。我得到此信正是期终考试的前一天，学校没有上课以便于学生复习。我心神不安，面对课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终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从学校溜了出来，慌慌忙忙疾走，好不容易在长江边一码头找到了她所搭乘的大木船。船第二天就要开行，正忙着装货。她希望和期待着我会来送她，但又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当她见到我时是异常惊喜。我们在冬日的沙滩上，在来往的码头工人中走着，谈着。一些很一般的话，又似乎大有深意。有时我们又站住，默默地望着奔流的江水。几小时一闪就过去了。我必须在晚自习前回校，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为了不看到她的眼泪也不让她看到我的眼泪。我刚好赶上晚自习。教室里，同学们都在埋头复习功课。我枯坐在桌前，完全无意于复习，心情沉重，纷乱，痛苦，突然拿起了笔，在练习本上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四十多行的诗：《别》。天知道我是怎样应付了那几天的考试的。考试完后，又将《别》拿出来重看了几遍，稍作修改，觉得还可以。那么，是不是试着投稿呢？犹豫了一阵，就寄给了章靳以。内心抱着希望，却又警戒自己不要奢想。那以后，每天急急忙忙跑到学校附近一家报栏去看（学校的图书室在假期中停开），终于，在十多天后，诗登出来了。我在报栏前站了很久，真是欣喜若狂。
诗发表约半个月以后，靳以给了我一封信，另附了重庆《大公报》编辑谢贻征给他的一封信。谢贻征给靳以的信中说，他读到了《别》颇为喜欢。曾卓这个名字很陌生，他想了解一点作者的情况。靳以让我直接回答他。我给谢贻征去信后，他给了我一封回信，大意是说，没有想到这首诗的作者竟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那以后不久，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战线》上，发表了一篇谈抗战时期诗歌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别》，用了“少年雪莱”这样过于溢美的语句。当时，这对于我当然是一个大的鼓舞。
后来，我对于《别》却不大满意了。一首送人到延安的诗，却写得如此低沉，抒发着“黑水连着无际的天／你带去离愁／又将悲哀挂在我身边”这样的缠绵的情怀。所以，1944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门》时，并没有将它收进去。
但是，无论如何，是这一首小诗将我引向了文坛，而且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那以后，我成了《文群》经常的撰稿者，而且也在别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如果不是通过这次触发，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恐怕要推迟好多年。至于触发我写这首诗的那位姓谭的同学，到成都后还和我通信。那首为她送行的诗，我是寄给她看了的。她困居在黄瓦街一个亲戚家里，没有能如愿远走，也没有继续求学，后来突然和我断绝了联系。六十年了，一直得不到她的音讯，不知道她此后的命运……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比什么？
俞律
京剧的武戏总是火爆热闹的。锣鼓声中，满台的刀枪剑戟，直杀得人仰马翻、鬼哭神号。台下于是暴雷也似地喝彩。《挑滑车》就是一出非常好看的长靠武戏。
宋时金兵南侵，岳飞挂帅，带兵抗战，连战俱捷。金帅兀术着巧匠制造一种攻坚的武器谓之“滑车”。这玩艺大概就是今天坦克的原始雏形。当时冲锋陷阵，真有点摧枯拉朽的厉害。岳飞暂退一步，思考对策。其时他麾下有一员猛将，姓高名宠，有万夫不当之勇。他竟冒险单枪匹马冲上阵去，一连举枪挑翻多辆滑车，可是人和马毕竟都是肉做的，到了精疲力尽之时，终被滑车碾死。高宠临死时在舞台上连续劈叉翻滚，表演煞是精彩。不过观众于散戏之后，回头想想，总有点遗憾：你高庞本该协助岳元帅动动脑筋，定个破滑车的计策，譬如火攻、水攻，都比“肉攻”有用得多。
此戏开始时有一场“闹帐”，演的是岳元帅战前分配战斗任务。满营战将，俱有差遣，唯独不提他高宠，于是高宠闹了点脾气。其实岳元帅知人善任，怕高宠只凭匹夫之勇，临阵蛮干，所以最后派他看守大营。
高宠站在山头旌旗影下观看两军交战，兴奋地唱昆曲《石榴花》牌子云：“只见那番营蝼蚁似海潮，观不尽山头共荒郊……俺只得威风抖擞灭尔曹。”忍不住就要杀下山去了。
过了一会，看见金兵推出滑车来了，他不觉怒火中烧，接唱道：“遥望着杀气天高，不由人心如火烧，好教俺怒气难消……哪怕他万马千军，怒一怒平川齐扫！”于是丢下大营不管，匹马单枪冲下山去，嘴里念着：“待俺高宠出马会会兀术武艺如何！”
高宠诚然是忠心耿耿、英雄气概。不过他心中总以为两军对垒，谁的膀子粗武艺高谁就能赢。他是吃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苦。
京戏有一出《群英会》，演孙刘联军、火烧赤壁、以少胜多的三国故事。周瑜、孔明二人凭科学的分析成了大功，这出戏于火爆热闹之中，还内含着智慧的光彩，所以比看《挑滑车》过瘾得多。
不过京戏里斗智的戏不多，多数是以比力气大膀子粗的情节制造热闹。譬如《连环套》，窦尔墩寨主先前与黄三太比武，吃了黄三太暗器的亏，后来碰上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又和他约定比武，不料武器竟被盗走了，吃了更大的亏。
马得画（附图片）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一方浓丽清新
——蒋跃其画其人
晋庚
几年前，见报载中国美术学院教师蒋跃的水彩画入选全国美展并为美术馆收藏，颇吃一惊；之后不久又见《浙江画报》以整整两个彩色版面介绍他的水彩画艺术，又令我一惊，因为这在强手如林的浙江画坛着实不易；继而再次读到全国美术界的权威刊物《美术》上专文介绍他，并刊出了两个版面的数幅作品，更是一惊。此后，介绍他的文章，刊登他作品的各种报刊令人目不暇接。我从中得知他得到过包括美国国际艺委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水彩画学会等等权威机构颁发的金牌奖、创作奖、铜牌奖在内的一系列奖牌十余种，其作品先后被中国文化部、挪威使馆、深圳美术馆等收藏，并担任中国水彩画学会的要职。而当我与他见面追问上述荣誉时，他却一笑了之。
这位在江南古城婺江边长大的画家，好像上天注定他与“水”有不解之缘。在研习多种绘画形式之后，他对水彩画情有独钟。在其一系列佳作中总有那么一条清澈的小河在闪光，连他笔下的静物也水气流溢。
蒋跃自幼酷爱绘画，又爱读诗，崇拜过普希金、泰戈尔。还在少年时代，他就试图用画笔编织诗于水的境界中：同样是俊美聪灵的姑娘，或在河边洗头，或在海滨沐风，或在夜空望月，身边不忘一汪蓝蓝的水，在姑娘和水的谐和中表述他的梦幻和遐想。如今，年过而立，他依然是喜水、爱水、用水、画水。但表现姑娘，少了一份青春的骚动，多了一份成熟和宁静，创造了一种人和自然的和谐，一种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意蕴。他主张：“以中国诗境为灵魂，以西洋色彩为依据，以传统笔墨为参照，紧随时代步伐，畅神达意，锲而不舍，创造一个浓丽清新的水色世界。”因而他的作品在洒脱中见真诚，简洁而含蓄；在随意中见奔放，准确而丰富。在空灵流变的画面中赋予了生命内涵，在简约概括的画风中开发出了东方神韵。近年来他推出一系列作品，尽写人者如《太阳总是新的》系列，不着一笔环境却让人觉得满幅作品充溢着人物生存、劳动、互相合拍的周遭天地，真是何处不见大自然？尽写物者，如《节气》系列，不着一笔人物，却总确确实实感到画面主人就在其中。玄乎？而既画人又写景者，如《第一道诗》系列中的《暮》等等则情景并融，造型优美，独具中国情思。他的水彩，借物抒情，借人表意，熔浙派水墨笔意技巧于一炉。他有着自己的风格和面貌。
蒋跃以西方的绘画形式开采东方的艺术矿藏，借物抒怀，托诗言志，在东、西艺术的对比性研究中，他更重妙悟，更求神韵，立象以尽意。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他崇尚、回归大自然，追求一份淡淡的宁静，一份浓浓的乡思；追求质朴美、自然美、明丽美、纯净美；他执意从比较中寻找水彩画的优势，然后狠下功夫，把打动过自己那无比丰富的形象纯化为优美抒情的画面，传达一种和谐，诱发读者回味、共鸣。他不求作品“令人惊”，而追求“令人喜”，继而“令人思”，从而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使作品深含东方哲学的人生意蕴，又散发出中国传统艺术特有的神、意、气、韵，实在是妙笔丹青！
蒋跃是一位勤于思考的艺术家，他认为作为教师，不能以画几笔而自喜。因此，他还刻苦研究各种艺术理论，并以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近年来，他共发表各种论文十余万字，并有专著问世。他曾邀我去其寓所，看他搬出一沓又一沓的大幅面的水彩作品，那功力和苦心令人难忘。真可谓“雅俗共赏”，达到了他自己的主张：“以随机性、抒情性表现了流动的韵律美，空灵的诗化美，单纯的升华美，清澈的明净美，洒脱的笔意美。”让人“感悟到那种幽深、清远、澹泊”的审美情趣，使作者和作品、画家和自然、读者和作品，一见之后，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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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蒸菜
樊婉
关于做菜，大师傅们常用的手法有爆炒炝炸，烧烤煎扒等等，这烈火烹油的气氛，像赛跑。作为一个家庭主厨，我更喜欢“蒸”菜。蒸，也许太简单了些，像随随便便的散步。但是，日子比树叶还稠，总是赛跑，多累呀。
爱做蒸菜还得从爱吃蒸菜说起。
小时候，屋前有几棵高大的榆树。阳春三月，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儿从树上捋下来，粉绿粉绿，又甜又嫩，经奶奶拌面蒸了，满屋都飘着榆钱儿的清甜味儿。调上油盐，美美地吃上一碗，再喝点粥，肚里饭菜都有了。这美味常使我感慨那么没有风情的榆树，总生臭屁虫的榆树，为什么会有如许馨香的荚果呢？
较于榆树，那同院的槐树不知秀美了多少倍。而且，稍迟时日，它也开始喷香吐玉了，花苞雪白雪白。槐花自然是做蒸菜的上品。洗净控水后拌面，以松散为宜，放笼布上蒸。熟后搅散，先放油后搁盐，以免抱团儿。蒸槐花一般用白面，但我姨奶奶则另有高明。她先用一半豆面，再用一半白面，理由是：豆面香，又松散，蒸槐花增味，但豆面有股“豆腥气”，故不宜多放。果然，姨奶奶蒸出的槐花松软味醇，邻人无出其右者。
“春在溪头荠菜花”，吃完了榆钱儿、槐花，荠菜又跟上了；秋收不久，一场雨后，地里便齐刷刷地冒出了新鲜的菜芽儿。有人把剔掉的胡萝卜秧拿市场上卖，妈妈每见必买。幼胡萝卜秧茸茸翠翠，清甜柔嫩，最宜蒸吃。莴笋下来了，笋叶也是妈妈做蒸菜的材料。妈妈甚至一改我们当地总扔掉芹菜叶的做法，蒸吃芹叶，而且，味道的确不错。
这从老祖母手上传承下来的蒸菜手艺又经妈妈传给了我。除去榆钱儿槐花，平时我最爱蒸的菜是叶子像艾像菊的茼蒿。茼蒿不仅可食，而且可观可赏。去年春天，我从市郊菜农的地里采回一把美丽的黄菊花，煞是新鲜可爱。闻闻，真怪，那香味似曾相识，不，早已熟悉……哦，我恍然大悟：那香，不就是茼蒿的香么？一次读古诗，我竟又考证出茼蒿远在三国时就有。曹操《短歌行》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苹”，即指茼蒿。她就是那个“苹”！古与今不期而遇了。
当然，并不仅是青蔬可蒸。“菜”在某些地方甚至专指鱼、肉。家蒸菜其实是荤素皆可的。清蒸鱼、腐乳排骨、霉干菜红烧肉都是我家爱吃爱做的蒸荤。不过，在蒸荤中，我认为分量最重的是蒸“鸡馍”。“鸡馍”，奶奶这么叫的。有一年，奶奶把那只老得不能下蛋的母鸡杀了，肥得流油的一只鸡。怎么吃呢？蒸。鸡肉剁成块，用葱姜盐佐料腌好，再抓把红薯淀粉拌匀，然后奶奶和了一块面，擀了锅盖大的一张薄面饼摊在箅子上，鸡块又均匀地摊在面饼上。先旺火，后文火，足足焖了两个小时，掀笼。那个香呀！鸡肉酥烂不说，那“鸡馍”却俨然成了主角：喝足了油水盐分，粘些儿鸡皮肉茸儿，卷成筒儿咬着吃，又软又韧，香而不腻，腴而不肥，令人大快朵颐。去年我家做了一次“鸡馍”，好像面饼厚了些，但仍不失为美味。据我了解，同学同事中没有人尝过“鸡馍”，这大概是我已逝祖母的独创吧。
荤也罢，素也罢，蒸出来的都是香：菜蔬清香，鱼肉嫩香。但较于浓墨重彩的油烹，类似白描的“蒸”，味还是淡了些。不过，依我之见，吃蒸菜好比品茗，好比浅斟，须在淡泊中咂到真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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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秋岁·挽公木先生
张福有
惊闻公去，且慢仙游步。遍寰宇，无寻处。白山冰带雪，绿水风加雨。风烟滚①，白云尽处天无语。
昂首歌军旅②，万里寻诗路。公去后，文相叙③。诲人情依旧，掩卷心如许。公应慰，春来又放花千树。
①风烟滚，指公木先生为电影《英雄儿女》所作插曲《风烟滚滚唱英雄》。
②歌军旅，指公木先生所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③文相叙，拙作《诗词曲律说解》，由公木先生作序，写于199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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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丈量三峡
向求纬
一九九八年八月至十月，《三峡都市报》三位年轻记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从瞿塘峡西端的奉节白帝城至西陵峡东头的宜昌三游洞，徒步走完了三峡，又一次完成了用脚对长江三峡的丈量。
说它是“又一次”，是因为八十年代，三峡一位作家曾写过一篇《徒步走瞿塘》的文章，喜形于色地介绍他徒步考察八公里长的瞿塘峡的经过，称他自己是第一个徒步走瞿塘的三峡人。笔者当时就有些疑心：瞿塘峡素以“夔门天下险”著名，沿岸除了羊肠小道、栈道、乱石滩，许多地方是悬崖绝壁，“猿猴欲渡愁攀援”，要“徒步”往往得绕道爬行数十公里崎岖山路，从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通过，这“徒步”之说真有些难以令人信服。不过当年那人聪明，他没有说他“走完”，走一走爬一爬看一看罢了，这比古往今来乘舟巡看三峡的人们要具体实在得多了，这也算得是一大突破。
不过这次算是动真格的了。记得三位同行老弟乘船从万州出发的时候，编辑部就议论纷纷：一开始就“水了”，坐个什么船呢，原本是“徒步”嘛！谁料他们的起点是白帝城，白帝城离万州数十公里，这一截是不算数的。真聪明！从地理位置看，尽管如今人们爱把离三峡老远老远的地方也称为“三峡地区”，风牛马不相及的人也打起“三峡牌”，但这白帝城地处瞿塘峡西口，就在夔门的“门楣”之下，从这儿开始是最恰当、最合适不过的了。更何况还有脍炙人口的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在先，天底下的人早把白帝城当作通用的出发点，这一趟徒步三峡的行程自然也就染上了浓浓的诗情画意。
然而用脚丈量三峡却不是写诗，也不是作画，其间有的是风餐露宿，艰难险阻。三位年轻人老老实实地学着祖先猿猴的动作，逢岩爬岩，逢坎过坎，喝泉水，食野果，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在船工的打鱼船上数星星，在土家人的灰坑旁边喝“咂酒”，在深山小学简陋的校舍边看升旗，在古代民宅屋檐下抚摸秦砖汉瓦……
有个鄂西山区古朴山寨楠木园使三位记者感触颇深。这儿地处真正的楚蜀鸿沟，古栈道就在他们脚下。他们在两名土家女子的山歌牵引下来到楠木园时，简直被这恬适悠闲的世外桃源惊呆了。峡江两岸世世代代的战乱纷争，竟未曾浸染这古朴原始的生活氛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伟大变革的春风却吹了进来，三峡移民将使村寨发生根本的变化。楠木园山脚的一些柑桔林和房屋要淹没，有些村民已经在半山坡上修起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人住楼上，猪牛羊住楼下。移民搬迁房形成了街道，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记者们用笔记下了这个小山村，用相机摄下了这个小山村。将来，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地地道道的历史见证。
用脚丈量三峡的几位年轻记者，走完了三峡二百多公里行程，采撷了大量风情民俗、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移民搬迁的资料，完成了一次最难忘的人生体验。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下雪了（水彩） 蒋跃